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第六章 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及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开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为拯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郴县县委与国民党郴县党部经过谈判，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摈弃前嫌，共赴国难，团结抗日，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动员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党组织的恢复及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郴县县委及全县的基层党组织屡遭破坏，党的活动从公开转人地下，湘南游击队无法在郴县立足而转战宜章，湘南特委被迫流散到耒阳，党员分散隐蔽到各地，以各种行业身份作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中共郴县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处于十分不利的环境中。
  1936年5月，中共湘南特委根据郴县的恶劣形势，决定派周里、谷子元、卢文、黄平、张春林到郴县恢复党的组织。周里、谷子元等同志乔装打扮，以卖布、行医、算命作掩护，碾转宁远、桂阳，于7月到达郴县，在塘溪的窝泥塘建立了郴县第一个联络站。8月，湘南特委任命张春林（林长春）为郴县县委书记。10月份以后，又疏通和新建了东边山、西边岭、许家洞、栖凤渡、小溪等11个交通站，与何静、王延凯、杨晓光、黄茂芝、李达海、牛希耀、段录成、田洪发等一批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1937年1月，郴县西南面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为使刚恢复的党组织免遭破坏，县委书记张春林决定把党组织活动的重点由西南面转移到东北面的大奎上、塘溪、桥口、许家洞、马头岭一带，以避开敌人的锋芒。地下交通站的建立为抗战时期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不久，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接到中共湖南特委关于“动员人民，排除干扰，团结抗日”的指示。8月19日晚，张春林在许家洞朱家庙秘密召开地下党联络员会议。到会的有杨晓光、杨伟、何静、王贤臣、曹修竹、牛学海、段录成、王康估等16位同志，特委委员周里、谷子元参加了会议，传达了湘南特委的指示，并分析了郴县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会议通过了发展革命力量、壮大武装队伍的决议。要求各地同志做好三件事：(1）发动中小学进步教职员工开办夜校，组织农民、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从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2）秘密串联隐蔽下来的共严党员，迅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到各地去组织抗日力量；(3）利用国民党扩大乡自卫队的机会，派出可靠同志打进去，做策反工作。会上，县委指定段录成、李达海、龙虎芝、李明山分别为东边山、栖凤渡、华塘、西边岭等区的负责人；指定刘跃文、黄尤军、肖乙妹、黄莲芝、杨晓芝、李定全、曹修竹为各联络站负责人。会后，各区及各联络站积极串联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围绕抗日斗争开展活动。是年底，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共产党员陆续返回家乡，与基层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方式，恢复了组织关系。
  1938年1月，随红军长征离开了郴州的原湘南特委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涛受中央派遣，以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上校副官的公开身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开任务，从延安回到郴州。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寻找1936年5月由湘南特委派来的周里、谷子元、卢文、黄平、张春林等党的领导骨干和李林等游击队的负责人。在几经周折，秘密取得联系后，开始了湘南特委及郴县、宜章、汝城、桂东、耒阳等县委或县工委的恢复与建设的筹备工作。2月，重新组建了由王涛任书记兼统战部长、周里任组织部长、卢文任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谷子元任农运部长、张春林任军事部长以及谢竹峰、张子芳、顾星奎、蔡坚、黄平、肖林等为委员的中共湘南特委，特委机关设在万胜旅馆。6月，湘南特委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年底，增选李明秋为职工部长、顾德胜为委员。到1938年底，湘南特委所属党组织的党员人数达700多名，1939年底，又增加到1400多名，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猛发展。
  郴县县委在王涛等同志的直接主持下，迅速恢复工作，全县各地的基层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成立了在城区、栖凤渡区、华塘区、保和区、西边岭区、东边山区等6个区委，从农民、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人党。郴县成为湘南地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最快的县。在城区区委利用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时机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积极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成立了码头支部（又称肩业支部）、鞭炮支部、缝纫支部、铁路支部、店员支部、妇女支部、材料厂支部、机械厂支部、篾竹厂支部、读者会、药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8年3月，发展了70多名工人人党，建立了10个党的支部。
  1938年4月下旬，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春林、段录成、陈平阶为县委委员，选举张春林为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加强抗日领导，壮大抗日队伍，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抗日政策，联合各阶级力量，支援前线抗日斗争”的工作方针。中共郴县党员代表大会是中共郴县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形成了领导全县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二、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b7i沟桥事变暴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军领导人也致电蒋介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而实行国共合作的诚意和愿望。7月中旬，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并在庐山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表明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应以《宣言》作为政治基础的原则立场。但国民党当局仍然抱着“求和”的幻想。
  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协英、美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中国军队已对日寇奋起还击，战火已经点燃；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中共已公开倡议国共合作抗日。以上诸多因素使蒋介石的“求和梦”彻底破灭。8月14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一份很不“情愿”的声明：“中国因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经中共再三催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被压了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被迫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谈判协议。这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和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顽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由于湘南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后，中共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未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郴县地方党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直到1938年1月王涛从延安回来，中央的指示和全国抗日的形势才开始在郴县部分党的骨干中传达。王涛从坪石返回郴城，立即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省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少谷和保安司令欧冠就国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并达成：（一）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三）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由政府供给给养。