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郴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郴县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和本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郴县的形势
  一、国民党在政治上推行“反共”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掠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继续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强化党团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各拉山头，扩大势力，从城镇到乡村、从机关到学校，大量发展党团成员。为了解决党团的矛盾，国民党实行党团合并，在郴县极力扩大反共势力，强化党团组织。1947年11月，成立了郴县党团统一委员会，在全县进行党团员登记，并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张博安、廖子成、何善懋、陈龙、范德才等9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以李仁焕、潘家翰、袁南枝、曹登高、邓名通等7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按党的骨干为正职，团的骨干为副职的原则，大会选出了何善清为书记、周庚星为副书记、欧阳和为秘书、李金堂为副秘书的党团委员会，下设组训、宣传、总务三科和妇运、民报社等县属组织机构，分别由邓名通任组训科长、戴涤尘为宣传科长、肖济生为总务科长、谢美英为妇运干事、周庚星为郴县民报社社长、欧阳和为报社总编辑、首崇三为编辑主任。郴县民报社经常发表反共言论，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企图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
  党团委员会下设50个区分部，并增设了丰乐、保和、永宁乡区分部。全县拥有国民党员2430名、三青团员5460名。党团渗透，反共活动频繁。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县城各机关、国民团体和学校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每月在县党部举行一次月会，强化反共意识。
  疯狂镇压革命力量1948年春，国民党郴县当局响应湖南省参议会关于“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明令‘讨伐’共产党”的施政方针，郴县党、政、团三联合，成立“郴县戡乱委员会”。县党部、县政府科长以上干部、三青团干事长、县参议会议长以及县属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均为委员。“郴县戡乱委员会”、国民党党团统一委员会以及国民党反动组织，大力推行进反共反人民政策，极力扩充反动武装，大举反共清乡，围剿革命武装，疯狂地清剿和残杀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对老百姓则实行强化治安，实行保甲联保连坐等制度，谁家窝藏“共匪”和游击队员就要格杀勿论，连坐的其他几家都要坐牢，社会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49年3月“郴县9乱委员会”更名为“郴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在其领导下，全县进一步加紧围剿共产党与游击队，更加疯狂地镇压工农运动与学生运动。1948年至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建立了“防共小组”，严密监视学生、教员、工人、农民、店员的革命活动，随时随地向上级汇报情况，肆无忌惮地残害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
  强行征兵国民党郴县当局为适应打内战的需要，实施征兵、征粮、征款的“三征”政策。仅征兵一项，一个当时只有24万人口的郴县，1949年就要征兵1万壮丁，年龄从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应征。人数不够，国民党反动派就降低标准，从15至45岁，甚至连50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如有不从，就捆绑吊打。为了强迫人民充当炮灰，有的地方见壮年男子就抓，强行征兵，无恶不作。搞得全县劳动人民家家恐慌，人心惶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二、国民党在经济上残酷掠夺人民
  1947年至1948年间，国民党集团不顾民众反内战的呼声和共产党的和平建议，自恃有美国政府支持，悍然挑起内战。为了满足内战的财力需要，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重赋税强取民财。农民一年中需交纳的田赋，就要用去一半的收入。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保甲费”、“保仓谷”、“保学谷”、“乡保经费”、“一次捐献”、“筑路附加”等等。地主豪绅还利用灾荒落井下石，剥削农民，他们或者囤粮拒粜，索取高价；或者偷运外地，牟取暴利；或者把持义仓积谷，从中贪污。郴县老百姓的生活如堕地狱。
