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随着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在随后的三年中，中共郴县县委和郴州市委率领全市人民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大跃进”运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郴州的探索与实践。但是，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致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给以后若干年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郴州市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贯彻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到1961年1月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经历了三年曲折崎岖的发展道路。这期间，全市（1959年11月前市境均属郴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和工业交通基础建设等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痛的。
  第一节 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组织“大跃进”运动
  一、学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好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现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报告中对我国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速度作了说明，指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强调，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中国经济的落后，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国家政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5月28日，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部署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要求对总路线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6月1日，郴县地委在省委宣传部通知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二次会议宣传的补充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已经公布，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6月12日至13日，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扩大会议，全体地委委员、各县委第一书记、专直机关部门负责党员干部105人参加了会议，传达学习八大二次会议精神。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扩大会议后，郴县立即召开了县委扩大干部会议，扩大到县委全体委员、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县人委各部门负责党员千部，由县委书记葛冠卿作学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报告。会议认为：在党的总路线确定以后，全县全体总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县，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县的一切工作。会议以总路线的精神检查了领导干部思想上、工作上方法上以及指挥生产中的“问题”，批判了少数人中存在的“自满情绪”和“工作到顶论”、“生产定局论”以及“甘居中游”的消极思想。会议强调，搞好总路线的宣传，必将“振奋人心”，广大干部、群众必将“干劲十足，钻劲更大，热火朝天”。会议决定6月份为总路线的宣传活动月，在这个时间内，全县各地要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前空未有的宣传运动，要求全县组织一支上万人的宣传大军，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工，向群众开展广泛宣传。
  会后，全县各乡镇迅速轰轰烈烈地开展宣传总路线活动。各乡镇把农业合作社队以上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劳动模范、俱乐部、剧团、中小学教师、扫盲干部组织起来，投入总路线的宣传之中，做到每10入中有1名宣传员，把总路线宣传到家喻户晓。县委宣传部还发出关于大力宣传总路线的通知，要求：乡乡建立文化站、业余文工团、俱乐部，社社建立广播站、图书馆，家家要贴宣传联，人人参加听报告。华塘乡6月2日召开280人参加的宣传大会，会上一边学习总路线，一边开展文艺创作活动，当晚就编写出山歌、快板、渔鼓词126首。他们还在要道旁把表述总路线的19个字，每个字用白石头彻成5尺高、5尺宽的巨幅标语。该乡还把总路线的宣传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以总路为纲，推动生产，提出“虫子上天杀上天，虫子下地杀下地”的口号，对水稻病虫害日夜围剿；他们还对1756亩长势较差的三类禾苗大加施肥，禾苗迅速转青发菩萨全县从上到下，学习宣传总路线的热情十分高涨。据统计，是年通过总路线的宣传活动，全县宣传工作来了个大跃进：乡乡建立干部红专学校，业余党校；80％以上乡（22个乡）建立了文化站、图书馆、图书发行站和社会主义宣传网。88％以上的农业合作社（291个）成立俱乐部、业余文工团、图书室。广大工农群众的文艺创作也有大跃进。在全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浓厚的政治空气和一片跃进声音。
  二、掀起农业“大跃进”
  1957年的党内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些工厂农村生产迅速增长，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0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958年1月1日，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召开元旦广播大会，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表了《鼓起革命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年献词。1月31日至2月9日，省委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农业生产会议，确定“十年规划，五年完成”，要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1967年达到粮食平均亩产400公斤的指标，1962年完成，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25％至30%，农副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33%。为了紧跟全国、全省的发展形势，1957年12月23日，中共郴县县委召开了13天的县级扩大于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以及省委10月26日至11月6日扩干会精神，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使本已得到基本克服的急躁冒进思想重新泛滥起来。会议号召“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精神和排山倒海的劲头，加速发展农业生产”，提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公斤”的冒进口号。各乡、社都纷纷修订了生产规划，拔高各项生产指标，并且相互之间展开了热烈的挑战应战竞赛活动，决心要和时间赛跑。会后，农业“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县广泛开展起来。
  中共郴县城关镇委、镇人委贯彻县委扩干会议精神，提出“苦战两年，改变城关镇面貌”的口号，各行各业纷纷行动起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定跃进规划，拔高计划指标，开始组织全面“大跃进”运动。全镇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
  （一）大修水利 1957年冬，全镇各高级农业合作社贯彻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的《关于积极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的指示》，组织劳动力除对原有的塘坝、水渠进行全面整修外，还新建山塘75口，小II型水库1座，一直持续到1958年3月。1958年10月，市郊公社贯彻省委关于“大破县界、社界，从人力、物力上组织共产主义大协作，自带工具、口粮及其他用具进入工地，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各公社、大队都应当抽出一定劳力，编成基建队伍，实行组织军事化，作为水利建设中的骨干力量”的指示，动员全社4000多劳力兴修水利。在水利建设高潮中，各个水利工地学习推广先锋公社打破历史习惯开“夜工”的经验，晚上出工人数达到白天到人数的60-70%，当时商店里的汽灯都抢购一空，每个工地都有几盏、十几盏汽灯，加上松明灯（松树管），遍地是火光。并提出“黑夜当白天，工地当战场”、“头可断、血可流，不修好水库决不回家”等行动口号。经过一个冬春的苦干，全公社新建山塘120口，小II型水库4座。1959年，全市仅市郊公社又组织劳力新修水库、山塘76处，整修水库山塘、河坝843处，扩大水库山塘8处，开挖水渠29处，架设抽水机、水轮泵5台，增加蓄引提水量464万立方米。全社有1个大队31个生产队实现灌溉自流化。
  “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广大农民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建成了一批水利设施，既提高了农业的抗旱能力，又增强了抵御洪水的能力，为全市的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些水利设施至今仍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大跃进”运动中的水利建设出现一些蛮千的问题，使一些工程质量留下了隐患成为险病工程，尤其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无偿调拨物资，无偿使用劳动力，侵害了集体和农民的个人利益。许多水利工程未经勘察设计即匆匆上马，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也造成了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与浪费。
