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1928年1月，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共同组织发动了湘南起义。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极具特色的一次。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入郴县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并以郴县为中心部署了桂阳、资兴、永兴、耒阳等周边县的武装起义，在起义军主力攻克耒阳后，湘南起义进入全面爆发的高潮。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以武装暴动先后建立了8个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20多个县，约有100万人参加了或支持起义。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湘南起义中，中共郴县县委曾3次派员迎接朱德、陈毅率部人郴；郴县独立连（郴县赤色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伏击许克祥溃兵、攻克郴州守敌王东原部在折岭、大铺桥的防线，并顺利占领了郴州城；然后在全县普遍建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和赤卫队；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并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反白事件”；在建党、建政、建军、肃反、土地革命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为“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提供了范例。同时，也为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光辉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在湘南起义中，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司令部、湘南起义总指挥部、中共湘南特委机关都设在郴州城；工农革命军第I师和郴县农7师攻打耒阳、永兴、安仁、桂阳、资兴都是从郴州城出发的。同时，郴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数量、插标分田的面积、郴县农7师向井冈山转移的人数，都是湘南各县之最。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郴县是湘南起义的核心县。
  第一节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挺进郴县
  汝城会议后不久，未德、陈毅接中央指示，率部支援广州起义，使湘南起义没有在12月中旬如期实现。广州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央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部的指示信的要求，朱德、陈毅决定率部从广东韶关北上，到湘南找一块根据地。
  1928年1月3日，因朱范合作之事被蒋介石发觉，范石生要朱德“从速离开”，并送来1万块银洋和一批弹药。当晚，朱德、陈毅率部以“野外演习”为名，冒着滂沱大雨，离开韶关犁铺头，经仁化改道西进，直奔湘南，随后来到宜章莽山洞。
  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部打着范石生部队的旗号，智取宜章县城，解除了宜章团防局和警察局的武装。并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从此，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一、县委三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入郴
  1928年1月12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智取宜章前后，中共郴县县委曾三次派人迎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人郴，支持郴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与湘南特委一道，共同发动和领导湘南起义。
  第一次是在1927年12月，郴县年关暴动进入高潮时，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即工农革命军）来到粤北和宜章境内。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郴县人）通过书信秘密向郴县共产党人邓允庭、李安梓传递消息，转告粤北韶关犁铺头驻有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军。邓允庭、李安梓及时将这一消息向县委书记夏明震汇报。县委认为要进一步扩大年关暴动成果，必须迅速派员与朱德、陈毅部队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夏明震曾在11月汝城军地联席会上认识朱德，他们有过交往，朱德当时还送给他2支驳壳枪。夏明震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异常振奋，立即决定派邓允庭、李安梓去犁铺头与朱德、陈毅联系。邓、李2人接受任务后，乔装商人，经过7天的多方寻找，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陈毅。邓允庭早年和朱德曾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他们向朱德、陈毅汇报了郴县县委领导的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情况，并恳切邀请朱德率部人郴，支持帮助郴县人民革命。朱德、陈毅听了郴县的情况介绍后，非常高兴，答应打败许克祥部队后立即进军郴州。还指示郴县方面要密切配合部队行动，县赤色游击队要守住关卡，牵制北面敌人南下，阻击南面敌人北上逃跑。邓允庭、李安梓带着朱德的指示回郴后，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按照朱德的指示，作好战斗准备。
  第二次是1928年元月，工农革命军智取宜章后，县委在元月中旬召开会议，决定由秀良区派人前往宜章迎接朱德、陈毅率部队人郴。县委书记夏明震亲自起草信件，派县委交通员廖昭福装扮成小贩，将信件藏在肩挑的草纸里，送到秀良区委。秀良区委接到县委的信件后，立即派萧光标、李克如、李言勤3人携带县委的密信前往宜章联系。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李克如等3人接到通知时，家里正准备过年吃团年饭。他们考虑任务紧急，又不便与家里人说明原因，只好简单地说了声，交待家里人先吃，不要等他们，就急急忙忙上路了。良田到宜章50华里大路，他们从太阳快落山时出发，走到晚上10点多钟才到宜章。他们见到了朱德。朱德看完信后，马上叫通讯员找来蔡协民和党代表陈毅，一同听取郴县同志的汇报。当朱德听到郴县已经成立一支赤色游击队，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时，非常高兴，并询问郴县驻有哪些敌人的部队，良田有没有敌军？李克如等3人一一作了回答。朱德、陈毅根据郴州城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良田没有正规军只有挨户团的情况后，他们迅速作出准备打郴州的决定，并交待要郴县县委作好准备。同时送了一些枪支、子弹，并指示将郴县赤色游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连”。萧光标、李克如、李言勤在返回途中，走到宜章与郴县交界的折岭，遭到敌人阻击，又重新回到宜章，将突发情况向朱德汇报。朱德等人商量后认为，是唐生智的部队从北往南压，许克样的部队从韶关向北堵，宜章处于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处境。于是改变原来先打郴州的决定，迅速指挥部队往宜章西南撤退，准备在坪石打败许克祥部后再挺进郴州。并指示郴县独立连，赶到良田、保和圩、水井窝一带，阻击许克祥北逃溃兵。
  第三次是1928年元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三），夏明震在黄茅粗石园召开县委会议，考虑到郴州敌人的设防变化了的情况，决定再次派萧光标、黄传财2入到宜章西南圣公坛迎接朱德、陈毅率部人郴。两人在圣公坛向朱德、陈毅详细地汇报了郴州敌军的布防情况，并作为部队向导，随部队一起行动，参加坪石大捷战斗后，再带领部队向郴州进发。
  二、郴县独立连伏击许克祥溃敌