  另一方面，采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掠夺民脂民膏。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后，军费高居不下，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国民党政府不惜饮鸩止渴，靠大量印发钞票和金圆券，弥补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郴县大量的工商业倒闭，城镇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全县人民群众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之中。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郴县民众的强烈不满，老百姓反抗活动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第二节 郴县党组织的重建
  1945年10月，为了加强对湘南地区的领导，中共湖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调集了一批干部到湘南开展党的活动，周里、谷子元、何大群、朱上炯等陆续来到郴县，开始着手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
  一、中共栖凤渡区委的恢复
  1945年10月下旬，谷子元、黄平来到栖凤渡，按照省工委指示，秘密通知李达海、曹修竹、李安民、牛积熙、段韬等在草田铺龙泉书院召开会议，传达上级开展“三反”（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的指示，同时宣布恢复栖凤渡区委，并指定了领导成员：区委书记李达海，组织委员曹修竹，宣传委员李安民，委员牛积熙、段韬。并设立了栖风渡、草田铺、廖王坪、南香党支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确定在杨晓芝、牛积熙、曹修竹、李达海、余邦丰、李安民六人家里设立党的联络站。联络站的成员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多种形式搜集敌人活动情报，李安民在栖凤渡乡公所门前，开了一家小酒店，联络人员日夜观察了解敌人活动，有情况随时向党组织汇报，酒店成为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地点。
  二、中共郴县城区工委的建立
  1948年底，郴县城区党支部恢复，谷安昌任支部书记，谷安周、陈长清任支部委员。1949年3月，谷子元等同志在郴州城朱玉州盐铺后楼开会，决定成立中共郴县城区工委，陈修河为书记（陈回宜章后，李楚为书记），谷安周为组织委员，李楚为宣传委员。6月，经湘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又成立了中共南区指挥所委员会，李楚为书记，黄俊如为副书记，肖昶为委员。城区工委领导的共有三个党支部，有党员四十多名。区工委当时将发展党组织的重点放在教育界（区工委书记李楚当时的公开职业是教员），在教育界发展的党员有黄俊如、谢邦才、曹新治等16名。不久，黄俊如任良田党支部书记，谢邦才任华塘党支部书记，曹新治任桥口党支部书记。区工委还在城内、岔路口、陈家楼、大浪江、桥口、石盖塘、山河、小溪、鲤鱼江、资兴城、资兴四都、桂阳下寨建立了12个联络站。联络站负责各地交通联络，收集敌人情报，传递上级指示和秘密发展游击队员。为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城区工委还办了《火花报》。后来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区工委选派了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分赴农村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因当时郴县县委尚未恢复，城区工委实际上起了县委的领导作用。
  第三节 郴县党组织领导下的斗争
  一、农民反抽壮丁和反饥饿的斗争
  反抽壮丁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内战之后，为了强迫人民充当它的炮灰，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新兵役法，恢复征兵制度，规定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应征。这个法规一公布，郴县顿时出现了强抓丁的惨状。桥口乡二保贫农李虎财被强征人伍，不堪虐待，中途潜逃被中队长发觉，将其活埋。许多青壮年为逃避抓丁，有的断肢伤目，自残身体；有的抛妻别母，流浪异乡；有的为贿赂抽丁官吏，落得倾家荡产；有的被追捕抓丁而逼得上吊、投河。平民百姓受新兵役法之迫害，苦不堪言。而经办兵役的反动军官和乡、保长则伙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借抽丁之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如风鸣乡七保保长王彬光，收受的壮丁贿赂就达800元（银元）之多。国民党政府强征壮丁的暴行，激起了郴县人民的愤慨，纷纷起来开展抗征壮丁斗争。五市乡乡长张友里在“双十节”群众集会上宣布征兵时，当即有中山大学学生邓爱文愤然登台质问张友里：“现在抗日结束，宣扬和平民主以建中国，安抚百姓，为何宣传征兵内战？”张被问得哑口无言，听众一齐拍手称快。中共栖凤渡区委书记李达海，打入乡保政权当了乡队副，他利用合法地位，在下乡抓壮丁时，秘密通知合乎壮丁年龄的青年壮年，早早躲藏，至使每次官兵扑空，使其队长撤职查办。岗脚乡保队副王佑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利用合法身份与县政府乡公所软硬厮磨，采取一顶二拖三躲的策略，这样一来1947年分配该保三个正额壮丁，三个预备额壮丁的任务，拖到1948年12月才去了一个。隐藏在各地的地下党员采取燃烧强迫抽丁官吏的房子，杀死官吏的儿子，投递匿名信件进行恐吓等办法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使国民党郴县政府的征兵工作一再陷入停滞局面。