  （二）大办粮食 1958年3月，兴修水利告一段落，农民回到田间开始春耕后，又开展增施肥料运动。在人畜粪肥有限的情况下，增施肥料主要靠割青叶、铲草皮、挖塘泥、取墙基土等办法解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拆老屋、挖灶头取灶心土等办法积肥。同时，推广双季稻和深耕密植。是年，镇郊区推广双季早稻2184亩，比1957年663亩扩大2.3倍。种植双季晚稻1474亩，比1957年248亩扩大4.9倍。采取改旧式犁为新式犁，改浅耕犁为深耕犁，结合使用套犁的深耕方法，大力推行水田旱土深耕化。水田一般深耕7-8寸，早土一般深耕1尺以上，改变了历史上水田一般深耕4-5寸，旱土一般深耕不过1尺的传统规矩。有的打乱耕作层，片面强调密植。插秧时，早稻推行3x5寸或3x6寸；中稻推行4x5寸或4x6寸；红薯亩插4000株。是年，郊区粮食耕地面积42000亩，平均亩产250.1公斤，粮食总产1050.7万公斤，亩产、总产均比1957年增长26.7%，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水利”，大批农业劳动力被抽走，致使秋冬季作物出现无人管理的状态，甚至大量已经成熟的粮食、油茶籽等也因无人收获而烂在地里，或者因为粗糙收获与保管不善而发生霉烂。此外，大集体、“公有制”、吃公共食堂的体制，也是造成粮食、油茶籽烂在地里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
  三、组织“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
  1958年8月，在“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和“工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指导下，中共郴县地委和专员公署为了发展郴县地区的工业，报经省委批准将郴县城关镇改为郴县郴州市。1959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又将县辖郴州市升格为县级郴州市。
  建县级市初期，市委和市人委对市情作了认真研究和分析。认为郴州不是沿海城市，没有港口和码头，缺乏以发展商贸业为主的基本条件。但郴州地处山区，周边各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竹、木和农副产品资源；有纵贯市区的京广铁路和公路，交通比较便捷。基于这些认识，市委、市人委确立了以发展工业为主，靠工业兴市的方针。地委常委、地委秘书长兼郴州市委第一书记葛冠卿就多次强调：市委、市人委的工作一定要以工业建设为中心，集中主要力量抓工业。
  （一）大炼钢铁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而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会后，为在余下的4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铁产量，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1958年9月，中共郴县县委分配郴州市407吨钢铁生产任务。接到任务后，中共郴州市委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敢想敢干的精神鼓舞下，采取各级党委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一面抽派骨干外出参观学习炼钢铁技术，一面从手工业工人中组织一个接近100人的土地质队四处寻找矿源，同时开始选址龙门池牙石桥进行基建试点。经过半个月的苦战，很快建起8座土炉，并陆续投入了试产。试验成功后，10月份根据就地取材，哪里有矿就在哪里炼的原则，在市郊公社陷池塘、许家洞、新桥、白鹿洞等地选择了5个地方作铁厂地址，从全市各条战线动员了6000多劳动力和100多名干部，投入了大规模的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经过10个昼夜的苦干，又新建成土炉140座，并炼出了铁水。紧接着掀起全民大建土炉的高潮。在争取“家家流铁水，户户放钢花”的口号鼓舞下，奋战三昼夜，全市城乡新建土炉迅速发展到900多座。许多地方没有炼钢铁的原料，就砸锅头、撬门吊、收火钳；缺少燃料就毁森林，烧木炭，“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服务的采矿队、煤炭队、运输队星罗棋布，遍山遍野，布满城乡。全市出现“村村队队炉林立，街街巷巷风箱响，男女老少炼铁忙，土炉开花遍城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据统计，1958年9月至12月全市参加炼钢铁运动的人数平均每天为6000人（当时全市仅6万人），最多达1万余人。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全市共新建大小炼铁土炉1300座，生产出445.113吨铁（平均每座炉仅炼340公斤）,14.5吨钢，超额完成了县委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这些钢和铁都属于“土钢”、“土铁”，运送到上钢和大冶进行再冶炼，对完成全国当年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钢只800万吨）任务作出了贡献，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8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一次违背科学规律的蛮干。全市的炼铁炉都是土炉，而且大多不合要求，土法上马，只有热情，不讲科学，盲目蛮干，为了追求数量，甚至要求群众砸铁锅、毁门吊、捐火钳给炼铁厂炼铁。土炉炼出的铁大多品质低劣，根本无法使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在大炼钢铁中，烧炭炼钢，大肆砍伐林木，使许多原本茂盛的山林变成光山秃岭，给生态造成很大破坏。另外，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被大量抽调去炼钢铁，耽误了农时，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1958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一次主观、盲目的冒进，带来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大办地方国营工业 1957年前，郴州市境内地方国营工业发展缓慢，只有郴县电厂、人民电灯公司、县碾米厂、县面粉厂、县酒厂、县度量衡制造厂、县织染厂、专区印刷厂等12家小型工业企业。1957年工业总产值159.95万元。
  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方针，除中央在市境兴办国营711矿、电碳厂2家工业企业，省在市境兴办林业机械厂外，专区在市境兴办炼钢厂、电机厂、通用机械厂、五金机械厂、农业机械厂、粮食加工机械修配厂、化工厂、松脂厂、玻璃厂、矿冶厂、建材厂、麻袋厂、造纸厂、皮革厂等24家工业企业。市属地方国营工业除1959年建县级市时从郴县划人县碾米厂（后改为市一大米厂）、县织染厂（后改为市棉织厂）、县水泥厂（后改为市第一水泥厂）等3家工业企业外，市委、市人委还采取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转地方国营企业、集体手工业企业转地方国营企业和由市人委直接投资兴办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等措施，大力兴办地方国营工业。三年中，由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转为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的有力新瓷厂、日用化工厂、三合煤矿、糕点厂等4家企业；由集体手工业厂、社直接或几个厂、社合并后转为地方国营工业的有木工厂、铁锅厂、五金厂、造纸厂、仪表厂、胜利木材加工厂、和平砖瓦厂、汽车修配厂等8家企业；由市委、市人委直接投资兴办的地方国营工业企业，除1958年兴建，1959年停办的7家炼铁厂、1家炼钢厂和1959年兴办、1960年停办的郴州炼铁厂外，还先后兴办了市耐火材料厂、市二大米厂、粉丝厂、市水泥厂（后改为市第二水泥厂）、农药厂、卷烟厂、塑料厂、锰矿、火柴厂、无线电厂、印刷厂等20家国营工业企业。至1960年，市境共有国营工业企业62家，工业总产值2586.03万元，比1957年增长16.17倍。其中市属地方国营工业企业35家，工业总产值1144.29万元，比1957年增长7.15倍。
  “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工厂，多数企业生产条件不配套，产品成本高，质量差，销路不畅。不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工业的发展，对地方工业体系的形成，还是为后来郴州工业的大发展莫定了初步基础。
  （三）大办街道工业 1957年，郴州市街道居民中，除有修路、运输、杂工等8个生产队、组，已安排416人参加生产外，尚有2000余个劳力处于未就业或半就业状态。
  1958年，在“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指引下，郴州市委、市人委为满足市场需要，本着“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因陋就简，少啥办啥”的原则，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掀起了全民大办街道工业的高潮。至1958年8月底，共兴办街道工厂24家，从业人员1083人（另输送1000余居民参加办大工业），工业总产值11.11万元。生产出锰砂458吨，石灰213万公斤，红砖77万块，缝制加工各种生活用品59642件，补充了大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不足，调节了市场供应，扩大了就业，改善了居民生活。
  1960年2季度，在大办城市公社社办工业中，市委、市人委贯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中小结合，中小为主，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三找——找厂房、找设备、找原材；一支援——厂矿机关团体支援城市公社；两收——收购废品、收集大厂子的下脚料活动。全市三个城市公社，仅两个多月时间，就办起了137个工厂，进厂职工发展到6190人。其中五岭公社在五天时间内就有568人投入办厂活动，突破“资金、厂房、原材料、设备、人员”五大关，在6月上旬10天内兴建成49个工厂。北湖公社在5月上旬，七天内办起34家工厂。五岭公社裕后街文具厂，起初只是由3个家庭妇女献出2把剪刀3把铁锤，和一些白铁皮，借了一栋铺面做厂房，用6角5分钱买来一个眼镜盒做样子，做眼镜盒、货郎鼓、粉笔盒三种产品，后来慢慢生产墨汁、墨水、浆糊，再后来转而生产瓷漆、退色灵、香水、痱子粉、牛胶、油墨、普鲁土兰、广告颜料粉、复写纸等170种产品，且质量优良，不仅在省内畅销，而且远销广东、河南、湖北和东北一带。北湖公社办化工厂，没有砖，工人就到处检来旧碎砖，木材、锅子是工人从自己家里拿来的，灶是自己打的，生产的原料需要钱买，他们事先安排一部分老工人卖凉茶，先后共卖了89.80元，买来了生产原料，就这样把工厂办了起来。
