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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郴县党组织的恢复和湘南起义的准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没有吓倒郴县的革命者。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鼓舞和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领导下，郴县的共产党组织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他们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改变斗争策略，由大革命时期在城市进行公开活动，改变为转人农村进行地下秘密活动，重新积聚革命力量，组织武装暴动队伍，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先后开展了郴县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为湘南起义在郴县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第一节 郴县党组织的恢复
  一、建立地下联络站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湖南党组织迅速转人地下活动，省委和湘南特委调整了各地党组织的力量。郴县县委书记陈芬因身份暴露，于6月调衡山任县委书记，衡山县委书记凌云调郴县任县委书记。凌云到任后重新整顿全县党组织，调整了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凌云、组织委员孙开球、工农委员李杰、宣传委员伍一仙、军事委员万伦、青年委员邝珠权、委员夏明震(1927年8月来郴）、段玉庭、曾子刚、李才佳、李佑余。县委取代号“郑杰”。县委机关设在“惠爱医院”。
  县委根据马日事变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决定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县委委员和骨干党员分别兼任所在区的区委负责人。主要干部的分布是：在城区陈韬、贺益生；秀良区（良田）曾子刚、李克如；丰乐区（栖风渡）和安善区（五里牌）李佑余、段良弼、李一鼎；秀贤区（走马岭）李杰、李孔文、李升聊；永一区（雅市坪）和永二区（桥口）邵义和、曹弟煌；凤鸣区（保和圩）和吉阳区（华塘铺）邓华、李治民。这些同志到区里后，秘密联络党员，组织革命活动，建立地下联络站。在城区建立资生米店联络站，由女界联合会常务委员黄传凤负责，以卖米为掩护，传送党的情报，联络革命同志。县委书记凌云经常住在资生米店，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部署工作，开展秘密活动。当时还在群众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农村建立了地下秘密联络站，如秀良区良田圩升平联络站、丰乐区栖凤渡圩再渡联络站；吉阳区华塘铺圩先友联络站等。从此，革命烈火又再次在郴县大地上燃烧起来。
  二、县委书记凌云遇害
  1927年9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凌云正在党员杨西林家中商量开会的事宜，突然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杨西林家，二人同时被捕。特务从凌云身上搜出一封给资生米店老板黄传凤的信。随后敌人又包围了资生米店，逮捕了黄传凤。
  凌云是个大学生，他一人监就大义凛然地向敌人宣布：“我是共产党员，要杀便杀，没有什么说的！”数天后，凌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由于杨西林和黄传凤的身份没有暴露，被党组织营救出来。凌云遇害后，城区资生米店秘密联络站也遭到破坏，给革命工作造成了困难。
  三、夏明震接任县委书记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农民部为中央拟定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提出，组建毛泽东任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后因形势变化，此决定未能实现。实际上在同年6月，湖南省委成立了湘南、湘西、宝庆3个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各地政治、军事、党务，恢复组织。7月初，省委改指挥委员会为设立11个特别委员会，其中郴县、宜章、资兴、汝城4县为一特委，简称郴属特委，夏明震为书记，曾志（原名曾昭学）为秘书。9月，凌云牺牲后，省委派夏明震接任郴县县委书记。11月7日，省委又决定解散或改组11个特委，全省只设3个特委，在湘南成立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夏明震为湘南特委委员兼郴县县委书记。
  夏明震是夏明翰的弟弟，来郴县之前是衡阳农运工作的领导人，出色地领导过衡阳的农运工作。夏明震接任县委书记后，吸取资生米店遭到破坏的教训，重建和恢复郴县县委地下联络站。为了将革命工作做得更隐蔽，县委将联络站设在郴州城郊苏仙桥下一块菜园的茅屋里。联络站由3人组成一个“家庭”，家庭成员是：户主夏明震，公开身份是教员；妻子曾志；而郭怀振则扮成曾志的妹妹。这个“家庭”既是县委机关，又是秘密联络站。“家庭”的一切费用由党的地下联络员廖昭福负责供给，不对外接洽事务，党内活动在这里秘密进行，领导全县地下斗争，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这个联络站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28年朱德、陈毅率部进入郴州后，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第二节 郴县湘南起义的准备
  一、中央关于湘南秋收起义的指示和《湘南暴动大纲》
  为了挽救革命，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李维汉、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党务委员会，并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暴动的大纲。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作了明确指示：“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并指定由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委，毛泽东任书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总结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制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地发展与提高革命。“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时期举行暴动。
  8月8日，《中央致前委信》进一步明确南昌起义与中央决定4省“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因此，中央训令湘、鄂、粤、赣4省立即发动秋收起义，以响应南昌起义。除了再次宣布由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别委员会领导湘南秋收起义外，“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饷弹”。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亲自拟定了《湘南暴动大纲》，确定“以汝城为中心”，由此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公开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强调湘南秋收起义要成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成为“革命力量之中心”，动摇乃至推翻湖南的唐政府；请求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之惠、潮、梅农军他调，立即由郭亮率领浏平农军千人奔赴汝城，再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个团到汝城去”。在组织关系上，明确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后，则受粤政府指挥；湘南特委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可以独立行使职权。
  这样，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对组织湘南秋收起义，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乃至具体工作上都已部署就绪。
  二、组建郴县暴动营
  中共中央关于在湘南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后来因毛泽东在湘赣边境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而未能实现，但是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在湘南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经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传达到了郴县县委。县委书记夏明震按照省委和湘南特委的指示，及时秘密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湘南秋收起义计划。县委与各区区委书记认真分析了郴县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决不能束手待毙，必须用革命武装去反对反革命武装。省委和湘南特委为了帮助郴县组织农民暴动，派遣曾在黄埔军校读过书的伍一仙、朱英到郴县任军事特派员。1927年9月，郴县县委在城区、良田、走马岭、保和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区乡分别组织成立了武装暴动队。伍一仙等人利用硝石制造了一批土枪土炮。10月中旬，县委在五盖山、良田、萧家岭秘密召开扩大会议，制定和通过了郴县暴动计划，同时重新整合了全县暴动队力量，成立了郴县武装暴动营，营长万伦，党代表伍一仙。营下面设6个暴动连，其中城区暴动连连长万伦，秀良区暴动连连长萧光迪、秀贤区暴动连连长李杰、凤鸣区暴动连连长李安梓、吉阳区暴动连连长何希杜、丰乐区暴动连连长王继武。