  反饥饿郴县经日寇八个月铁蹄蹂躏，已经民穷财尽，十室九空。抗战胜利后，人民还来不及喘息，又被蒋介石统治集团拖入内战的深渊。在“戡乱建国”的反动口号下，郴县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造成全县人民痛苦不堪，饿殍遍野，不少农民靠吃糠、野菜生活。大奎上山口洞陈家有一户农民叫彭登，一家数口多日断炊，种下的包谷、粟米又遭冰雹毁为一空，彭见口中无粮，又收成无望，且负债累累，虑及年终地主催租逼债，悲愤交集，以致全家自缢而死。类似这样的悲惨事件，全县各地时有传闻。但是，地主豪绅则利用灾荒落井下石，剥削农民。他们或者囤粮拒粜，索取高价；或者偷运外地，牟取暴利；或把持义仓积谷，从中贪污舞弊。农民对此忍无可忍，闹民食的自发风潮，到处发生。这时战斗在良田的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领导群众开展反饥饿斗争，以保、甲为单位，成立“民食委员会”，采取“阻禁”、“平粜”、“清算”等办法筹粮救饥。黄茅乡第八保“民食委员会”在中共良田支部领导下，推举积极分子刘春耀、段生才为“反饥饿”的总代表，兵分两路开展斗争：一路以刘春耀为首，清算公祠、路会义仓积谷帐目；一路由段生才组织青壮年把守交通要道，阻禁谷米外流宜章等地，搜缴谷米进行平粜。民食委员会向饥民宣布纪律：只平粜谷米，不许乱拿东西，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许打架、打人。第八保的反饥饿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既轰轰烈烈，又秩序井然，斗争的结果，平粜了一大批谷米给了饥民，清算出一批保甲豪绅鲸吞和克扣的义仓谷，使积谷发放数量由原来每人一斗五升增加到五斗。反饥饿斗争很快就从黄茅发展到江口、芙蓉、南溪、鲁塘等地，这个运动重挫了乡保反动势力和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解救了一部分群众倒悬之苦，群众从反饥饿斗争中看到了联合起来作斗争的力量所在，斗志更加高涨，一批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被发展人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二、工人的反抗斗争
  （一）邮电工人的三次斗争
  1946年春，国民党交通部发给每个电信职工寒衣费3万元（国民党法币），该款在1945年12月已下拨到邮电局，被电信司扣留。当时由上海国际电台工人发起，向全国电信局发出通知，要每省派代表于九天内去上海集合到南京请愿。郴州电务段电信工人在十小时内复电上海，并电请长沙电信局选派代表。十日后，上海国际电台通电全国电信局：“我们派出二十七名代表去南京请愿，于昨晚失去联络，想是被扣留，要求各电信局作好罢工准备。”郴州电信局即电响应。三天后南京电信局来电说：“全体代表提出要将电信司长朱有成撤职查办一事，他们当即遭到软禁，要我们在12小时后一致宣布罢工。”又说蒋介石已避居庐山，现已有直电庐山，要求蒋介石下令，立即撤职查办朱有成等语。郴州电信局工人，即从本日下午一时罢工，工人全部集合到电信局内，准备应付万一。翌日晨，获悉全国电信工人代表二十七名，全部获得自由，但未达到目的，还坚持罢工。当晚又接到上海国际电台向全国的通电：“如果在六小时内庐山再不接受全国电信工人代表所提出的‘立即处决电信局长朱有成和发给全部寒衣费的条件。’首先停发庐山至各省市的一切电报电话，二十四小时后，宣布全国电信工人总罢工。”这一下避居在庐山的蒋介石慌了手脚，他立即下令将朱有成撤职查办，并发给全国电信工人的寒衣费，这是全国电信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斗争获得完全的胜利。
  1947年秋，由于“法币”大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工会把工资折为银元，电信局职工工资相差悬殊，低工资工人每月只拿二十元银元，高工资的职工竟达六十元。当时工会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手里，工人一致提议，请求召开会员大会，要求调整工资。但遭到旧职员坚决反对，工会果断决定对低工资工人暂借十五元作生活费，这样，引起了高工资职员的不满，工人与职员的争论很大，最后由腾振湘（线务段长，进步人士）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根据每月营收所买回的银元（工会决定，每月营收不上缴，当即买回银元交工会保管，免受物价上涨影响），按全体会员不论工资高低，每人发给基数工资25元，然后按工资高低再行百分比分配，这样工资高低的差价就缩小了，保证了低工资人员的生活水平。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防止工人进行革命活动，竟要电信工人（机务、线务、报差、杂役）实行五人连保，如果有一个工人不上班，则视为坏分子或异党分子，就可以坐罚，轻者被开除，重则抓去坐牢，直至迫害身亡。连保以后，如发现有人参加“奸党”（指共产党）或窝藏“奸党”并为通风报信者，均由连保集体负责，在“戡乱”期间，国民党为进一步迫害工人，改五人连保为五户连坐，由于工人的团结和工会积极组织帮助，敌人无隙可乘，致使反动派的阴谋彻底破产。