紧接着，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县城中山北街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成为中共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机构。通讯处与新组建的湘南特委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一边秘密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1938年3月5日，县委书记张春林按照湘南特委关于“在抗日斗争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动争取各党派团体的进步力量，共商国事，一致对外”的方针，给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书记郑绍康下了一张“请帖”，内容为：“正当民族危亡、国不保安之际，共产党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中华民众之大事。为了这个目的，不以前人之纠角（葛），应以拯救民族为大局，合作抵御日军为本宗。你我都是炎黄子孙，切切听民众之呼唤，不忘民众之愿，望两党早日谈判商议合作抗日之大事……”我党地下交通员干卫里将“请贴”送达后，郑绍康边阅读“请帖”内容，边领略几天前（2月乃日）国民党省党部防卫主任孙冲海、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袁同酬在县党部答人会议上，传达的省主席张治中的“‘抗日策略”：（一）抗日为国民之大事，不可贻误；（二）各党派协力合作，统一集中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三）抗日乃党国之大事，一切服从于抗日，但务须惕防共匪渗透之能量，党国要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大意。郑绍康当即找来民报报社社长唐警、县党部组织干事廖海臣，商量举抗日之大旗、负抗战之重任，顺民心以防共党之哗然。3月6日，民报发表县党部愿与所有团体联合抗日的消息，但唯独不提与中共谈判。3月7日，湘南特委书记王涛以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主任的名义，召见郑绍康，督促谈判，郑才勉强接受，并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3月18日，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宣传委员卢文、秘书张祖成、游击队政治委员陈平阶、联郡中学教育长王明友来到龙门池李姓宗祠，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郑绍康、宣传干事蒋秉忠、县政府区分部书记张贤良以及三青团、国民党县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谈。会谈开始，郑绍康宣读了蒋介石的抗战动员令，张春林宣读了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的通电。谈判中，中共郴县县委提出合作抗日的条件是：（一）月航日经费由县财政支出；（二）不论哪一个党派、团体，只要是宣传抗日，就允许其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三）允许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四）让李林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隗苌郴城整训。国民党代表对我党提出的四条主张极力反对，并提出：抗日只能由国民党统帅；不允许进行地下活动。经过反复较量，最终达成三条协议：（一）组织统一的抗日动员部，开展宣传活动；（二）凡参编国军的部队准许在郴州城外训练；（三）城乡民众捐献抗日的粮食、资金，统一交县财政局，由县政府统一上交国库和开支。郴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的达成，是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主张、并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了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协议的部分内容虽然对中共存有歧视和偏见，但中共郴县党组织在保持组织独立的前提下，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全面合作抗日，促成了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湘南游击队的改编
  红军主力长征后，湘南特委决定以留在湘南的红军及治疗康复后的红军伤病员为主体，组建湘南红军支队。郴县游击队也因47名康复后的红军伤病员的加人而迅速壮大，在李林的带领下，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惩处了一批国民党反动头目和罪大恶极的叛徒，令湘南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连杀人不眨眼的欧冠都心惊肉跳、煌煌不安，因而视游击队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拔出。国民党郴县政府及反动武装采取联防联坐、围屋烧山和株连政策，并调集重兵围追堵截，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游击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和避免群众受到无故牵连，而不得不转战湘粤赣边境，并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37年8月至12月，国共双方高层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部队的问题进行多次商谈，达成了将南方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的协议。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和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指示，刚回郴的王涛一路跋涉，经宜章达坪石，在坪石地下党的帮助下，于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牛栏冲找到了周里、李林，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介绍了全国的抗日形势。周里、李林汇报了游击队从郴县游击队到湘南赤色游击队、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武工队、湘南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过程与斗争情况。老战友久别重逢，似乎有无尽的话题，但更多的是兴奋：一是游击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明确了党中央的具体方针、政策和行动要求，了解了山外的革命斗争形势，游击队的士气大振；二是党组织对游击队的情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坚定了将这支久经考验的革命武装领向抗日前线的信心。王涛来不及与战友们进行太多的交谈，在传达完中共中央的指示、简单交换了情况之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湘南各县的国共合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研究了下一步工作方案，决定：王涛回郴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其他干部暂留坪石坳丘，负责集合游击队原地待命。为防不则，明确规定：游击队采取小集中，隐蔽活动，在没有接到党的正式通知之前，不得下山。会后，王涛赶回郴州，以新四军上校副官的身份，先后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少谷，郴州保安司令欧冠，以及郴县、宜章、乐昌等县政府谈判，为游击队下山整编创造条件。谈判中，王涛详尽地阐明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和红军游击队按照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下山改编、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并就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设立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前下山整训及整训期间由政府提供给养等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分散在宜章、乐昌、乳源等山区活动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的两个分队共计80多人，按照原定方案，开始在各活动区集结待命，作下山接受整训和改编的准备。
  王涛为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向游击队发出了下山接受改编的命令。已整装待发的游击队员从多个集结点向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的坳丘集中。队伍收拢后，由队长李林带领，从坪石牛栏冲进入宜章苦竹山。2月26日深夜，游击队从苦竹山出发，经白石渡、太平里向郴县良田进发。2月28日，中共郴县县委委员陈平阶、国民党郴县在城区区分部书记张贤让等所率的国共两党人员共30余人，到郴宜边界的高梁山迎接李林的游击队人郴。良田一带的百姓得知游击队回来的消息，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敲锣打鼓放鞭炮，数千人沿途列队欢迎。游击队到达良田的当天下午，千余名当地百姓在游击队驻地文昌宫举行欢迎大会。会上，陈平阶致欢迎词，李林讲了话；国民党良田区党部书记王海珍、挨户团团长黄孝球也讲了话。李林的队伍在良田作了短暂停留，并抓住时机做了三件事情：（一）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发动群众参军抗日，扩充队伍；（三）打击亲日分子、镇压顽固分子。游击队的工作激发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短短的几天时间，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当地青年就达37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同时也惩戒了一批仇视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但由于国民党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并没有停止其破坏行动，他们谣言惑众，甚至伺机暗杀抗日骨干，加之良田地处交通要道，情况复杂，为防不测，游击队决定折回宜章整训。3月5日晚，李林带领游击队经烟竹山、大奎上，急行军到宜章赤石的蔡家村，再抄山路经宜章的饶田、浒口、新车、高龙桥、香花村、深塘，到达赤石司三望坪继续整训。这是游击队在良田公开亮出身份以来所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正规训练，湘南特委指派随王涛从延安回来的谢忠良以及湖南学生陈润等四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重点学习战略防御、战术进攻和国共合作、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等军事、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学习抢占地形、持枪瞄准、预防空袭等军事要领，学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新四军的性质、宗旨与斗争目标。王涛、周里亲自为游击队员讲课。
