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国民党的“清乡”大屠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了郴县。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清乡”，残酷镇压各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郴县又一次陷入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4月27日，国民党成立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程潜兼督办，何键任会办，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清乡”。为了达到“清乡”、“铲共”的目的，国民党湖南省当局采取“分区驻剿”、统一指挥的办法，将全省划为11个清乡区，每区兵力约1个师，由师长担任区司令，集中“清剿”。各区清剿队伍，分为“防堵”、“清剿”两部分，并规定了“清剿时期”和“考成时期”，把“全省各属已否确告肃清，农工群众能否了解本党主义，地方自卫团体是否组织完成”作为考成标准。在全省清乡督办署统一领导下，各县设立清乡委员会，以县长为委员长，其他委员由县长指派豪绅担任。各县成立清乡队，举办挨户团。犹恐力量不足，何键又整顿团防，统一和扩编团防武装，一方面把县挨户团改为县常备队，另一方面又在各乡镇组织四乡守望队。守望队按“正户”壮丁3人抽1,5人抽2的办法组成，县常备队由各乡守望队抽选队员组成，服役3年。每年更换三分之一。经过整顿，全省团防武装拥有县常备队467个，团兵总数35873人，其中郴县常务队有官兵678人，其经费都来自“田赋附加”。他们配合搜捕，落实联保，成为“清剿”部队的得力帮凶。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疯狂口号，叫嚷要“把共产党和农会主要干部及其家属都斩草除根”。不仅重点对湖南边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会剿”与经济封锁，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这次清乡反共，是继马日事变后又一次疯狂的大屠杀。于是，郴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郴县是湘南起义的中心县，因而成为湖南省“清乡”的重点县之一。国民党范石生的部队占领郴县后，在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的督办下，他们纠合郴县清乡委员会、县挨户团常备队，区乡守望队等反革命组织，在全县各区、乡大力清乡查户，推行“十家联坐”，或“五家连坐”制度，规定10户或5户家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则各家同罪，若隐藏了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到谁家喝过茶的，都与共产党同罪。企图以此灭绝共产党人，妄图瓦解革命组织。同时实施“血洗火烧”和惨无人道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到处搜山放火，围村捉人。秀良区的胡家村、萧家湾、峦山脚三村为救护从井冈山回来而负伤的一个姓田的农军战士，被挨户团发现。挨户团伙同国民党十六军王家本的一连队将胡家湾团团围住，逐户捉人，凡15岁以上的男人都在被捉之列。赤卫队员胡世模、胡训诗等人带头反抗，终因敌兵众多，被两兵夹一，全部捉住。反动劣绅杨绍展挑竣胡家湾是“共匪窝”，是“共匪”头子胡世俭的老家，致使被捕群众全部被抢杀，其中胡家湾25人，萧家湾9人，峦山脚村7人。三个村的房屋全部被烧毁。挨户团还在扶塘、良田、白石岭等地杀害革命者和无辜群众85人，清谷塘和东村坝两个村子全部被烧毁，变成青草坪。
  安善区清乡委员会在五里牌召开反革命祭掉会，将捉拿的革命干部邓武常、彭明聪、曹浪廉、汤四古、廖毛古等5人杀害，割下首级，奠祭被镇压的反动分子。该区清乡委员会主任曹浪突、铲共大队长张荣，每日带队伍围村踩山，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烧屋抄家，无恶不作，短短时间，杀害区、乡革命干部70余人。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李佑余被杀后不准收尸。曾任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长、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的李才佳，被砍成4段，一段丢到河里，一段丢进厕所，一段埋在山里，一段煮A喂猪。安善区苏维埃政府委员长雷春平，被捆在树上，被戳108梭标，活活折磨致死。栖凤渡革命群众李南平被反动派砍成2截。
  敌人还用“自首”、“自新”等手段动摇一些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郴县共有80余人携带枪支103条，到桂阳县徐汉臣部投降，他们领取自新证后被遣归回家。
  在大屠杀的同时，国民党郴县政府还组织审查“共匪”委员会，被列入审查名单的共产党员有1158人，其中被杀害的215人。企图以此灭绝共产党人，白色恐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郴县的湘南起义自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后，共产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革命立场坚定的党的干部在县内不能立足，而不得不流散他乡。