  1928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十），郴县县委接到朱德的通知，命令郴县独立连于当晚开到保和圩和水井窝、小溪一带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在郴宜大道两旁发动群众，组织向导队、梭标队、呐喊队策应工农革命军人郴。2月2日夜，许克样部溃兵果然向桂阳方向逃窜，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后，郴县革命群众用自制的纸炮四处鸣放，摇旗呐喊助威。接着，独立连战士迅速出击，分两路夹击敌人。经过近3小时的激战，独立连和革命群众一起全歼许克祥残部，缴获步枪200多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3挺、手枪20支、子弹等军需物资70余担。这次阻击战的胜利，为迎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人郴做好了准备。
  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克折岭
  1928年1月31日坪石大捷当晚，朱德在乐昌皈塘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决定趁湘、桂军阀互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对北面取攻势，挥师北上郴州、耒阳、永兴，发动湘南总暴动；对南面取守势，把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留守宜章，以保卫胜利成果。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I师向北发展。
  2月2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从乐昌w塘出发，抵达湘粤交界的宜章县白石渡，郴州守敌王东原派周澜营在折岭设防，企图阻止工农革命军北上。
  折岭在郴州之南，宜章以北，是宜章通往郴州的咽喉。折岭两旁祟山峻岭，道路崎岖险峻，地势极为险要。敌人在山上构筑防御工事，山上山下，戒备森严。
  2月3日晚，朱、陈部队在白石渡进行战前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朱德下达作战命令，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白石渡北上，正面直奔折岭，以吸引敌人之火力；另一路主力由朱德、陈毅亲自率领，从左侧绕过折岭，对折岭顽敌形成包围之势。
  2月4日拂晓，战斗打响。工农革命军两面出击，腹背夹击敌人。战士们点燃油桶里的土炮，吹响了进攻的冲锋号。顷刻间，枪炮声、呐喊声震天动地。敌军误以为是朱德部队主力在正面发起攻击，拼命顽抗。却不知朱、陈的另一部已迁回到折岭右侧插其后面，对他们形成前后夹击。敌军见势不妙，仓皇北逃，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到郴县的两湾洞，将其消灭。这场战斗，前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共消灭敌军400多人，缴获步枪100余支。
  四、大铺桥打虎牵羊
  1928年2月4日上午9时许，工农革命军千余人开进良田。秀良区委组织群众欢迎，慰问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秀良区委在良田圩文昌宫召开了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宣讲了革命道理，部署了进军郴州的战斗任务。为了迅速占领郴州，朱德、陈毅决定立即乘胜前进，围歼大铺桥之敌。
  大铺桥在良田以北7公里处。国民党军唐生智所属王东原部队在此驻札有2个加强营，大部分是抓来不久的青年学生和贫苦农家子弟，还没有上过战场。为了挽救这些青年人的生命，朱德提出“打虎牵羊”的策略，即对敌军中的“虎”（顽固的反动分子）要狠狠地打，对那些年轻有文化，又不曾伤害过老百姓的“羊”（学生兵）就要“牵”。为确保战斗万无一失，朱德决定由郴县独立连和地方农军配合起义军，从良田兵分东、中、西三路围歼走马岭大铺桥之敌，然后乘胜进军郴州。朱德分析中路守敌顽固，自己亲自率主力由熟悉地形的王振祥、李祥祝、王振清、王槐之引路，从良田沿郴宜大道，经万岁桥、牛形坳直取大铺桥；东路由秀良区暴动队队长萧光堤指挥，经麦田、水龙、坳上，穿插到大铺桥的岔路口，截击大铺桥守敌，防其逃窜；西路由李才佳、李克如率良田部分农军，经千金桥、石盖塘、梅山，配合中路、东路两军，围歼大铺桥之敌。
  2月4日下午，战斗开始之前，朱德将主力埋伏在大铺桥敌人结合部前沿。大铺桥战斗打响后，朱德命令东、西两路农军从山侧高地向敌猛攻。敌人见正面攻势很弱，便将其左翼部队向西移动，右翼部队向东移动。因敌人结合部兵力空虚，朱德趁机率主力从正面向敌军发起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工农革命军围歼了大铺桥大部分守敌，接着又在走马岭将残敌全部击溃。大铺桥一战，俘敌600余人（大部分学生兵经教育参加革命军），缴枪600余支，敌营长周澜被击毙。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向郴州城逼近。
  五、占领郴州城
  折岭、大铺桥战败的消息传到郴州城后，守卫郴州城的国民党军王东原部的1个守备营，军心涣散，纷纷弃城逃跑，郴州城不攻自破。2月4日下午5时左右，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浩浩荡荡开进了郴州。在铜坑湖一带，工农革命军消灭了王东原部的1个特务连，其余残兵向永兴、耒阳方向逃窜。这天傍晚，工农革命军带着缴获的武器整整齐齐开到郴州城。当时郴州城里住有三、四万居民。县委书记夏明震带领干部、群众举起写着“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郴州！”、“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暴动万岁！”等口号的三角小红旗到距城三里的磨心塘夹道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郴州。朱德穿着粗布军装、背着斗笠，神彩奕奕走在队伍最前面。全城百姓兴高采烈、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一直从磨心塘、南关上把部队接进城来。县委把部队安排在第七联合中学、城隍庙等地驻扎。
  当晚，县委在廉溪女校礼堂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夏明震代表县委和全县人民致欢迎辞。他高度赞扬了朱德、陈毅的雄才大略与工农革命军的辉煌战绩，并热烈庆祝郴州的解放。朱德、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郴县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暴动胜利，郴州城新添异彩，从此湘南起义进入高潮。
  六、湘南特委机关从衡阳迁到郴州
  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宜章的消息传到衡阳后，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立即组织衡阳城郊农民武装起义，并于1928年1月24日召开特委会议，研究今后行动计划，决定将特委机关从衡阳迁至郴州，与朱德、陈毅一道继续组织湘南各县农民武装起义。不久，湘南特委机关迁到郴州。2月4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占领郴州后，工农革命军第I师司令部，湘南特委机关与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都设在当时的联郡中学（清代考棚）内。
  第二节 掀起苏维埃运动高潮
  一、调整县 区委领导班子
  1928年2月5日，朱德、陈毅参加郴县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调整充实县委领导班子：夏明震继任县委书记，黄光书任组织委员，李佑余任宣传委员，伍一仙任军事委员，孙开球任群工委员，何善玉任妇女委员，曾子刚任农运委员，邝珠权任青年委员，曹廉任工运委员。委员还有李才佳、李杰、万伦、段玉庭、陈子源、秘书曾志。在这次会议上，朱德、陈毅和郴县县委共同研究部署了全县暴动，建立红色政权，打击土豪劣绅，组建农民武装等项工作。县委机关设在正一街“同昌和”酒店楼上。
  与此同时，县委对全县各区区委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秀良区（良田）区委书记段辉礼，秀贤区（坳上）区委书记李杰，丰乐区（栖凤渡）区委书记李用之，安善区（五里牌）区委书记段良弼，凤鸣区（保和）区委书记王超祥，吉阳区（华塘）区委书记李元吉，永一区（雅市坪）区委书记曹弟煌，永宁区（鲁塘）区委书记何梦庚，在城区区委书记贺益生。
  二、成立县 区 乡各级苏维埃政府