  （四）大搞技术革新 在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中，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克服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市委、市人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958年8月，市工业和手工业系统仅经过半月时间的突击，就赶制出各种车子2000余部，制造出“土火车”、“土汽车”、牛拉车等运输工具，并全部装上滚珠轴承，实现了滚珠轴承化。市搬运社还新修了2公里木轨，准备通土火车。市轻工业系统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试制和改制产品共计159种。其中白铁社的喷灰器、抽水机、点豆机、钟表社的唱机、车床，木工社的自动风车、刨丝机等20多种新制产品还被选送参加专区和省里的技术革新展览。
  1959年，市委、市人委提出“学孔明，赛鲁班，凑巧力，施妙术”的巧干口号，在全市各行各业继续掀起技术革新高潮。5月，据全市27个厂、社、组统计，改良和试制新产品27种。如市化工厂试制矽酸钠、药皂、漂白粉成功；市耐火材料厂试制成功4部木制粉碎机；钟表社试制成功风速仪、日历钟。改良工具49种，提高工效1至2倍，节约原材料达1万元以上。石灰社将旧式窑改为新式窑，实行加料、出灰流水作业法，由原来年产100万担石灰，上升到年产220万担石灰，工效提高1倍以上，全年增加产值10万4千元，节约成本4万3千元。革新的工具有打磨机、破篾机、刮篾机、水表箱、锯钼机、压机、土制申屏等107种。如五金厂因买不到砂轮机，铅制产品不能打光成套，就自制打磨机代替砂轮机；做锉刀无钢材，就利用废铁通过药水加工，提高为高炭钢，制成了锉刀。瓶壳厂原来只有一个会织瓶壳的职工，一天只能织一个瓶壳，通过采用壳模型和“技术串传”法，很快教会全厂20多名职工，平均每人每天能织10个瓶壳，最高达到12个。皮箱社买不到原来用的皮箱锁就采用达子锁代替。塑料厂通过废品站从各县收购来的旧唱片、破胶合等物，解决了塑料原料不足的困难。机具厂和竹器社采用小材大用、废物利用、一材多用、好材珍用的办法，利用各种碎料、下脚料、废边皮做成包装品、电器安装用具和各种小件家具，不仅克服了原料困难保证了生产需要，还为国家节约了财富。
  1959年底统计，市轻工业系统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仅占10%，还有90％的手工操作。1960年，全系统各工厂的产量、产值任务都要求比1959年翻一番到三番。为此，必须从改变落后的生产工具、设备人手，大搞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从1960年1季度开始，市委、市人委采取“抓重点，分战役打歼灭战，批批突击，带动全面成龙配套”的办法，首先以织布厂、木工厂为重点进行“双革”试点。1960年1季度，下达织布厂的生产计划是棉布8万米，被单5400条，产值19万元。与1959年比较，棉布产量增加了510%，被单增加80%，产值增加27%。按1959年的劳动生产率，需要增加织布机66台，工人175人。面对这一情况，厂党支部通过向群众算劳力、时间、原材料、设备账，使全厂干部群众产生了改革手摇脚踩落后生产工具的紧迫感，通过采取领导、技术员与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先后革新了打纱机、纬子机、电动纹帐机、电动织布机、电动毛巾机、压光机、洗纱机、浆纱机、合纱机、拌纱机、染纱机等48台，提高工效2-55倍，其中一台打纱机一天的生产量就等于54个手工劳动工人一天的生产量。全厂机械化程度由1959年的13%，上升到93.5%，不仅没有增加一个劳力，还节约了街道组织协助纺纱的居民200余人，而且季季都完成了任务，正品率由1959年的95％提高到99.7%。是年，市委、市人委先后在织布厂、木工厂召开技术革新现场会，不仅很快推动全市轻工系统的双革工作，而且带动了全市厂矿的双革。至年底，全市轻工业系统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由1959年的10%，上升到48.5%，有3236个劳力已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
  全市的技术革新运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技术革新运动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甚至有些革新内容本身就缺乏科学性。
  “大跃进”时期的工业，虽然数量发展很快，但许多项目缺乏可行性论证，盲目上马，原材料、能源紧缺，经营管理薄弱，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差，结果，由开始的一哄上，最终难以为继。
  四、其他各业“大跃进”
  农业“大跃进”、工交“大跃进”，带动其他各领域、各行业也开展了“大跃进”。
  （一）教育事业 一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58年上半年，中共郴县县委和城关镇委贯彻“两条腿走路”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除坚持办好原有公办中小学外，还兴办了促进、跃进、环城3所民办中学和日升、火车站2所民办小学。8月，郴县城关镇改为郴县郴州市后，上述3所民办中学合并为郴州红旗中学，由市委书记兼任校长，仍为民办中学，时有学生320人。9月，全市中小学校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始批判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开展教育革命运动。按照县、市委的部署，改变中小学教育工作中“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和脱离实际）的关门办学倾向，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组织学生大搞劳动，组织部分教师编写生产常识教学大纲。学校安排小学生每周劳动4小时到6小时，中学生6小时至8小时。10月，在“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口号鼓舞下，市内大、中学校包括郴州师专、郴州师范、郴州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以及附设在郴州一中的体育学院、郴州红专大学机械班和化工班等8所学校联合成立“郴州大中学校人民公社”，组织学生参加大炼钢铁、大修水库等停课集中劳动，要求学生集中住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学生每天早上天没亮出操、出工，晚上天黑才回营房。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经常挑灯夜战，学生被熬得筋疲力尽，疲惫不堪。至1959年上期开学前，大中学校人民公社解体，仍按原校原班恢复上课。
  1959年11月，郴县郴州市升格为湖南省郴州市，市境内的公办中学一中、二中、三中3所学校和红旗中学以及17所公办完全小学、2所民办小学，共有10092名学生划归县级郴州市。1960年，新组建的县级郴州市0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教育事业方针，除由市直接兴办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等3所中等专业学校外，还动员厂矿企业兴办1所民办中学和1所民办农业中学，郊区板桥、市郊、马头岭3个农村公社也各兴办了I所农业中学。至1960年12月，全市共有公办中学3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民办中学2所、民办农业中学4所、公办小学118所、民办小学2所。共有教职员工451人，在校学生18795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5%。其中小学生15837人，比1958年增长2.1倍。小学生入学率达到适龄儿童的95%，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普通中学和中专学生2601人，农中学生357人。此外，还兴办托儿所845所，幼儿园228所，人托人园儿童达8549人，人托人园率占适龄儿童的65%。
  二是发展业余教育，大力扫除文盲。从1953年起，城关镇就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成立各种夜校，组织城镇职工、店员、居民和郊区农民学习文化．参加扫盲学习的人达数千人之多。大跃进中，群众性的扫盲运动进一步发展，从公社到作业组层层建立组织机构，加强对扫盲工作的领导，以食堂为单位成立业余文化学校。1959年全市参加学习的达17521人，其中扫盲班13138人，业余高小班3078人，业余初中班1233人，业余高中班720人，入学人数占青壮年应学人数的94.5%.1960年，市委提出“苦战一年，实现无盲市”的跃进口号，要求全市加快扫盲步伐，做到“文盲半文盲人入学，识字的人个个教”，使扫盲工作在全市形成一股向文化科学进军的浪潮。全市各社队采取“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晴天晚上学，下雨白天学”的方法，按学员居住地设校、设班，青壮年上民校，多子女妇女组织屋场学习班，堂屋作教室，饭桌当课桌，门板当黑板，短时间内全市形成“千人教，万人学，一盲一师，一盲多师”的扫盲热潮。据统计，全市兴办的业余文化学校共942所，其中农村696所，城市246所，参加学习的干部、职工、居民和农民达55000多人，占全市总人口37.9%。通过学习和检查验收，有34366人达到能识1500-2000字的脱盲标准，占参加学习人数的62.4%，基本上实现了无盲市的目标。
  三是全面开展教学改革。1960年4月，市委贯彻省文教书记会议关于“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参加劳动”的精神，以市一中、市一完小、市机关幼儿园为试点，进行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对1960年秋季招收的初小、初中一年级实行五年一贯制新学制。对教材内容，各校均采取“砍、换、补、合”的原则，进行大破大立，删去陈旧繁琐、脱离实际和落后学生智力发展的内容，增加富有共产主义思想，反映现代科学和现代生产方式的教材。在教学方法上，实行知识归类，精讲多练，掌握重点，突破关键，联系实际，讲深讲透，广泛进行’‘双高课”（高速度、高质量）教学。1960年上期三个中学共上“双高课”2507节，所教内容相当于过去6767节，提高工效2.7倍。同时制作各种教具2000余种，辅助教学。
  “大跃进”中一哄而起的“大办教育”的群众运动，超越了群众经济负担能力，超越了客观实际，违背了教育规律。特别是县级市办中专、办大学更超越了县级市的能力。后来不得不下马。搞教育革命，安排生产和社会活动过多，一些劳动项目明显超越学生身心负荷，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削弱了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学，忽视了基本技能的训练，致使教学质量下降。教学改革，把“大跃进”的速度带进课堂，推行“单人双高”和“双人双高”（两个教师同时上课）的所谓“双高课”，名曰知识归类，实际上是重进度，忽视质量，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二）文化事业 1958年前，郴县城关镇没有专业文化组织机构，业余文化组织只有6个业余剧团和4个不太健全的图书室。1959年建立县级市后，一方面从郴县移交部分专业文化机构，另一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全市各项文化事业也紧跟着飞跃发展。至1960年底，全市除有专业文化馆2个（其中民办1个）、电影院2个、戏院2个、剧团2个（京剧、祁剧各1个）、书店4个、艺术社1个、广播站1个、工人俱乐部1个等15个机构外，还有业余文化组织城乡俱乐部40个、业余剧团20个、图书馆20个、文学创作组45个、美术创作组25个，有各种文艺骨干2650人。通过这些文化组织和文化骨干的活动，使全市各种文化活动日益活跃、繁荣。