  10月25日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多次指示，中共湘南特委派周树堂、邓华堂、邓三雄等人在郴县、桂阳交界的东华山主持召开有郴县、永兴、桂阳、耒阳、宜章5县党组织负责人和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郴县李才佳、王继武、曹飞3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举行湘南秋收暴动的指示，讨论了湘南斗争的形势，提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任务。会议决定：一、以县、区为单位成立游击队，打击地主、恶霸的反动武装力量；二、各县在11,12月统一行动，打击国民党驻湘南的军队；三、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队伍，在斗争中解决武器问题。在此基础上成立暴动总指挥部，暴动总指挥由耒阳的周树堂、郴县的王继武担任。实行几县联合行动，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11月初，中共郴县、县委决定郴县秋收起义先在良田、黄茅（今永春）、五盖山一带开展武装暴动，为全县暴动打开局面。
  11月9日，县委书记夏明震、县暴动营长万伦、党代表伍一仙，带领秀良、秀贤2个暴动连，用仅有的一支枪和自制的土炮端掉了良田清乡委员会，打死挨户团士兵2人，缴枪10余支，子弹200多发。11月13日晚，曾子彬带领50多名暴动队员袭击良田挨户团，打死挨户团士兵16人，缴获步枪12支。11月18日晚，县委书记夏明震带领县暴动营，以虚张声势的战略端掉良田税卡，在税卡的挨户团士兵全部被擒，缴获步枪4支，子弹600发。11月21日，良田和走马岭暴动连又联合攻打折岭税卡，缴获步枪5支。郴县暴动营的一次次秋收起义的胜利，激发了全县人民的革命的热情，暴动的烈火迅速在全县熊熊燃烧起来。
  三、参加汝城会议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1000多人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艰苦转战，由粤赣边境进入湘南地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逐渐认识到武装起义必须与农民革命密切结合。11月中旬，部队与范石生合作驻扎在汝城，朱德、陈毅派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汝城濠头留守处的赖鉴冰等人送信至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约定11月26日至28日在汝城召开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部署湘南起义。11月下旬，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扮成游商客旅秘密来到汝城。
  11月26日，汝城联席会议在县城西街衡永会馆如期秘密举行。朱德主持会议，陈毅、王尔琢参加了会议。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受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委托，代表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参加了参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湘南各县党的负责人还有：耒阳谢竹峰，宜章杨子达、毛科文、彭晒，资兴黄义行，汝城何日升、何举成，桂东郭佑林；广东方面，任卓宣、钟鼓（代表广东省委）、龚楚（代表北江特委），乐昌李光中，仁化阮啸仙，始兴梁明哲等。
  朱德首先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与范石生谈判合作的情况，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的指示，并就以后的工作作了布置。接着会议就湘南起义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研究。
  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在会上就当前形势进行了分析：南昌起义失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从占据的中心城市向农村进攻，企图消灭农民武装力量，实行清乡大屠杀。对于目前的局势，共产党必须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暴动，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号召农民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同时，也要立即组织农民暴动队，在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并不断扩大暴动队伍的活动区域，以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
  宜章农协委员长杨子达，中共五大中央候补委员、宜章农协副委员长毛科文、宜章畸石特别支部书记彭晒、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最后，朱德综合大家的意见：当前敌人占据了城市，从城市向农村进攻，企图消灭农民武装力量，实行“清乡”大屠杀。我们必须坚持以农村为阵地，在湘南、粤北率先组织和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消灭反动军阀；特别要像汝城这样，充分利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积极组织力量，发展壮大农民武装。大家回去后，立即组织农民暴动队，白天分散生产，晚上秘密行动，在各地开展武装斗争，不断扩大暴动队伍和活动区域；必须立即恢复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以及农会、妇女、学生等群众组织；在暴动成功的地方，迅速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因此，我们要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充分做好暴动的准备，确保起义成功。
  经过充分讨论，最后会议制定了12月中旬以汝城为中心，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打先锋的湘南起义计划。
  会议结束时，朱德特送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2支驳壳枪，叮嘱他一定要做好工作，防止急躁情绪，尽可能地领导好郴县一带的农民暴动。
  夏明震由汝城回到郴县后，12月上旬在郴州城外卸货坪（今官庄坪）共产党员万伦家里秘密召开党的会议，传达汝城会议精神，部署组织暴动队伍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陈鹏、孙开球、邝珠权（后叛变）、万伦、李杰、段玉庭、廖昭福、萧光堤、陈奇等10多人。与会人员进行认真讨论后，即分头到郴县各地开展活动，组织暴动队伍。其后，夏明震与秘书曾志还前往宜章，在宜章县城秘密召开了一次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夏明震在会上再次传达了汝城会议精神，部署研究了组织地下武装，装备起义事项。
  不久，因朱德、陈毅接中央指示，率部支援广州起义，使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起义计划未能如期实现。但郴县通过传达贯彻汝城会议精神，为后来湘南起义在郴县的发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四、举行郴县年关暴动
  1927年12月6日，湘南特委在衡阳召开紧急会议（称“江心会议”），传达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暴动计划问题的指示，对湘南各县武装暴动作了具体部署，确定在湘南组建12个师的工农武装，同时成立由何寅修（后叛变）为书记的湘南行动委员会，加强对暴动的组织领导。会后，湘南特委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分赴湘南各县组织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
  1928年1月5日至7日，中共郴县县委在五盖山召开9个区的党的扩大会议。会议由夏明震和伍一仙主持，传达贯彻衡阳江心会议精神，分析总结了前段时间郴县进行秋收武装暴动的情况和经验，研究制定了举行全县年关暴动的计划，确定了重点打击对象。
  1月8日，郴县年关暴动率先在良田发动。暴动开始前，夏明Fiti派人到良田高雅岭摸清了大土豪陈世泽的行踪。8日当晚，夏明震带领暴动队员悄悄包围了陈世泽的老巢，暴动队员用大树撞开陈家大院的大门，奋不顾身冲进围墙，活捉了陈世泽全家，将陈处死，并烧掉其房屋。伍一仙、李安梓和李安文等带领保和暴动队攻击保和十寺邓家，将大土豪邓传岳夫妇击毙后，又袭击了保和乡公所和乡清乡委员会。丰乐区暴动连在王继武的带领下，袭击了栖凤渡关帝庙，解除了设在庙里的清乡委员会的武装，杀死2名作恶多端的挨户团士兵，缴获2支步枪。其他几个暴动连均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取得了胜利。至1928年1月底，郴县在年关暴动中共处决土豪劣绅21人，摧毁国民党乡公所15个，端掉清乡委员会和挨户团12个，缴获步枪10余支，手枪2支。
  郴县年关暴动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革命群众的信心。为了扩大年关暴动的成果，1月10日，郴县县委在良田鸭鹰坦召开暴动队骨干会议，决定将郴县暴动营改名为郴县赤色游击队，并对赤色游击队的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郴县赤色游击队队长陈鹏，党代表萧光月、军事特派员伍一仙，军事辅导员李鄂、政治辅导员孙开球和曾子刚。游击队由军事特派员伍一仙统一领导和指挥。会上还明确了游击队的宗旨和要求：严明游击队的纪律，服从党的调遣，作战勇敢机智，行动坚决果断。郴县赤色游击队是郴县县委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队伍。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郴县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第四章 以郴县为中心湘南起义的全面爆发