  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占领郴州后，迅速廓清敌人的势力，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郴县人民受过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特别是经受了1926年至1927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锻炼，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有工农革命军作坚强后盾，斗志更加昂扬。郴县一经攻克，他们就迫切要求迅速建立自己的政权。1928年2月6日，朱德、陈毅又参加了郴县县委召开的党政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成立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事宜。2月7日，郴县县委在郴州城隍庙主持召开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群众大会。会上，李才佳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湘和被选为副主席，李佑余为党代表，杨景初为肃反委员，戴书隆为土地委员，刘善淑（女）为经济委员，曾子彬为粮食委员，曾纪贵为宣传委员，陈代长为秘书。朱德、陈毅、夏明震、李才佳、湘南特委负责人和宜章、耒阳县的代表都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同时，大会还公布了黄孝荣、朱成斌、谢伟臣、何应烈、雷伯瑜等8名土豪劣绅的反革命罪行，并立即执行抢决。会后，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北街福音堂。
  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全县城乡迅速掀起了苏维埃运动高潮。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上百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全县各区乡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号召举行全县暴动，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通过几天的宣传发动，全县11个区、3个特别区和137个乡都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一区（城区）贺益生，二区（秀良区）王振波，三区（秀贤区）李启武，四区（丰乐区）曹锡奎，五区（安善区）雷元楚（后雷春平），六区（保和区）彭白熙，七区（鲁塘区）何孟庚，八区（雅市坪）何新盖，九区（荷叶坪）陈波臣，十区（桥口）李子祥，十一区（华塘）曹南极；畔渡特区邵杰生，瑶林特区朱开蕴，安源特区刘光球。
  与此同时，为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县苏维埃政府还发出布告，鼓励商贾营业，工人照常生产，学校照常上课，恢复一切正常工作。对一些害怕革命弃家外逃的百货、绸布、南货、药店等商行老板，县苏维埃政府将他们的商行全部贴上封条，严禁坏人闯入，并派赤卫队日夜巡逻，维持社会治安，防止盗窃，以保障财产安全。
  三、恢复和发展群团组织
  湘南起义期间，郴县除了普遍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外，全县的工会、农会、妇运会、青运会（包括少先队、儿童团）、商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恢复、重建，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投入暴动，开展斗争，掀起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在湘南起义中，郴县恢复了总工会，委员长黄光书。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县有工会组织43个，工会会员达15200人，开展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秩序。
  农民运动的声势更大。大革命时期郴县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马日事变后，郴县农会组织被迫解散。到湘南起义时，郴县农民协会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并发展到79个，农协会员由原来的57262人，剧增到110000人。农协恢复和重建后，农村开展了火热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打击土豪劣绅，烧毁田契、减租、减息、减押、平粜，插标分田等，其势如暴风骤雨，遍及整个农村，势不可当。当时，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曾子刚。
  湘南起义期间，郴县还恢复重建了共青团组织，广大青年在共青团组织的教育和发动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发挥了显著作用。1928年2月6日，朱德参加县委扩大会议，恢复了团县委后，立即恢复了各区乡的39个团支部。2月8日，县委举办CY宣传员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大多数分配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充当骨干。后来成长为上将的邓华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各县乡也分别举办了短期训练班，有500多名团员骨干参加了学习，给农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各革命群众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县委专门设有青年委员来抓青年工作，各区乡又有团的组织。因此，全县很快就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104人，发展团员400余人。
  妇女运动的开展，开始困难较多，这是因为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所谓“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在妇女中的影响很大。湘南起义期间，郴县女界联合会进行了整顿，会长何善玉。“反白事件”中何善玉牺牲，何凯继任会长。会员发展到92000余人。县女界联合会为培养妇女工作骨干，还专门开办了妇女训练班，训练出一批妇女干部，深入农村工作。
  湘南起义中，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郴县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县少先队队长廖昭福，儿童团团长罗国贵。少先队是广大劳动青少年军事化组织，凡年满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男女青少年都可参加（共青团员必须参加并担任领导）。队员平时站岗放哨，战时直接参加战斗。当时郴县有少先队97个，少先队员31000人。
  此外，在湘南起义中，郴县还成立了商民协会，县、区两级商民协会共有11个，会员370人。商民协会成立后，在打击反动资本家和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的成立及其斗争
  一、组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
  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而要保证军事开辟的胜利，加快暴动形势的发展，又必须有相当力量的正规军作后盾。湘南起义之前，农民手里拿的是梭镖、大刀、乌铳、来福枪、土炮之类。拿这样的武器去对付反动团队、国民党的真枪实弹，是难以取胜的。朱德进入湘南后，从人民战争的思想出发，很注重“组织和武装农民”，把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一批又一批地发给农民，组织地方军和赤卫队，这就大大提高了农军的战斗力。
  郴县除了广大农民这个主力军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没有耕地的农民，生活往往更苦。他们迫切需要革命，一经发动，立即成为一支劲旅。例如，郴州城北二十五华里的板子楼，有30多个筑路工人在那里修筑公路桥。朱德在宜章举事后，当局只发给他们每人27斤大米，要他们自求生路，各奔前程。他们听说郴州到了工农革命军，便一起商定，跑到郴州，集体参加了邓允庭的农七师。其中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和他的哥哥杨海堂。
