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湘赣省委的成立与湘南特委隶属关系的改变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委，东赣江以西的西路、北路分委和湘东南特委，其所辖地区组建湘东南省，成立湘东南省委。随后，中央又决定改为湘赣省，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指定王首道任临时省委书记，袁德生任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为副主席并负责组建省军区。
  王首道等受命后，经过筹备，于1931年8月1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在永新县城、钱山、象形等地同时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建立湘赣省的建置和管辖范围。此时，湘赣省管辖的范围包括湘东南特委领导的酃县、茶陵、攸县、礼陵、莲花、萍乡，西路分委领导的永新、安福、吉安、遂川、宁冈，北路分委领导的新余、分宜、宜春、峡江、清江，南路分委领导的上犹、祟义、万安、信丰、大萸等21个县及株洲直属区，不久又与湘南特委领导的安仁、资兴、耒阳、郴县等县沟通了联系，范围扩大到25个县和1个直属区，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赤白交界处、西至茶陵近城赤白交界处、南至永新关背苏区、北邻萍乡赤白交界处，纵横各300余里，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整块苏区。至此，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委正式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与湘赣省委发生组织上的联系，直属湘赣省委领导。当时，郴县是湘赣省委实际控制和领导的游击区域，中共郴县县委是湘赣省委直接领导的25个县委之一。
  1931年8月，湘南特委在广东乐昌黄圃召开扩大会议，王涛传达了两广省委对特委工作的批评，强调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尹子韶为首的湘南特委检讨了前段工作中的错误。会议改组了湘南特委，由王涛任书记，李弼廷任组织部长，戴月任宣传部长，谷子元、尹子韶为委员。同时，会议决定将湘南游击队改为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鄂，政委陈韬。陈韬任郴县县委书记后，蒋月任政委。此后，特委机关迁未阳南乡，后又迁至郴县，主要在郴县、资兴、宜章一带活动。1932年1月起，湘南特委由原隶属两广省委，正式改为隶属湘赣省委领导。在恢复发展湘南党组织的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斗争，频频打击敌人，逐步形成了以郴县龙广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二、三打大奎上与横冲失利
  1932年1月，湘11省委派杨柏、陈俊如到湘南指导工作，并指定由陈俊如替代戴月，任湘南赤色游击队政委，以便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
  陈俊如到职后，湘南赤色游击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郴县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当时，敌人在大奎上建造了三座特大的碉堡群，一座在樊公祠，一座在魏公祠，一座在山顶上。驻守碉堡的有国民党一个连的兵力。碉堡里的士兵常常出来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深恶痛绝。攻打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之前，游击队队长李鄂多次派人到大奎上侦察敌情，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3月的一天，李鄂带领湘南赤色游击队从东波垄出发，悄悄包围樊公祠碉堡。打入敌人内部的游击队员毛龙山趁敌人熟睡之机，发出信号，里外应合，游击队迅速冲进碉堡，里面的敌人一枪未发，束手就擒。游击队当场缴获了敌人步枪10支、机枪2挺、手榴弹7箱。
  第二天，游击队发动附近农民，用鸟铳和鞭炮助威，深夜攻打魏公祠碉堡，经过3小时的激战，攻下碉堡，打死挨户团士兵6人，缴获步枪4支，手榴弹7枚。游击队攻下这两个碉堡后，敌人恐慌不已，全部退守到区政府院内，一面派人到县城求援，一面调山顶上的敌军来增援区政府。
  第三天晚上，游击队见强攻难以取胜，决定火烧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组织部分游击队员顶着淋了煤油的棉被，爬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围墙，准备强攻。但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爬上墙的战士都牺牲了。李鄂见之攻不下，便带头率队冲锋。战斗中，他左手负伤。当他再次组织队伍强攻时，不幸中弹牺牲。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纷纷赶到，谢汉、李林急忙率队突围。游击队激战了一夜，伤亡惨重，2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10多人。
  湘南赤色游击队的英勇斗争，让敌人感到无比恐慌。为了扑灭湘南人民革命的火种，国民党组织湘粤边境9县联防，并调集5个团的部队围攻游击区。敌人组织挨户团、铲共队、保安队，在郴县东、西边山实行“’坚壁清野”，烧毁山区民房，将山村零散乡民赶到驻有反动武装的大村子里。同时，敌人还采取欺骗利诱手段，瓦解游击队。他们宣称“允许游击队员回家自新自首，既往不咎”，“红军和国民党一起打日本，游击队员都要回家了”等等，欺骗、逼迫游击队员的家属要他们的子弟回家。两湾洞大地主段位显用金钱和谷子收买游击队中的动摇分子。唐家湾地主唐振浩得知16岁游击队员陈辉壁回家后，以好酒好肉款待陈辉壁，引诱他说出游击队的驻地后，立即发兵围剿游击队。由于敌人的重重围剿，湘南赤色游击队遭到特别严重的损失。
