郴州市图书馆

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的实行，全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因此，劳动力供不应求，一开始就成为“大跃进”的一个棘手问题。“大跃进”的浪潮越是升级，这个问题也就越加突出。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各个部门，都把手伸向农业合作社，要求提供更多的劳力。同时，在农业内部，随着许多水利工程特别是跨社水利工程的兴建，又在劳动力负担单位和受益单位之间引起了不少矛盾。这些矛盾，当时被视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相应的结论便是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这样，规模巨大的人民公社便“应运而生”。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为大社的意见》。7月，《红旗》杂志摘发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说：“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民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南、山东时进一步强调“人民公社好”。同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一哄而起。
  8月，湖南开始搞建社试点。郴县地委组织干部到河南省七里营卫星人民公社参观学习后，立即在郴县栖风渡乡试办“政社合一”的先锋人民公社。不久，扩大规模将邻近的5个乡并成一个大公社。郴县县委同时在坳上乡组建红旗人民公社。9月上旬，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将全县26个乡、328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组建为8个人民公社。9月30日，县委将环城乡、许家洞乡和马头岭乡的庆华社、走马岭乡的槐树下社合并，成立市郊人民公社。同日成立公社的还有东风（华塘）人民公社。10月1日，同时成立上游（鲁塘）、五星（桥口）、邓家塘、钢铁（板桥）4个公社。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99.9％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市郊公社与全县各公社一样，在建社初期，公社设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实行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它既是郊区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既是劳动组织，又是军事组织。一方面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另一方面是民兵团、民兵营、民兵连、民兵排，即所谓“组织军事化”。此外，还推行“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实行集体开餐。各大队、生产队还兴办了许多托儿所、幼儿园，公社兴办了敬老院。
  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几十户、百来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了四、五千户以上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农业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大刮“共产风”。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对社员包吃饭、包穿衣、包医疗、包上学，以为公社办得越大，包得越多，就越象共产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取消，甚至社员的家畜、果树和一部分生活资料也无偿地充了公，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这期间，不仅公社内部实行了“一平二调”，而且以钢铁为中心的各项“大办”事业，也无偿地调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导致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简称“五风”）泛滥，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积极性。这些都是脱离当时客观实际的，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空想成分，严重地脱离了农业生产灵活多样的实际，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的一系列修正制度和政策。提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还规定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划小，公社以乡为单位，生产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生产小队一般二、三十户为宜。“六十条”赋予了生产小队“八项权力”，大大加强了其自主权。这样就纠正了过去规模大、管理过于集中的问题。“六十条”还规定废除供给制、撤销公共食堂等。它标志着公社发展进入制度化阶段。1983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到1984年全部完成“社改乡”，人民公社体制也就作为历史过程而完结。
