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党组织的恢复及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郴县县委及全县的基层党组织屡遭破坏，党的活动从公开转人地下，湘南游击队无法在郴县立足而转战宜章，湘南特委被迫流散到耒阳，党员分散隐蔽到各地，以各种行业身份作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中共郴县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处于十分不利的环境中。
  1936年5月，中共湘南特委根据郴县的恶劣形势，决定派周里、谷子元、卢文、黄平、张春林到郴县恢复党的组织。周里、谷子元等同志乔装打扮，以卖布、行医、算命作掩护，碾转宁远、桂阳，于7月到达郴县，在塘溪的窝泥塘建立了郴县第一个联络站。8月，湘南特委任命张春林（林长春）为郴县县委书记。10月份以后，又疏通和新建了东边山、西边岭、许家洞、栖凤渡、小溪等11个交通站，与何静、王延凯、杨晓光、黄茂芝、李达海、牛希耀、段录成、田洪发等一批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1937年1月，郴县西南面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为使刚恢复的党组织免遭破坏，县委书记张春林决定把党组织活动的重点由西南面转移到东北面的大奎上、塘溪、桥口、许家洞、马头岭一带，以避开敌人的锋芒。地下交通站的建立为抗战时期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不久，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接到中共湖南特委关于“动员人民，排除干扰，团结抗日”的指示。8月19日晚，张春林在许家洞朱家庙秘密召开地下党联络员会议。到会的有杨晓光、杨伟、何静、王贤臣、曹修竹、牛学海、段录成、王康估等16位同志，特委委员周里、谷子元参加了会议，传达了湘南特委的指示，并分析了郴县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会议通过了发展革命力量、壮大武装队伍的决议。要求各地同志做好三件事：(1）发动中小学进步教职员工开办夜校，组织农民、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从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2）秘密串联隐蔽下来的共严党员，迅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到各地去组织抗日力量；(3）利用国民党扩大乡自卫队的机会，派出可靠同志打进去，做策反工作。会上，县委指定段录成、李达海、龙虎芝、李明山分别为东边山、栖凤渡、华塘、西边岭等区的负责人；指定刘跃文、黄尤军、肖乙妹、黄莲芝、杨晓芝、李定全、曹修竹为各联络站负责人。会后，各区及各联络站积极串联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围绕抗日斗争开展活动。是年底，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共产党员陆续返回家乡，与基层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方式，恢复了组织关系。
  1938年1月，随红军长征离开了郴州的原湘南特委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涛受中央派遣，以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上校副官的公开身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开任务，从延安回到郴州。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寻找1936年5月由湘南特委派来的周里、谷子元、卢文、黄平、张春林等党的领导骨干和李林等游击队的负责人。在几经周折，秘密取得联系后，开始了湘南特委及郴县、宜章、汝城、桂东、耒阳等县委或县工委的恢复与建设的筹备工作。2月，重新组建了由王涛任书记兼统战部长、周里任组织部长、卢文任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谷子元任农运部长、张春林任军事部长以及谢竹峰、张子芳、顾星奎、蔡坚、黄平、肖林等为委员的中共湘南特委，特委机关设在万胜旅馆。6月，湘南特委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年底，增选李明秋为职工部长、顾德胜为委员。到1938年底，湘南特委所属党组织的党员人数达700多名，1939年底，又增加到1400多名，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猛发展。
  郴县县委在王涛等同志的直接主持下，迅速恢复工作，全县各地的基层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成立了在城区、栖凤渡区、华塘区、保和区、西边岭区、东边山区等6个区委，从农民、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人党。郴县成为湘南地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最快的县。在城区区委利用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时机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积极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成立了码头支部（又称肩业支部）、鞭炮支部、缝纫支部、铁路支部、店员支部、妇女支部、材料厂支部、机械厂支部、篾竹厂支部、读者会、药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8年3月，发展了70多名工人人党，建立了10个党的支部。
  1938年4月下旬，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春林、段录成、陈平阶为县委委员，选举张春林为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加强抗日领导，壮大抗日队伍，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抗日政策，联合各阶级力量，支援前线抗日斗争”的工作方针。中共郴县党员代表大会是中共郴县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形成了领导全县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二、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b7i沟桥事变暴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军领导人也致电蒋介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而实行国共合作的诚意和愿望。7月中旬，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并在庐山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表明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应以《宣言》作为政治基础的原则立场。但国民党当局仍然抱着“求和”的幻想。
