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国民党内部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倾向日愈明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目张胆地抛出了“溶共”、“防共”和“限共”、“反共”方针，随后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并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已被撕毁，国共合作已经破裂。
  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唯恐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不力，在湖南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薛岳不仅对共产党和进步团体进行打压，对进步报刊和书店进行查封，迫使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解散，还于1939年6月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湖南顽固派，不顾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对其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径的严斥与规劝，不顾湖湘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变本加利地进行限共、反共，在全省各地制造反共摩擦，将共产党排挤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使各地特务机关及国民党地方武装捣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
  在郴县，国民党顽固派以及一些亲日分子，原来只是迫于国共合作大形势，才勉强达成团结抗日协议。国民党高层反共政策出笼后，其反共叫嚣日渐猖狂。特别是1939年5月12日和5月20日，薛岳两次密令郴县政府：“郴县匪情活动甚为积极”，“公开地、秘密地多方行动，人数全省各地之多”，“令即查明，密捕密讯具报”。国民党县党部及中统特务闻讯而动，特务头子陈睛洲、廖镜庭（“反白”事件的主谋）、张才万立即行动，将王涛、张子芳、周里、张春林、陈秋、段录成、李友焕、李达海、黄平、陈平阶、谷子元等上至湘南特委、下至各区区委乃至支部的党的骨干共32人，列为密捕的“要匪”名单。将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平时有“过激”言论、在《老百姓周刊》发表过抗日文章等等的进步人士列为“狡匪”，登记存查，纳入监视对象；将良田、华塘、桥口、栖凤渡、在城区列为监视的主要目标地。他们逼迫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撤销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不久又得寸进尺，于5月上旬查封了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及牖智书店，捣毁《老百姓周刊》编辑部，强令解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建立起来的读书会、促进会、援兵会等20多个进步团体及其5000多名成员，并加上“参加共匪赤化行动”、“妖言惑众”等罪名。6月16日“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五天，薛岳再次密电严令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书记唐擎：“将你县剿匪活动情形制表具报”。国民党调查统计室郴县站（中统特务机关）立即将早已列好的共党“要匪”32人名单制成表格，以县党部书记唐擎的名义密报给薛岳。郴县国共合作完全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已彻底暴露。
  二、党组织面临严峻局面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开打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旗帜。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则奉行国民党高层饬令执行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进步组织，采取既血腥镇压、又威逼利诱的手段，以达到武力剿灭和政治瓦解的目的。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顽固派不是合力对外、扭转战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是掉转枪口，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曾与之并肩共御倭寇的中国共产党及抗日进步力量上，这足以表明国民党当局的亲日排共立场。中共各级党组织面临既要继续坚持打击日本侵略者，又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围剿的严峻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被破坏，同样使郴县各级党的组织处于危险的境地。国民党郴县当局及其特务机关，受薛岳一道道密令指使，加大了对中共郴县县委及所属基层党组织和设在郴县的湘南特委的破坏力度。他们从1939年春开始，到“平江惨案”发生前后，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已到了疯狂的地步。1939年5月，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以及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被中统郴县站的特务列入“要匪”名册，伺机“密捕密讯”甚至“密杀”；在威逼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撤销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之后，紧接着又派出稽查队、特务等50多人，突然袭击设在郴城北街的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欲抓捕通讯处主任、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等负责人；随后以“参加共党赤化活动”、“妖言惑众”等罪名，将牖智书店、《老百姓周刊》编辑部、读书会、援兵会等20多个抗日组织、团体，或捣毁、或查封、或解散；派出特务向中共党员、抗日积极分子投送诸如“小心手枪走火，谨防脑袋搬家”等内容的恐吓信，并四处查找要抓捕对象的行踪。由于余稼生（叛变后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告密，湘南特委宣传部兼青年部部长卢文被跟踪，一天晚上，余稼生带领十几个特务包围了卢文隐蔽在苏仙桥东面郊区的住所，卢文不得不连夜转移衡阳。在白色恐怖下，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杀害。1940年初，搬运工人何大炮等十几名进步分子被捕，严刑拷打后拉到飞机坪西路口杀害；1941年5月，中共郴县县委委员兼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在前往广东仁化一带寻找组织时，刚出发不久就被特务李友基盯上，李友基用暗号通知当地警察。段录成行至邓家塘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十几名警察堵住去路，押往良田警所，三天后杀害于一个叫君人脑的野外。1941年10月，李林的爱人黄凤从宜章秘密回郴探望生病的孩子，她装扮成修飞机坪的民工去火车站附近为孩子抓药，行至北湖桥时，被特务头子黄翠金派出的探子谢鸣姑发现，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闻讯赶来的六个大汉将她挟持到县警备队，10月7日，被押往飞机坪当着几百名修飞机坪的民工活埋。1937年至1942年，在郴县境内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地下党员、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被收入烈士名录的就有18人。
  国民党郴县顽固派在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执行国民党第九战区政工会议关于对共产党“感化、溶化，必要时分化瓦解之”的决定，采取威胁恐吓和封官许愿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共产党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进行诱降，分化瓦解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特别是蒋介石1937年9月23日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长期对立的紧张局面暂时缓和，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一度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党组织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特别是中共湘南特委，虽然未完全公开其组织及活动，但与公开的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以致党的不少领导人的身份被暴露；另外，大量发展新党员，吸收抗日力量，仅1939年，湘南特委所属党组织就新吸入党员700多名。由于把关不严，一些思想不坚定和投机取巧的人混入到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中，他们在白色恐怖面前十分恐惧，在敌人的政治诱降面前开始动摇。其中的一部分人或退党或变节，给党组织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工作人员余稼生，同时又是中共湘南特委的秘书长，掌握我党不少机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政治诱降下，经受不住考验，叛变投敌，并堕落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成为湘南特委及郴县党组织最危险的敌人。已经在县城东郊农村隐蔽下来的中共湘南特委负责人卢文险遭捕杀，就是由于余稼生的告密才被特务盯上，并一路追踪到卢文隐居的农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