  全市文化工作贯彻为工农兵服务和“业余自愿、群众需要、有利生产、灵活多样”的原则，在服务中心、演唱中心、推动中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在反美宣传运动中，市社两级组织25支宣传队，运用快板、相声、双簧、小演唱等形式，深人街道、农村进行宣传演出，七天出动宣传150次，听众达数万人，共演出节目160个，画大型宣传画1600余幅，写大型标语5000余条，画漫画350多幅，出墙报、黑板报300余块，创作诗歌7200余首，群众写抗议书14000余份，印发宣传资料3400份，揭露美帝纸老虎原形，激发群众反美怒潮。五岭公社群众，两天内就创作6000多件反美宣传诗歌、相声、活报剧。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市曾先后组织宣传员、报告员、业余文艺工作者、教师、学生4000余人，组成110个宣传队分别深入各地广泛开展宣传，并出黑板报、宣传窗1100多块，写大字报15100余张，创作诗歌18万余首，还组织和辅导专业和业余剧团排演有关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短小精悍节目。为鼓励创作相互取长补短，1960年全市举办文艺创作、美术创作展览各一次，共展出作品900余件，观众达4万多人次。工人唐福安创作的“向党献礼”木刻、农民黄性桂创作的“蔬菜丰收”画都达到了省优秀作品水平。
  戏剧工作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亦出现一片百花争艳景象。市祁剧团除在市内演出外，还经常上山下乡，既是演出队、又是宣传队、生产队，全年演出462场次，观众达22.8万人次。该团通过“人人动笔写，个个搞创作”，全年整理发掘优秀传统剧目327个，配合中心工作创作现代戏120个。市京剧团全年创作大小节目70个，演出“林海雪原”、“三代仇”等节目，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赞扬。
  1960年，全市电影、图书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全年放电影2481场次，比上年增加51%，观众达127.5万人次。图书馆图书增加到24352册，杂志120种，报纸24种。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深入农村、矿山送书250多次，共送出图书12500册。
  这个时期的文化事业，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多受“大跃进”的影响，出现不少“形式主义”、浮夸和不尊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尤其是不少作品，为“大跃进”摇旗呐喊，最终失去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卫生事业 1958年，郴县城关镇和郴县郴州市委、市人委贯彻执行省委、省人委发布的《1958年至1964年湖南省消灭四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规划（草案）》，先后四次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内容的卫生工作“大跃进”，使全市卫生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初步治理了蚊蝇滋生场所，基本消灭了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改为臭虫）四害，并涌现出一批卫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中建设里居委会被评为湖南省及中南区卫生模范单位。郴州市被郴县专区评为“四无”城市。
  1959年，市委、市人委贯彻“卫生工作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提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除尽‘五害’（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消灭‘四病’（疟疾、痢疾、钩虫病、血丝虫病），实现‘十无’（无鼠、无雀、无蝇、无蚊、无蛆、无蟑螂、无孑孓、无杂草、无垃圾、无污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市委成立了由专、县、市三级领导成员组成的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全市各厂矿、学校、居委会和市郊公社建立基层除害灭病领导小组31个，保健站6个，各单位公共食堂设立卫生保健室392个，配备领导小组成员210人，卫生指导员67人，卫生保健员453人，每个居民小组还选有一名卫生小组长，使卫生工作项项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全市采取“机关带头、领导带头、干部带头、党团员带头、治保员民兵带头”和“干部包发动群众、医务人员包技术指导、炊事员包厨房、保育员包托儿所幼儿园、饲养员包猪栏、老人包室内，青壮年包室外、清洁卫生员包灭蛆、小孩包打苍蝇、治保员和民兵包灭鼠灭雀”的十包办法，利用元旦、春节、“五一”、“七一”、“十一”等节日期间，先后发动十三次大规模的卫生突击运动。每次卫生突击运动都要求各单位做到所属地段无洼地、无积水；凡通水的地方必须有沟，有水沟的地方必需畅通；所有防火水池、观赏水池和饮用水池，都要养鱼或用漂白粉或石灰消毒，防止蚊、蝇滋生。各单位室内室外都要打扫、洗刷干净，做到无垃圾、无杂草；各单位所有厕所都要求加盖灭蛆灭蝇，做到自动化。每次参加卫生突击运动的人数均达3-4万人，最多时达5万人，占当时全市总人口8万人的50-60%。每次开展卫生突击运动后，市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都要组织全市性检查、评比，插红旗，树标兵。
  在开展除害灭病运动中，广大群众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创造除害工具8种，在全市推广7种，由群众自制除害工具18种，计48500件，平均每户3件。由群众自动献出的灭蛆除病土药方7种，并在全市实行统一定时薰烟灭蚊，取得很好成效。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10月，全市共计灭鼠42007只，灭雀7201只，灭蝇634公斤，灭蟑螂91776只，挖蛹528公斤，积卫生肥37.62万担，疏通阴沟48877米，铲除杂草4095.6亩，拆改建厕所1095间，填平污水坑62912米，清除垃圾2.07万担。是年，为预防乙类传染病“流行性脑膜炎”的流行（当年全市发生脑膜炎患者282例，死亡15例），向全市老中医师和草医师征集预防脑膜炎、麻疹、疟疾、痢疾、肠胃炎等单方350个，选择推广50多个。以居委会和公共食堂为单位，成立土药厂26个，组织挖药队58个，出动上山挖土药16516人次，采集土药125种，共计17.22万公斤，杀菌灭蝇药1.56万公斤，Fi.烟药6.83万公斤，用六六六烟薰剂110359包。在火车站、汽车站、戏院等公共场所设立5个检疫站，执行宣传、防疫和检查任务，并在群众中大力施行吃草药、滴鼻子、带口罩、用盐水漱口、吃生萝卜和大搞卫生6项防疫措施，共发动群众服药394.8万人次，药水滴鼻34.4万人次。从而，基本上控制了脑膜炎流行。全市其他疾病发病率也显著下降，特别是疟疾的发病率由解放前1942年至1949年占总人口的78%，下降到1959年的0.3%01959年11月县级郴州市成立后，新市委、市人委对医疗卫生工作更加重视。首先层层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严格的卫生工作责任制。市爱委会明确规定，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都要发动群众进行突击性清洁大扫除。平时则要求做到一天一小扫，一周一大扫，每周星期六为全市爱国卫生日。市爱卫办则定期组织检查评比，并统一印制‘’卫生之家”、“最清洁”、“清洁”、“不清洁”、“最不清洁”等五种标志，根据评定结果，在每户居民的大门上进行张贴。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风尚在群众中初步形成。
  1960年，市委根据不同季节容易发生不同传染性疾病的情况，在全市广泛掀起“城市学佛山，农村学稷山”的爱国卫生热潮。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先后组织四次卫生突击，每次突击运动都做到有规划、有部署、有检查、有评比总结。每次卫生突击时间长达半个月，对检查不合格的单位和城市居民户，都要责令补火。与此同时，市委、市人委还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市里新成立了市卫生防疫站、市妇幼保健站，加上原有的市立医院、市中医院已有专业医疗防疫机构4家，各农村公社都建立卫生院，各大队和城市分社都设立卫生所。至1960年12月，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44家，医护人员188人，病床83张。是年2月，外地发生脑膜炎病疫流行。市委组织全市医务人员在交通要道和公共场所设立检查站，并对全市干部群众服用预防脑膜炎的土药，用预防液滴鼻子，设立隔离旅社，对疫区来的患者实行隔离治疗，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这次脑膜炎在郴州市的大流行。是年秋，市委还组织全市90多名医疗人员，对钩虫病、丝虫病开展了普查普治工作，共普查27407人，查出钩虫病患者10765人，治疗10254人；查出丝虫病患者2038人，治疗1812人。对历史疟疾病人，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抗复发治疗，并普遍利用土药熏烟，经常进行空气消毒，使全市疟疾病发病率进一步下降到万分之零点二。
  通过几年的努力，全市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解放前的“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入到郴州打摆子”，一跃而被评为全省卫生红旗市。1960年5月5日，《湖南日报》在第二版以“学郴州、赶郴州，改变城市卫生面貌”的通栏标题，报道了郴州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并发表“让城市都卫生文明美观”的社论，号召全省各个城市都应该象郴州市一样，统一领导，统一部署，采取标本兼治方针，迅速改变城市卫生面貌，让全省所有城市都成为卫生、文明、美观的城市。
