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及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开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为拯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郴县县委与国民党郴县党部经过谈判，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摈弃前嫌，共赴国难，团结抗日，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动员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党组织的恢复及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郴县县委及全县的基层党组织屡遭破坏，党的活动从公开转人地下，湘南游击队无法在郴县立足而转战宜章，湘南特委被迫流散到耒阳，党员分散隐蔽到各地，以各种行业身份作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中共郴县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处于十分不利的环境中。
  1936年5月，中共湘南特委根据郴县的恶劣形势，决定派周里、谷子元、卢文、黄平、张春林到郴县恢复党的组织。周里、谷子元等同志乔装打扮，以卖布、行医、算命作掩护，碾转宁远、桂阳，于7月到达郴县，在塘溪的窝泥塘建立了郴县第一个联络站。8月，湘南特委任命张春林（林长春）为郴县县委书记。10月份以后，又疏通和新建了东边山、西边岭、许家洞、栖凤渡、小溪等11个交通站，与何静、王延凯、杨晓光、黄茂芝、李达海、牛希耀、段录成、田洪发等一批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1937年1月，郴县西南面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为使刚恢复的党组织免遭破坏，县委书记张春林决定把党组织活动的重点由西南面转移到东北面的大奎上、塘溪、桥口、许家洞、马头岭一带，以避开敌人的锋芒。地下交通站的建立为抗战时期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不久，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接到中共湖南特委关于“动员人民，排除干扰，团结抗日”的指示。8月19日晚，张春林在许家洞朱家庙秘密召开地下党联络员会议。到会的有杨晓光、杨伟、何静、王贤臣、曹修竹、牛学海、段录成、王康估等16位同志，特委委员周里、谷子元参加了会议，传达了湘南特委的指示，并分析了郴县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会议通过了发展革命力量、壮大武装队伍的决议。要求各地同志做好三件事：(1）发动中小学进步教职员工开办夜校，组织农民、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从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2）秘密串联隐蔽下来的共严党员，迅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到各地去组织抗日力量；(3）利用国民党扩大乡自卫队的机会，派出可靠同志打进去，做策反工作。会上，县委指定段录成、李达海、龙虎芝、李明山分别为东边山、栖凤渡、华塘、西边岭等区的负责人；指定刘跃文、黄尤军、肖乙妹、黄莲芝、杨晓芝、李定全、曹修竹为各联络站负责人。会后，各区及各联络站积极串联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围绕抗日斗争开展活动。是年底，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共产党员陆续返回家乡，与基层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方式，恢复了组织关系。
  1938年1月，随红军长征离开了郴州的原湘南特委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涛受中央派遣，以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上校副官的公开身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开任务，从延安回到郴州。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寻找1936年5月由湘南特委派来的周里、谷子元、卢文、黄平、张春林等党的领导骨干和李林等游击队的负责人。在几经周折，秘密取得联系后，开始了湘南特委及郴县、宜章、汝城、桂东、耒阳等县委或县工委的恢复与建设的筹备工作。2月，重新组建了由王涛任书记兼统战部长、周里任组织部长、卢文任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谷子元任农运部长、张春林任军事部长以及谢竹峰、张子芳、顾星奎、蔡坚、黄平、肖林等为委员的中共湘南特委，特委机关设在万胜旅馆。6月，湘南特委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年底，增选李明秋为职工部长、顾德胜为委员。到1938年底，湘南特委所属党组织的党员人数达700多名，1939年底，又增加到1400多名，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猛发展。
  郴县县委在王涛等同志的直接主持下，迅速恢复工作，全县各地的基层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成立了在城区、栖凤渡区、华塘区、保和区、西边岭区、东边山区等6个区委，从农民、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人党。郴县成为湘南地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最快的县。在城区区委利用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时机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积极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成立了码头支部（又称肩业支部）、鞭炮支部、缝纫支部、铁路支部、店员支部、妇女支部、材料厂支部、机械厂支部、篾竹厂支部、读者会、药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8年3月，发展了70多名工人人党，建立了10个党的支部。
  1938年4月下旬，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春林、段录成、陈平阶为县委委员，选举张春林为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加强抗日领导，壮大抗日队伍，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抗日政策，联合各阶级力量，支援前线抗日斗争”的工作方针。中共郴县党员代表大会是中共郴县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形成了领导全县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二、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b7i沟桥事变暴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军领导人也致电蒋介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而实行国共合作的诚意和愿望。7月中旬，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并在庐山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表明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应以《宣言》作为政治基础的原则立场。但国民党当局仍然抱着“求和”的幻想。