  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协英、美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中国军队已对日寇奋起还击，战火已经点燃；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中共已公开倡议国共合作抗日。以上诸多因素使蒋介石的“求和梦”彻底破灭。8月14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一份很不“情愿”的声明：“中国因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经中共再三催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被压了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被迫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谈判协议。这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和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顽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由于湘南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后，中共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未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郴县地方党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直到1938年1月王涛从延安回来，中央的指示和全国抗日的形势才开始在郴县部分党的骨干中传达。王涛从坪石返回郴城，立即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省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少谷和保安司令欧冠就国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并达成：（一）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三）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由政府供给给养。紧接着，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县城中山北街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成为中共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机构。通讯处与新组建的湘南特委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一边秘密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1938年3月5日，县委书记张春林按照湘南特委关于“在抗日斗争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动争取各党派团体的进步力量，共商国事，一致对外”的方针，给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书记郑绍康下了一张“请帖”，内容为：“正当民族危亡、国不保安之际，共产党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中华民众之大事。为了这个目的，不以前人之纠角（葛），应以拯救民族为大局，合作抵御日军为本宗。你我都是炎黄子孙，切切听民众之呼唤，不忘民众之愿，望两党早日谈判商议合作抗日之大事……”我党地下交通员干卫里将“请贴”送达后，郑绍康边阅读“请帖”内容，边领略几天前（2月乃日）国民党省党部防卫主任孙冲海、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袁同酬在县党部答人会议上，传达的省主席张治中的“‘抗日策略”：（一）抗日为国民之大事，不可贻误；（二）各党派协力合作，统一集中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三）抗日乃党国之大事，一切服从于抗日，但务须惕防共匪渗透之能量，党国要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大意。郑绍康当即找来民报报社社长唐警、县党部组织干事廖海臣，商量举抗日之大旗、负抗战之重任，顺民心以防共党之哗然。3月6日，民报发表县党部愿与所有团体联合抗日的消息，但唯独不提与中共谈判。3月7日，湘南特委书记王涛以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主任的名义，召见郑绍康，督促谈判，郑才勉强接受，并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3月18日，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宣传委员卢文、秘书张祖成、游击队政治委员陈平阶、联郡中学教育长王明友来到龙门池李姓宗祠，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郑绍康、宣传干事蒋秉忠、县政府区分部书记张贤良以及三青团、国民党县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谈。会谈开始，郑绍康宣读了蒋介石的抗战动员令，张春林宣读了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的通电。谈判中，中共郴县县委提出合作抗日的条件是：（一）月航日经费由县财政支出；（二）不论哪一个党派、团体，只要是宣传抗日，就允许其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三）允许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四）让李林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隗苌郴城整训。国民党代表对我党提出的四条主张极力反对，并提出：抗日只能由国民党统帅；不允许进行地下活动。经过反复较量，最终达成三条协议：（一）组织统一的抗日动员部，开展宣传活动；（二）凡参编国军的部队准许在郴州城外训练；（三）城乡民众捐献抗日的粮食、资金，统一交县财政局，由县政府统一上交国库和开支。郴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的达成，是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主张、并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了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协议的部分内容虽然对中共存有歧视和偏见，但中共郴县党组织在保持组织独立的前提下，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全面合作抗日，促成了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湘南游击队的改编
  红军主力长征后，湘南特委决定以留在湘南的红军及治疗康复后的红军伤病员为主体，组建湘南红军支队。郴县游击队也因47名康复后的红军伤病员的加人而迅速壮大，在李林的带领下，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惩处了一批国民党反动头目和罪大恶极的叛徒，令湘南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连杀人不眨眼的欧冠都心惊肉跳、煌煌不安，因而视游击队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拔出。国民党郴县政府及反动武装采取联防联坐、围屋烧山和株连政策，并调集重兵围追堵截，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游击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和避免群众受到无故牵连，而不得不转战湘粤赣边境，并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37年8月至12月，国共双方高层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部队的问题进行多次商谈，达成了将南方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的协议。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和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指示，刚回郴的王涛一路跋涉，经宜章达坪石，在坪石地下党的帮助下，于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牛栏冲找到了周里、李林，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介绍了全国的抗日形势。