  “大跃进”运动是“左”倾冒进的产物。尽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的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准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泛滥开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第二节 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的实行，全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因此，劳动力供不应求，一开始就成为“大跃进”的一个棘手问题。“大跃进”的浪潮越是升级，这个问题也就越加突出。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各个部门，都把手伸向农业合作社，要求提供更多的劳力。同时，在农业内部，随着许多水利工程特别是跨社水利工程的兴建，又在劳动力负担单位和受益单位之间引起了不少矛盾。这些矛盾，当时被视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相应的结论便是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这样，规模巨大的人民公社便“应运而生”。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为大社的意见》。7月，《红旗》杂志摘发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说：“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民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南、山东时进一步强调“人民公社好”。同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一哄而起。
  8月，湖南开始搞建社试点。郴县地委组织干部到河南省七里营卫星人民公社参观学习后，立即在郴县栖风渡乡试办“政社合一”的先锋人民公社。不久，扩大规模将邻近的5个乡并成一个大公社。郴县县委同时在坳上乡组建红旗人民公社。9月上旬，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将全县26个乡、328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组建为8个人民公社。9月30日，县委将环城乡、许家洞乡和马头岭乡的庆华社、走马岭乡的槐树下社合并，成立市郊人民公社。同日成立公社的还有东风（华塘）人民公社。10月1日，同时成立上游（鲁塘）、五星（桥口）、邓家塘、钢铁（板桥）4个公社。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99.9％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市郊公社与全县各公社一样，在建社初期，公社设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实行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它既是郊区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既是劳动组织，又是军事组织。一方面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另一方面是民兵团、民兵营、民兵连、民兵排，即所谓“组织军事化”。此外，还推行“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实行集体开餐。各大队、生产队还兴办了许多托儿所、幼儿园，公社兴办了敬老院。
  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几十户、百来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了四、五千户以上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农业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大刮“共产风”。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对社员包吃饭、包穿衣、包医疗、包上学，以为公社办得越大，包得越多，就越象共产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取消，甚至社员的家畜、果树和一部分生活资料也无偿地充了公，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这期间，不仅公社内部实行了“一平二调”，而且以钢铁为中心的各项“大办”事业，也无偿地调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导致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简称“五风”）泛滥，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积极性。这些都是脱离当时客观实际的，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空想成分，严重地脱离了农业生产灵活多样的实际，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的一系列修正制度和政策。提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还规定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划小，公社以乡为单位，生产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生产小队一般二、三十户为宜。“六十条”赋予了生产小队“八项权力”，大大加强了其自主权。这样就纠正了过去规模大、管理过于集中的问题。“六十条”还规定废除供给制、撤销公共食堂等。它标志着公社发展进入制度化阶段。1983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到1984年全部完成“社改乡”，人民公社体制也就作为历史过程而完结。
  二、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10月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为适应工农业生产齐跃进的形势，各公社都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市郊公社一哄而起共办起公共食堂332个，参加公共食堂的22850人。当时，大多数群众是盲从地进入食堂，只有少数人消极抵制和反对。建食堂时，公社发动全体基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挨家挨户拆除炉灶，收缴饮具、餐具和其他用具，结合大炼钢铁运动，砸锅献铁，彻底断了一家一户小伙食的后路。此外，市郊公社还办起幼儿园450个，人园儿童3865人；托儿所297个，人托幼儿1833人；敬老院3个，人院老人58人。
  各公共食堂实行伙食供给制，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固定专人管理，配备管理员、记账员、炊事员。创办公共食堂初期，群众对生活集体化感到很不习惯，大部分社员心存忧虑，怕公共食堂吃不好，吃不饱；怕小孩在托儿所、幼儿园受冻，闹架等。根据这一情况，公社党委及时召开会议，强调抓好集体福利事业，重点办好公共食堂，引导群众过好集体生活。由于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大多数公共食堂初期基本做到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每个公共食堂都按人口划拨菜土，种上蔬菜，饲养生猪、鸡鸭和鱼，不断改善社员生活。公共食堂创办初期，对农村挖掘劳动潜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促进农副业生产全面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同时又便于组织开会、学习和记工分，还能节省家庭事务用工和燃料，一度受到社员欢迎。
  但是，由于一个食堂把几十、上百户捆在一起吃大锅饭，不久就暴露出不少弊端。初期，食堂一般实行三餐制，有的劳动工地实行四餐制。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动力流动性强，有的社员，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到一处，吃一处，一天吃上五餐至六餐，有的食堂每天三餐，路上不断人，灶里不断烟，路过的也可以到食堂吃饭，反正是吃饭不要钱，吃社会主义的，结果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口粮按人头定量，没有多少差别，多劳动的和少劳动的一个样，于是大家都是“干不干，三餐饭”，“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打钟吃饭，门都挤烂”。更大的问题是各公共食堂不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能吃的放开肚皮吃，小孩随意抛洒饭食，造成巨大浪费。虽然1958年全市粮食确实取得了丰收，但是各级报的数字水份很大。有些人认为粮食吃不完了，不用再节约用粮了。这样一来，造成好景不长。1959年本来已经出现粮食减产的情况，但仍浮夸上报增产，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这样，农民本来就不多的口粮中的大部分被作为增产粮而征购。农民口粮的严重缺乏以及“以粮为纲＇’所导致的肉禽蛋及其他副食品奇缺，从1959年下半年起开始遭遇到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960年1月，市委一方面认真部署对1959年粮食产量进行彻底清仓查库，清仓结果，当时核实1959年粮食总产为2720万公斤，比1958年粮食总产仅增0.5%，平均亩产247.7公斤。1960年1月至7月15日新粮出产前，平均每人每月不足17.5公斤（地委补拨75万公斤后，人平每月才达到17.5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市委提出“依人定量，指标到户，统一管理，凭票开餐，粮食由大队统一管理，实行一个仓，一把锁，一杆称”的管理制度，并号召“农忙多吃，农闲少吃，有干有稀，粮菜混吃，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另一方面，市委不得不号召群众过“苦日子”，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以渡过灾荒。在各公共食堂推广所谓“双蒸双煮法”和“钵子饭”等。1960年6月20日，市委还发出《关于力争所有食堂在15天内每人每天达到2-3斤蔬菜的意见》，要求所有公共食堂平均每人划拨菜土1.5-2分，并充分利用田边、土边、山边、屋边、塘边、路边等六边大种蔬菜。同时允许社员在不影响出集体工和完成家肥任务的前提下，利用屋前屋后的空坪隙地种植少量蔬菜，以补助食堂蔬菜的不足和丰富菜源。
  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0年3月至4月，为了“进一步在城市里消灭私有制的残余，彻底地拔掉资本主义发展的根子，改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共郴州市委遵照省第二次党代会关于“城市也和农村一样，必须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必须有人民公社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和政权的基层组织”的指示精神，结合郴州市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两个月内实现了郴州市城市人民公社化。