  1928年2月7日，在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帮助下，中共郴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原工农革命军一师独立连的基础上，吸收一些原武装暴动营、赤色游击队的战士，正式组建郴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简称郴县农七师），师部设在郴州城赵公祠。农七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夏明震（后为蔡协民），参谋长刘之至。下辖五个团，第一团以秀良区、秀贤区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彭鳌，党代表孙开楚；第二团以凤鸣区、凤岁羽区、安源特区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徐谆，党代表廖开藻；第三团以永一区、永二区、吉阳区、瑶林特区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蒙九龄，党代表廖子庭；第四团以丰乐区、安善区等地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李升卿，党代表曹廉；第五团为独立团，以郴州城区等地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万伦，党代表段横波。当时，郴县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县城有个工人叫唐昌陆，自己报名参加新兵营后，跑回家乡三壁冲，一下就邀集了五、六十个青年跟他一起参军。
  郴县农七师成立时，共有干部战士6300余人，有步枪1700余支，大刀200多把，梭镖4900余把。整个部队以农民为主体，战士以红布条系在左手臂上为标记，干部则用红绸带斜佩于胸前，并以胸前绸花大小区分职务高低。此外，为维持各地社会秩序，各区还先后建立了农民赤卫队。
  二、农七师二打桂阳城
  湘南起义军攻占郴州后，原国民党郴县罗东之、罗绍基的团防武装不战而退，勾结桂阳团防局长雷澄等反动势力，在郴桂边境杀人放火，肆意骚扰，妄图扼杀郴县革命政权，阻止起义军西进桂阳。
  1928年2月12日，郴县、桂阳两县党政军负责人邓允庭、万伦、杨赤、徐行等30多人在今北湖区华塘镇太排冲的龙华山庵开会，研究联合攻打桂阳县城事宜，并派何双绫先行人城，秘蜜联络城内共产党员以作内应。
  2月13日晚，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简称郴县农七师）师长邓允庭、团长万伦率领农七师一团和独立团，杨赤率领郴桂边农民自卫军、徐行率领桂阳正和、豆坪、官溪一带农军400多人，共计约3000人马埋伏于桂阳县城附近，近日凌晨，分四路合攻桂阳县城。县长痛惜苍指挥驻城官运亨通军李云杰部和邓国元、邓耀之反动武装顽固抵抗数小时后，招架不住，弃城溃退至协和团乌石渡（今属银河乡）。工农革命军克城后，打开监狱，放出被囚禁的革命人士和无辜群众；没收了邓玉德、李敦波、李白志三户豪绅的财产，开仓济贫；焚烧了县署、监狱，处决了一名罪恶昭彰的大土豪邓子南。城里居民纷纷手束红带，燃放鞭炮，欢迎工农子弟兵人城。15日，台开县党、政、军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桂阳县苏维埃政府，徐树誉任主席，刘树基任副主席。在此前后，还成立了4个村苏维埃政府。攻克桂阳城后的第三天，即2月16日，逃到乌石渡的冯苍从大富团等地搬来数百名团防武装，并串通国民党军李云杰部，将通过春陵江运往嘉禾的两船枪枝弹药截留，武装团兵，疯狂向县城反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保存实力，守城农军经过一番抵抗后，主动撤出县城，回原地休整。
  一打桂阳县城后，郴、桂两县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国民党军一部在狮子岭（今北湖区鲁塘镇）一带寻衅滋事。郴县宝峰与桂阳正和一带的农民赤卫队的邓允庭、李宗佳等领导下，给敌军以迎头痛击，一举获胜，缴枪100多支，打死打伤敌兵多人。时隔不久，郴县罗东之、罗绍基团防武装，又到郴桂边的黑山口、华塘、保和、炭窝里、料材湾、大树下一带杀人放火，骚扰老百姓，妄图扑灭郴桂边方兴未艾的革命火焰。
  为严惩国民党反动派，郴、桂两县党政军负责人再次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第二次攻打桂阳城，并向驻宜章工农革命军求援。宜章的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派第2团第3营副营长萧克率六七十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派教导团团长徐淳率二三十人前来助战。
  3月12日，邓允庭、万伦、萧克、徐淳几路革命军配合郴桂边农民自卫军共3000余兵力，再次攻打桂阳县城。萧克所率部队从正和圩进行至官溪村时，与许克祥所属一部和县埃户团团兵接上了火。许克祥部和挨户团兵不敌，县战且退，萧克率队紧追不舍，乘胜逼近城外，徐淳的教导团和农军紧随其后。攻城部队在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师长邓允庭的统一指挥下，对桂阳县城形成夹击之势，以机枪、马枪队居中，左右翼配以步枪队，同时配以土枪土炮，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总张望信号一发，枪炮齐鸣，炮弹在敌群中四处开花。守城之敌招架不住，纷纷弃城而逃。中午时分，部队胜利占领桂阳县城。当日下午4时许，新田、桂阳两县团防武装与逃亡的敌军联合反扑县城。工农革命军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烈还击，一直打到天黑，终于击溃了敌人的反攻。当晚，萧克、徐淳部驻扎在东塔岭鹿峰庵，郴县农七师驻山麓。次日，两部返回原县，郴桂边农民自卫军撤至郴县保和、桂阳阳山一带，继续扩大红色革命区域。
  两打桂阳城，沉重打击了郴、桂两县的反动势力，推动了桂阳革命斗争的发展，保卫了郴县西部地区的斗争成果。
  三、平定庙下雷家之乱
  1928年3月中旬，郴永边界的高冲罗家、郴桂边境的庙下雷家等地的“大户团”、“洋字团”的反动头目傅招荣、雷金、邓耀、罗东之、罗绍基等人互相勾结，在庙下雷家公祠聚合，准备攻打郴县丰乐区苏维埃政府，血洗栖凤渡。丰乐区委闻讯后，一边派李茂谷、曹俭昌等人去庙下雷家摸清敌情，一边派人向县委汇报情况。县委委员李佑余听到汇报后，立即写信给正在耒阳的朱德求援。朱德立即派张山川一个排并携迫击炮一门前来增援。3月16日，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四团和丰乐区、安善区赤卫队、农民武装数千人，攻打庙下雷家。因庙下雷家墙高院深，碉堡坚固，敌人凭险固守，革命军遭到阻击，伤亡较大。农七师四团和朱德援军用迫击炮掀掉敌碉堡一角，敌军死的死，伤的伤，纷纷向曹家圩方向逃窜。农七师四团乘胜追击。这时永兴尹子韶、刘永斋率领农军斜插过去，堵住敌军逃路，敌军腹背受敌．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2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四、支援资兴农军攻克县城
  正当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向郴县、耒阳推进，革命风暴即将席卷湘南的时候，1928年2月5日，资兴县三都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响亮地提出“杀尽贪官污吏”的口号。
  国民党资兴县县长彭如霈吓破了胆，在元宵节之前挂印逃走了。土豪劣绅们商议，成立“行政委员会”来代行县政府的职权，并拥立在坪石大败而逃往资兴的许克祥部属李正权为主任。
  3月6日，资兴县苏维埃政府在三都成立。为了打击以李正权为首的资兴县“行政委员会”等反动势力嚣张气焰，县苏维埃政府决定讷农民赤卫队攻打县城。但考虑到当时全县农民武装力量不足以压倒资兴县城的反革命势力，于是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和湘南特委请求支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和湘南特委决定派邻近的郴县农七师三团和永兴警卫团支援资兴农军攻打县城。
  3月8日，郴县蒙九龄率农七师三团开到鲤鱼江，永兴伊子韶率警卫团开到三都，资兴农军由李奇中、黄义藻率领集结在城厢一带待命。3县农军总数达3000余人。
  3月9日，3县农军抵达县城附近，随即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攻城的部署是：尹子韶部和李奇中、黄义藻部担任主攻，蒙九龄团部署在县城靠东江方向一带，截断敌军后路，同时堵截敌援军。天亮后，资兴、永兴农军呐喊冲锋，抄小路扑向县城。李正权因其兵力被派往郴县桥口和资兴边界的七里山木根桥一带布防，守城只有数十人、4支枪，见农军来势力凶猛，只略作抵抗后，便弃城外逃，退驻西乡鱼岭铺（今兴宁镇山海村鱼岭铺组）。战斗中，农军击毙企图逃跑的敌“行政委员”陈澜和几名士兵。农军第二次占领县城。
  李正权出城后，正好与汝城何其朗派来的朱鸿仪部援兵相遇，共有500人枪。两股匪众合流，气势汹汹，冲进县城。城内店门紧闭，街头一片平静。正当李正权犯疑之时，突然一声枪响，一队队，一群群的农军，从各条街道民房中冲出，打得他措手不及。战斗从早上6点进行到中午，敌人终于退出县城，在旧市安营扎寨，伺机反扑。