  二、农七师返回郴县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壮大和巩固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然而，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作为革命根据地仍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粮食资源紧缺。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经济上日趋困难，军民的口粮和日常生活用品等难以保证。1928年5月中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之规定，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军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军部直属四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另加一个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原来以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征得各县县委会议的同意后，“在各县领导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这样，一则可缓解井冈山的粮食紧张状况，二则可开发湘南革命根据地。
  5月中旬，湘南郴县、永兴、资兴、耒阳4县农军在主力部队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的护送下，离开井冈山，重新返回各县进行游击武装斗争。郴县农军（由郴县农7师改编的红军33团的大部分，另一小部分仍留红四军）仍沿用33团的称号，在团长王继武、党代表李用之的带领下返回郴县。从酃县水口向资兴进发，先头部队由彭三纯、陈鹏、王富有指挥，到达酃县时与酃县挨户团遭遇，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全歼，夺得挨户团团旗，打起敌人的旗号进入资兴，为大部队开路，一路顺风。抵达资兴七里山时，又击溃一个挨户团，缴获步枪18支，捕杀清共委员一人，顺利通过资兴。5月17日回到郴县永丰乡后，由于干部战士复仇火旺思乡心切，各自都要求回本乡本土打游击，于是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作出了“分兵进击，各自作战”的决定。王继武、李用之带领第1营和第2营共70人枪绕过郴州，往丰乐区进发。夜行昼宿，不走大路，只走山林，经过5天5晚到达郴县与永兴交界的油榨圩茶山宿营，被丰乐区挨户团发现，联合永兴县挨户团，围攻王继武部队。王继武、李用之率部队奋力出击，冲出重围。但部队被打散，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王继武也被挨户团捉住后杀害。
  5月19日，陈鹏、黄庭芳带领第3营，打着挨户团的旗号，由东波瑶林进发，杀掉当地劣绅朱老五，缴获步枪1支。5月29日经扶塘去黄茅，在七姨石与挨户团打了一仗，双方都有伤亡。6月7日，农军进攻驻庙下敌军1个排，击毙敌军数人，当夜宿营将军岭。6月8日拂晓，敌军跟踪追击。农军因连日转战，十分疲乏，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激烈。农军转战到大奎上拦羊洞，陈鹏、黄庭芳壮烈牺牲，其他农军被打散。6月12日，被打散的农军在东边山锁匙坪集中，这时还有200多支枪。为激励士气，决定兵分三路进攻良田。深夜出发，行进艰难，到百丈时天已大亮，赶到军营脑上打掉税卡时，良田驻军和挨户团都赶到，敌十六军还从郴州调来1个团增援，敌军几倍于农军，被团团围住，激战5小时，农军伤亡甚大，只有极少数人冲出重围。至此，返回郴县的农7师农军不复存在。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33团是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师改编组成的革命武装队伍，这支革命队伍在郴县湘南起义中成立，并在湘南起义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33团回师湘南后，因部队力量分散，行军路线不当，而导致最终失败，其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深思。但尽管如此，郴县农军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是郴县党的历史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工农红军冒进郴州
  朱、毛会师后不久，井冈山的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当毛泽东、朱德领导湘赣边界军民为建立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而斗争之时，受到“左”倾盲动错误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改变了原来赞同“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正确主张，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3省总暴动、造成从平江沿湘赣边到湘南的割据计划，于1928年6月26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发出指示信，命令红四军主力离开根据地，立即向湘南发展，并派杜修经、杨开明为代表到达井冈山，敦促执行省委的指示。指示信还强调“泽东同志须随军行动”，指定杨开明取代毛泽东留在湘赣边界代理特委书记。同时取消军委，成立赴湘南作战“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士兵1人和湘南农民1人组成。杜修经以巡视员身份帮助工作。
  6月30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上召开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杜修经极力主张前往湘南。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和边界现状，指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不宜分兵冒进，不同意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意见。争论的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红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按照党的组织原则，7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详细地陈述了创建罗霄山脉中段割据政权的重要意义和红四军不去湘南的主要理由，要求省委从实际出发，重新讨论边界问题，作出新的符合实际的决议。