  1928年1月，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共同组织发动了湘南起义。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极具特色的一次。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入郴县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并以郴县为中心部署了桂阳、资兴、永兴、耒阳等周边县的武装起义，在起义军主力攻克耒阳后，湘南起义进入全面爆发的高潮。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以武装暴动先后建立了8个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20多个县，约有100万人参加了或支持起义。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湘南起义中，中共郴县县委曾3次派员迎接朱德、陈毅率部人郴；郴县独立连（郴县赤色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伏击许克祥溃兵、攻克郴州守敌王东原部在折岭、大铺桥的防线，并顺利占领了郴州城；然后在全县普遍建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和赤卫队；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并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反白事件”；在建党、建政、建军、肃反、土地革命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为“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提供了范例。同时，也为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光辉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在湘南起义中，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司令部、湘南起义总指挥部、中共湘南特委机关都设在郴州城；工农革命军第I师和郴县农7师攻打耒阳、永兴、安仁、桂阳、资兴都是从郴州城出发的。同时，郴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数量、插标分田的面积、郴县农7师向井冈山转移的人数，都是湘南各县之最。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郴县是湘南起义的核心县。
  第一节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挺进郴县
  汝城会议后不久，未德、陈毅接中央指示，率部支援广州起义，使湘南起义没有在12月中旬如期实现。广州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央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部的指示信的要求，朱德、陈毅决定率部从广东韶关北上，到湘南找一块根据地。
  1928年1月3日，因朱范合作之事被蒋介石发觉，范石生要朱德“从速离开”，并送来1万块银洋和一批弹药。当晚，朱德、陈毅率部以“野外演习”为名，冒着滂沱大雨，离开韶关犁铺头，经仁化改道西进，直奔湘南，随后来到宜章莽山洞。
  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部打着范石生部队的旗号，智取宜章县城，解除了宜章团防局和警察局的武装。并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从此，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一、县委三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入郴
  1928年1月12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智取宜章前后，中共郴县县委曾三次派人迎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人郴，支持郴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与湘南特委一道，共同发动和领导湘南起义。
  第一次是在1927年12月，郴县年关暴动进入高潮时，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即工农革命军）来到粤北和宜章境内。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郴县人）通过书信秘密向郴县共产党人邓允庭、李安梓传递消息，转告粤北韶关犁铺头驻有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军。邓允庭、李安梓及时将这一消息向县委书记夏明震汇报。县委认为要进一步扩大年关暴动成果，必须迅速派员与朱德、陈毅部队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夏明震曾在11月汝城军地联席会上认识朱德，他们有过交往，朱德当时还送给他2支驳壳枪。夏明震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异常振奋，立即决定派邓允庭、李安梓去犁铺头与朱德、陈毅联系。邓、李2人接受任务后，乔装商人，经过7天的多方寻找，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陈毅。邓允庭早年和朱德曾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他们向朱德、陈毅汇报了郴县县委领导的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情况，并恳切邀请朱德率部人郴，支持帮助郴县人民革命。朱德、陈毅听了郴县的情况介绍后，非常高兴，答应打败许克祥部队后立即进军郴州。还指示郴县方面要密切配合部队行动，县赤色游击队要守住关卡，牵制北面敌人南下，阻击南面敌人北上逃跑。邓允庭、李安梓带着朱德的指示回郴后，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按照朱德的指示，作好战斗准备。
  第二次是1928年元月，工农革命军智取宜章后，县委在元月中旬召开会议，决定由秀良区派人前往宜章迎接朱德、陈毅率部队人郴。县委书记夏明震亲自起草信件，派县委交通员廖昭福装扮成小贩，将信件藏在肩挑的草纸里，送到秀良区委。秀良区委接到县委的信件后，立即派萧光标、李克如、李言勤3人携带县委的密信前往宜章联系。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李克如等3人接到通知时，家里正准备过年吃团年饭。他们考虑任务紧急，又不便与家里人说明原因，只好简单地说了声，交待家里人先吃，不要等他们，就急急忙忙上路了。良田到宜章50华里大路，他们从太阳快落山时出发，走到晚上10点多钟才到宜章。他们见到了朱德。朱德看完信后，马上叫通讯员找来蔡协民和党代表陈毅，一同听取郴县同志的汇报。当朱德听到郴县已经成立一支赤色游击队，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时，非常高兴，并询问郴县驻有哪些敌人的部队，良田有没有敌军？李克如等3人一一作了回答。朱德、陈毅根据郴州城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良田没有正规军只有挨户团的情况后，他们迅速作出准备打郴州的决定，并交待要郴县县委作好准备。同时送了一些枪支、子弹，并指示将郴县赤色游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连”。萧光标、李克如、李言勤在返回途中，走到宜章与郴县交界的折岭，遭到敌人阻击，又重新回到宜章，将突发情况向朱德汇报。朱德等人商量后认为，是唐生智的部队从北往南压，许克样的部队从韶关向北堵，宜章处于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处境。于是改变原来先打郴州的决定，迅速指挥部队往宜章西南撤退，准备在坪石打败许克祥部后再挺进郴州。并指示郴县独立连，赶到良田、保和圩、水井窝一带，阻击许克祥北逃溃兵。
  第三次是1928年元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三），夏明震在黄茅粗石园召开县委会议，考虑到郴州敌人的设防变化了的情况，决定再次派萧光标、黄传财2入到宜章西南圣公坛迎接朱德、陈毅率部人郴。两人在圣公坛向朱德、陈毅详细地汇报了郴州敌军的布防情况，并作为部队向导，随部队一起行动，参加坪石大捷战斗后，再带领部队向郴州进发。
  二、郴县独立连伏击许克祥溃敌
  1928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十），郴县县委接到朱德的通知，命令郴县独立连于当晚开到保和圩和水井窝、小溪一带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在郴宜大道两旁发动群众，组织向导队、梭标队、呐喊队策应工农革命军人郴。2月2日夜，许克样部溃兵果然向桂阳方向逃窜，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后，郴县革命群众用自制的纸炮四处鸣放，摇旗呐喊助威。接着，独立连战士迅速出击，分两路夹击敌人。经过近3小时的激战，独立连和革命群众一起全歼许克祥残部，缴获步枪200多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3挺、手枪20支、子弹等军需物资70余担。这次阻击战的胜利，为迎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人郴做好了准备。
  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克折岭
  1928年1月31日坪石大捷当晚，朱德在乐昌皈塘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决定趁湘、桂军阀互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对北面取攻势，挥师北上郴州、耒阳、永兴，发动湘南总暴动；对南面取守势，把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留守宜章，以保卫胜利成果。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I师向北发展。