  湘南赤色游击队在三望坪整训期间，认真贯彻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树立工农子弟兵的形象。在抓紧学习和训练的同时，游击队员们经常到集训地周围的白水、下涟、赤石街、平光、白清、渔溪等地书写标语、画漫画、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帮助老百姓挑水、收油菜、打扫卫生和一起干农活，还自筹军饷。处处体现出爱人民、为人民的工农子弟兵形象。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整训任务，还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唤起了一批有志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再次壮大，到整训束时，游击队发展到了130多人，并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仍为李林。经过整训，游击队指战员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做好了随时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开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整训后，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根据上级的指示，于4月初从宜章赤石出发，翻越九子岭到达平和，从曾家村进入郴县的锁石坪，在李林的家乡李家湾住了一宿后，向耒阳开拔。队伍经过7天的急行军，到达耒阳县的江头刘家祠，与刘厚总领导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二大队汇合，接受改编。两支队伍共400多名指战员，在耒阳经过3天的整训后，李林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林；刘厚总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队长刘厚总。两个大队各设3个中队。4月11日，整编后的队伍从耒阳灶市乘火车北上，经南昌开往安徽太平，李林领导的第一大队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任营长。出发当天，耒阳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新四军上前线。
  第二节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新四军驻郴通讯处设在郴城
  1938年1月，王涛受中共中央派遣，回郴建立新四军通讯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与周里、李林等取得联系，在研究和制定恢复党的组织、整训和改编游击队的周密计划后，立即着手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的筹建工作。他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团结抗日协议，就设立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的问题，与国民党郴州当局进行反复交涉，最后达成了协议。经过简单的筹备，“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在郴县城内中山北街21号正式建立，由王涛任通讯处主任。通讯处对外是新四军驻郴留守机关，负责新四军家属的优抚和抗日宣传工作，是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工作机构；对内是湘南特委的地下联络点。通讯处以郴县为中心，通过做好国民党郴县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加速了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通讯处主任王涛，多次在参加国民党召开的郴县党政军各界会议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通过统一战线，邀请国民党县党部的宣传干事、当地进步人士、开明绅士参与创办郴州牖智书店，宣传抗日和推进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开办抗日骨干训练班；走访慰问新四军家属，鼓励他们搞好生产，积极参加后方的抗日救亡活动，支援前线的抗日战争。新四军驻郴通讯自设立，到1939年5月7日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密令查封取缔前的一年多时间里，郴县县委和基层党组织在通讯处的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的活动，组织的抗日工作很有起色，民众的抗日热情高张，为建立和发展以郴县为中心的湘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前线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建立抗日宣传队 按照中共中央发出的“联合千百万群众投入抗日运动”的号召，1938年3月，湘南特委宣传部长兼青工部长卢良、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向国民党县党部宣传干事蒋秉忠提出：迅速组建抗日宣传队，深入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得到蒋秉忠默认。时值全国大、中学校因战争原因停课，先后从长沙、衡阳、广州等地回郴的教师、大学生、中学生有50多人。他们有文有才，能说会道，反侵略、救中华热情高涨。郴县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以这些爱国青年为核心，联合本县学校的教师及高年级学生，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抗日宣传队，分赴全县各区、乡、保、甲和工厂、矿山，采取讲演、写标语、画漫画、演活报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亡我中华的野心，教育广大民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搞好生产，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不当亡国奴。从湖南大学回来的学生、共产党员杨水生率领一支12名队员的宣传队，到永二乡文昌阁（今资兴市境内）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办演讲五场，队员们慷慨激昂，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暴行；演出《联合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活报剧四场，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寓于剧目之中；采用写标语、画漫画等多种形式宣传团结抗日。在加多天的宣传活动中，有3000多群众前来听讲演、看演出，群众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不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广州中山大学回来的学生段仁山，四处联络有绘画特长的青年，创作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弘扬奋起抗日精神的漫画。共组织起57幅漫画，在华塘圩上展出并宣讲，漫画展览连续开放了10天，参观者达4000余人次。在城区，有一支晨呼队，每天清晨，或走街串巷，或站在高处，齐声高呼抗日口号。500多人的抗日宣传队，历时月余的宣传活动，使许多群众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狼子野心，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为灭我民族、占我国土而施行残暴行径，激起了“抗日救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他们纷纷走向街巷、乡村，宣传抗日，声援前方。据郴县指导委员会1938年7月统计，仅半年时间，全县共张贴抗日宣传标语36800余条，展出漫画526幅，办演讲560余场，演出活报剧120余场。宣传队伍由5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受众达数万人。一时间，全县城乡抗日救亡的舆论宣传形成高潮，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被唤醒，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后来对入侵郴县的日寇以沉重打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郴县成为湖南全省抗日宣传发动最广泛的地方之一。