  7月初，湘赣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永新回到宁冈。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军委决定朱德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打酃县、茶陵，袭扰湘军后方，迫使湘军返回湘境；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前往永新追击敌军，切断湘赣两军交通。7月12日，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酃县，湘军仓皇退回茶陵，从而打破了两省敌军会合永新的企图。
  但就在这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机械执行省委命令，附和由宜章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引导部队向湘南冒进。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马上写信，派专人送往酃县，再次指出往湘南的危险，指示部队打下茶陵后返回宁冈。朱德也晓以利害，并在水口召开军委扩大会，强调红军大队不能前往湘南。但杜修经等人以省委指示为名，坚持红军开往湘南。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W县1渡出发，向郴州冒进。
  7月24日，红军大队向郴州进发时，由红二十九团担任前卫。到离郴州十来里的地方，红二十九团与敌范石生部两个团遭遇。经过一番苦战，红二十九团只拿下两个山头。敌军顽强地固守其他山头，红二十九团再也攻不上去。军委便命令红二十八团接替红二十九团继续攻击。
  红二十八团几次冲锋，从正面把敌人打垮。全军随即疾速奔袭郴州城。到中午12时许，红军击溃驻城的敌新兵补充师，胜利进占郴州城。红二十八团驻城北，红二十九团驻城南，军部特务营在各仓库站岗放哨，清点缴获的物资。制止违反纪律的行为。同时，到郴州牢房将百余名革命者释放。
  红军虽然在进城时击溃了范石生的补充师，但范部战斗力并未丧失。傍晚，敌人驻在城外的4个装备精良的主力团，从城北杀来。红二十八团仓促应战，而红二十九团又增援不上，情况十分危急。朱德当机立断，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掌握几挺机枪，掩护红二十八团、军部特务营向东撤退。在混战中，红二十九团的一部分不仅不去增援红二十八团，反而自由行动，继续往南跑，结果一些人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些人散落在郴县、宜章等地；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仅带着团部部分人员赶上红二十八团；红二十九团七连连长萧克见势头不对，连忙命令全连停止前进，不准乱跑。直等大家情绪稳定下来，才带着几十个战士赶上军部和红二十八团。
  7月25日，部队退到东江，稍作休息。7月26日，部队退到资兴龙溪十二洞，进行整顿。然后向汝城、桂东方向转移。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领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与敌人作战。敌人发觉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调集重兵11个团向根据地大举进攻，结果边界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落入敌手，这就是造成红军主力和根据地损失重大的“八月失败”。
  造成“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央领导“左”倾盲动错误思想影响，盲目做出红军主力“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策。湖南省委的指示下达部队后造成部队军心动摇，削弱了部队战斗力。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多为湘南起义中的宜章农军，家乡观念严重，又缺乏应有的组织纪律性。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让不少战士产生了“打回家乡闹革命”的错误思想。更为严重的是省委代表和军委主要负责人对部队中存在的错误思想情绪，非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予以批评制止，而是迎合这种错误思想，分兵进攻湘南，从而直接导致了“八月失败”。
  毛泽东曾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详尽地指出了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1）部分官兵动摇想家，失掉了战斗力；(2）酷暑远征，兵力疲惫；(3):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发动起来配合，成为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官兵不了解此次作战的意义，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八月失败”的教训，也说明了始终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红军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