  2月2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从乐昌w塘出发，抵达湘粤交界的宜章县白石渡，郴州守敌王东原派周澜营在折岭设防，企图阻止工农革命军北上。
  折岭在郴州之南，宜章以北，是宜章通往郴州的咽喉。折岭两旁祟山峻岭，道路崎岖险峻，地势极为险要。敌人在山上构筑防御工事，山上山下，戒备森严。
  2月3日晚，朱、陈部队在白石渡进行战前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朱德下达作战命令，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白石渡北上，正面直奔折岭，以吸引敌人之火力；另一路主力由朱德、陈毅亲自率领，从左侧绕过折岭，对折岭顽敌形成包围之势。
  2月4日拂晓，战斗打响。工农革命军两面出击，腹背夹击敌人。战士们点燃油桶里的土炮，吹响了进攻的冲锋号。顷刻间，枪炮声、呐喊声震天动地。敌军误以为是朱德部队主力在正面发起攻击，拼命顽抗。却不知朱、陈的另一部已迁回到折岭右侧插其后面，对他们形成前后夹击。敌军见势不妙，仓皇北逃，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到郴县的两湾洞，将其消灭。这场战斗，前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共消灭敌军400多人，缴获步枪100余支。
  四、大铺桥打虎牵羊
  1928年2月4日上午9时许，工农革命军千余人开进良田。秀良区委组织群众欢迎，慰问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秀良区委在良田圩文昌宫召开了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宣讲了革命道理，部署了进军郴州的战斗任务。为了迅速占领郴州，朱德、陈毅决定立即乘胜前进，围歼大铺桥之敌。
  大铺桥在良田以北7公里处。国民党军唐生智所属王东原部队在此驻札有2个加强营，大部分是抓来不久的青年学生和贫苦农家子弟，还没有上过战场。为了挽救这些青年人的生命，朱德提出“打虎牵羊”的策略，即对敌军中的“虎”（顽固的反动分子）要狠狠地打，对那些年轻有文化，又不曾伤害过老百姓的“羊”（学生兵）就要“牵”。为确保战斗万无一失，朱德决定由郴县独立连和地方农军配合起义军，从良田兵分东、中、西三路围歼走马岭大铺桥之敌，然后乘胜进军郴州。朱德分析中路守敌顽固，自己亲自率主力由熟悉地形的王振祥、李祥祝、王振清、王槐之引路，从良田沿郴宜大道，经万岁桥、牛形坳直取大铺桥；东路由秀良区暴动队队长萧光堤指挥，经麦田、水龙、坳上，穿插到大铺桥的岔路口，截击大铺桥守敌，防其逃窜；西路由李才佳、李克如率良田部分农军，经千金桥、石盖塘、梅山，配合中路、东路两军，围歼大铺桥之敌。
  2月4日下午，战斗开始之前，朱德将主力埋伏在大铺桥敌人结合部前沿。大铺桥战斗打响后，朱德命令东、西两路农军从山侧高地向敌猛攻。敌人见正面攻势很弱，便将其左翼部队向西移动，右翼部队向东移动。因敌人结合部兵力空虚，朱德趁机率主力从正面向敌军发起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工农革命军围歼了大铺桥大部分守敌，接着又在走马岭将残敌全部击溃。大铺桥一战，俘敌600余人（大部分学生兵经教育参加革命军），缴枪600余支，敌营长周澜被击毙。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向郴州城逼近。
  五、占领郴州城
  折岭、大铺桥战败的消息传到郴州城后，守卫郴州城的国民党军王东原部的1个守备营，军心涣散，纷纷弃城逃跑，郴州城不攻自破。2月4日下午5时左右，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浩浩荡荡开进了郴州。在铜坑湖一带，工农革命军消灭了王东原部的1个特务连，其余残兵向永兴、耒阳方向逃窜。这天傍晚，工农革命军带着缴获的武器整整齐齐开到郴州城。当时郴州城里住有三、四万居民。县委书记夏明震带领干部、群众举起写着“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郴州！”、“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暴动万岁！”等口号的三角小红旗到距城三里的磨心塘夹道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郴州。朱德穿着粗布军装、背着斗笠，神彩奕奕走在队伍最前面。全城百姓兴高采烈、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一直从磨心塘、南关上把部队接进城来。县委把部队安排在第七联合中学、城隍庙等地驻扎。
  当晚，县委在廉溪女校礼堂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夏明震代表县委和全县人民致欢迎辞。他高度赞扬了朱德、陈毅的雄才大略与工农革命军的辉煌战绩，并热烈庆祝郴州的解放。朱德、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郴县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暴动胜利，郴州城新添异彩，从此湘南起义进入高潮。
  六、湘南特委机关从衡阳迁到郴州
  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宜章的消息传到衡阳后，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立即组织衡阳城郊农民武装起义，并于1928年1月24日召开特委会议，研究今后行动计划，决定将特委机关从衡阳迁至郴州，与朱德、陈毅一道继续组织湘南各县农民武装起义。不久，湘南特委机关迁到郴州。2月4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占领郴州后，工农革命军第I师司令部，湘南特委机关与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都设在当时的联郡中学（清代考棚）内。
  第二节 掀起苏维埃运动高潮
  一、调整县 区委领导班子
  1928年2月5日，朱德、陈毅参加郴县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调整充实县委领导班子：夏明震继任县委书记，黄光书任组织委员，李佑余任宣传委员，伍一仙任军事委员，孙开球任群工委员，何善玉任妇女委员，曾子刚任农运委员，邝珠权任青年委员，曹廉任工运委员。委员还有李才佳、李杰、万伦、段玉庭、陈子源、秘书曾志。在这次会议上，朱德、陈毅和郴县县委共同研究部署了全县暴动，建立红色政权，打击土豪劣绅，组建农民武装等项工作。县委机关设在正一街“同昌和”酒店楼上。
  与此同时，县委对全县各区区委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秀良区（良田）区委书记段辉礼，秀贤区（坳上）区委书记李杰，丰乐区（栖凤渡）区委书记李用之，安善区（五里牌）区委书记段良弼，凤鸣区（保和）区委书记王超祥，吉阳区（华塘）区委书记李元吉，永一区（雅市坪）区委书记曹弟煌，永宁区（鲁塘）区委书记何梦庚，在城区区委书记贺益生。
  二、成立县 区 乡各级苏维埃政府
  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占领郴州后，迅速廓清敌人的势力，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郴县人民受过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特别是经受了1926年至1927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锻炼，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有工农革命军作坚强后盾，斗志更加昂扬。郴县一经攻克，他们就迫切要求迅速建立自己的政权。1928年2月6日，朱德、陈毅又参加了郴县县委召开的党政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成立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事宜。2月7日，郴县县委在郴州城隍庙主持召开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群众大会。会上，李才佳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湘和被选为副主席，李佑余为党代表，杨景初为肃反委员，戴书隆为土地委员，刘善淑（女）为经济委员，曾子彬为粮食委员，曾纪贵为宣传委员，陈代长为秘书。朱德、陈毅、夏明震、李才佳、湘南特委负责人和宜章、耒阳县的代表都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同时，大会还公布了黄孝荣、朱成斌、谢伟臣、何应烈、雷伯瑜等8名土豪劣绅的反革命罪行，并立即执行抢决。会后，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北街福音堂。
  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全县城乡迅速掀起了苏维埃运动高潮。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上百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全县各区乡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号召举行全县暴动，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通过几天的宣传发动，全县11个区、3个特别区和137个乡都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一区（城区）贺益生，二区（秀良区）王振波，三区（秀贤区）李启武，四区（丰乐区）曹锡奎，五区（安善区）雷元楚（后雷春平），六区（保和区）彭白熙，七区（鲁塘区）何孟庚，八区（雅市坪）何新盖，九区（荷叶坪）陈波臣，十区（桥口）李子祥，十一区（华塘）曹南极；畔渡特区邵杰生，瑶林特区朱开蕴，安源特区刘光球。
  与此同时，为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县苏维埃政府还发出布告，鼓励商贾营业，工人照常生产，学校照常上课，恢复一切正常工作。对一些害怕革命弃家外逃的百货、绸布、南货、药店等商行老板，县苏维埃政府将他们的商行全部贴上封条，严禁坏人闯入，并派赤卫队日夜巡逻，维持社会治安，防止盗窃，以保障财产安全。
  三、恢复和发展群团组织