  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协英、美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中国军队已对日寇奋起还击，战火已经点燃；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中共已公开倡议国共合作抗日。以上诸多因素使蒋介石的“求和梦”彻底破灭。8月14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一份很不“情愿”的声明：“中国因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经中共再三催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被压了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被迫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谈判协议。这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和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顽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由于湘南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后，中共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未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郴县地方党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直到1938年1月王涛从延安回来，中央的指示和全国抗日的形势才开始在郴县部分党的骨干中传达。王涛从坪石返回郴城，立即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省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少谷和保安司令欧冠就国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并达成：（一）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三）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由政府供给给养。紧接着，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县城中山北街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成为中共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机构。通讯处与新组建的湘南特委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一边秘密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1938年3月5日，县委书记张春林按照湘南特委关于“在抗日斗争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动争取各党派团体的进步力量，共商国事，一致对外”的方针，给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书记郑绍康下了一张“请帖”，内容为：“正当民族危亡、国不保安之际，共产党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中华民众之大事。为了这个目的，不以前人之纠角（葛），应以拯救民族为大局，合作抵御日军为本宗。你我都是炎黄子孙，切切听民众之呼唤，不忘民众之愿，望两党早日谈判商议合作抗日之大事……”我党地下交通员干卫里将“请贴”送达后，郑绍康边阅读“请帖”内容，边领略几天前（2月乃日）国民党省党部防卫主任孙冲海、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袁同酬在县党部答人会议上，传达的省主席张治中的“‘抗日策略”：（一）抗日为国民之大事，不可贻误；（二）各党派协力合作，统一集中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三）抗日乃党国之大事，一切服从于抗日，但务须惕防共匪渗透之能量，党国要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大意。郑绍康当即找来民报报社社长唐警、县党部组织干事廖海臣，商量举抗日之大旗、负抗战之重任，顺民心以防共党之哗然。3月6日，民报发表县党部愿与所有团体联合抗日的消息，但唯独不提与中共谈判。3月7日，湘南特委书记王涛以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主任的名义，召见郑绍康，督促谈判，郑才勉强接受，并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3月18日，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宣传委员卢文、秘书张祖成、游击队政治委员陈平阶、联郡中学教育长王明友来到龙门池李姓宗祠，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郑绍康、宣传干事蒋秉忠、县政府区分部书记张贤良以及三青团、国民党县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谈。会谈开始，郑绍康宣读了蒋介石的抗战动员令，张春林宣读了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的通电。谈判中，中共郴县县委提出合作抗日的条件是：（一）月航日经费由县财政支出；（二）不论哪一个党派、团体，只要是宣传抗日，就允许其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三）允许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四）让李林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隗苌郴城整训。国民党代表对我党提出的四条主张极力反对，并提出：抗日只能由国民党统帅；不允许进行地下活动。经过反复较量，最终达成三条协议：（一）组织统一的抗日动员部，开展宣传活动；（二）凡参编国军的部队准许在郴州城外训练；（三）城乡民众捐献抗日的粮食、资金，统一交县财政局，由县政府统一上交国库和开支。郴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的达成，是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主张、并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了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协议的部分内容虽然对中共存有歧视和偏见，但中共郴县党组织在保持组织独立的前提下，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全面合作抗日，促成了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湘南游击队的改编