  整个城市人民公社化工作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建社规划。时间从3月20日起至3月31日止，共计12天。据调查，当时全市共有城市人口102000人，其中国家机关干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家属79708人，占78%；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和家属13474人，大、中学校学生5074人，纯居民3000人，其他（资本家、五类分子）744人，共占22%。通过调查，为便于领导，有利生产，组织协作，全市计划建立2个城市人民公社。以北湖桥为界，城北区以厂矿为主，吸收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民参加，成立北湖人民公社。其地域范围包括许家洞镇、湖南二矿、309地质勘探队10分队、三合煤矿、火车站居委会、下湄桥一带厂矿企业，共约3万人。城南区以机关、学校、厂社、商店为主，吸收居民和部分农民参加，成立五岭人民公社。其地域范围包括地、市、县三级直属机关、厂社、部队、商店、学校、东街、西街、裕后街、民主街、文化路等五个居委会，共约7万人。公社以下设15个分社，分社以下以生产组织和原居民小组为单位，划分若干社员小组。公社为一级核算单位，各分社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分别核算，各机关、事业和生产单位都单独核算。公社办的企事业单位，除按规定交纳税收外，其收入归公社所有。
  第二步：建立筹备组织，层层宣传发动。时间从4月1日起至4月15日，共计15天。为加强对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领导，市委成立由书记党连河任组长，常委、财贸部长肖定蓉、副市长胡陶宇任副组长的城市人民公社筹备领导小组，共计14名成员，下设办公室。计划中的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也成立相应的筹备组织。五岭人民公社筹委会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禧任主任，市委常委、财贸部长肖定蓉任副主任，共有成员13人。北湖人民公社筹委会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远翔任主任，湖南二矿党委书记周衡任副主任，共有成员9人。市、社两级筹备组织成立后，随即组织骨干培训，第一批训练47名，第二批训练534名，其中五岭公社375名，北湖公社159名。并以这两批骨干为主，组成两个工作组，深人各基层单位进行广泛宣传发动。除实行工作组负责包片、党团员包户、骨干包人以外，还实行包调查摸底、包思想教育、包串联发动、包组织生产生活、包培养骨干的“五包”办法。工作组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进行挨家挨户的登门访问，个别谈心，切实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与此同时，办公室与宣传部门共同编写宣传提纲，各厂矿、学校、商店、医院、部队、合作社、组层层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宣传动员。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优越性和办社的方针、政策、人社条件等。至4月14日止，全市共作大小报告150次，听众达7万人，占总人口的70%；组织宣传队52个，出动260次，听众5万多人；张贴标语13500张、对联2000幅、横幅126条、宣传画210张、大字报648张。各生产单位都开展劳动竞赛，迎接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
  第三步：申请批准，处理具体问题。时间从4月16日起至4月20日，共计5天。通过大力宣传，充分讨论，统一认识后，在自愿的原则下，填写入社申请书，然后由城市人民公社筹委会审查批准。当时加入城市人民公社的政策是：凡驻市国家机关、学校、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原则上都应一律人社。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人社后，其性质、隶属关系保持不变，但其行政和党组织关系则由本系统和公社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中心工作和全面协作由公社统一调度。国家机关、学校、部队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采用统一申请，分别签名的办法人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厂、组）的职工亦采取上述办法。其他人员则必须一律个别申请方能吸收为社员。摘掉帽子的地富分子和愿人社的资本家也可吸收为社员，但资本家人社后仍不摘帽子，不取消定息。对那些犹豫不决的富裕户可以暂时不动员人社。五类分子不许人社。为便于加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改造，公社组织他们参加公社的各种生产组织，交社员监督劳动。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总的原则是：生产资料按等价交换的原则人社，生活资料不人社。不投资、不交基金、不分红。城市人民公社内的社有制、小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分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工资标准以不超过全民所有制同工种工资为原则。
  第四步：建立组织机构，制定社章，掀起更大生产高潮。时间从4月21日起至4月底。社员组织起来后，各公社即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公社管委会，并相应组建公社党委会。五岭公社由王禧任第一书记、刘炽昌任书记、李善行任副书记，共设委员11人。北湖公社由刘亚洲任书记，肖加俊、张明武、陈运来、周衡（兼职）任副书记，共设委员12人。公社党委和管委会下设党委办公室、组织、宣传、共青团、秘书、财经、政法、民兵武装等部门，每个公社编制20人左右。
  为了发展生产，对暂时未人社的人，允许他们参加公社生产单位的生产劳动和公社举办的集体福利事业。为了解放所有劳动力和广大妇女，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公社要求吃饭公共食堂化，七岁以下儿童托儿化。建社前，市城区共有公共食堂425个，就餐66799人；办有托儿所、幼儿园31个，人托儿童976人。其中街道办公共食堂41个，就餐6356人；有托幼组织22个，人托儿童480人。全市共有街办工业49个，从业人员1734人。1959年街办工业年产值532569元。建社后，到4月底统计，市城区公共食堂增加到450个，就餐人员达68000人；托儿所、幼儿园增加到67个，人托儿童达1879人。1960年街道工业总产值计划92万元。街道办的各类生产组织和福利服务组织从业人员达8472人。
  第三节 中共郴县郴州市委和县级郴州市委的建立
  一、中共郴县城关镇委改为中共郴县郴州市委
  1958年8月29日，省委、省人委（58）第59号文件批准，郴县城关镇改为郴县郴州市，仍属郴县县委、县人委领导。9月6日，郴县地委、郴县专署转发了省委、省人委的通知。9月25日，正式成立郴县郴州市。市域辖原城关镇、环城乡、许家洞乡。城区仍设6个居委会58个联组。9月30日，郴县郴州市设立市郊人民公社，辖原环城乡和许家洞乡。9月29日，中共郴县县委、县人委发出通知，经县常委研究决定，原中共城关镇委改为中共郴州市委，原镇人民委员会改为郴县郴州市人民委员会。市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工交部、财贸部、监察委员会、统战部。群团设共青团市委会、妇联、工会。市人委设秘书科、计委会、人监科、卫生科、文教科、财政科、民政科、工业科、商业科、房地产公司。9月29日至30日，郴县郴州市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听取了侯清尧关于半年来的施政报告，选举了市人民委员会。陈家盛当选为市长，胡陶宇、侯清尧当选为副市长。大会通过了八项工作决议：（一）继续发动群众大办工业，大抓生铁生产，发射生产卫星；（二）领导群众，开展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竟赛；（三）发动群众，实现人民公社化，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四）进一步全面深入开展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五）加速市政建设，全面美化城市；（六）加强财贸工作领导，掀起跃进更大高潮；（七）组织劳动大军，参加工农业生产，彻底做到家无闲人；（八）加强军事训练，实现全民皆兵，增强国防，保卫生产。
  1958年10月6日，经地委研究同意，成立中共郴州市委员会，由陈英然、陈家盛、张远翔、李中来、胡陶宇、李都谦、王田、侯清尧、黄治平、王开元组成。县委副书记陈英然兼任市委书记，陈家盛、张远翔任市委副书记。
  二、中共县级郴州市委的建立
  1959年1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郴县郴州市，设立湖南省郴州市，归郴县专员公署直接领导。市辖原郴县郴州市城区6个居民委员会和市郊公社及原郴县板桥公社、马头岭公社。总面积750平方公里，年末人口148913人。经省委批准，郴县地委任命地委秘书长葛冠卿兼任市委第一书记，陈英然、党连河、赵恒湘为书记，陈英然兼市人民委员会市长。不久，陈英然调地委工交部任副部长。经省委批准，地委任命朱永保、刘济民为市委书记，肖定蓉、李水先为常委，朱永保兼任市人民委员会市长。12月17日，市委、市人委决定成立新的市级机构。市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监察委员会、工交部、财贸部、农村部、党校等工作部门。市人民委员会设秘书室、计划委员会、编制委员会、人事科、民政科、教育科、文化科、卫生科、档案科、商业局、粮食局、财政局、农业局、林业局、基建局、轻工局、重工业局、公安局，共18个办事机构。1960年6月，市人委增设文教办公室、行政科、畜牧水产局、油茶局、科学技术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等6个办事机构，基建局改为基建交通局。1962年，市人委机构再次调整，设人委办公室、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人事、劳动、民政、卫生、财政、统计、建设、手工业管理8个科，公安、文教、商业、粮食、税务、农林水利、工业、物资8个局。
  三、中共郴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1960年2月2日，市委遵照省委1960年元月11日关于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指示，作出“关于召开我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决议。当时，全市有基层党委4个，党总支27个，党支部191个，党员1534名。按照选举办法，划分为7个选区，59个选举单位，共选出正式代表150名，其中男135名，女15名。
  1960年2月21日至25日，中共郴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俱乐部召开。会议实到代表140名，因病因事请假10名，列席代表33名。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各项内容都充满了“左倾”色彩。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1958年以来连续两年“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讨论制定今后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研究和总结在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基础上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问题；选举市委员会和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