  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鄂牺牲后，湘南特委任命谢汉为队长。1932年6月下旬，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谢汉率班长李林、战士廖连运、李加才、李加胡、杨喜苟、李加六、李丁古、张运太、曾首才、白添宪、邓发佑、黄柏生、谢保古、陈东山、谭宗富等15名游击队员，从郴县东边山开往西边山。谢汉不听劝告，执意宿营秀良区的横冲，住进小山头里的独立空楼里，又不派岗哨。坏人李某发现游击队进村宿营，急告秀良区挨户团。敌人闻讯后，立即调集11队保安及郴县二、三区所有地主武装包围了游击队宿地。谢汉、李林起来小便，发现山头已被敌人包围。谢、李两人为把敌人引开，便猛烈向敌人射击。敌人除部分向谢、李包抄扫射外，大部火力集中围攻营房。房内14名游击队员凭借墙体，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战斗，经过一天激战，打到天黑，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谢、李两人突围幸免。敌人把14名战士的头砍下来，分做七担挑往郴州城，挂在城内文庙前“示众”。
  横冲事件后，湘南特委撤销了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谢汉的职务，任命李林担任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不久，李林、方永平、张贵平等人被派到湘赣省军区接受游击训练。
  1932年8月，郴县县委书记黄体国因手枪走火，打死游击队员李虎，湘南特委为此免去黄体国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陈韬为郴县县委书记。此后，郴县县委加强了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在王仙庵举办了游击训练班，进一步提高了游击队的战斗力。
  三、龙广洞苏区的建立
  1933年春，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根据几年来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湘赣苏区斗争的经验，决定建立以郴县凤鸣区龙广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因为龙广洞一带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湘南起义时，秀良区和凤鸣区曾经建立过“二区”和“六区”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并有地方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建立起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在地理上，这里距县城40余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和湘南赤色游击队进驻该地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发动群众，打破敌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封锁。原来，国民党郴县政府曾派绅士唐贤浩到游击区进行反动宣传，但经游击队的教育争取，这位唐老先生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认识到“他们（指游击队）不是匪，而是一批有志之士，不该剿。”他还亲书告诫其当乡长的儿子“辞职赔礼，以赎前愆＇’。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了更深的了解，广大群众纷纷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先后参加工、农、青、妇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群众达5万多人。
  1933年10月，王涛、谷子元、尹子韶等和郴县县委在龙广洞召开会议，研究组建中共郴县“二·六”区委。经过几天的筹备，确定区委领导成员是：区委书记王昔祥，副书记赵武，组织委员王振洲，宣传委员袁可良，妇女委员彭四姑。同时建立了龙广洞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槐德、副主席谢振修、土地委员谢如松、赤卫队队长王振钧、赤卫队政委王振铋。二区和六区各设4个乡苏维埃政府。二区的4个乡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及领导成员是：第一乡下垄水、白石岭一带，负责人陈丙泽；第二乡黄花山、枫木岭、江口一带，负责人陈逢义、谢福义、何道早；第三乡龙广洞、山背，负责人袁均成、候顺匡、陈逢兰；第四乡下竹视水，负责人萧汤元、刘书克、陈增泽。六区的四个乡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及其领导成员是：第一乡礼家洞，负责人陈开宇、陈甲壁；第二乡平仓岭，负责人陈开田、谢振志、王忠武；第三乡曹家洞、卜荷丘，负责人何平、李贞尝、谢冬名；第四乡落仁洞，负责人赵武、李孝堂、邓家荣。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组织健全，上下形成了坚强统一的组织领导，把郴县西边（现北湖区）的小溪、江口、黄茅、芙蓉、保和、华塘、南溪、月峰、鲁塘连成一片，革命活动并扩大到桂阳、临武、宜章边境，区域横跨骑田岭，四周达400余华里。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郴县土地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按照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部署，首先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举办土改干部训练班，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研究土地革命的步骤和方法。这批被培训的干部，深入到各乡群众宣传发动，鼓动群众自觉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中来。