  红军主力长征后，湘南特委决定以留在湘南的红军及治疗康复后的红军伤病员为主体，组建湘南红军支队。郴县游击队也因47名康复后的红军伤病员的加人而迅速壮大，在李林的带领下，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惩处了一批国民党反动头目和罪大恶极的叛徒，令湘南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连杀人不眨眼的欧冠都心惊肉跳、煌煌不安，因而视游击队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拔出。国民党郴县政府及反动武装采取联防联坐、围屋烧山和株连政策，并调集重兵围追堵截，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游击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和避免群众受到无故牵连，而不得不转战湘粤赣边境，并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37年8月至12月，国共双方高层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部队的问题进行多次商谈，达成了将南方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的协议。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和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指示，刚回郴的王涛一路跋涉，经宜章达坪石，在坪石地下党的帮助下，于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牛栏冲找到了周里、李林，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介绍了全国的抗日形势。周里、李林汇报了游击队从郴县游击队到湘南赤色游击队、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武工队、湘南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过程与斗争情况。老战友久别重逢，似乎有无尽的话题，但更多的是兴奋：一是游击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明确了党中央的具体方针、政策和行动要求，了解了山外的革命斗争形势，游击队的士气大振；二是党组织对游击队的情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坚定了将这支久经考验的革命武装领向抗日前线的信心。王涛来不及与战友们进行太多的交谈，在传达完中共中央的指示、简单交换了情况之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湘南各县的国共合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研究了下一步工作方案，决定：王涛回郴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其他干部暂留坪石坳丘，负责集合游击队原地待命。为防不则，明确规定：游击队采取小集中，隐蔽活动，在没有接到党的正式通知之前，不得下山。会后，王涛赶回郴州，以新四军上校副官的身份，先后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少谷，郴州保安司令欧冠，以及郴县、宜章、乐昌等县政府谈判，为游击队下山整编创造条件。谈判中，王涛详尽地阐明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和红军游击队按照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下山改编、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并就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设立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前下山整训及整训期间由政府提供给养等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分散在宜章、乐昌、乳源等山区活动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的两个分队共计80多人，按照原定方案，开始在各活动区集结待命，作下山接受整训和改编的准备。
  王涛为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向游击队发出了下山接受改编的命令。已整装待发的游击队员从多个集结点向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的坳丘集中。队伍收拢后，由队长李林带领，从坪石牛栏冲进入宜章苦竹山。2月26日深夜，游击队从苦竹山出发，经白石渡、太平里向郴县良田进发。2月28日，中共郴县县委委员陈平阶、国民党郴县在城区区分部书记张贤让等所率的国共两党人员共30余人，到郴宜边界的高梁山迎接李林的游击队人郴。良田一带的百姓得知游击队回来的消息，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敲锣打鼓放鞭炮，数千人沿途列队欢迎。游击队到达良田的当天下午，千余名当地百姓在游击队驻地文昌宫举行欢迎大会。会上，陈平阶致欢迎词，李林讲了话；国民党良田区党部书记王海珍、挨户团团长黄孝球也讲了话。李林的队伍在良田作了短暂停留，并抓住时机做了三件事情：（一）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发动群众参军抗日，扩充队伍；（三）打击亲日分子、镇压顽固分子。游击队的工作激发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短短的几天时间，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当地青年就达37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同时也惩戒了一批仇视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但由于国民党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并没有停止其破坏行动，他们谣言惑众，甚至伺机暗杀抗日骨干，加之良田地处交通要道，情况复杂，为防不测，游击队决定折回宜章整训。3月5日晚，李林带领游击队经烟竹山、大奎上，急行军到宜章赤石的蔡家村，再抄山路经宜章的饶田、浒口、新车、高龙桥、香花村、深塘，到达赤石司三望坪继续整训。这是游击队在良田公开亮出身份以来所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正规训练，湘南特委指派随王涛从延安回来的谢忠良以及湖南学生陈润等四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重点学习战略防御、战术进攻和国共合作、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等军事、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学习抢占地形、持枪瞄准、预防空袭等军事要领，学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新四军的性质、宗旨与斗争目标。王涛、周里亲自为游击队员讲课。