周里、李林汇报了游击队从郴县游击队到湘南赤色游击队、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武工队、湘南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过程与斗争情况。老战友久别重逢，似乎有无尽的话题，但更多的是兴奋：一是游击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明确了党中央的具体方针、政策和行动要求，了解了山外的革命斗争形势，游击队的士气大振；二是党组织对游击队的情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坚定了将这支久经考验的革命武装领向抗日前线的信心。王涛来不及与战友们进行太多的交谈，在传达完中共中央的指示、简单交换了情况之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湘南各县的国共合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研究了下一步工作方案，决定：王涛回郴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其他干部暂留坪石坳丘，负责集合游击队原地待命。为防不则，明确规定：游击队采取小集中，隐蔽活动，在没有接到党的正式通知之前，不得下山。会后，王涛赶回郴州，以新四军上校副官的身份，先后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少谷，郴州保安司令欧冠，以及郴县、宜章、乐昌等县政府谈判，为游击队下山整编创造条件。谈判中，王涛详尽地阐明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和红军游击队按照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下山改编、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并就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设立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前下山整训及整训期间由政府提供给养等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分散在宜章、乐昌、乳源等山区活动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的两个分队共计80多人，按照原定方案，开始在各活动区集结待命，作下山接受整训和改编的准备。
  王涛为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向游击队发出了下山接受改编的命令。已整装待发的游击队员从多个集结点向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的坳丘集中。队伍收拢后，由队长李林带领，从坪石牛栏冲进入宜章苦竹山。2月26日深夜，游击队从苦竹山出发，经白石渡、太平里向郴县良田进发。2月28日，中共郴县县委委员陈平阶、国民党郴县在城区区分部书记张贤让等所率的国共两党人员共30余人，到郴宜边界的高梁山迎接李林的游击队人郴。良田一带的百姓得知游击队回来的消息，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敲锣打鼓放鞭炮，数千人沿途列队欢迎。游击队到达良田的当天下午，千余名当地百姓在游击队驻地文昌宫举行欢迎大会。会上，陈平阶致欢迎词，李林讲了话；国民党良田区党部书记王海珍、挨户团团长黄孝球也讲了话。李林的队伍在良田作了短暂停留，并抓住时机做了三件事情：（一）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发动群众参军抗日，扩充队伍；（三）打击亲日分子、镇压顽固分子。游击队的工作激发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短短的几天时间，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当地青年就达37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同时也惩戒了一批仇视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但由于国民党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并没有停止其破坏行动，他们谣言惑众，甚至伺机暗杀抗日骨干，加之良田地处交通要道，情况复杂，为防不测，游击队决定折回宜章整训。3月5日晚，李林带领游击队经烟竹山、大奎上，急行军到宜章赤石的蔡家村，再抄山路经宜章的饶田、浒口、新车、高龙桥、香花村、深塘，到达赤石司三望坪继续整训。这是游击队在良田公开亮出身份以来所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正规训练，湘南特委指派随王涛从延安回来的谢忠良以及湖南学生陈润等四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重点学习战略防御、战术进攻和国共合作、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等军事、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学习抢占地形、持枪瞄准、预防空袭等军事要领，学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新四军的性质、宗旨与斗争目标。王涛、周里亲自为游击队员讲课。
  湘南赤色游击队在三望坪整训期间，认真贯彻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树立工农子弟兵的形象。在抓紧学习和训练的同时，游击队员们经常到集训地周围的白水、下涟、赤石街、平光、白清、渔溪等地书写标语、画漫画、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帮助老百姓挑水、收油菜、打扫卫生和一起干农活，还自筹军饷。处处体现出爱人民、为人民的工农子弟兵形象。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整训任务，还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唤起了一批有志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再次壮大，到整训束时，游击队发展到了130多人，并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仍为李林。经过整训，游击队指战员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做好了随时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开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整训后，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根据上级的指示，于4月初从宜章赤石出发，翻越九子岭到达平和，从曾家村进入郴县的锁石坪，在李林的家乡李家湾住了一宿后，向耒阳开拔。队伍经过7天的急行军，到达耒阳县的江头刘家祠，与刘厚总领导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二大队汇合，接受改编。两支队伍共400多名指战员，在耒阳经过3天的整训后，李林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林；刘厚总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队长刘厚总。两个大队各设3个中队。4月11日，整编后的队伍从耒阳灶市乘火车北上，经南昌开往安徽太平，李林领导的第一大队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任营长。出发当天，耒阳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新四军上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