在打土豪的斗争中，苏维挨政府根据不同情况，对一般土豪不杀，只采取“和平捐款＇’的方法，对顽固土豪劣绅则予以严惩。“和平捐款”的方法是：首先由当地党的地下工作者按各地土豪的经济情况，确定捐款对象和捐款数额，然后开出条子由游击队出面强制执行。对缴清捐款的土豪，苏维埃政府或游击队出具正式收据，对顽固不缴的土豪，游击队则采取“吊羊”的办法限期要求土豪交纳捐款。所谓“吊羊”，即将土豪本人或直系亲属扣押起来，限他们将捐款如期如数缴来，缴完捐款后即将扣押的人质放回，并实行二五减租。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则坚决予以镇压。当时被苏维埃政府镇压的有竹视水土豪萧泽源、黄家垄土豪段廷师（捉萧光标烈士凶手）、铲共队队长陈逢柱、守望队队长段位秀、黄始芳等。镇压后还分别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在政治上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和封建习惯势力，使其在运动中不敢为非作歹，广大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然后实行分田分地。以乡为单位，由土地委员专门负责，按各乡的人口、土地多少，平均分配，每人分得土地1.8-2.2亩，全区共有2000多户农民分得了土地，还造具清册，发放土地证，归各户管理耕种。
  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还学习、借鉴中央苏区和湘赣省苏区经济建设经验，并联系实际，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建设办法。其主要做法是：一是提出“不荒一丘田、不空一块地，努力多打粮食，革命大巩固”的口号来鼓励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组织互助组，帮助军烈属，孤老种田，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准许人民自由贸易，流通商品，鼓励人民输入布匹、食盐、医药、日用品，输出粮食，交流物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三是严肃财经纪律，规定凡是打土豪的收入一律归公，对违反纪律者从严查处。赤卫队中队长萧仰岳在收缴土豪劣绅的财产时，看到很多衣服裤子，而自己的裤子又烂了，就随便拿了一条穿上，回去后受到组织严厉批评，并写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重犯。管财经的陈泽树，受地主美人计影响，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公款400元，“二·六”区委核实后，将其公开枪毙。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官兵，政治、经济地位一律平等。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要在群众家里吃饭，花费大一点，每人每月发津贴9元，游击队官兵每人每月伙食费6元。
  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龙广洞苏区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苏区以村为单位开设民众夜校，组织青年、壮年、儿童参加学习文化，接受进步思想教育。苏维埃政府组织人员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革命性强的教材供群众学习。如其中一篇内容为“牛耕田，马吃谷，工农劳苦，土豪享福。多数穷，少数富，工农团结，建设国土”。这样的课文，男女老少都能学，都能背，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苏区还开展群众性的大唱革命歌曲的歌咏活动。当时，从中央苏区、湘赣省苏区流传过来的革命歌曲有《送郎当红军》、《共产党宣言歌》、《工农联合曲》等。其中鼓舞革命斗志的《工农联合曲》歌词为“工农、工农，工农联合起来！不怕、不怕，不怕国民党来剿，工农、工农，勇敢努力向前冲！”对敌进行政治宣传的《五条苦情歌》歌词为“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受苦人，没饭吃，没衣穿，好可怜，当官的吃鸡肉，你们吃菜根，打起仗来死的就是你们。我们都是受苦人，本是一家人，劝你立刻拖抢来，我们官兵都一样……”龙广洞苏区文化教育的开展，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教育人民，鼓舞斗志，打击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龙广洞苏区的武装斗争及保卫战
  龙广洞苏区的建立与发展，让国民党郴县当局感到惶惶不安。从1934年初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对郴县龙广洞苏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围剿，妄图消灭新生的郴县龙广洞苏维埃政府。
  1933年6月，郴县县委书记陈韬率领12名游击队员攻打郴州保安司令部驻龙广洞通往郴州的要道草鞋岭据点时，不幸壮烈牺牲，湘南特委任命陈文光为郴县县委书记。1934年2月，地下工作人员获悉广东坪石田头村和破阳村分别驻有国民党警卫队和豪绅武装。12日，谷子元、李林率湘南赤色游击队队员化装成老百姓，乘驻田头村敌警卫队观看村里安葬老人的热闹场面之际，闯入敌兵驻地，不费一枪一弹获敌枪30余支和一批军服。第二天，游击队员穿上缴来的敌军服装，乔装打扮成国军，以田头村出事，协助地方维持治安的名义，大摇大摆地开进破阳村。当天，正是大年除夕，驻炮楼的豪绅武装20多人，纷纷回家过年。游击队乘虚冲上炮楼，缴获步枪10多支。
  1934年4月，湘赣省委和湘赣省军区决定由李宗保率独立4团1000余人为先导，到达湘南，协助开辟工作，并与李林率领的湘南赤色游击联合组成为湘南游击师。李林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李宗保率领的独立4团编为第二、三支队。红四军独立4团的到来，壮大了龙广洞苏区的武装力量，激发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苏区8乡先后有130余人参加游击队；各乡村普遍成立乡、村赤卫队。根据地人民还筹集稻谷9000多公斤、银元6000元支援红军，共同保卫苏区。