  湘南赤色游击队在三望坪整训期间，认真贯彻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树立工农子弟兵的形象。在抓紧学习和训练的同时，游击队员们经常到集训地周围的白水、下涟、赤石街、平光、白清、渔溪等地书写标语、画漫画、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帮助老百姓挑水、收油菜、打扫卫生和一起干农活，还自筹军饷。处处体现出爱人民、为人民的工农子弟兵形象。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整训任务，还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唤起了一批有志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再次壮大，到整训束时，游击队发展到了130多人，并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仍为李林。经过整训，游击队指战员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做好了随时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开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整训后，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根据上级的指示，于4月初从宜章赤石出发，翻越九子岭到达平和，从曾家村进入郴县的锁石坪，在李林的家乡李家湾住了一宿后，向耒阳开拔。队伍经过7天的急行军，到达耒阳县的江头刘家祠，与刘厚总领导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二大队汇合，接受改编。两支队伍共400多名指战员，在耒阳经过3天的整训后，李林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林；刘厚总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队长刘厚总。两个大队各设3个中队。4月11日，整编后的队伍从耒阳灶市乘火车北上，经南昌开往安徽太平，李林领导的第一大队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任营长。出发当天，耒阳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新四军上前线。
  第二节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新四军驻郴通讯处设在郴城
  1938年1月，王涛受中共中央派遣，回郴建立新四军通讯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与周里、李林等取得联系，在研究和制定恢复党的组织、整训和改编游击队的周密计划后，立即着手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的筹建工作。他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团结抗日协议，就设立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的问题，与国民党郴州当局进行反复交涉，最后达成了协议。经过简单的筹备，“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在郴县城内中山北街21号正式建立，由王涛任通讯处主任。通讯处对外是新四军驻郴留守机关，负责新四军家属的优抚和抗日宣传工作，是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工作机构；对内是湘南特委的地下联络点。通讯处以郴县为中心，通过做好国民党郴县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加速了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通讯处主任王涛，多次在参加国民党召开的郴县党政军各界会议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通过统一战线，邀请国民党县党部的宣传干事、当地进步人士、开明绅士参与创办郴州牖智书店，宣传抗日和推进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开办抗日骨干训练班；走访慰问新四军家属，鼓励他们搞好生产，积极参加后方的抗日救亡活动，支援前线的抗日战争。新四军驻郴通讯自设立，到1939年5月7日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密令查封取缔前的一年多时间里，郴县县委和基层党组织在通讯处的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的活动，组织的抗日工作很有起色，民众的抗日热情高张，为建立和发展以郴县为中心的湘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前线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建立抗日宣传队 按照中共中央发出的“联合千百万群众投入抗日运动”的号召，1938年3月，湘南特委宣传部长兼青工部长卢良、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向国民党县党部宣传干事蒋秉忠提出：迅速组建抗日宣传队，深入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得到蒋秉忠默认。时值全国大、中学校因战争原因停课，先后从长沙、衡阳、广州等地回郴的教师、大学生、中学生有50多人。他们有文有才，能说会道，反侵略、救中华热情高涨。郴县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以这些爱国青年为核心，联合本县学校的教师及高年级学生，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抗日宣传队，分赴全县各区、乡、保、甲和工厂、矿山，采取讲演、写标语、画漫画、演活报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亡我中华的野心，教育广大民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搞好生产，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不当亡国奴。从湖南大学回来的学生、共产党员杨水生率领一支12名队员的宣传队，到永二乡文昌阁（今资兴市境内）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办演讲五场，队员们慷慨激昂，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暴行；演出《联合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活报剧四场，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寓于剧目之中；采用写标语、画漫画等多种形式宣传团结抗日。在加多天的宣传活动中，有3000多群众前来听讲演、看演出，群众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不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广州中山大学回来的学生段仁山，四处联络有绘画特长的青年，创作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弘扬奋起抗日精神的漫画。共组织起57幅漫画，在华塘圩上展出并宣讲，漫画展览连续开放了10天，参观者达4000余人次。在城区，有一支晨呼队，每天清晨，或走街串巷，或站在高处，齐声高呼抗日口号。500多人的抗日宣传队，历时月余的宣传活动，使许多群众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狼子野心，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为灭我民族、占我国土而施行残暴行径，激起了“抗日救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他们纷纷走向街巷、乡村，宣传抗日，声援前方。据郴县指导委员会1938年7月统计，仅半年时间，全县共张贴抗日宣传标语36800余条，展出漫画526幅，办演讲560余场，演出活报剧120余场。宣传队伍由5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受众达数万人。一时间，全县城乡抗日救亡的舆论宣传形成高潮，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被唤醒，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后来对入侵郴县的日寇以沉重打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郴县成为湖南全省抗日宣传发动最广泛的地方之一。