  （二）开设牖智书店 1938年3月初，湘南特委书记王涛、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为加强团结抗日宣传，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决定创办进步书刊销售点，以进步书刊唤起民众的觉悟，给进步人士提供交流思想、讨论时局的阵地。他们主动出面与国民党县党部宣传主事曹维荷，地方知名人士潘实岑，国民党城关区书记黄松甫，商人李绍久、王佑光、杨西林等，就联合创办文化书社、销售抗日进步书刊等事宜进协商。经协商议定：书店采取合股筹资开办，设5股，每股2400元；书店设在城内中山北街21号（新四军驻郴通讯处的楼下）；店名为“牖智书店”。王涛、曹维荷、潘实岑、黄松甫各认一股，李绍久、王佑光合认一股，共筹资1.4万元。推举王涛为董事长，潘实岑、黄松甫为副董事长，营业员先后有李德胜、彭太保，左代运、朱德胜等。3月中旬书店正式营业，除销售《大众哲学》、《新华日报》、《新观察》、《解放》等报刊杂志，马列主义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有关抗战的进步书刊外，书店还开设了“二岭救国图书室”，备有宣传抗日救国方面的书籍、报刊、杂志，供读者阅读。在书店的影响下成立了“读书会”，会员达百余人，兴起了读进步书籍，论抗日时局，励民族之志的热潮。同时，牖智书店还负责为汝城“星光书店”、桂阳《新华日报》分销处、宜章战时书报供应分所提供书刊。到1939年夏，书店共销售各种进步书籍39800余册，售出《新华日报》等刊物近2万份。书店成为湘南特委、郴县县委秘密领导下的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心，吸引了一批中共党员、社会进步人士来此交流、联系，宣示团结进步的主张。党领导下的这个秘密活动据点，在宣传和动员民众奋起抗日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9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密电责令国民党郴县当局对郴县境内的共产党人进行“密捕密讯具报”,5月7日，国民党郴县当局按照薛岳的密令，派出稽查队突然将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团团围住，欲抓捕通讯处主任王涛。扑空后，对通讯处和牖智书店进行强行搜查，以赤化罪名将牖智书店查封。
  （三）创办《老百姓周刊》 牖智书店开办后，吸引了郴州城内广大读者，他们纷纷来书店购买书刊，阅读书报杂志，接受抗日宣传。在牖智书店的影响下，城区各届自发创立了“读书会”，大家边读边谈，关注抗日时局与大政方针。为让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前线、后方和当地的抗日形势，表达读者及当地老百姓对抗日的观点和意愿，激发民众抗日斗志，1938年4月，在“读书会”会长李耀民的提议下，创办了《老百姓周刊》。王招友为《周刊》编辑部编辑，李岳南、何光贤为主事。《周刊》以唤起民众的觉悟、激发民族精神和抗日救亡热情为宗旨，采取报道国共合作抗日方针、前方抗战消息、各地民众的抗日举动和本地各届的抗日动态等方式，大力宣传抗日。《周刊》每周星期日早晨出刊，每期8版。刊物出版后，编辑部都会派人将《周刊》送给县内外读者的交通要道、圩场等人流集中的显眼处张贴。《周刊》创办后，各届人士特别是进步学生、青年踊跃投稿，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国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到1939年5月被国民党郴州当局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查封时，《老百姓周刊》共出版加期，共发行印万份。
  （四）培训抗日骨干 1937年冬，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为培训抗日骨干、壮大抗日力量，成立了湖南省民众训练指导处，并亲任处长。他要求全省各县、乡、保都要成立相应的民众训练机构。12月20日，省民训处干部训练班正式开学，入学人数达3358人。中共湖南省工委为支持张治中的行动，也为借助国民地方政府的力量，提高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抗日常识与理论水平，指示各级党组织积极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报名参加民训班。郴县县委抓住时机，派出精干力量到省民训班受训，培养地方民训员。随后，以参加过省民训班的党员骨干分子为教师，在全县多处开办训练班，加强对抗日骨干的培训。1938年，中共郴县县委依靠在省民训班培训过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在栖凤渡、华塘、良田、桥口、保和、鲁塘等地开办‘民训班’，培养抗日骨干。全县共办班130期，每期10天左右，培训1.3万人次。培训内容以学习《抗日救国十大方针》、《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行径》、《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等书刊、文章为主。培训中，湘南特委、郴县县委的负责人周里、卢良、王志龙、许良等同志分别到各区开办的“民训班”讲课，宣讲抗日救国方针、灌输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人民战争主张。《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写道：“在中共湖南各级组织创办或掌握的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中，以华容东山战时学校、郴县抗日骨干培训班……等影响较大”。
  （五）支援前线抗日 中共郴县县委通过宣传队、晨呼队和抗日骨干培训班，加强对县民抗日救国的宣传与动员，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和民族自信精神，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县委提出的“团结御侮，还我中华，驱除倭奴，保我国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家荡产，保我中华”等口号得到上下一致的响应。一是积极声援全国抗日。在郴城的街巷墙上，画满了中华勇士打击日寇的漫画，以长中华民族的志气和抗日将士的士气；每天清晨，晨呼队站在城内高处或绕城串街高声齐呼：同胞们振作起k，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大造抗日声势，声援抗日前线。二是号召工人、农民努力生产。工人增加工时多出产品，农民多打粮食，商人搞好经营，用辛勤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努力支援前线。三是动员3000多名有志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四是组织募捐，筹集粮饷，支援前线。在县委的组织领导下，从1938年6月至9月，全县群众共募集抗日捐京2.3万余元（银元）、粮食4000多担。
  第七章 实行战略转变和坚持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因战线越拉越长而感到兵力不足，将军事打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蒋介石集团在政治诱降面前再次做起了“求和梦”，重新树起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旗帜。在湖南，以省政府主席薛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在郴县，国民党当局执行薛岳关于对湘南特委、郴县县委负责人和抗日骨干实行“密捕密讯”的密令，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少数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人党的党员，在白色恐怖下经不起考验，或退党，或变节。形势急转直下，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逆转的形势，郴县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实行战略转变，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抗日斗争。特别是1944年11月日寇入侵郴县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的9个多月中，郴县党组织采取乡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游击方式，秘密组建抗日武装，寻机打击日寇，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郴县党组织面临严峻局面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国民党内部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倾向日愈明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目张胆地抛出了“溶共”、“防共”和“限共”、“反共”方针，随后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并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已被撕毁，国共合作已经破裂。
  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唯恐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不力，在湖南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薛岳不仅对共产党和进步团体进行打压，对进步报刊和书店进行查封，迫使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解散，还于1939年6月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湖南顽固派，不顾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对其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径的严斥与规劝，不顾湖湘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变本加利地进行限共、反共，在全省各地制造反共摩擦，将共产党排挤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使各地特务机关及国民党地方武装捣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