  三县农军再克资兴县城后，郴县、永兴农军随即撤回本县。
  3月11日，资兴农军大队人马撤往碑记，诱敌进城，以便瓮中捉鳖。果然，李正权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农军武器低劣，不能守城，便又邀朱鸿仪部人城。当夜农军突然再度围城猛攻，大败李正权和朱鸿仪。
  由土豪劣绅拼凑起来的所谓“行政委员会”，至此彻底垮台。
  第四节 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一、在斗争中进行减租减息
  湘南起义前，郴县耕地总面积39万亩，总人口23.6万人，人均耕地1.6亩。但全县富人和穷人土地占有量极为不均衡，土豪劣绅占有80％的耕地，他们以“四六开”（佃四东六）或“三七开”（佃三东七）的高租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终年忙碌连温饱也得不到解决，而土豪劣绅不劳而获享尽荣华富贵。农民吃尽了没有土地的苦头，迫切盼望能拥有自己的土地。湘南起义顺应了农民群众的呼声，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
  在土地革命中，中共郴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掀起打击土豪劣绅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城区镇压了劣绅谢伟臣、何应烈、雷伯瑜等人，焚烧了县城最大的国药店“杨庆丰号”；在秀良区高雅岭没收大土豪陈治奎的财产；在黄茅乡没收了萧光全等6个土豪的财产分给农民；在丰乐区镇压了大土豪罗天重的2个儿子，烧了雷青电等几个土豪的房屋；在安善区杀掉了大土豪周大湘、张家景；在凤鸣区没收了朱新郴、谢万训、李振干等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这次运动，全县共打死土豪劣绅210人，赶走土豪劣绅490人，从而为开展土地改革扫除了障碍，并将土豪劣绅的田土及他们把持的公堂庙宇的田地一律没收。
  在土地革命中，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建立了没收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实行新的财经政策，帮助和指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退押斗争，将地租由原来的倒“四六开”、“三七开”（佃四东六、佃三东七），改为顺“三七开”（佃七东三）；原借贷加四六利改成加二利；取消佃户的押金，打击土豪劣绅的高利贷盘剥，没收土豪劣绅的金银珠宝及枪支弹药，统一上缴县苏维埃政府，并没收中小富豪的钱款，供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开支。
  为了统一管理财政，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还在秀良区良田街上一家银铺打造“中华苏维埃金融券”，金融券大的10元、小的2元。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工农革命军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津贴1元，伙食费统一由政府开支。
  在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县苏维埃政府大力倡导革除封建劣习，提倡革命新风。实行禁烟、禁娼、禁赌，打菩萨、毁偶像，提倡妇女剪发、放足，号召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工农业生产，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待遇，开办儿童学校和农民夜校，提高工农文化水平。
  二、参加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
  为了促进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帮助党员、干部掌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1928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太平寺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和组织部长杜家俊、宣传部长周鲁，军队代表陈毅，省委特派员杨福涛，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格思，郴县代表李才佳、王湘和，宜章代表吴泅来，资兴代表胡昭日、刘英廷，耒阳代表彭芷恂，桂阳代表邓震东，汝城代表朱少时（朱良才）、朱赤，永兴代表陈百诚、尹子韶、刘木、李一鼎等二三十人。会议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经过讨论，会议确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原则，并派人到永兴湘阴渡试点，总结出两条土地分配办法：第一，具体分配以乡为单位进行；第二，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个别搭配不当的地方，由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仲裁。
  会后，根据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中共郴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制定了《郴县土地分配法》，其主要内容是：（一）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土地归农民所有；（二）全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三）此项工作由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土地委员会为合法的执行机构。
  三、以乡为单位开展插标分田
  郴县《土地分配法》颁布后，全县的土地革命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各区都是以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负责插标分田工作。在一个乡范围内，插标分田，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一是宣传发动。召开群众大会即分田大会，宣读县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革命的布告，讲解《土地分配法》，使群众明白没收了谁的土地，分配给谁，以及具体分配办法。
  二是以乡为单位，将地主的田契集中起来，当众烧毁。田契是农民身上的枷锁，它浸透了农民的血汗，所以农民很关心这件事。有的人唯恐地主假造田契，把田契看了又看，然后投入火中。田契一烧，农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翻身了，解放了，精神面貌大不一样。
  三是由乡土地委员会干部和群众代表一道丈量土地（也有没有丈量的）计算出每人应分田土数。根据“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按丘、块分到户。
  四是插标分田。先用竹牌将各户分得的田地写上“此田x亩x分，分给农户某某名下”，然后由土地委员会干部和群众一道将竹牌插入田中，并造具清册，送交县土地委员会备查。全县除少数土豪劣绅外，平均每人约分得水田2亩。据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当年中共郴县县委秘书曾志回忆：“当时郴县分田的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他人平均分田”。
  五是出榜公布。各乡分田后，再由土地委员会复查核对，出榜公布，并造册登记，以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湘南起义中，郴县插标分田的规模空前，插标分田面积达18万多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32万亩的60%，是湘南各县分田最多的。千百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终于从地主豪绅的手中夺回来了。通过插标分田，贫苦农民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从心里由衷感受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