  湘南起义期间，郴县除了普遍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外，全县的工会、农会、妇运会、青运会（包括少先队、儿童团）、商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恢复、重建，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投入暴动，开展斗争，掀起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在湘南起义中，郴县恢复了总工会，委员长黄光书。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县有工会组织43个，工会会员达15200人，开展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秩序。
  农民运动的声势更大。大革命时期郴县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马日事变后，郴县农会组织被迫解散。到湘南起义时，郴县农民协会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并发展到79个，农协会员由原来的57262人，剧增到110000人。农协恢复和重建后，农村开展了火热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打击土豪劣绅，烧毁田契、减租、减息、减押、平粜，插标分田等，其势如暴风骤雨，遍及整个农村，势不可当。当时，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曾子刚。
  湘南起义期间，郴县还恢复重建了共青团组织，广大青年在共青团组织的教育和发动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发挥了显著作用。1928年2月6日，朱德参加县委扩大会议，恢复了团县委后，立即恢复了各区乡的39个团支部。2月8日，县委举办CY宣传员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大多数分配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充当骨干。后来成长为上将的邓华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各县乡也分别举办了短期训练班，有500多名团员骨干参加了学习，给农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各革命群众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县委专门设有青年委员来抓青年工作，各区乡又有团的组织。因此，全县很快就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104人，发展团员400余人。
  妇女运动的开展，开始困难较多，这是因为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所谓“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在妇女中的影响很大。湘南起义期间，郴县女界联合会进行了整顿，会长何善玉。“反白事件”中何善玉牺牲，何凯继任会长。会员发展到92000余人。县女界联合会为培养妇女工作骨干，还专门开办了妇女训练班，训练出一批妇女干部，深入农村工作。
  湘南起义中，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郴县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县少先队队长廖昭福，儿童团团长罗国贵。少先队是广大劳动青少年军事化组织，凡年满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男女青少年都可参加（共青团员必须参加并担任领导）。队员平时站岗放哨，战时直接参加战斗。当时郴县有少先队97个，少先队员31000人。
  此外，在湘南起义中，郴县还成立了商民协会，县、区两级商民协会共有11个，会员370人。商民协会成立后，在打击反动资本家和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的成立及其斗争
  一、组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
  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而要保证军事开辟的胜利，加快暴动形势的发展，又必须有相当力量的正规军作后盾。湘南起义之前，农民手里拿的是梭镖、大刀、乌铳、来福枪、土炮之类。拿这样的武器去对付反动团队、国民党的真枪实弹，是难以取胜的。朱德进入湘南后，从人民战争的思想出发，很注重“组织和武装农民”，把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一批又一批地发给农民，组织地方军和赤卫队，这就大大提高了农军的战斗力。
  郴县除了广大农民这个主力军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没有耕地的农民，生活往往更苦。他们迫切需要革命，一经发动，立即成为一支劲旅。例如，郴州城北二十五华里的板子楼，有30多个筑路工人在那里修筑公路桥。朱德在宜章举事后，当局只发给他们每人27斤大米，要他们自求生路，各奔前程。他们听说郴州到了工农革命军，便一起商定，跑到郴州，集体参加了邓允庭的农七师。其中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和他的哥哥杨海堂。
  1928年2月7日，在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帮助下，中共郴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原工农革命军一师独立连的基础上，吸收一些原武装暴动营、赤色游击队的战士，正式组建郴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简称郴县农七师），师部设在郴州城赵公祠。农七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夏明震（后为蔡协民），参谋长刘之至。下辖五个团，第一团以秀良区、秀贤区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彭鳌，党代表孙开楚；第二团以凤鸣区、凤岁羽区、安源特区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徐谆，党代表廖开藻；第三团以永一区、永二区、吉阳区、瑶林特区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蒙九龄，党代表廖子庭；第四团以丰乐区、安善区等地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李升卿，党代表曹廉；第五团为独立团，以郴州城区等地的农民武装为主组成，团长万伦，党代表段横波。当时，郴县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县城有个工人叫唐昌陆，自己报名参加新兵营后，跑回家乡三壁冲，一下就邀集了五、六十个青年跟他一起参军。
  郴县农七师成立时，共有干部战士6300余人，有步枪1700余支，大刀200多把，梭镖4900余把。整个部队以农民为主体，战士以红布条系在左手臂上为标记，干部则用红绸带斜佩于胸前，并以胸前绸花大小区分职务高低。此外，为维持各地社会秩序，各区还先后建立了农民赤卫队。
  二、农七师二打桂阳城
  湘南起义军攻占郴州后，原国民党郴县罗东之、罗绍基的团防武装不战而退，勾结桂阳团防局长雷澄等反动势力，在郴桂边境杀人放火，肆意骚扰，妄图扼杀郴县革命政权，阻止起义军西进桂阳。
  1928年2月12日，郴县、桂阳两县党政军负责人邓允庭、万伦、杨赤、徐行等30多人在今北湖区华塘镇太排冲的龙华山庵开会，研究联合攻打桂阳县城事宜，并派何双绫先行人城，秘蜜联络城内共产党员以作内应。
  2月13日晚，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简称郴县农七师）师长邓允庭、团长万伦率领农七师一团和独立团，杨赤率领郴桂边农民自卫军、徐行率领桂阳正和、豆坪、官溪一带农军400多人，共计约3000人马埋伏于桂阳县城附近，近日凌晨，分四路合攻桂阳县城。县长痛惜苍指挥驻城官运亨通军李云杰部和邓国元、邓耀之反动武装顽固抵抗数小时后，招架不住，弃城溃退至协和团乌石渡（今属银河乡）。工农革命军克城后，打开监狱，放出被囚禁的革命人士和无辜群众；没收了邓玉德、李敦波、李白志三户豪绅的财产，开仓济贫；焚烧了县署、监狱，处决了一名罪恶昭彰的大土豪邓子南。城里居民纷纷手束红带，燃放鞭炮，欢迎工农子弟兵人城。15日，台开县党、政、军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桂阳县苏维埃政府，徐树誉任主席，刘树基任副主席。在此前后，还成立了4个村苏维埃政府。攻克桂阳城后的第三天，即2月16日，逃到乌石渡的冯苍从大富团等地搬来数百名团防武装，并串通国民党军李云杰部，将通过春陵江运往嘉禾的两船枪枝弹药截留，武装团兵，疯狂向县城反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保存实力，守城农军经过一番抵抗后，主动撤出县城，回原地休整。
  一打桂阳县城后，郴、桂两县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国民党军一部在狮子岭（今北湖区鲁塘镇）一带寻衅滋事。郴县宝峰与桂阳正和一带的农民赤卫队的邓允庭、李宗佳等领导下，给敌军以迎头痛击，一举获胜，缴枪100多支，打死打伤敌兵多人。时隔不久，郴县罗东之、罗绍基团防武装，又到郴桂边的黑山口、华塘、保和、炭窝里、料材湾、大树下一带杀人放火，骚扰老百姓，妄图扑灭郴桂边方兴未艾的革命火焰。
  为严惩国民党反动派，郴、桂两县党政军负责人再次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第二次攻打桂阳城，并向驻宜章工农革命军求援。宜章的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派第2团第3营副营长萧克率六七十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派教导团团长徐淳率二三十人前来助战。
  3月12日，邓允庭、万伦、萧克、徐淳几路革命军配合郴桂边农民自卫军共3000余兵力，再次攻打桂阳县城。萧克所率部队从正和圩进行至官溪村时，与许克祥所属一部和县埃户团团兵接上了火。许克祥部和挨户团兵不敌，县战且退，萧克率队紧追不舍，乘胜逼近城外，徐淳的教导团和农军紧随其后。攻城部队在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师长邓允庭的统一指挥下，对桂阳县城形成夹击之势，以机枪、马枪队居中，左右翼配以步枪队，同时配以土枪土炮，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总张望信号一发，枪炮齐鸣，炮弹在敌群中四处开花。守城之敌招架不住，纷纷弃城而逃。中午时分，部队胜利占领桂阳县城。当日下午4时许，新田、桂阳两县团防武装与逃亡的敌军联合反扑县城。工农革命军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烈还击，一直打到天黑，终于击溃了敌人的反攻。当晚，萧克、徐淳部驻扎在东塔岭鹿峰庵，郴县农七师驻山麓。次日，两部返回原县，郴桂边农民自卫军撤至郴县保和、桂阳阳山一带，继续扩大红色革命区域。