  在郴县，国民党顽固派以及一些亲日分子，原来只是迫于国共合作大形势，才勉强达成团结抗日协议。国民党高层反共政策出笼后，其反共叫嚣日渐猖狂。特别是1939年5月12日和5月20日，薛岳两次密令郴县政府：“郴县匪情活动甚为积极”，“公开地、秘密地多方行动，人数全省各地之多”，“令即查明，密捕密讯具报”。国民党县党部及中统特务闻讯而动，特务头子陈睛洲、廖镜庭（“反白”事件的主谋）、张才万立即行动，将王涛、张子芳、周里、张春林、陈秋、段录成、李友焕、李达海、黄平、陈平阶、谷子元等上至湘南特委、下至各区区委乃至支部的党的骨干共32人，列为密捕的“要匪”名单。将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平时有“过激”言论、在《老百姓周刊》发表过抗日文章等等的进步人士列为“狡匪”，登记存查，纳入监视对象；将良田、华塘、桥口、栖凤渡、在城区列为监视的主要目标地。他们逼迫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撤销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不久又得寸进尺，于5月上旬查封了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及牖智书店，捣毁《老百姓周刊》编辑部，强令解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建立起来的读书会、促进会、援兵会等20多个进步团体及其5000多名成员，并加上“参加共匪赤化行动”、“妖言惑众”等罪名。6月16日“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五天，薛岳再次密电严令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书记唐擎：“将你县剿匪活动情形制表具报”。国民党调查统计室郴县站（中统特务机关）立即将早已列好的共党“要匪”32人名单制成表格，以县党部书记唐擎的名义密报给薛岳。郴县国共合作完全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已彻底暴露。
  二、党组织面临严峻局面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开打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旗帜。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则奉行国民党高层饬令执行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进步组织，采取既血腥镇压、又威逼利诱的手段，以达到武力剿灭和政治瓦解的目的。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顽固派不是合力对外、扭转战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是掉转枪口，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曾与之并肩共御倭寇的中国共产党及抗日进步力量上，这足以表明国民党当局的亲日排共立场。中共各级党组织面临既要继续坚持打击日本侵略者，又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围剿的严峻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被破坏，同样使郴县各级党的组织处于危险的境地。国民党郴县当局及其特务机关，受薛岳一道道密令指使，加大了对中共郴县县委及所属基层党组织和设在郴县的湘南特委的破坏力度。他们从1939年春开始，到“平江惨案”发生前后，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已到了疯狂的地步。1939年5月，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以及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被中统郴县站的特务列入“要匪”名册，伺机“密捕密讯”甚至“密杀”；在威逼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撤销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之后，紧接着又派出稽查队、特务等50多人，突然袭击设在郴城北街的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欲抓捕通讯处主任、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等负责人；随后以“参加共党赤化活动”、“妖言惑众”等罪名，将牖智书店、《老百姓周刊》编辑部、读书会、援兵会等20多个抗日组织、团体，或捣毁、或查封、或解散；派出特务向中共党员、抗日积极分子投送诸如“小心手枪走火，谨防脑袋搬家”等内容的恐吓信，并四处查找要抓捕对象的行踪。由于余稼生（叛变后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告密，湘南特委宣传部兼青年部部长卢文被跟踪，一天晚上，余稼生带领十几个特务包围了卢文隐蔽在苏仙桥东面郊区的住所，卢文不得不连夜转移衡阳。在白色恐怖下，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杀害。1940年初，搬运工人何大炮等十几名进步分子被捕，严刑拷打后拉到飞机坪西路口杀害；1941年5月，中共郴县县委委员兼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在前往广东仁化一带寻找组织时，刚出发不久就被特务李友基盯上，李友基用暗号通知当地警察。段录成行至邓家塘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十几名警察堵住去路，押往良田警所，三天后杀害于一个叫君人脑的野外。1941年10月，李林的爱人黄凤从宜章秘密回郴探望生病的孩子，她装扮成修飞机坪的民工去火车站附近为孩子抓药，行至北湖桥时，被特务头子黄翠金派出的探子谢鸣姑发现，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闻讯赶来的六个大汉将她挟持到县警备队，10月7日，被押往飞机坪当着几百名修飞机坪的民工活埋。1937年至1942年，在郴县境内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地下党员、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被收入烈士名录的就有18人。
  国民党郴县顽固派在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执行国民党第九战区政工会议关于对共产党“感化、溶化，必要时分化瓦解之”的决定，采取威胁恐吓和封官许愿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共产党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进行诱降，分化瓦解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特别是蒋介石1937年9月23日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长期对立的紧张局面暂时缓和，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一度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党组织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特别是中共湘南特委，虽然未完全公开其组织及活动，但与公开的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以致党的不少领导人的身份被暴露；另外，大量发展新党员，吸收抗日力量，仅1939年，湘南特委所属党组织就新吸入党员700多名。由于把关不严，一些思想不坚定和投机取巧的人混入到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中，他们在白色恐怖面前十分恐惧，在敌人的政治诱降面前开始动摇。其中的一部分人或退党或变节，给党组织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工作人员余稼生，同时又是中共湘南特委的秘书长，掌握我党不少机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政治诱降下，经受不住考验，叛变投敌，并堕落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成为湘南特委及郴县党组织最危险的敌人。已经在县城东郊农村隐蔽下来的中共湘南特委负责人卢文险遭捕杀，就是由于余稼生的告密才被特务盯上，并一路追踪到卢文隐居的农舍。
  第二节 中共郴县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一、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1939年春，国民党高层撕毁国共合作抗日协定，开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为防不测，中共郴县县委遵照中央及湖南省工委的指示，在湘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应对措施和应对时局的安排。一是早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针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一贯伎俩，趁国民党组建自卫队和选举乡、保政权时，派出可靠人员进入到国民党政府及一些重要部门，在关键时刻为党组织提供情报。1939年5月，国民党县党部及中统郴县站策划对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下毒手，我党内线及时将敌人的阴谋报告给了通讯处主任王涛，早有思想准备的王涛得到消息后迅速转移，敌人的密捕阴谋没有得逞。是年秋，谷子元在许家洞陈家楼一带活动，被国民党暗探发现，准备派便衣队去抓捕。在镇公所自卫队任队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及时将情报传给在城区委鞭炮业党支部书记谷安昌。谷安昌连夜赶往陈家楼，通知谷子元立即转移。当便衣队二十多人在天亮前赶到陈家楼时，谷子元早已离开。二是“平江惨案”发生后，郴县党组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引起了高度警觉。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在继续坚持团结抗日方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为应对类似“平江惨案”等突发事件，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如取消各种会议、割断领导成员之间的联系、将党的重要文件提前转移、采用联络暗号等。如1939年6月国民党郴县稽查队对新四军驻郴通讯处进行搜查时，我党的重要文件已事先转移到十分偏远的江口乡龙广洞的王振铋和廖开芝同志家中。直到1942年，王振WIS开芝等才将文件秘密转回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再由谷子元负责转移到设在邵阳的湘南特委秘密工作点。1939年秋天的某日，隐蔽在农户家中的县委委员、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突然收到县委书记陈林的密信；“我因病住院，病情日日严重，过世后切勿来郴吊丧。”暗示县委已经隐蔽或转移。城里的形势已经恶化，党组织已经割断了与他的联系，不要再进城找县委。还有湘南特委及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吸取“平江惨案”的教训，借国民党提出撤销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的机会，及时将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转送到了新四军队伍。通过这些措施，郴县党组织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转入地下斗争