  （二）开设牖智书店 1938年3月初，湘南特委书记王涛、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为加强团结抗日宣传，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决定创办进步书刊销售点，以进步书刊唤起民众的觉悟，给进步人士提供交流思想、讨论时局的阵地。他们主动出面与国民党县党部宣传主事曹维荷，地方知名人士潘实岑，国民党城关区书记黄松甫，商人李绍久、王佑光、杨西林等，就联合创办文化书社、销售抗日进步书刊等事宜进协商。经协商议定：书店采取合股筹资开办，设5股，每股2400元；书店设在城内中山北街21号（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的楼下）；店名为“牖智书店”。王涛、曹维荷、潘实岑、黄松甫各认一股，李绍久、王佑光合认一股，共筹资1.4万元。推举王涛为董事长，潘实岑、黄松甫为副董事长，营业员先后有李德胜、彭太保，左代运、朱德胜等。3月中旬书店正式营业，除销售《大众哲学》、《新华日报》、《新观察》、《解放》等报刊杂志，马列主义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有关抗战的进步书刊外，书店还开设了“二岭救国图书室”，备有宣传抗日救国方面的书籍、报刊、杂志，供读者阅读。在书店的影响下成立了“读书会”，会员达百余人，兴起了读进步书籍，论抗日时局，励民族之志的热潮。同时，牖智书店还负责为汝城“星光书店”、桂阳《新华日报》分销处、宜章战时书报供应分所提供书刊。到1939年夏，书店共销售各种进步书籍39800余册，售出《新华日报》等刊物近2万份。书店成为湘南特委、郴县县委秘密领导下的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心，吸引了一批中共党员、社会进步人士来此交流、联系，宣示团结进步的主张。党领导下的这个秘密活动据点，在宣传和动员民众奋起抗日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9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密电责令国民党郴县当局对郴县境内的共产党人进行“密捕密讯具报”,5月7日，国民党郴县当局按照薛岳的密令，派出稽查队突然将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团团围住，欲抓捕通讯处主任王涛。扑空后，对通讯处和牖智书店进行强行搜查，以赤化罪名将牖智书店查封。
  （三）创办《老百姓周刊》 牖智书店开办后，吸引了郴州城内广大读者，他们纷纷来书店购买书刊，阅读书报杂志，接受抗日宣传。在牖智书店的影响下，城区各届自发创立了“读书会”，大家边读边谈，关注抗日时局与大政方针。为让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前线、后方和当地的抗日形势，表达读者及当地老百姓对抗日的观点和意愿，激发民众抗日斗志，1938年4月，在“读书会”会长李耀民的提议下，创办了《老百姓周刊》。王招友为《周刊》编辑部编辑，李岳南、何光贤为主事。《周刊》以唤起民众的觉悟、激发民族精神和抗日救亡热情为宗旨，采取报道国共合作抗日方针、前方抗战消息、各地民众的抗日举动和本地各届的抗日动态等方式，大力宣传抗日。《周刊》每周星期日早晨出刊，每期8版。刊物出版后，编辑部都会派人将《周刊》送给县内外读者的交通要道、圩场等人流集中的显眼处张贴。《周刊》创办后，各届人士特别是进步学生、青年踊跃投稿，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国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到1939年5月被国民党郴州当局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查封时，《老百姓周刊》共出版加期，共发行印万份。
  （四）培训抗日骨干 1937年冬，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为培训抗日骨干、壮大抗日力量，成立了湖南省民众训练指导处，并亲任处长。他要求全省各县、乡、保都要成立相应的民众训练机构。12月20日，省民训处干部训练班正式开学，入学人数达3358人。中共湖南省工委为支持张治中的行动，也为借助国民地方政府的力量，提高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抗日常识与理论水平，指示各级党组织积极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报名参加民训班。郴县县委抓住时机，派出精干力量到省民训班受训，培养地方民训员。随后，以参加过省民训班的党员骨干分子为教师，在全县多处开办训练班，加强对抗日骨干的培训。1938年，中共郴县县委依靠在省民训班培训过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在栖凤渡、华塘、良田、桥口、保和、鲁塘等地开办‘民训班’，培养抗日骨干。全县共办班130期，每期10天左右，培训1.3万人次。培训内容以学习《抗日救国十大方针》、《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行径》、《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等书刊、文章为主。培训中，湘南特委、郴县县委的负责人周里、卢良、王志龙、许良等同志分别到各区开办的“民训班”讲课，宣讲抗日救国方针、灌输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人民战争主张。《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写道：“在中共湖南各级组织创办或掌握的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中，以华容东山战时学校、郴县抗日骨干培训班……等影响较大”。
  （五）支援前线抗日 中共郴县县委通过宣传队、晨呼队和抗日骨干培训班，加强对县民抗日救国的宣传与动员，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和民族自信精神，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县委提出的“团结御侮，还我中华，驱除倭奴，保我国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家荡产，保我中华”等口号得到上下一致的响应。一是积极声援全国抗日。在郴城的街巷墙上，画满了中华勇士打击日寇的漫画，以长中华民族的志气和抗日将士的士气；每天清晨，晨呼队站在城内高处或绕城串街高声齐呼：同胞们振作起k，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大造抗日声势，声援抗日前线。二是号召工人、农民努力生产。工人增加工时多出产品，农民多打粮食，商人搞好经营，用辛勤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努力支援前线。三是动员3000多名有志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四是组织募捐，筹集粮饷，支援前线。在县委的组织领导下，从1938年6月至9月，全县群众共募集抗日捐京2.3万余元（银元）、粮食4000多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