  两打桂阳城，沉重打击了郴、桂两县的反动势力，推动了桂阳革命斗争的发展，保卫了郴县西部地区的斗争成果。
  三、平定庙下雷家之乱
  1928年3月中旬，郴永边界的高冲罗家、郴桂边境的庙下雷家等地的“大户团”、“洋字团”的反动头目傅招荣、雷金、邓耀、罗东之、罗绍基等人互相勾结，在庙下雷家公祠聚合，准备攻打郴县丰乐区苏维埃政府，血洗栖凤渡。丰乐区委闻讯后，一边派李茂谷、曹俭昌等人去庙下雷家摸清敌情，一边派人向县委汇报情况。县委委员李佑余听到汇报后，立即写信给正在耒阳的朱德求援。朱德立即派张山川一个排并携迫击炮一门前来增援。3月16日，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四团和丰乐区、安善区赤卫队、农民武装数千人，攻打庙下雷家。因庙下雷家墙高院深，碉堡坚固，敌人凭险固守，革命军遭到阻击，伤亡较大。农七师四团和朱德援军用迫击炮掀掉敌碉堡一角，敌军死的死，伤的伤，纷纷向曹家圩方向逃窜。农七师四团乘胜追击。这时永兴尹子韶、刘永斋率领农军斜插过去，堵住敌军逃路，敌军腹背受敌．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2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四、支援资兴农军攻克县城
  正当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向郴县、耒阳推进，革命风暴即将席卷湘南的时候，1928年2月5日，资兴县三都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响亮地提出“杀尽贪官污吏”的口号。
  国民党资兴县县长彭如霈吓破了胆，在元宵节之前挂印逃走了。土豪劣绅们商议，成立“行政委员会”来代行县政府的职权，并拥立在坪石大败而逃往资兴的许克祥部属李正权为主任。
  3月6日，资兴县苏维埃政府在三都成立。为了打击以李正权为首的资兴县“行政委员会”等反动势力嚣张气焰，县苏维埃政府决定讷农民赤卫队攻打县城。但考虑到当时全县农民武装力量不足以压倒资兴县城的反革命势力，于是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和湘南特委请求支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和湘南特委决定派邻近的郴县农七师三团和永兴警卫团支援资兴农军攻打县城。
  3月8日，郴县蒙九龄率农七师三团开到鲤鱼江，永兴伊子韶率警卫团开到三都，资兴农军由李奇中、黄义藻率领集结在城厢一带待命。3县农军总数达3000余人。
  3月9日，3县农军抵达县城附近，随即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攻城的部署是：尹子韶部和李奇中、黄义藻部担任主攻，蒙九龄团部署在县城靠东江方向一带，截断敌军后路，同时堵截敌援军。天亮后，资兴、永兴农军呐喊冲锋，抄小路扑向县城。李正权因其兵力被派往郴县桥口和资兴边界的七里山木根桥一带布防，守城只有数十人、4支枪，见农军来势力凶猛，只略作抵抗后，便弃城外逃，退驻西乡鱼岭铺（今兴宁镇山海村鱼岭铺组）。战斗中，农军击毙企图逃跑的敌“行政委员”陈澜和几名士兵。农军第二次占领县城。
  李正权出城后，正好与汝城何其朗派来的朱鸿仪部援兵相遇，共有500人枪。两股匪众合流，气势汹汹，冲进县城。城内店门紧闭，街头一片平静。正当李正权犯疑之时，突然一声枪响，一队队，一群群的农军，从各条街道民房中冲出，打得他措手不及。战斗从早上6点进行到中午，敌人终于退出县城，在旧市安营扎寨，伺机反扑。
  三县农军再克资兴县城后，郴县、永兴农军随即撤回本县。
  3月11日，资兴农军大队人马撤往碑记，诱敌进城，以便瓮中捉鳖。果然，李正权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农军武器低劣，不能守城，便又邀朱鸿仪部人城。当夜农军突然再度围城猛攻，大败李正权和朱鸿仪。
  由土豪劣绅拼凑起来的所谓“行政委员会”，至此彻底垮台。
  第四节 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一、在斗争中进行减租减息
  湘南起义前，郴县耕地总面积39万亩，总人口23.6万人，人均耕地1.6亩。但全县富人和穷人土地占有量极为不均衡，土豪劣绅占有80％的耕地，他们以“四六开”（佃四东六）或“三七开”（佃三东七）的高租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终年忙碌连温饱也得不到解决，而土豪劣绅不劳而获享尽荣华富贵。农民吃尽了没有土地的苦头，迫切盼望能拥有自己的土地。湘南起义顺应了农民群众的呼声，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
  在土地革命中，中共郴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掀起打击土豪劣绅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城区镇压了劣绅谢伟臣、何应烈、雷伯瑜等人，焚烧了县城最大的国药店“杨庆丰号”；在秀良区高雅岭没收大土豪陈治奎的财产；在黄茅乡没收了萧光全等6个土豪的财产分给农民；在丰乐区镇压了大土豪罗天重的2个儿子，烧了雷青电等几个土豪的房屋；在安善区杀掉了大土豪周大湘、张家景；在凤鸣区没收了朱新郴、谢万训、李振干等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这次运动，全县共打死土豪劣绅210人，赶走土豪劣绅490人，从而为开展土地改革扫除了障碍，并将土豪劣绅的田土及他们把持的公堂庙宇的田地一律没收。
  在土地革命中，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建立了没收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实行新的财经政策，帮助和指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退押斗争，将地租由原来的倒“四六开”、“三七开”（佃四东六、佃三东七），改为顺“三七开”（佃七东三）；原借贷加四六利改成加二利；取消佃户的押金，打击土豪劣绅的高利贷盘剥，没收土豪劣绅的金银珠宝及枪支弹药，统一上缴县苏维埃政府，并没收中小富豪的钱款，供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开支。
  为了统一管理财政，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还在秀良区良田街上一家银铺打造“中华苏维埃金融券”，金融券大的10元、小的2元。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工农革命军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津贴1元，伙食费统一由政府开支。
  在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县苏维埃政府大力倡导革除封建劣习，提倡革命新风。实行禁烟、禁娼、禁赌，打菩萨、毁偶像，提倡妇女剪发、放足，号召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工农业生产，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待遇，开办儿童学校和农民夜校，提高工农文化水平。
  二、参加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
  为了促进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帮助党员、干部掌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1928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太平寺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和组织部长杜家俊、宣传部长周鲁，军队代表陈毅，省委特派员杨福涛，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格思，郴县代表李才佳、王湘和，宜章代表吴泅来，资兴代表胡昭日、刘英廷，耒阳代表彭芷恂，桂阳代表邓震东，汝城代表朱少时（朱良才）、朱赤，永兴代表陈百诚、尹子韶、刘木、李一鼎等二三十人。会议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经过讨论，会议确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原则，并派人到永兴湘阴渡试点，总结出两条土地分配办法：第一，具体分配以乡为单位进行；第二，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个别搭配不当的地方，由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仲裁。
  会后，根据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中共郴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制定了《郴县土地分配法》，其主要内容是：（一）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土地归农民所有；（二）全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三）此项工作由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土地委员会为合法的执行机构。
  三、以乡为单位开展插标分田
  郴县《土地分配法》颁布后，全县的土地革命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各区都是以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负责插标分田工作。在一个乡范围内，插标分田，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一是宣传发动。召开群众大会即分田大会，宣读县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革命的布告，讲解《土地分配法》，使群众明白没收了谁的土地，分配给谁，以及具体分配办法。