  1940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特别是“平江惨案”后，湖南各地党组织所遭到的破坏和受到的损失，对湖南发出了《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要求湖南各地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941年，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的指示》，要求进一步精简机构，转入地下，隐蔽工作。由于时局的突变，湖南省委、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为了保存力量，在中央有关进行隐蔽斗争的指示尚未下达之前，就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先后调离、撤离了张春林、王涛、周里、张子芳、陈林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改组了湘南特委，由谷子元、李明秋、卢良3人负责湘南特委的工作。中央的指示下达后，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决定：凡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一律撤离原地，尚未暴露者，或就地潜伏，或经请示同意打入国民党内，也可转移到其他地方。按照中央的指示，湘南特委对其所属的机构和郴县县委等10个县的党组织进行了精简。郴县县委及一大批党员撤离郴县，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或就地暂时停止活动、中断联系，或以行业为掩护，观察时局，等待时机。1943年春夏之交，湘南特委负责人谷子元奉命赴重庆，由谢介眉接替湘南特委的工作。谢介眉在瑶岗仙以开南货店为掩护，根据谷子元移交给他的湘南各地的组织关系，先后与宜章、桂阳及郴县栖凤渡等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指导开展抗日斗争。如栖凤渡区委委员段韬，按照组织的安排，回良田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成功打入国民党机构内，并担任了三青团良佐区的区队长，以此身份作掩护，指导文艺研究社和小溪自卫队开展抗日活动。已暴露身份的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西边岭区委书记王振洲则分别向广东仁化一带撤离，其中段录成在途中被捕，三天后被杀。湘南特委负责人卢良隐蔽在城东苏仙桥附近农村的一户农民家中，被叛徒余稼生告密，得到消息后，卢良趁天黑返回家中，与新婚妻子作简单交待后，迅速撤出郴州到衡阳，一段时间在衡阳火车站以搬运工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
  在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疯狂反共的恶劣环境中，郴县县委及所属各区委、支部被迫转入地下，虽然仍然遭到一些破坏和挫折，但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同志们继续开展“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斗争。1945年6月，中共栖凤渡区委遵照湘南特委负责人谢介眉的指示，派区委委员段韬回良田秘密开展抗日活动。段韬以小溪村为中心，组织田贤锷、田柏九、田贤楚、田正雄及周边村的刘忠湘等三十多名青年，成立文艺研究社，在刘忠贤家中设立图书室，以研究文艺作掩护，秘密学习毛泽东著作等宣传抗日的文件和抗日主张。由于形势的不断恶化，一批精干力量隐蔽下来，为武装抗日和争取全县解放保存并锻炼了骨干力量。
  第三节 日军侵略郴县的罪行
  一、日军飞机空袭郴县
  1938年8月至1945年，日军多次空袭郴县。一是三次轰炸县城。1938年8月29日上午九时，日军9架轰炸机突然出现在郴城上空，盘施数圈后，在田家巷、普济寺、城隍庙（今栏杆塘一带）、西门坳（现人民电影院后面），五通庙（现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面）、关帝庙（今北街）等处投下60多颗炸弹，无数间民房、数百间商铺被炸成废墟。日机轰炸时，田家巷尾的毗沙小学正在上第一节课，杨名诗老师拉着5名学生，跑到学校旁边的戏台下避险，其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戏台上，将躲在戏台下的杨老师和5名学生炸得血肉横飞，尸骨无存。日机轰炸结束后，抢救人员及老百姓立即进行搜救，从废墟中共挖出尸体50多具、重伤者20多人。1939年6月中旬，9架日军轰炸机从广州起飞，对郴城进行第二次轰炸，日军飞机在城区低空盘旋几周后，将炸弹投向正在疏散的人群，田家巷、西街、文化路、山川塘、西门坳、大宫庙以及余家湾一带都遭到炸弹袭击，特别是县城的商业中心遭到严重破坏，数月后才恢复营业，伤亡180多人。日军飞机第三次轰炸郴城是1940年12月4日。上午7时，9架日机成品字型飞到郴城上空，低空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后，对航空54站（今飞机坪）和郴州火车站进行重点轰炸和扫射，造成4架迫降在航空54站的苏联援华战斗机中的两架被毁、火车站的月台及部分铁路被毁、由刘克秋等合资建于扎上街的郴县电厂被炸毁、70余人死伤。二是多次轰炸、扫射乡村。1939年至1945年，日军飞机共9次对栖凤渡、五里牌、良田、华塘、白露塘等乡村进行空袭，投掷炸弹和俯冲扫射，造成64名无辜百姓死亡、70余人受伤，炸塌房屋168栋，炸毁稻田1263亩、河坝27处。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俯冲扫射郴县城乡，在空袭中死伤的无辜百姓达460余人，毁坏商铺、民房、良田、河坝、桥梁无数，许多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被毁于一旦，生产无法进行；许多商铺、圩场无法营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二、日寇铁蹄蹂躏郴县
  1944年11月，已是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的一部，从来阳、永兴出发，兵分三路向郴县扑来。一路由永兴的湘阴渡，经高码、文昌阁、桥口、白露塘、板桥、白水、锁石桥，由东向西，占领郴城的东面；一路由永兴的马田圩，翻过永兴与桂阳交界的东华山，进入郴桂圩后，再经同和、华塘、保和、南溪、永春，从西面一路向南扫荡，进入廖家湾后，再由南向北到达良田并设立据点；第三路则由油榨圩经草田铺、廖王坪、栖凤渡、岗脚、五里牌、马头岭，由北向南直逼郴城。1945年1月25日，日本侵略军六八师团司令高亭率部侵占郴城，郴县沦陷。在日寇铁蹄踏进郴县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的9个月间，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其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鸡犬不宁。1944年12月28日，日军攻占桥口栗背村，一天之内就有15人惨遭日本兵杀害，其中7户被杀光。村民邵儒生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村妇冯姣德及儿子被推进门前的水塘淹死，连刚出生的婴儿也被丢进猪栏喂母猪。1945年1月16日，桥口龙湾村内突然闯入60多个日本鬼子，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晒谷坪上，逼着每家每户交一头猪、10只鸡鸭、30斤大米“慰劳皇军”。73岁的邵治平老人因交不出这些东西想找翻译说情，刚从人群中走出来还未开口，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倒在地。日军在该村共抢走36头猪、120多只鸡鸭、20多担谷米，老百姓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火烧毁了数百间房屋。5月上旬的一天，日军包围了白露塘的雅市坪村。鬼子进村后，抓了23名村民，强迫其中的14名青年挖了一个大坑，然后把这14名青年捆起来，推人抗内活埋，制造中国人自己挖坑活埋自己的惨剧。村民见状忍无可忍，举起扁担、锄头扑向日本士兵，欲救出被活埋的青年，日本鬼子架起机枪朝的村民扫射，使80多位村民倒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之下。仅仅几个时辰，龙湾村就有百余名无辜百姓被杀害。在香山坪，日本鬼子将抓到的7个农民用绳子捆住手脚，然后一个个抛向空中，当活耙子来打，没打中的也活活地摔死。岗脚乡的云凤村盛产茶油，5月下旬的一天，一群日本鬼子闯了进来，村民闻讯弃家逃到村外。日本兵进村后，捉鸡、杀猪，有柴禾不烧，偏要将家俱、门窗砸烂用来生火做饭。吃饱喝足后，将各家各户的茶油浇到油茶树上，然后点燃，全村2000多亩油茶林被烧毁，并牵走了村里所有的耕牛。
  日本鬼子如同禽兽，四处奸淫，连未成年的幼女都不放过，连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难幸免。1945年4月30日，日本鬼子窜到保和乡宋家洞抢劫，并将一名12岁的幼女强奸，造成女孩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施暴的日本兵被受害女孩的父母用遍担痛打一顿后，脑羞成怒，数日后纠集一队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气势凶凶地再次冲进宋家洞村，进行血腥报复。鬼子兵象一群红了眼的野兽，见屋就烧，逢人便砍，遇到女人则不分老幼实施强奸甚至轮奸。短短的半个时辰，鬼子兵就杀害了无辜百姓120多人，强奸、轮奸妇女37人，烧毁房屋180多栋，抢走耕牛56头、肥猪80多头、鸡鸭170多只。宋家洞村顿时火光冲天、血流满地、尸横遍野，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是年6月，驻扎在良田铺下的一个日本兵中队将良田圩方圆十几里闹得鸡犬不宁。一日，几个日本兵见该村上湾王青树的姑妈、嫂子、侄女在家，兽性大发的日本兵一哄而上，冲进屋内，将门反栅，对三人施行轮奸。隔壁王建义的三个叔叔、两个弟弟对这群日本野兽的兽行愤怒到了极点，叔侄5人抡起刀斧要与鬼子拼命，结果被鬼子兵用机枪打死，被强奸的姑、嫂、侄3人也都上吊身亡，8条人命被日本兵瞬间夺走。在栖凤渡，王廷前家的三位成年女姓被日本兵发现后，躲避不及，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婆媳二人逃人水塘中，婆婆淹死，儿媳被开枪打死，侄媳被鬼子兵抓住轮奸，后悬梁自尽，家中两个年幼女孩被丢人水塘中淹死。