  在土地革命运动中，人民革命热情高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郴县的插标分田运动先后持续了约2个月的时间，后由于湘南暴动的武装力量向井冈山转移而停止。革命部队撤出湘南地区后，反革命武装卷土重来，农民分得的土地还来不及耕种，又被地主豪绅夺走了。但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已经在农民心里打下深刻的烙印，农民从这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中看到了革命的伟大力量，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
  第五节 镇压地主豪绅的疯狂反扑
  一、地主豪绅制造“反白事件”
  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兴起，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给反动统治阶级敲响了丧钟。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都在伺机报复。湘桂战争刚告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就准备对湘南的革命力量进行“会剿”。濒临灭亡命运的地主豪绅，听到这个消息，也蠢蠢欲动。就在这种情势下，郴州城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反白事件”（俗称“白带子反水”）。在这次“反白事件”中，郴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及部分革命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一度受挫。在陈毅和湘南特委的领导下，这次“反白事件”被迅速平息。
  发动这次“反白事件”的主要反动头目崔廷彦、崔廷弼，是郴州的大土豪。湘南起义后，其兄崔廷鄂负隅顽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他俩慑于苏维埃政府的强大威力，伪装进步，以开明绅士出现，讨好群众；曾经考取前清拔贡、表面上“温文儒雅”的崔廷彦，还混进了郴县苏维埃政府工作。蒋介石准备“会剿”湘南起义军的消息传来后，崔氏兄弟认为时机已到，暗中勾结反动豪绅，搜罗地痞流氓，拉拢青红帮骨干，组织反革命团伙，阴谋进行暴乱。
  就在敌人窥伺时机蓄谋叛乱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湘南特委，为了打破湘粤军阀的“会剿”，提出了“焦土战略”。这个“战略”的内容就是要烧毁从末阳到宜章的“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以内的房屋，实行“坚壁清野＇’，将所有的粮食财物都藏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使敌人进入湘南后无法立足，不打自垮，不攻自溃。郴州是湘南重镇，所以决定先烧郴州城。
  为了传达和贯彻湘南特委的这一决定，团湘南特委书记席格思、湘南特委特派员朱舍我等3人专程来到郴州。席格思等人到达郴州后，郴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城东淑仪女校召开了扩干会，参加会议的有夏明震、邝珠权（后叛变）、李才佳、阳景初、黄光书、何善玉、贺益生等。会议就如何执行特委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讨论。特委的错误主张，受到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议开了三天，意见仍未统一。但在特委强令执行的情况下，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烧掉郴州城，郴县境内的“大道”两侧暂时烧5里，党政机关搬至东塔岭上的东塔书院办公，所有干部群众一律撤出郴州城。会后，写出告示，向群众公布了县委的这一决定。
  告示一出，人心浮动，舆论哗然。
  郴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对共产党充满信赖，寄托着希望。可是现在湘南特委提出要烧掉他们的房屋，要毁掉他们的安身之所，心里总感到不安。他们开始埋怨了，不满了。尽管县委反复向群众宣传“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分土地，盖房子，将来胜利了再建城市”的道理，但这种“道理”没有说服务群众的根据。在城区居民的一再要求下，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贺益生，前往县委，请求收回命令。县委表示烧城的决定不能改变。为了向群众作进一步的宣传解释，决定于3月12日（农历2月21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
  崔廷彦、崔廷弼得知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立即召集反革命骨干20余人，在郴州城郊骆仙铺秘密策划，决定趁开大会之机，举行暴乱。
  情况如此严重，城内武装力量却很空虚：朱德已于2月10日率主力部队北上耒阳，陈毅已去永兴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农七师正在攻打桂阳，县赤卫队也到农村帮助打土豪去了。一些群众已经觉察到敌人阴谋暴乱，向县委机关传去了这一信息，但县委有的人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地主豪绅还敢么？”因此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3月12日上午，群众大会在城隍庙召开。崔廷彦，崔廷弼布置其党羽暗藏武器提早进入会场，利用开会前的时间，在群众中进行煽动：“谁烧房子就打倒谁！”“谁烧房子就杀掉谁！”甚至公然提出“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不赞成烧房子的站另一边”。大多数群众立刻“哗”地一声站到了不赞成烧房子的一边去了。这时，提前进入会场的县委秘书长曾志（原名曾昭学），看到情况不对头，立即转身巧离会场，跑到东塔书院向县委汇报，但县委负责人夏明震等人早已走另一条路去参加大会了。
  夏明震等人10时左右进入会场。大会宣布开始后，夏明震等就烧房子的事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话音未落，台下就有人大喊：“要烧房子就不行！”女界联合会委员长何善玉接着讲话，刚讲几句，台下一声喊：“杀！”一群暴徒扯下臂上的红带子，换上白带子，叫嚣着：“反白啦！反白啦！”与此同时，暴徒钟天球一个箭步窜上主席台，将夏明震一刀砍死。其他暴徒随即一拥而上，朝台上干部乱砍乱杀。当场遇害的除夏明震外，还有何善玉、周碧翠（妇女宣传员）、黄光书（县总工会委员长）、焦玉才（县总工会财会委员）、陈代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廖忠（少先队员）。工农革命军第I师的2名指挥员（萧进营长和刘连长）也同时遇害。
  敌人的暴行，激恕了革命群众。他们拿起大刀、梭镖、锄头、扁担，与敌人展开搏斗，于是会场成了战场。
  暴徒在城i庙内行凶后，又向县总工会、CY训练班、少年先锋队等机关团体杀去。一路上，暴徒见系红带子的就杀，见商店就抡，见房子就烧。郴州城内到处是浓烟烈焰。
  由于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武装暴乱，革命群众毫无防范，当场被暴徒凶杀的达200余人。
  二、平息“反白事件”
  3月12日“反白事件”的当天下午，崔廷彦、崔廷弼又派出暴徒回乡鸣锣喊话，继续散布“工人要杀农民”、“共产党要烧方圆50里民房”等谣言，煽动数千农民进城包围东塔岭郴县党政机关。曾志带领驻东塔岭的武装自卫队20余人枪，抵挡了一阵，但因暴徒与受蒙蔽群众混杂在一起，不便开枪，只得撤下山去。正要撤出的时候，敌人已经上山，曾志只得女扮男装，在山上隐藏下来。下午，驻在城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教导队30多人，在刘之至带领下赶来。曾志即和他们一道，于3月13日晨冲出暴徒的包围，前往永兴，向驻在永兴的工农革命军和湘南特委汇报情况。
  教导队撤出的当天（3月13日）上午，崔廷弼在城内寿福殿召开反共大会，崔廷弼为大会主席，旧商会常务委员廖镜廷为副主席。会上，崔廷弼大放厥词，扬言要“反共到底”，并以“杀一个共产党员赏大洋80元”为诱饵，欺骗群众为其卖命。还成立“反共总队”，由廖镜廷任总队长，妄图纠集暴徒，死守郴城，顽抗到底。
  地主豪绅的疯狂反扑，血腥屠杀，使群众看清了他们的狰狞面目。事变的当天，郴县苏维埃政府干部李佑余和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突围出城，有的翻山越岭，有的潜渡郴江，分途去永兴、桂阳、宜章和郴县良田、永丰乡等地报信求援。
  最早得到事变消息的是郴县良田区委。良田离郴州城40华里，区委负责人李克如等，组织赤卫队和农协会员1000余人，连夜进城，攻打暴乱武装，双方激战到第二天（3月13日）清晨。与此同时，第三区区委组织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从南北两路夹击敌人，战斗一直进行到14日清晨，敌人伤亡很大。接着，郴县农七师师长邓允庭和团长万伦率2个农军团从桂阳赶来；郴县赤卫大队副大队长李泽民率部分赤卫队员从瓦窑坪赶来；陈毅带领工农革命军2个连和教导队从永兴赶回郴州，各路援军从三面围攻城中之敌，到3月14日即平息了叛乱。反革命头目崔廷彦、廖镜廷狼狈逃窜，崔廷弼被当场击毙。