  二是以乡为单位，将地主的田契集中起来，当众烧毁。田契是农民身上的枷锁，它浸透了农民的血汗，所以农民很关心这件事。有的人唯恐地主假造田契，把田契看了又看，然后投入火中。田契一烧，农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翻身了，解放了，精神面貌大不一样。
  三是由乡土地委员会干部和群众代表一道丈量土地（也有没有丈量的）计算出每人应分田土数。根据“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按丘、块分到户。
  四是插标分田。先用竹牌将各户分得的田地写上“此田x亩x分，分给农户某某名下”，然后由土地委员会干部和群众一道将竹牌插入田中，并造具清册，送交县土地委员会备查。全县除少数土豪劣绅外，平均每人约分得水田2亩。据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当年中共郴县县委秘书曾志回忆：“当时郴县分田的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他人平均分田”。
  五是出榜公布。各乡分田后，再由土地委员会复查核对，出榜公布，并造册登记，以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湘南起义中，郴县插标分田的规模空前，插标分田面积达18万多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32万亩的60%，是湘南各县分田最多的。千百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终于从地主豪绅的手中夺回来了。通过插标分田，贫苦农民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从心里由衷感受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
  在土地革命运动中，人民革命热情高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郴县的插标分田运动先后持续了约2个月的时间，后由于湘南暴动的武装力量向井冈山转移而停止。革命部队撤出湘南地区后，反革命武装卷土重来，农民分得的土地还来不及耕种，又被地主豪绅夺走了。但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已经在农民心里打下深刻的烙印，农民从这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中看到了革命的伟大力量，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
  第五节 镇压地主豪绅的疯狂反扑
  一、地主豪绅制造“反白事件”
  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兴起，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给反动统治阶级敲响了丧钟。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都在伺机报复。湘桂战争刚告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就准备对湘南的革命力量进行“会剿”。濒临灭亡命运的地主豪绅，听到这个消息，也蠢蠢欲动。就在这种情势下，郴州城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反白事件”（俗称“白带子反水”）。在这次“反白事件”中，郴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及部分革命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一度受挫。在陈毅和湘南特委的领导下，这次“反白事件”被迅速平息。
  发动这次“反白事件”的主要反动头目崔廷彦、崔廷弼，是郴州的大土豪。湘南起义后，其兄崔廷鄂负隅顽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他俩慑于苏维埃政府的强大威力，伪装进步，以开明绅士出现，讨好群众；曾经考取前清拔贡、表面上“温文儒雅”的崔廷彦，还混进了郴县苏维埃政府工作。蒋介石准备“会剿”湘南起义军的消息传来后，崔氏兄弟认为时机已到，暗中勾结反动豪绅，搜罗地痞流氓，拉拢青红帮骨干，组织反革命团伙，阴谋进行暴乱。
  就在敌人窥伺时机蓄谋叛乱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湘南特委，为了打破湘粤军阀的“会剿”，提出了“焦土战略”。这个“战略”的内容就是要烧毁从末阳到宜章的“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以内的房屋，实行“坚壁清野＇’，将所有的粮食财物都藏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使敌人进入湘南后无法立足，不打自垮，不攻自溃。郴州是湘南重镇，所以决定先烧郴州城。
  为了传达和贯彻湘南特委的这一决定，团湘南特委书记席格思、湘南特委特派员朱舍我等3人专程来到郴州。席格思等人到达郴州后，郴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城东淑仪女校召开了扩干会，参加会议的有夏明震、邝珠权（后叛变）、李才佳、阳景初、黄光书、何善玉、贺益生等。会议就如何执行特委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讨论。特委的错误主张，受到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议开了三天，意见仍未统一。但在特委强令执行的情况下，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烧掉郴州城，郴县境内的“大道”两侧暂时烧5里，党政机关搬至东塔岭上的东塔书院办公，所有干部群众一律撤出郴州城。会后，写出告示，向群众公布了县委的这一决定。
  告示一出，人心浮动，舆论哗然。
  郴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对共产党充满信赖，寄托着希望。可是现在湘南特委提出要烧掉他们的房屋，要毁掉他们的安身之所，心里总感到不安。他们开始埋怨了，不满了。尽管县委反复向群众宣传“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分土地，盖房子，将来胜利了再建城市”的道理，但这种“道理”没有说服务群众的根据。在城区居民的一再要求下，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贺益生，前往县委，请求收回命令。县委表示烧城的决定不能改变。为了向群众作进一步的宣传解释，决定于3月12日（农历2月21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
  崔廷彦、崔廷弼得知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立即召集反革命骨干20余人，在郴州城郊骆仙铺秘密策划，决定趁开大会之机，举行暴乱。
  情况如此严重，城内武装力量却很空虚：朱德已于2月10日率主力部队北上耒阳，陈毅已去永兴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农七师正在攻打桂阳，县赤卫队也到农村帮助打土豪去了。一些群众已经觉察到敌人阴谋暴乱，向县委机关传去了这一信息，但县委有的人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地主豪绅还敢么？”因此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3月12日上午，群众大会在城隍庙召开。崔廷彦，崔廷弼布置其党羽暗藏武器提早进入会场，利用开会前的时间，在群众中进行煽动：“谁烧房子就打倒谁！”“谁烧房子就杀掉谁！”甚至公然提出“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不赞成烧房子的站另一边”。大多数群众立刻“哗”地一声站到了不赞成烧房子的一边去了。这时，提前进入会场的县委秘书长曾志（原名曾昭学），看到情况不对头，立即转身巧离会场，跑到东塔书院向县委汇报，但县委负责人夏明震等人早已走另一条路去参加大会了。
  夏明震等人10时左右进入会场。大会宣布开始后，夏明震等就烧房子的事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话音未落，台下就有人大喊：“要烧房子就不行！”女界联合会委员长何善玉接着讲话，刚讲几句，台下一声喊：“杀！”一群暴徒扯下臂上的红带子，换上白带子，叫嚣着：“反白啦！反白啦！”与此同时，暴徒钟天球一个箭步窜上主席台，将夏明震一刀砍死。其他暴徒随即一拥而上，朝台上干部乱砍乱杀。当场遇害的除夏明震外，还有何善玉、周碧翠（妇女宣传员）、黄光书（县总工会委员长）、焦玉才（县总工会财会委员）、陈代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廖忠（少先队员）。工农革命军第I师的2名指挥员（萧进营长和刘连长）也同时遇害。
  敌人的暴行，激恕了革命群众。他们拿起大刀、梭镖、锄头、扁担，与敌人展开搏斗，于是会场成了战场。
  暴徒在城i庙内行凶后，又向县总工会、CY训练班、少年先锋队等机关团体杀去。一路上，暴徒见系红带子的就杀，见商店就抡，见房子就烧。郴州城内到处是浓烟烈焰。
  由于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武装暴乱，革命群众毫无防范，当场被暴徒凶杀的达200余人。
  二、平息“反白事件”
  3月12日“反白事件”的当天下午，崔廷彦、崔廷弼又派出暴徒回乡鸣锣喊话，继续散布“工人要杀农民”、“共产党要烧方圆50里民房”等谣言，煽动数千农民进城包围东塔岭郴县党政机关。曾志带领驻东塔岭的武装自卫队20余人枪，抵挡了一阵，但因暴徒与受蒙蔽群众混杂在一起，不便开枪，只得撤下山去。正要撤出的时候，敌人已经上山，曾志只得女扮男装，在山上隐藏下来。下午，驻在城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教导队30多人，在刘之至带领下赶来。曾志即和他们一道，于3月13日晨冲出暴徒的包围，前往永兴，向驻在永兴的工农革命军和湘南特委汇报情况。
  教导队撤出的当天（3月13日）上午，崔廷弼在城内寿福殿召开反共大会，崔廷弼为大会主席，旧商会常务委员廖镜廷为副主席。会上，崔廷弼大放厥词，扬言要“反共到底”，并以“杀一个共产党员赏大洋80元”为诱饵，欺骗群众为其卖命。还成立“反共总队”，由廖镜廷任总队长，妄图纠集暴徒，死守郴城，顽抗到底。
  地主豪绅的疯狂反扑，血腥屠杀，使群众看清了他们的狰狞面目。事变的当天，郴县苏维埃政府干部李佑余和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突围出城，有的翻山越岭，有的潜渡郴江，分途去永兴、桂阳、宜章和郴县良田、永丰乡等地报信求援。