  日本侵略军占领郴县期间，四处抓老百姓当挑夫、做苦力。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抢到粮食、牲畜或其他物品，就抓当地的老百姓当挑夫，强迫老百姓把抢到的东西送到他们指定的目的地。有时为了拿老百姓开心，就找几块很大的石头、磨盘，让那些已经弯腰驼背的老人挑着跟着他们走，一路上不给吃喝，走不动就用皮鞭抽、用枪托砸，打倒了就用刺刀逼着爬起来，爬不起来就打死扔在路旁。1945年4月，日本侵略军为修复栖凤渡至五里牌段的粤汉铁路，在栖凤渡强征了一批农民当民工，连7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他们把强征来的民工按年龄分成若干组，年轻的做轻事，年纪大的干苦事，强迫50岁以上的挑运沙石，规定每人每天要挑50担，走80里，其中60岁到70岁的，每一担不得少于200斤，而60岁以下的每一担挑150斤就可以了，以此故意折磨。在这批民工中，有300多名老年人在工地上被活活折磨至死。对青年民工则采取另外的折磨方式，如挖他们的眼睛，割他们的耳朵来取乐，青年民工被折磨得惨叫不已时，日本士兵则哈哈大笑。1945年6月，日本侵略军将五里牌嵩上村雷震澄等40多名农民强征为随军挑夫，每个挑夫挑上百多斤的担子，白天不走晚上走；为防止挑夫逃跑，用绳子捆住挑夫的一只手臂连成一串，由日本兵牵着，走得慢就得挨打，甚至被刺刀刺，每天要走50里，却只给吃一个咸菜饭团。途径永兴湘阴渡时，雷震澄准备逃走，被日本兵发现，将其打得两天不省人事。五里牌柿塘村雷震坤，双目失明，也被强迫当挑夫，由于看不见路，只走了几步便跌倒在地，结果被日本兵毒打致死。与雷震澄一起被抓的挑夫中有10人在途中被折磨致死，还有一些人由于受尽折磨，回到家中不久死去。
  郴县沦陷时间虽不足9个月，但处于垂死挣扎阶段的日本鬼子更加穷凶极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残忍无比，使郴县百姓遭受了灭顶之灾。据1946年国民党县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死伤于日本鬼子刀枪之下的达2571人，其中有563户被灭满门、断了香火；有246个村庄遭到血洗，有的变成了无人村；有8041栋房屋被焚毁；共抢走粮食12.61万担，许多人家连一粒种子都没有留下；抢走牲畜6200多头，其中耕牛2500多头；毁坏农具5万余件，砸毁、烧毁家俱、炊具无数，直接造成当年口粮缺乏、许多人家断炊，次年的农业生产因劳力的死、伤、病和畜力、种子、农具严重不足而无法进行，并导致饥荒的出现。加上1944年冬天日军人侵郴县不久，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据老人回忆，大雪封冻达7天之久），雪深过膝，房檐上的冰挂有一尺多长，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小孩为躲避日本鬼子，每天一大早就躲进山林中，藏在雪窝里，不到天黑不敢回家，许多人又冻、又饿、又惊吓，一病不起，许多妇女、儿童死亡。因1945年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导致1946年的特大饥荒，很多百姓被饿死。由于日寇铁蹄蹂F而间接导致死亡的百姓达1万多人。
  第四节 郴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与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
  一、国民党郴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1944年夏，郴州的中统特务头子陈晴洲，通过他在武汉日军司令部当翻译的外孙李言芝（1945年5月在良田被抗日志士处死），与长沙的亲日派蒋三成搭上关系。9月，陈接到蒋关于“皇军气势磅薄，勇不可挡，近日可望到郴州，望仁兄早作安排”的来信后，马上与廖镜庭（“反白事件”中的罪魁祸首）、张才万（中统特务）网络亲日势力，成立了“迎友军会”，并在城乡进行“日军之强大不可抵挡”，“皇军帮中国强盛”，“战者亡、不战者昌”等买国舆论宣传，长日寇的威风，灭中国人的志气。张才万还专程到衡阳“日军友善协会”联系迎接日军事宜。1945年1月，陈睛洲、廖镜廷、杨幼竹为首组织汉奸机构“复兴委员会”，举行“欢迎”仪式，迎接高亭率领的日军六八师团人城。日本侵略军占领郴县后，张才万又纠集亲日分子成立维持总会，自任会长，并在桥口、良田、保和、香山坪、栖凤渡、五里牌设立分会，亲自委任一批亲日分子充当日寇帮凶，帮助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廖镜庭则自任“中日友协”郴州分会的秘书长。张才万当上了积粮队队长，为日军筹粮。被群众痛骂为“引狼人室的民族败类”。
  国民党郴县当局对在其眼皮底下猖狂从事买国行动的汉奸走狗，不进行任何责罚惩戒，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限制和破坏，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被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郴县沦陷后，驻郴的国民党甲二师三团和南路军一二三师四团闻风而逃往广东乐昌一带。县党部、县政府的头头们则率其党政要员、携带妻小细软躲进大奎上、黄茅等山区，所辖200多人枪的县自卫队未向日寇放过一枪，却不改对百姓的凶残本性，在乡村抢夺百姓财物，欺压、骚扰百姓，被群众斥为吃里扒外的奴才走狗。
  由于国民党郴县当局奉行国民党高层的不抵抗政策，纵容了郴县的亲日势力，助长了汉奸走狗嚣张气焰，以致入侵郴县的日寇更加有恃无恐、肆意横行。
  二、武装抗日斗争
  1944年冬，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何大群、王来苏、朱汉樵等来湘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何大群一行首先到瑶岗仙，与隐蔽在那里的原湘南特委负责人谢介眉取得联系，成立了由谢介眉负责的湘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发布《湘南人民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告湘南人民书，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武装起来，抗击日寇。随后到宜章，找到宜（章）乐（昌）工委，在工委书记罗良名家召开党的会议，研究武装抗日斗争。会上起草了《抗日游击自卫队章程（草案）》。党组织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点燃了湘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虽然郴县县委于1943底中断了活动，但郴县各基层党组织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郴县人民，在湘南特委的领导下，自日寇铁蹄踏进这片土地的时候起，就没有停止过对侵略者的反抗斗争。采取乡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方式，拿起锄头、扁担、菜刀、木棒，同日寇搏斗，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建立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有组织的抗日武装斗争。
  栖凤渡区委是郴县县委中断活动后，由湘南特委负责人谢介眉直接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李达海在谢介眉的指导下，成立了栖凤渡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在队长李达海的带领下，利用做小买卖、缝补衣服、看相算命作掩护，在栖凤渡、五里牌、街洞、油榨圩等地，采取进入日军营地偷袭、打伏击等游击战术，共打死日本鬼子32人，缴获枪支24支，打死汉奸、伪军5人。
  五市乡（今大奎上）乡长张愈明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开导下，将国民党乡公所自卫队改组为“五市乡抗日游击队”；经过地下党员的组织发动，当地农民群众还自愿捐资千余元，购买了30支步枪，游击队扩充到百余人。游击队的第一次战斗是在罗家山打伏击，打死日本兵18人，打伤25人，缴获步枪25支、刺刀5把、手榴弹15颗。在该乡毛铺村白屋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据点，鬼子兵经常出来骚扰、坑害百姓。五市乡抗日游击队决心拔除这个“毒瘤”。游击队经过侦察，决定1945年5月5日深夜行动。是夜，游击队全体出动，在据点周围埋伏好后，派出两名游击队员，在夜色的掩护下摸近据点，出奇不意地用大刀将两个站岗的鬼子兵砍死，然后向睡在白屋楼上的鬼子投了一颗手榴弹，但手榴弹没炸响。被惊醒的鬼子立刻向楼外放枪，双方交火。听到枪声的汉奸张才万率十余名伪军向据点赶来增援。游击队为避免遭到夹击而迅速撤离战斗。这次战斗打死鬼子3人，打伤7人，游击队死、伤各2人。此后，在茶山坳进行了一场阻击战，由于走漏消息而使战斗失利，游击队员牺牲9人，丢失枪支12支。因为游击队里出了奸细，往后的战斗屡屡失利，最后停止活动。
  在小溪一带，共产党员曹志民组织的“杀日寇战斗团”，其30名成员是当地青一色的有志青年，十分活跃，经常携带梭镖、杀猪刀在石盖塘、小溪、长冲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活动，寻找机会，给日寇以出奇不意的打击。还杀掉了当地充当日本狗腿子的维持会副会长邓道明一家五口。1945年3月4日，“战斗团”得到消息：驻扎在石盖塘的日军小分队要到宋家湾打掳。曹志民立即集合战斗团，一面布置战斗任务，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派人赶往宋家湾，通知那里的群众，带上锄头、梭镖、鸟Vc，到村旁的树林里埋伏。鬼子进村后，由曹伍全率领10名“‘战斗团”的战士从正面向进入村内的鬼子兵发起佯攻。受到攻击的鬼子兵见只有十个老百姓模样的年青人，30多个鬼子便一起冲出来追杀。曹伍全带领“战斗团”成员边战边退，将鬼子兵引进设有埋伏的树林里，等候已久的曹志民一声令下，埋伏在那里的20多名“战斗团”成员和拿了武器的老百姓从树林里冲了出来，将鬼子兵团团围住一阵猛打。9不及防的鬼子兵扔下19具尸体和12支步枪，狼狈逃回驻地。
  在保和、土坑下、华塘、塘昌一带，共产党员王奇组织了一支40多人的抗日联军。抗日联军采取化整为零、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四处出击，仅3个月就进行7次战斗，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一次，王奇派人化装成走亲戚和算命的，打人日军驻地摸敌情。在掌握了敌人的布防情况和活动规律后，采取里应外合、夜袭日军营堡，打死日本鬼子9人，打伤12人，缴获了20支步枪和一批军用物质。