  二、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10月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为适应工农业生产齐跃进的形势，各公社都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市郊公社一哄而起共办起公共食堂332个，参加公共食堂的22850人。当时，大多数群众是盲从地进入食堂，只有少数人消极抵制和反对。建食堂时，公社发动全体基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挨家挨户拆除炉灶，收缴饮具、餐具和其他用具，结合大炼钢铁运动，砸锅献铁，彻底断了一家一户小伙食的后路。此外，市郊公社还办起幼儿园450个，人园儿童3865人；托儿所297个，人托幼儿1833人；敬老院3个，人院老人58人。
  各公共食堂实行伙食供给制，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固定专人管理，配备管理员、记账员、炊事员。创办公共食堂初期，群众对生活集体化感到很不习惯，大部分社员心存忧虑，怕公共食堂吃不好，吃不饱；怕小孩在托儿所、幼儿园受冻，闹架等。根据这一情况，公社党委及时召开会议，强调抓好集体福利事业，重点办好公共食堂，引导群众过好集体生活。由于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大多数公共食堂初期基本做到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每个公共食堂都按人口划拨菜土，种上蔬菜，饲养生猪、鸡鸭和鱼，不断改善社员生活。公共食堂创办初期，对农村挖掘劳动潜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促进农副业生产全面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同时又便于组织开会、学习和记工分，还能节省家庭事务用工和燃料，一度受到社员欢迎。
  但是，由于一个食堂把几十、上百户捆在一起吃大锅饭，不久就暴露出不少弊端。初期，食堂一般实行三餐制，有的劳动工地实行四餐制。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动力流动性强，有的社员，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到一处，吃一处，一天吃上五餐至六餐，有的食堂每天三餐，路上不断人，灶里不断烟，路过的也可以到食堂吃饭，反正是吃饭不要钱，吃社会主义的，结果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口粮按人头定量，没有多少差别，多劳动的和少劳动的一个样，于是大家都是“干不干，三餐饭”，“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打钟吃饭，门都挤烂”。更大的问题是各公共食堂不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能吃的放开肚皮吃，小孩随意抛洒饭食，造成巨大浪费。虽然1958年全市粮食确实取得了丰收，但是各级报的数字水份很大。有些人认为粮食吃不完了，不用再节约用粮了。这样一来，造成好景不长。1959年本来已经出现粮食减产的情况，但仍浮夸上报增产，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这样，农民本来就不多的口粮中的大部分被作为增产粮而征购。农民口粮的严重缺乏以及“以粮为纲＇’所导致的肉禽蛋及其他副食品奇缺，从1959年下半年起开始遭遇到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960年1月，市委一方面认真部署对1959年粮食产量进行彻底清仓查库，清仓结果，当时核实1959年粮食总产为2720万公斤，比1958年粮食总产仅增0.5%，平均亩产247.7公斤。1960年1月至7月15日新粮出产前，平均每人每月不足17.5公斤（地委补拨75万公斤后，人平每月才达到17.5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市委提出“依人定量，指标到户，统一管理，凭票开餐，粮食由大队统一管理，实行一个仓，一把锁，一杆称”的管理制度，并号召“农忙多吃，农闲少吃，有干有稀，粮菜混吃，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另一方面，市委不得不号召群众过“苦日子”，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以渡过灾荒。在各公共食堂推广所谓“双蒸双煮法”和“钵子饭”等。1960年6月20日，市委还发出《关于力争所有食堂在15天内每人每天达到2-3斤蔬菜的意见》，要求所有公共食堂平均每人划拨菜土1.5-2分，并充分利用田边、土边、山边、屋边、塘边、路边等六边大种蔬菜。同时允许社员在不影响出集体工和完成家肥任务的前提下，利用屋前屋后的空坪隙地种植少量蔬菜，以补助食堂蔬菜的不足和丰富菜源。
  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0年3月至4月，为了“进一步在城市里消灭私有制的残余，彻底地拔掉资本主义发展的根子，改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共郴州市委遵照省第二次党代会关于“城市也和农村一样，必须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必须有人民公社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和政权的基层组织”的指示精神，结合郴州市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两个月内实现了郴州市城市人民公社化。
  整个城市人民公社化工作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建社规划。时间从3月20日起至3月31日止，共计12天。据调查，当时全市共有城市人口102000人，其中国家机关干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家属79708人，占78%；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和家属13474人，大、中学校学生5074人，纯居民3000人，其他（资本家、五类分子）744人，共占22%。通过调查，为便于领导，有利生产，组织协作，全市计划建立2个城市人民公社。以北湖桥为界，城北区以厂矿为主，吸收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民参加，成立北湖人民公社。其地域范围包括许家洞镇、湖南二矿、309地质勘探队10分队、三合煤矿、火车站居委会、下湄桥一带厂矿企业，共约3万人。城南区以机关、学校、厂社、商店为主，吸收居民和部分农民参加，成立五岭人民公社。其地域范围包括地、市、县三级直属机关、厂社、部队、商店、学校、东街、西街、裕后街、民主街、文化路等五个居委会，共约7万人。公社以下设15个分社，分社以下以生产组织和原居民小组为单位，划分若干社员小组。公社为一级核算单位，各分社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分别核算，各机关、事业和生产单位都单独核算。公社办的企事业单位，除按规定交纳税收外，其收入归公社所有。