  （二）豆腐业工人的斗争
  豆腐业职业工会理事长黄克南，任职期间，把公款挪为己用，会员群众意见纷纷，数次要求黄克南清算帐目公布于众，黄克南竟置之不理，终于引起众怒。会员曹洪发等35人联名呈文国民党郴县工会，要求撤换黄克南，另选廉洁奉公为群众办事的人担任理事长，国民党郴县工会鉴于群情愤慨，为避免事态扩大，于1948年4月23日批准郴县豆腐业职业工会改选负责人。此事说明，郴县工会虽被国民党控制，使工会成为它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但工人群众仍然敢于用合法的改选手段，斗垮了违法的理事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三）铁路工人反饥饿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8年9月，衡阳铁路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大罢工，全路六千多工人全部参加，郴县铁路工人在郴县地下党李林（此人与我县的游击队队长李林同名，解放后随部队离开了郴州县）的组织领导下，响应衡阳铁路工人计一千多人的大罢工。由刘杰、曹彬、李春庭为首带了70多个人到衡阳交涉，一连三天，迫使当局答应工人要求，每人每月增加“金元券”1700元（约工资的一半），罢工取得了胜利。由于物价不断上涨，“金元券”继续贬值，不久又掀起了第二次罢工。这次是不要“金元券”要银元，经衡阳铁路管理局工会负责人王福阶从中调解，发了银元，又一次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三、学生运动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强征暴敛，造成城乡市场混乱、凋敝，货币不断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盗贼公然横行，兵祸此起彼伏，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顿。郴县在校广大师生面对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局，十分困惑，有的人叹息国难何时安定，有的人感到前途渺茫，还有的人无心问书，精神萎靡不振。郴县地下党组织针对学生思想动态，秘密加强对学生正面引导。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53年更名为郴县师范），地下党员潘本义，联络进步教师王文以及谢万福、邓光文、郭坚城、唐永提等二十余位进步学生，组织三师“正风学社”，并自己集资办起“正风石印小报”，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引导、鼓励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学生运动。
  1949年2月3日，三师学生会主席谢万福，肩负500多进步学生的托付，向校长何子吟提出改善学校管理的三条请求：一是允许学生议论国政；二是支持学生会办好《正风小报》，学校每月支付《正风小报》工本费300元现金；三是学生会有权监督学校经费开支。何子吟对学生代表提出的意见不但不采纳、不研究，还采用穷凶极恶的手段打击学生会代表，将学生代表污蔑为“行为越轨，藐视师长”，并挂牌限三天解散学生会，不许办《正风小报》，撤销学生会主席谢万福职务，开除谢万福等11名学生的学籍。何子吟的反动行为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反抗，学生会立即组织学生罢课，5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到处张贴标语、发放传单，反对内战、反对迫害、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响彻天空。郴郡联立中学、适存中学、天凤中学等广大师生积极响应三师进步学生的行动，纷纷走出学校，进行示威，声援三师的革命行动，一下子由5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国民党驻郴警察司令部和郴县警察局出动300多人进行拦截，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了“二·三”流血事件。郴县学生“二·三”事件很快传到邻近的资兴、桂阳、宜章、永兴等县各学校，他们很快派出声援队，请愿团来到郴州行政公署。郴州专员肖文铎害怕事态扩大，向学生请愿团答复了撤换三师校长何子吟，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同意学校由学生选举产生学生会组织等要求。学运取得了胜利。
  1949年4月，为了迎接解放运动的到来，党组织决定从学校师生中挑选了李楚、黄俊如、谢邦才、黄由魁、谢万福、谢邦祥、邓光文、曹汉武、曹文举、肖大栋等57位政治坚定、思想敏捷、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的同志进行重点培养，吸收他们人党、人团，更进一步加强了学生运动的领导。4月底，按照党的需要，先后调遣各学校师生骨干去从事武装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有的派遣到敌人的心脏去担负要职，掌握敌人动态。这批骨干为解放郴县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