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1939年春，国民党高层撕毁国共合作抗日协定，开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为防不测，中共郴县县委遵照中央及湖南省工委的指示，在湘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应对措施和应对时局的安排。一是早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针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一贯伎俩，趁国民党组建自卫队和选举乡、保政权时，派出可靠人员进入到国民党政府及一些重要部门，在关键时刻为党组织提供情报。1939年5月，国民党县党部及中统郴县站策划对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下毒手，我党内线及时将敌人的阴谋报告给了通讯处主任王涛，早有思想准备的王涛得到消息后迅速转移，敌人的密捕阴谋没有得逞。是年秋，谷子元在许家洞陈家楼一带活动，被国民党暗探发现，准备派便衣队去抓捕。在镇公所自卫队任队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及时将情报传给在城区委鞭炮业党支部书记谷安昌。谷安昌连夜赶往陈家楼，通知谷子元立即转移。当便衣队二十多人在天亮前赶到陈家楼时，谷子元早已离开。二是“平江惨案”发生后，郴县党组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引起了高度警觉。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在继续坚持团结抗日方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为应对类似“平江惨案”等突发事件，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如取消各种会议、割断领导成员之间的联系、将党的重要文件提前转移、采用联络暗号等。如1939年6月国民党郴县稽查队对新四军驻郴通讯处进行搜查时，我党的重要文件已事先转移到十分偏远的江口乡龙广洞的王振铋和廖开芝同志家中。直到1942年，王振WIS开芝等才将文件秘密转回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再由谷子元负责转移到设在邵阳的湘南特委秘密工作点。1939年秋天的某日，隐蔽在农户家中的县委委员、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突然收到县委书记陈林的密信；“我因病住院，病情日日严重，过世后切勿来郴吊丧。”暗示县委已经隐蔽或转移。城里的形势已经恶化，党组织已经割断了与他的联系，不要再进城找县委。还有湘南特委及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吸取“平江惨案”的教训，借国民党提出撤销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的机会，及时将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转送到了新四军队伍。通过这些措施，郴县党组织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转入地下斗争
  1940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特别是“平江惨案”后，湖南各地党组织所遭到的破坏和受到的损失，对湖南发出了《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要求湖南各地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941年，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的指示》，要求进一步精简机构，转入地下，隐蔽工作。由于时局的突变，湖南省委、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为了保存力量，在中央有关进行隐蔽斗争的指示尚未下达之前，就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先后调离、撤离了张春林、王涛、周里、张子芳、陈林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改组了湘南特委，由谷子元、李明秋、卢良3人负责湘南特委的工作。中央的指示下达后，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决定：凡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一律撤离原地，尚未暴露者，或就地潜伏，或经请示同意打入国民党内，也可转移到其他地方。按照中央的指示，湘南特委对其所属的机构和郴县县委等10个县的党组织进行了精简。郴县县委及一大批党员撤离郴县，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或就地暂时停止活动、中断联系，或以行业为掩护，观察时局，等待时机。1943年春夏之交，湘南特委负责人谷子元奉命赴重庆，由谢介眉接替湘南特委的工作。谢介眉在瑶岗仙以开南货店为掩护，根据谷子元移交给他的湘南各地的组织关系，先后与宜章、桂阳及郴县栖凤渡等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指导开展抗日斗争。如栖凤渡区委委员段韬，按照组织的安排，回良田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成功打入国民党机构内，并担任了三青团良佐区的区队长，以此身份作掩护，指导文艺研究社和小溪自卫队开展抗日活动。已暴露身份的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西边岭区委书记王振洲则分别向广东仁化一带撤离，其中段录成在途中被捕，三天后被杀。湘南特委负责人卢良隐蔽在城东苏仙桥附近农村的一户农民家中，被叛徒余稼生告密，得到消息后，卢良趁天黑返回家中，与新婚妻子作简单交待后，迅速撤出郴州到衡阳，一段时间在衡阳火车站以搬运工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
  在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疯狂反共的恶劣环境中，郴县县委及所属各区委、支部被迫转入地下，虽然仍然遭到一些破坏和挫折，但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同志们继续开展“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斗争。1945年6月，中共栖凤渡区委遵照湘南特委负责人谢介眉的指示，派区委委员段韬回良田秘密开展抗日活动。段韬以小溪村为中心，组织田贤锷、田柏九、田贤楚、田正雄及周边村的刘忠湘等三十多名青年，成立文艺研究社，在刘忠贤家中设立图书室，以研究文艺作掩护，秘密学习毛泽东著作等宣传抗日的文件和抗日主张。由于形势的不断恶化，一批精干力量隐蔽下来，为武装抗日和争取全县解放保存并锻炼了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