  第二步：建立筹备组织，层层宣传发动。时间从4月1日起至4月15日，共计15天。为加强对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领导，市委成立由书记党连河任组长，常委、财贸部长肖定蓉、副市长胡陶宇任副组长的城市人民公社筹备领导小组，共计14名成员，下设办公室。计划中的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也成立相应的筹备组织。五岭人民公社筹委会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禧任主任，市委常委、财贸部长肖定蓉任副主任，共有成员13人。北湖人民公社筹委会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远翔任主任，湖南二矿党委书记周衡任副主任，共有成员9人。市、社两级筹备组织成立后，随即组织骨干培训，第一批训练47名，第二批训练534名，其中五岭公社375名，北湖公社159名。并以这两批骨干为主，组成两个工作组，深人各基层单位进行广泛宣传发动。除实行工作组负责包片、党团员包户、骨干包人以外，还实行包调查摸底、包思想教育、包串联发动、包组织生产生活、包培养骨干的“五包”办法。工作组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进行挨家挨户的登门访问，个别谈心，切实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与此同时，办公室与宣传部门共同编写宣传提纲，各厂矿、学校、商店、医院、部队、合作社、组层层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宣传动员。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优越性和办社的方针、政策、人社条件等。至4月14日止，全市共作大小报告150次，听众达7万人，占总人口的70%；组织宣传队52个，出动260次，听众5万多人；张贴标语13500张、对联2000幅、横幅126条、宣传画210张、大字报648张。各生产单位都开展劳动竞赛，迎接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
  第三步：申请批准，处理具体问题。时间从4月16日起至4月20日，共计5天。通过大力宣传，充分讨论，统一认识后，在自愿的原则下，填写入社申请书，然后由城市人民公社筹委会审查批准。当时加入城市人民公社的政策是：凡驻市国家机关、学校、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原则上都应一律人社。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人社后，其性质、隶属关系保持不变，但其行政和党组织关系则由本系统和公社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中心工作和全面协作由公社统一调度。国家机关、学校、部队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采用统一申请，分别签名的办法人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厂、组）的职工亦采取上述办法。其他人员则必须一律个别申请方能吸收为社员。摘掉帽子的地富分子和愿人社的资本家也可吸收为社员，但资本家人社后仍不摘帽子，不取消定息。对那些犹豫不决的富裕户可以暂时不动员人社。五类分子不许人社。为便于加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改造，公社组织他们参加公社的各种生产组织，交社员监督劳动。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总的原则是：生产资料按等价交换的原则人社，生活资料不人社。不投资、不交基金、不分红。城市人民公社内的社有制、小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分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工资标准以不超过全民所有制同工种工资为原则。
  第四步：建立组织机构，制定社章，掀起更大生产高潮。时间从4月21日起至4月底。社员组织起来后，各公社即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公社管委会，并相应组建公社党委会。五岭公社由王禧任第一书记、刘炽昌任书记、李善行任副书记，共设委员11人。北湖公社由刘亚洲任书记，肖加俊、张明武、陈运来、周衡（兼职）任副书记，共设委员12人。公社党委和管委会下设党委办公室、组织、宣传、共青团、秘书、财经、政法、民兵武装等部门，每个公社编制20人左右。
  为了发展生产，对暂时未人社的人，允许他们参加公社生产单位的生产劳动和公社举办的集体福利事业。为了解放所有劳动力和广大妇女，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公社要求吃饭公共食堂化，七岁以下儿童托儿化。建社前，市城区共有公共食堂425个，就餐66799人；办有托儿所、幼儿园31个，人托儿童976人。其中街道办公共食堂41个，就餐6356人；有托幼组织22个，人托儿童480人。全市共有街办工业49个，从业人员1734人。1959年街办工业年产值532569元。建社后，到4月底统计，市城区公共食堂增加到450个，就餐人员达68000人；托儿所、幼儿园增加到67个，人托儿童达1879人。1960年街道工业总产值计划92万元。街道办的各类生产组织和福利服务组织从业人员达847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