  1934年初，郴州“剿匪司令”欧冠先后两次带领部队向龙广洞苏区进攻。湘南赤色游击队避其锋芒，采取灵活机动的伏击战，不失时机打击进犯的敌人。其中发生在雷打石的一次伏击战，便是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是年3月上旬的一天，欧冠的一个连队100多人，从黄茅出发，经过岗脚、蛇溪到江口与黄茅交界的打乌坳打掳。湘南赤色游击队在得到情报后，决定在雷打石打一场伏击战。上午11时，欧冠部队士兵拿着抢来的财物，大摇大摆走进游击队的伏击圈。突然“啪”的一声，李林发出了战斗命令。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得手足无措，丢下枪支连滚带爬逃命。战斗持续约1个小时，敌人始终没有冲出游击队的包围圈。战斗结束，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俘敌30多人，缴获步枪72支和战马等军需物资。欧冠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军被游击队包围了一天一夜，最后仅9人、6条枪回来。我的亲侄子也被打死了……”
  正当郴县龙广洞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央苏区王明的“左”倾路线也开始在湘南推行。李宗保作为湘赣苏区派来的“新的领导干部”来到湘南后，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湘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指责特委“缩手缩脚”、“不相信群众”、“右倾保守”，认为郴县的反动派已摇摇欲坠，应该采取大举进攻的态势。而国民党郴州当局视郴县龙广洞苏区为洪水猛兽。是年5月底，保安司令欧冠调集6个县的保安团围攻龙广洞苏区，要血洗黄茅（骑田岭）。面对强敌压境，在湘南特委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李宗保一手遮天，主张在七姨石、通山岭、公德岭一带设防，以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
  公德岭位于郴县的江口、保和、南溪3乡交界处，岭上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山上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连，四面都是祟山峻岭，易守难攻，是一个打阻击战的好地方。
  公德岭战斗自当天清晨打响，敌人两个团凭借优势的兵力从江口竹视水向公德岭进攻。湘南游击师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战斗持续一天一夜，游击师击毙敌人士兵200余人，游击师伤亡80余人。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增派“团”从黄茅、保和向公德岭围攻，游击师腹背受敌，武器、弹药无以补充，傍晚时分，游击师又歼敌一营后，趁夜色突围撤出战斗。战斗结束后，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掩埋游击队员的尸骨，现还保存了前途村“十八红军墓”。
  龙广洞苏区被敌人占领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剿抚兼施”政策，企图用硬和“软”的反革命两手消灭革命力量。硬的“剿”：即强迫山地居民迁居山下平原，坚壁清野构筑碉堡，派兵驻防，以割断群众与游击队人员的联系，同时大肆捕杀革命人员和无辜群众，烧毁民房，强奸妇女，抢夺民财，无所不为。软的“抚”：即以招安为诱饵，到处张贴欧冠布告，受抚者每支枪发光洋10元，每排子弹5角钱，愿回家者发给自新证，外地人发给安家费5元。在敌人的“剿抚兼施＇’政策的围剿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叛变了革命。游击队分队长黄传兰叛变革命后，充当敌人的鹰犬，带领敌人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李宗保带领两个营300多人的队伍突围后，到了资兴。由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不久，他杀害了反对他投降的连队支部书记，于1935年3月，带领一个连的士兵投降了敌人。
  龙广洞苏区被敌人占领后，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迁至郴县东边山山元冲。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林带领游击队转战到赣南。郴县革命运动再次陷入低潮。
  龙广洞苏区的建立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但苏区人民在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的领导和湘赣省委的支持下，同国民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建设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郴县县委和“二·六”区委借鉴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革命斗争经验，结合实际，创造和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权建设经验。龙广洞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不但巩固了龙广洞苏维埃政权，而且为土地革命时期各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红色的龙广洞苏区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龙广洞地区人民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郴州人民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