  “反白事件”虽然只有三天便告平息，但波及到郴县大部分区乡。全县11个区和3个特区，除秀贤、秀良、吉阳等3个区外，其他的区都发生了地方豪绅的暴乱。整个暴乱实际上延续了七天（从3月12日到18日）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发放安葬费情况统计，暴乱中县区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殉难达二百多人，暴乱分子死伤四、五百人。城内东街西街许多房屋被暴乱分子烧毁，东街、西街、半边街等大街上的百货、绸布、国药、南货店和米店，都被暴乱分子抢劫一空，以致在“事变”平息后的一段时间里，城内商品供应奇缺，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
  三、陈毅兼任郴县县委书记
  为了妥善处理暴乱善后工作，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委和湘南特委决定派陈毅到郴县兼任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
  县委在处理暴乱善后工作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参加暴乱的人员问题。当时，在一部分干部群众中，由于对敌人暴行的义愤而产生的过激情绪正在滋长，不少干部群众要求：“血债要用血来还，对参加暴乱的人要杀个鸡犬不留。”针对这一情况，陈毅和湘南特委的部分同志，深入到干部群众中，耐心对干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引导他们分析暴乱人员的情况，认识到参加暴乱的数千人中，大多数是因为对极“左”的“焦士战略”不满被崔廷彦等欺骗利用而上当的农民，在敌人的煽动下，跟着摇旗呐喊了一阵，而且不少人看到崔廷彦等人的暴行后，很快觉醒，自动散去。对于他们主要是教育问题，应该与暴乱分子区别开来；对于犯有罪行的，也应有首恶与胁从之分，有罪行轻重之别，不能一律都杀；对于其中有悔改表现的，还应从宽处理。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县委最后作出决定：除主犯钟天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其他一个不杀；对受蒙蔽参加“反白”的群众，一律既往不咎，是农会会员的仍然当农会会员，是积极分子的仍作积极分子使用，不受处分，不写悔过书。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县委的这一决定。会上，陈毅代表县委向群众公开检讨，承认烧房的决定是错误的，批判了“焦士战略”等极“左”政策。同时，针对当时人心浮动的情况，苏维埃政府贴出布告，提出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不准造谣，不准乱起哄。妥善地安埋了死难烈士，对烈士家属发放了抚恤金。华塘铺赤卫队长周宏灰的父亲在郴州“反白事件”中被敌人杀害，陈毅亲自登门慰问，鼓励家属挺起腰杆，拿起刀枪，继续战斗。陈毅还亲自去华塘、良田、栖凤渡、瓦灶等地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工作，安定人心，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城乡商店作坊继续开门营业。群众也从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深刻教育，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更加热爱，更加信赖。
  与此同时，陈毅重新组织了县委领导班子，对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和充实，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骨干，选拔到领导岗位。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20多岁的王湘和担任，李佑余在苏维埃政府中任党代表。原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才佳调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以加强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各区乡赤卫队和农七师也进行了整顿和训练，并建立了法庭，健全了肃反委员会组织机构，结合插标分田开展肃反斗争。在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领导下，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不但迅速恢复了正常的革命秩序，而且插标分田18万多亩。在湘南起义队伍转移时，郴县奔上井冈山的人数达6000多人，是整个湘南地区上山人数最多的县。
  第六节 向井冈山转移
  一、湘南起义后期的形势
  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直接威胁湘粤军阀盘踞的地区。在蒋介石的调解下，桂系军阀李宗仁、白祟禧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的混战结束，湘粤军阀联合起来，把屠刀对准了湘南革命力量。
  从1928年3月份起，湘粤军阀分别以李朝芳、范石生为总指挥，集中9个师和1个军官教导团对湘南革命力量进行南北夹击。湘南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朱德、陈毅1个师（实际是1个团）的正规部队。各县虽有农军数万，但枪支很少，多是手持梭镖、大刀，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农民。大敌压境，强弱悬殊。
  3月17日，李朝芳接到白祟禧的“剿匪”命令后，不几天就开始向耒阳进攻；范石生也指令所辖部队于3月25日以前分别在乐昌的塘村、坪石集中，月末向宜章推进。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湘南特委却强调“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要将湘南所有武装力量全部投入战斗，与敌人硬拼。这种冒险盲目主张，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坚决抵制。朱德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借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的教训，为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和湘南起义的力量，坚决主张在敌人兵力数倍于我的情况下，避敌锋芒，主动转移。但是，湘南特委领导人仍然一意孤行，固执己见。
  在这关键时刻，朱德不顾湘南特委的反对和阻挠，毅然决定工农革命军第I师和农军主动撤离湘南，向东转移，向井冈山靠拢。工农革命军第1师主力及司令部由耒阳城郊水东江移防至靠近安仁边界的鳌山庙。同时，通知陈毅指挥其他各县农军作出东撤准备。
  二、挺进井冈山
  1928年4月3日，朱德向湘南工农革命军各部下达了战略转移命令。郴县县委书记陈毅接到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命令后，立即组织湘南特委和郴县各级党政群机关干部、农7师各部及各区、乡赤卫队，于4月4日开始先后撤离郴县。4月5日，宜章农3师3千余人到达郴县，与郴县农7师6千余人会合。国民党范石生部发现宜章农3师的行动后，立即调集1个团和宜章邝镜明的保安尾追而来，郴城危在眉睫。面对这一严重局势，陈毅沉着冷静，立即发出新的部署：分3路东撤，于资兴彭公庙集结。湘南特委、郴县党政群机关和在城区、永一区、永二区、凤岁羽区、永宁区等5区党政群机关干部及赤卫队经板桥、雅市、桥口到资兴彭公庙；凤鸣区、吉阳区和瑶林特区等3区的党政群机关干部及赤卫队经五盖山、大奎上直奔彭公庙；丰乐区、安善区等区的党政群机关干部及赤卫队到五里牌的牛形坳集中，经桥口、瓦窑坪、资兴东江到彭公庙。农7师1团负责东撤沿途警卫，农7师3团与部分宜章农军负责掩护在城机关转移，农7师2团、4团和独立团与部分宜章农军及秀良区赤卫队前往郴宜交界处折岭阻击追兵。其中秀良区、良田、邓家塘、黄家湾、廖家湾一带赤卫队配合农7师2团阻击敌人中路；黄茅、竹枧水一带赤卫队配合农7师独立团开到岩岸阻击敌人左翼；秀贤区赤卫队配合农7师4团开到豪口阻击敌人右翼。三路部队近千人除部分枪支外，都用大刀、梭镖与敌人肉搏厮杀。工农革命军与敌人在折岭激战3天3夜，敌军遭受重创，不敢贸然尾追，农军则乘机东撤。
  最后一批撤出郴县城的是陈毅率领的县委和湘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加上掩护的农7师3团及部分宜章农军共4千余人，队伍经鲤鱼江、木根桥，于4月8日到达资兴县城。同日赶到资兴集结的还有：黄克诚带领的永兴农军1千余人；刘泰、邝庸、谭楚材带领的耒阳农军7百人；黄义藻、李奇中带领的资兴农军1千6百余人。