  大会由地委秘书长兼市委第一书记葛冠卿致开幕词。市委书记朱永保代表市委作题为《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乘胜前进，为加速建设新郴州市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该报告认为：1958年8月建市以来，尤其是1959年11月由县辖市改为地辖市以来，虽然还不足两年的时间，但全市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全市人民经历了全民大办工业和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经历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经历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整风运动和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连续两年的“大跃进”，提前三年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1685万元（其中工业产值882.3万元，农业产值802.7万元），比1958年和1957年分别增长173％和289%。主要工业品产量：原煤19900吨、水泥1445吨、发电量65.38万度、耐火砖1330吨、棉布15600米，日用瓷65.4万件、工业用瓷89吨、各种农具7万件。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在耕地面积减少11499亩的情况下，仍达2720万公斤，比1958年增产13万公斤，平均亩产量由1958年的220.5公斤，增加到247.5公斤，增长12.2%。生猪发展到3.44万头，同比增长60%。茶油1.7万担，同比增长44%。水产品1.11万担，同比增长1.6倍。
  该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全市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根本方针，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高速度地持续跃进，进一步改变全市面貌。与此同时，相应地提出了1960年至1962年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规划。其主要指标是：1960年：工业总产值2000万元。主要工业品产量：原煤2.5万吨、水泥1.2万吨、发电量680万度、铁300吨、棉布36万米、日用瓷器500万件。农业总产值1718万元、粮食产量3051万公斤、生猪10万头、茶油2万担、水产品2万担、棉花154.5担、木材2.1万立方米、甘蔗63万担。地方财政收入1千万元。
  1962年：工业总产值7000万元。主要工业品产量：原煤5万吨、水泥6.5万吨、发电量5000万度、钢3000吨、铁5000吨、棉布100万米、日用瓷器2000万件。农业总产值3865万元、粮食产量3620万公斤、生猪23万头、茶油3万担、水产品4.25万担、棉花600担、木材3万立方米、甘蔗100万担。地方财政收人3200万元。
  报告认为：上述规划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完成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上述规划均严重脱离当时实际，虽经努力奋斗，但并未实现。
  该报告还对1959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了总结。认为“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贯彻之后，经过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体党员不论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观念上，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一次整风运动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事实看，有极少数同志的思想状况是很不健康的。他们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群众运动，不是抱之以热烈拥护和坚决执行的态度，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对其非难，甚至攻击。他们对党的领导不是抱着绝对服从的态度，而是阳奉阴违随随便便，甚至於起而反对。这些同志都是犯了右倾的错误。通过几个月的整风和反右倾斗争，共揭发出犯有右倾错误的同志63名，其中属于严重错误的同志25名。这些同志经过揭发批判之后，一般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向党表示了悔改的决心。通过4个月来的整风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仅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本人，而且教育了全体党员，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在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在政治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不正之风。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行，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
  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刘济民，市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水先，组织部部长谢志刚，宣传部部长张远翔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郴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大会选举葛冠卿、朱永保、党连河、赵恒湘、刘济民、肖定蓉、李水先、张远翔、谢志刚、金占奎、宋世武、赵勤、李德承、李忠来、李软秀等15人为郴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陈化先、麻育彬、梁中维等3人为市委后补委员。经市委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葛冠卿、朱永保、党连河、赵恒湘、刘济民、肖定蓉、李水先等7人为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葛冠卿为书记，朱永保、党连河、赵恒湘、刘济民为副书记。
  四、创办市委机关报《郴州新闻》
  1960年3月，为了经常地、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全市各个方面“大跃进”的面貌，广泛地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市委研究决定并报经省委批准，创办市委机关报《郴州新闻》。当时确定该报的任务是：“经常正确通俗地向全市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宣传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中央、省、地委在工农业建设、城市建设和文化、科学等各项工作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精神，以及市委贯彻中央、省、地委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的具体措施，指导和推动全市工作”。在内容上要求该报“主要是报道全市工业（包括基本建设）、农业（包括蔬菜和副食品生产）和财贸，同时报道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党的生活以及国际国内时事。在形式上，要求报纸”要办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短小精干、丰富多彩，真正起到毛主席提出的“组织、鼓舞、激励、推动”的作用。市委还决定，该报以全市工农群众为主要读者对象，要求该报发行到全市各个厂矿的车间、坑口、小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作业组，城市居民小组和商店。
  市委任命杨德昭为报社社长兼主编，社址设市龙骨井45号（今北湖区教育局院内）。始有在编人员8人，后增至10人。是年4月3日和7日经试刊两期后，于同年4月11日正式出版发行，为四开四版，双日刊，铅印。一版为要闻，二版为经济，三版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四版为国内外时事。报社办有印刷厂，每期印刷发行量为2500至3100份。共出版发行144期。后因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于1961年11月27日停刊。
  第四节 对“左”倾错误的初步认识与纠正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一、对“左”倾错误的初步认识与纠正从
  1958年冬到1959年春的半年时间里，人民公社在组织生产生活实践中，暴露了许多问题。一是刮“共产风”，最直接的体现是从合作化时期的以高级社为核算单位转变为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原来高级社的财产，被无偿转为公社所有；社员的自留地收为集体经营；不分你我，不分公私，把社员的诸如小农具等个人生产工具以及锅、盆、碗、猪、鸡、鸭等生活资料都归了公，无代价地层层往上调。公社的生产投入和生活供应资金，主要来自无偿调拔原高级社和社员个人的财产。二是公社集中过多，统得太死。各种权力集中在公社，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没有责任制，劳动纪律松驰，工作上瞎指挥；在收支管理上，一切由公社统一收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包粮食、包工资、包看病吃药、包理发洗澡、包看戏，生产大队、生产中队、生产小队（作业组）形同虚设。由于人民公社权力过于集中，统得多而统不好，管得宽而管不住，造成许多重大失误，出了不少笑话。三是取消按劳分配，搞平均主义。无视各个生产队之间、社员个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简单地实行平均分配，破坏按劳分配原则。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集体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群众说：“劳不劳，三餐饭；干不干，一块半（都发1.5元工资）”，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四是规模过大，鞭长莫及。市郊公社有5209户，22850人。有的大食堂，两个钟头还开不完餐，有的吃一餐饭要跑几里路；有的房屋拆了，搞大居民点，三四代同居一室，群众意见很大。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大大背离了群众意愿，严重地压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已觉察到了“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于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并着重指出：在今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1959年2月1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之间可以有合理的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大队）为基础。