  深受日本鬼子蹂躏之苦的永丰乡人民，一心想报仇雪恨。曾在湘南特委抗日民训班受过训练的萧一平，串连一批爱国青年，自发组织起一支87人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郴州至资兴的公路沿线。游击队自1945年1月成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7个多月里，先后向日本鬼子发起了5次战斗，虽然有胜有负，但有效地打压了敌人的气焰。在梯子岭郑家垅附近驻扎一个日军骑兵营，经常骚扰百姓。游击队派人化装成郑家垅的农民，在鬼子兵经常出人的地方活动，寻找打击日寇的机会。一天，两名日本兵到村里找人挑水，化装成村民的游击队员乘机靠近，趁其不备，抽出刺刀将这两个日本鬼子刺死。3月15日，一股日军从资兴向郴州开来，并打算在酸枣坪埋锅做饭。游击队得到消息后，决定在日军的必经之地荷叶塘打伏击。游击队将自制的松树炮架在离公路不远的树林里，游击队员也提前埋伏在公路旁。上午10时左右，一队日本兵从资兴方向大摇大摆地开了过来，进入伏击圈时，萧一平果断下令开炮，瞬间，从松树炮中射出的铁弹、铁片、瓷碗的碎片象一把把飞镖扎向敌人，打得鬼子兵魂飞魄散，扔下武器夺路而逃。这次伏击伤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9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20多枚。
  凤翎乡的周济棠、罗乐、罗小中等，是几位在省城高等学府读书的热血青年。日寇入侵长沙后，他们回到家乡。凤翔乡乡政府有一支自卫队，郴县沦陷后，因怕惹出事端而被乡长周梅如解散，枪支被藏了起来。这群爱国学生在学校就有打鬼子的想法，回到家乡后，见日寇横行，作恶多端，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有人提出成立游击队打鬼子时，他们便一拍即合，很快在九姊仙成立了一支16人的游击队。他们找到乡长周梅如，晓之以民族大义，激发其爱国热情。周梅如被说服，同意将原公所自卫队的所有人枪并人游击队抗击日寇，游击队正式命名为“凤翎乡抗日游击大队”，乡长周梅如亲任大队长，周济棠为副大队长，下辖3个分队，以九姊仙为中心，在方圆十几公里内开展游击活动。游击队从1945年1月成立到抗战结束，共进行大小战斗15次，毙敌20多人，队伍由最初的16人扩大到60多人。这支游击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1945年4月的一次伏击战，15名日本兵从郴城到猫耳冲一带打劫，游击队得到消息后，由副中队长陈文福带领40名游击队员埋伏在猫耳冲等候。约半个时辰，鬼子兵带着抢来的东西准备到猫耳冲再行抢劫时，被等候在那里的游击队一阵猛烈打击，不得不扔下东西逃命，其中一个鬼子兵被打死，缴获步枪3支。另一次打得此较漂亮的伏击战是这年5月初的一天。30多名日本兵到华塘的石山下、毫里一带抢劫。游击队得到情报后，立马赶到敌人必经的茶花山堵截。可是游击队到达预定地点时，还是晚了一步，鬼子已经进村。游击队认定鬼子会原路返回，于是果断地作出决定，在原定的茶花山继续埋伏。没过多久，鬼子兵带着他们的“胜利果实”从原路返回，进入游击队的包围圈，游击队一阵冲杀，打死鬼子兵4人，缴获长枪4支。
  在良田，抗日志士王永槐秘密联络良田自卫队中的王早堂、王槐开、王槐成等人，商量如何除掉帮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汉奸、翻译李言芝。李言芝，耒阳人，日军翻译，郴州中统特务头子陈睛州的外孙。随日军人侵良田以来，丧心病狂地为侵略者欺压百姓出坏主意，干尽了坏事，他的一副走狗嘴脸和蛇蝎心肠，早已令良田民众深恶痛绝。1945年5月的一天，李言芝带领日军到良田铺上、桥头一带骚扰抢掠回来后，独自到良田街上一铺子里喝酒消遣。一直在寻找机会干掉这个民族败类的王永槐，揪准时机，开始行动。他先找到与李言芝相识的何启朗，要他先到酒铺与李言芝扯谈，以放松李的警惕，王永槐、王槐成等突然冲进店铺，用澡巾套住李的脖子，从后门将李言芝倒拖到下街的井边，王永槐拿起砍刀，手起刀落，李言芝这个可耻汉奸、走狗早已身首异处。李言芝被处死，轰动了良田圩，也唤起良田周边及坳上、廖家湾一带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抗日，与汉奸、走狗进行斗争。象王永槐、王早堂等敢于向敌人举起正义之剑的农民，在郴县各地都不少见。如保和乡第十保的李友基、李雄基，用手中的锄头挖死鬼子兵6人，夺得步枪6支、子弹28发、刺刀2把，并带着缴获的武器参加了共产党员王奇领导的游击队。
  在县城，1945年4月I日，国民党第九十九军第五十九师的一个团向郴州城内的日军发起进攻。当突人汽车站（今市中医院附近）时，遭到日伪军的联合反扑。撤退至大坌头、梯子岭一带时，再次与追赶而来的日伪军交火。战斗中，国军受到重创，退离郴城。
  郴县沦陷九月，抗日烽火四起，无论东西南北，凡是日军到过的地方，都有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英勇杀敌的壮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从1945年1月到8月，全县由基层党组织、党员组织的抗日武装达11支，群众三五成群自发进行的袭击行动达20余起，共打死日本鬼子187人，打伤不下300人，缴获各种枪支97支和一批刺刀、子弹、手榴弹以及军用品。
  三、郴县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
  最终以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的8年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团结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伟大胜利。郴县人民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郴县的抗日斗争，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5年8月25日薛岳率领国民党部队人郴接受日本在郴部队的投降，全县人民在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及其各基层党组织、党员骨干的组织领导下，从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团结抗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最后直接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进行你死我活的浴血奋战，整整坚持了8年。
  8年中，中共郴县各级组织在湘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始终把民族存亡摆在第一位，坚定不移地执行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人民群众齐心抗日。即使在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不断，甚至直接打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旗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进步力量和抗日武装进行围剿追杀的恶劣条件下，仍然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把关呼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斗争作为最神圣的使命，矢志不愈地坚持着。一方面继续进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合作抗日的宣传，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共同御侮的一贯主张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说理斗争；另一方面则主动避开顽固势力的锋芒，积极防备汉奸、特务的阴谋破坏，主动转入地下，用隐蔽斗争的方式，继续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进行武装打击侵略者的斗争，矛头始终直指外国侵略者，达到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免民族内部冲突、凝聚抗日力量的目的。体现了中共郴县各级党组织“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的伟大抱负和民族精神。
  8年中，郴县人民在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的领导下，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采取各种斗争方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郴县沦陷之前，全县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是大力宣传抗日。不仅提高了县民的民族觉悟，唤起了民族自信精神和战胜外来侵略的信心和斗志，同时声援了抗日前线和沦陷区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支援前线。通过发展生产、巩固后方，募集钱粮、支援前方，踊跃参军、直接参战，为全国抗战作贡献。即使在“平江惨案”暴发后，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郴县人民，仍未停止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郴县沦陷后，郴县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在基层党组织、党员、抗日志士的带领下，纷纷拿起鸟铳、梭镖、锄头、扁担，投入到武装打击日寇的血与火的战斗中。虽然没有大规模的阵地战，但令日寇防不胜防的游击战把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陷入了四面楚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不仅消灭了日寇部分有生力量，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从中受到了教育，明白了只要加强民族团结，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拿起武器，就没有打不败的强盗的道理。从而增强了全县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体现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据天时、依地利、占人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以血还血、守土卫国的决心与智慧。郴县人民光荣的斗争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无论是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还是如火如茶的抗日武装斗争，郴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骨干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带领和团结全县人民，坚定不移、一致对外，在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伟大抗日斗争中，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迎来了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