  各路农军在陈毅统一指挥下，浩浩荡荡继续向东进发。队伍还没有全部撤出资兴县城时，国民党第13军2师I团即尾追上来。陈毅命令郴县农7师第3团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东进。
  农7师3团在团长蒙九龄指挥下，与敌人在资兴县城展开巷战。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军伤亡惨重，但农军损失也很大，尤其在城郊老虎山一仗牺牲2百多名战士，蒙九龄团长夫妇不幸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这时，何长工、袁文才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2团赶来支援，迫使敌军不敢继续追击。农军继续前进。
  湘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虽然随陈毅撤出了郴县，但新任特委书记杨福涛、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格思等却从来也没有上井冈山的打算。为了进一步劝说他们放弃回衡阳的主张，4月14日陈毅在彭公庙祠堂里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陈毅外，还有何长工、袁文才、王佐、杨福涛、席格思、黄义藻等。陈毅、何长工先后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说明向井冈山转移是完全正确的，劝说特委一道上井冈山，或者暂去井冈山，以后再分批回衡阳。但杨福涛、席格思等以“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边界特委，守土有责”为由，拒绝上井冈山。当天午饭后，特委机关40余人匆匆上路。离开大部队后，特委机关工作人员走到耒阳、安仁交界的地方，大部分被反动民团抓住杀害。一个多年为湘南革命运动作出很大贡献的党的领导机关，一批为革命出生人死屡建功勋的革命同志壮烈牺牲。
  陈毅、何长工指挥部队继续东撤。4月22日，到达酃县沔渡，与朱德会合。两支队伍合到一起达12000多人，其中主力2000人，农军I万余人，至此，湘南起义军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完成了东撤任务。
  4月28日，朱德、陈毅带领1万2千多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同日回到砻市。在龙江书院，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进入书院后，毛泽东以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热情地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掩护。”第二天，在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两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朱德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3个师。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第四军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第10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下辖第28团（原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团长王尔琢（兼），党代表何长工；第29团（原宜章农军），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第11师师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下辖第31团（原秋收起义部队），团长张子清（兼），党代表何挺颖（兼）；第32团（原在井冈山一带活动的武装）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副团长王佐；第33团（原郴县农军）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邝珠权。第12师师长陈毅（兼），党代表邓宗海。下辖第34团（原耒阳农军）团长邝庸，党代表刘泰；第35团（原永兴农军）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第36团（原资兴农军）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副团长袁三汉。军直属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党代表敬懋修。
  5月4日，在江西宁冈县砻市西面的河滩上召开了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大会。
  这一历史性的会师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亲自领导下，奠定了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培育了第一支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军队。
  两军会师大会后不久，以郴县农军为主组成的第33团，在井冈山先后参加了两次较大的战斗。首先是参加了攻打遂川之战，这是33团上井冈山后的第一次战斗。由于“当时每个连队都没有多少枪，大多数是梭镖，所以遂川没有打开”。第二次就是跟随第11师和第10师主力队伍，攻打永新，并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第一次攻克永新县城，也是郴县农军为扩大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的直接贡献。
  三、郴县对湘南起义的贡献
  郴县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湘南中心，更重要的是在湘南起义过程中起到了指挥中心和核心县的作用。
  一、宜章年关暴动前后，中共郴县县委曾3次派员迎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郴县，与湘南特委共同发动和领导湘南起义。这3次迎接行动，充分体现了郴县党组织和广大革命人民在湘南起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坪石大捷当晚，当朱德在乐昌皈塘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挥师北上郴县、耒阳，发动湘南总暴动后，中共郴县县委按照朱、陈的通知，组织郴县“独立连”和革命群众在郴宜大道两旁夹击许克祥溃兵，为朱、陈部队人郴扫除障碍；同时紧密配合朱、陈部队攻克郴州守敌王东原部在折岭和大铺桥2处防线，并顺利占领郴州城。
  三、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l师占领郴州后，即将部队司令部和湘南起义总指挥部从宜章迁到郴州城，设在考棚内（今市六中对面的165院内）；不久，中共湘南特委机关也从衡阳迁到郴州，与朱德、陈毅一道继续组织湘南各县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四、在湘南起义中，工农革命军攻打耒阳、永兴、桂阳、资兴等县，部队都是从郴县出发的，并帮助和支持各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充分说明当时郴县处在湘南起义核心县和大本营的地位。
  五、在湘南起义中，郴县“反白事件”的发生和陈毅任郴县县委书记两件史实，充分说明郴县处在湘南起义斗争的焦点，也体现了朱、陈部队和湘南特委对郴县的重视。
  六、在湘南起义中，郴县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普遍建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为后来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初步经验。
  七、在湘南起义中，郴县插标分田的面积达18万多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的60%，为湘南各县之首。而且在向井冈山转移时，郴县农7师和县党政群机关干部上山人数达4000多人，占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各县农军上山12000人的三分之一，为湘南各县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