  1959年3月上旬中央郑州会议后，省委召开了全省六级干部大会，传达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和毛泽东重要讲话。3月中旬，中共郴县县委召开了包括县、市（郴县郴州市）、社、大队、生产队（中队）、生产小队（作业组）五级干部大会，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开始整顿人民公社的组织和经营管理，并对干部作风进行了初步整顿，混乱局面有所好转。
  1959年上半年，市郊公社贯彻县委五级扩干会议精神，主要做了五件事。
  一是适当调整了生产大队、中队和小队（作业组）的规模。将全社原许家洞、新桥、高壁、城前岭、燕泉、铜坑湖、梨树山等7个大队47个生产中队、176个生产小队，调整为许家洞、天堂、马岭、新桥、铜坑湖、高壁、城前岭、环城、梨树山等9个生产大队、54个生产中队、228个生产小队（作业组）。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由原744户、2891人，调整为579户、2249人；平均每个中队由原111户、431人，调整为97户、375人；平均每个生产小队（作业组）由原30户、115人，调整为23户，89人。并实行了作业组、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三结合，方便了社员生产生活。
  二是下放了权力，实行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中队）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大队核算，建立健全了生产责任制。生产大队对生产中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的“三包”和“定作物项目、定产量产值、定财务成本、定生产措施、定劳动力、超产奖励”的“五定一奖”责任制。生产中队对生产小队（作业组）实行“四到田”和“五到人”。即：作物品种到田、生产措施到田、产量产值到田、管理人到田和管理病虫害到人、管理排灌到人、保证生产技术措施到人、防止牲畜破坏到人、注意作物生长情况到人。
  三是合理安排劳力，实行定额定任务生产劳动，确定奖罚办法。全社安排60％的劳力从事种植业，10％的劳力从事畜牧水产养殖业，10％的劳力从事工业生产，10％的劳力从事生活福利事业，其余10％的劳力作机动，平时在队务农，忙时参加社队组织的基本建设或临时突击任务。对每个劳动力全面推行基本劳动日、预支工资、口粮三结合制度，规定在正常情况下，男劳力每月出勤28天，女劳力每月出勤26天。对每个劳动力均按劳力强弱评定工分底分级别，并建立劳动考勤和记工制度，实行五天一记工，十天一评工，一月一奖励。
  四是全面加强了对生产大队、中队、小队的领导，整顿了社、队干部作风。全社下放了44个公社、大队干部，142个生产中队干部，分别到生产大队、生产中队和生产小队任职。同时规定，大队干部每月参加生产劳动不少于10天，生产中队干部不少于24天，小队干部不少于28天。
  五是开展了清理旧账工作，以便消除社员怀疑顾虑，做到取信于民。
  县五级干部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和市郊公社的初步整顿，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巩固具有积极意义，确保了人民公社的继续运转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组织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共产风和形式主义。但是，一些潜在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秋后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后，“左”的一套又来了，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这样，把“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推向全党。
  中共湖南省委参照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办法》，结合湖南情况，规定凡是在言行上属下列性质的党员干部，都应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经查明情节确实严重的，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三面红旗”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借批评“大跃进＇’缺点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的；（4）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深刻检讨的；（5）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缺点，反对党中央的。根据这些原则，凡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般调离主要工作岗位和机要部门，但检讨深刻决心悔改的非首要分子可以不给处分；对犯有右倾错误而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般不予处分。
  郴州市的“反右倾”斗争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郴县地委的部署，于1959年9月初开始的。9月1日，中共郴州市委向市属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认清形势，克服右倾情绪。市委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陈英然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并按工交、财贸、文教卫生成立三个战线领导小组。市委和市整风领导小组先后发出了《关于全市各党支部组织党员、非党干部学习八届八中会会文件的意见》、《关于在全市所属单位党内外全面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初步规划（草稿）》。
  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所谓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和对人民公社的恶意进攻，对他们的反党言行深入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斗争。运动分两批进行。参加第一批整风的有65个单位（包括代地、县管的单位），党员干部249人，非党干部540人，计789人；第二批18个单位，党员干部210人，工人党员203人，非党干部559人，计972人（含第一批整风单位未参加的党员、干部）。
  全市“反右倾”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开展鸣放，摸清底子，准备材料；第二阶段：一般性辩论，分清大是大非，发动群众，组织训练队伍；第三阶段：重点批判，进行组织建设与思想教育，并结合整社进行整党。9月份，在党员、干部中先党内后党外传达学习文件。10月上旬，按照党内、党外划分学习小组，边学习边认识边进行分类排队，确定批判斗争对象。自10月下旬进人重点批判斗争。把干部群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的批评如“大跃进是吹牛皮的多”、“大炼钢铁大背时，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公共食堂吃不饱”等言论，定性为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开展批判斗争。在批判斗争中，采用大会小会相结合，个别谈话结合批驳的方法穿插进行。最少的一人斗一场，一般的斗三场，最多的一人斗七八场，然后自下而上整理材料，由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意见，支部（吸收本人参加）讨论，市委审批后，再向支部和本人宣布。当时郴州市有党员1392名，在运动中受到揭发批判的63人，（直属机关、学校、厂矿27人，农村36人）。其中有市委副书记（地管干部）1人，厂长（地管干部）1人，正副科局长4人，正副厂长、支部书记3人，中学正副主任2人，股级干部10人，农村支部书记7人，生产队长9人，总支书记1人，一般干部25人。定性结论是：阶级异已分子1人，严重错误23人，一般右倾错误39人。最后定案处理是：开除党籍1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党内严重警告6人，党内警告3人，调离工作7人，下放基层3人，原职不动3人。郴州市的“反右倾斗争”于1960年2月结束，历时5个月。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郴州市委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进行了甄别，纠正了47人，但不彻底，16人仍留有尾巴。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对1962年甄别中未得到纠正仍留有尾巴的16人，给予纠正平反。
  郴州市的“反右倾”斗争，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带来了严重后果。它伤害了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和说真心话的党员和干部，严重损害了党内外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暴露出来的有待纠正的错误和问题进一步发展，后来郴州市还相继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加泛滥起来。由于“反右倾”斗争结合经济问题展开，因此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为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直接政治原因。
  总之，“反右倾”斗争，违背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论述，把阶级斗争首次引向党内，直至党内高层领导，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纠左”当做“右倾”批，结果越批越“左”，进而导致这一错误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