  最早得到事变消息的是郴县良田区委。良田离郴州城40华里，区委负责人李克如等，组织赤卫队和农协会员1000余人，连夜进城，攻打暴乱武装，双方激战到第二天（3月13日）清晨。与此同时，第三区区委组织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从南北两路夹击敌人，战斗一直进行到14日清晨，敌人伤亡很大。接着，郴县农七师师长邓允庭和团长万伦率2个农军团从桂阳赶来；郴县赤卫大队副大队长李泽民率部分赤卫队员从瓦窑坪赶来；陈毅带领工农革命军2个连和教导队从永兴赶回郴州，各路援军从三面围攻城中之敌，到3月14日即平息了叛乱。反革命头目崔廷彦、廖镜廷狼狈逃窜，崔廷弼被当场击毙。
  “反白事件”虽然只有三天便告平息，但波及到郴县大部分区乡。全县11个区和3个特区，除秀贤、秀良、吉阳等3个区外，其他的区都发生了地方豪绅的暴乱。整个暴乱实际上延续了七天（从3月12日到18日）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发放安葬费情况统计，暴乱中县区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殉难达二百多人，暴乱分子死伤四、五百人。城内东街西街许多房屋被暴乱分子烧毁，东街、西街、半边街等大街上的百货、绸布、国药、南货店和米店，都被暴乱分子抢劫一空，以致在“事变”平息后的一段时间里，城内商品供应奇缺，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
  三、陈毅兼任郴县县委书记
  为了妥善处理暴乱善后工作，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委和湘南特委决定派陈毅到郴县兼任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
  县委在处理暴乱善后工作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参加暴乱的人员问题。当时，在一部分干部群众中，由于对敌人暴行的义愤而产生的过激情绪正在滋长，不少干部群众要求：“血债要用血来还，对参加暴乱的人要杀个鸡犬不留。”针对这一情况，陈毅和湘南特委的部分同志，深入到干部群众中，耐心对干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引导他们分析暴乱人员的情况，认识到参加暴乱的数千人中，大多数是因为对极“左”的“焦士战略”不满被崔廷彦等欺骗利用而上当的农民，在敌人的煽动下，跟着摇旗呐喊了一阵，而且不少人看到崔廷彦等人的暴行后，很快觉醒，自动散去。对于他们主要是教育问题，应该与暴乱分子区别开来；对于犯有罪行的，也应有首恶与胁从之分，有罪行轻重之别，不能一律都杀；对于其中有悔改表现的，还应从宽处理。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县委最后作出决定：除主犯钟天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其他一个不杀；对受蒙蔽参加“反白”的群众，一律既往不咎，是农会会员的仍然当农会会员，是积极分子的仍作积极分子使用，不受处分，不写悔过书。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县委的这一决定。会上，陈毅代表县委向群众公开检讨，承认烧房的决定是错误的，批判了“焦士战略”等极“左”政策。同时，针对当时人心浮动的情况，苏维埃政府贴出布告，提出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不准造谣，不准乱起哄。妥善地安埋了死难烈士，对烈士家属发放了抚恤金。华塘铺赤卫队长周宏灰的父亲在郴州“反白事件”中被敌人杀害，陈毅亲自登门慰问，鼓励家属挺起腰杆，拿起刀枪，继续战斗。陈毅还亲自去华塘、良田、栖凤渡、瓦灶等地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工作，安定人心，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城乡商店作坊继续开门营业。群众也从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深刻教育，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更加热爱，更加信赖。
  与此同时，陈毅重新组织了县委领导班子，对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和充实，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骨干，选拔到领导岗位。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20多岁的王湘和担任，李佑余在苏维埃政府中任党代表。原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才佳调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以加强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各区乡赤卫队和农七师也进行了整顿和训练，并建立了法庭，健全了肃反委员会组织机构，结合插标分田开展肃反斗争。在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领导下，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不但迅速恢复了正常的革命秩序，而且插标分田18万多亩。在湘南起义队伍转移时，郴县奔上井冈山的人数达6000多人，是整个湘南地区上山人数最多的县。
  第六节 向井冈山转移
  一、湘南起义后期的形势
  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直接威胁湘粤军阀盘踞的地区。在蒋介石的调解下，桂系军阀李宗仁、白祟禧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的混战结束，湘粤军阀联合起来，把屠刀对准了湘南革命力量。
  从1928年3月份起，湘粤军阀分别以李朝芳、范石生为总指挥，集中9个师和1个军官教导团对湘南革命力量进行南北夹击。湘南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朱德、陈毅1个师（实际是1个团）的正规部队。各县虽有农军数万，但枪支很少，多是手持梭镖、大刀，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农民。大敌压境，强弱悬殊。
  3月17日，李朝芳接到白祟禧的“剿匪”命令后，不几天就开始向耒阳进攻；范石生也指令所辖部队于3月25日以前分别在乐昌的塘村、坪石集中，月末向宜章推进。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湘南特委却强调“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要将湘南所有武装力量全部投入战斗，与敌人硬拼。这种冒险盲目主张，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坚决抵制。朱德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借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的教训，为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和湘南起义的力量，坚决主张在敌人兵力数倍于我的情况下，避敌锋芒，主动转移。但是，湘南特委领导人仍然一意孤行，固执己见。
  在这关键时刻，朱德不顾湘南特委的反对和阻挠，毅然决定工农革命军第I师和农军主动撤离湘南，向东转移，向井冈山靠拢。工农革命军第1师主力及司令部由耒阳城郊水东江移防至靠近安仁边界的鳌山庙。同时，通知陈毅指挥其他各县农军作出东撤准备。
  二、挺进井冈山
  1928年4月3日，朱德向湘南工农革命军各部下达了战略转移命令。郴县县委书记陈毅接到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命令后，立即组织湘南特委和郴县各级党政群机关干部、农7师各部及各区、乡赤卫队，于4月4日开始先后撤离郴县。4月5日，宜章农3师3千余人到达郴县，与郴县农7师6千余人会合。国民党范石生部发现宜章农3师的行动后，立即调集1个团和宜章邝镜明的保安尾追而来，郴城危在眉睫。面对这一严重局势，陈毅沉着冷静，立即发出新的部署：分3路东撤，于资兴彭公庙集结。湘南特委、郴县党政群机关和在城区、永一区、永二区、凤岁羽区、永宁区等5区党政群机关干部及赤卫队经板桥、雅市、桥口到资兴彭公庙；凤鸣区、吉阳区和瑶林特区等3区的党政群机关干部及赤卫队经五盖山、大奎上直奔彭公庙；丰乐区、安善区等区的党政群机关干部及赤卫队到五里牌的牛形坳集中，经桥口、瓦窑坪、资兴东江到彭公庙。农7师1团负责东撤沿途警卫，农7师3团与部分宜章农军负责掩护在城机关转移，农7师2团、4团和独立团与部分宜章农军及秀良区赤卫队前往郴宜交界处折岭阻击追兵。其中秀良区、良田、邓家塘、黄家湾、廖家湾一带赤卫队配合农7师2团阻击敌人中路；黄茅、竹枧水一带赤卫队配合农7师独立团开到岩岸阻击敌人左翼；秀贤区赤卫队配合农7师4团开到豪口阻击敌人右翼。三路部队近千人除部分枪支外，都用大刀、梭镖与敌人肉搏厮杀。工农革命军与敌人在折岭激战3天3夜，敌军遭受重创，不敢贸然尾追，农军则乘机东撤。
  最后一批撤出郴县城的是陈毅率领的县委和湘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加上掩护的农7师3团及部分宜章农军共4千余人，队伍经鲤鱼江、木根桥，于4月8日到达资兴县城。同日赶到资兴集结的还有：黄克诚带领的永兴农军1千余人；刘泰、邝庸、谭楚材带领的耒阳农军7百人；黄义藻、李奇中带领的资兴农军1千6百余人。
  各路农军在陈毅统一指挥下，浩浩荡荡继续向东进发。队伍还没有全部撤出资兴县城时，国民党第13军2师I团即尾追上来。陈毅命令郴县农7师第3团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东进。
  农7师3团在团长蒙九龄指挥下，与敌人在资兴县城展开巷战。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军伤亡惨重，但农军损失也很大，尤其在城郊老虎山一仗牺牲2百多名战士，蒙九龄团长夫妇不幸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这时，何长工、袁文才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2团赶来支援，迫使敌军不敢继续追击。农军继续前进。
  湘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虽然随陈毅撤出了郴县，但新任特委书记杨福涛、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格思等却从来也没有上井冈山的打算。为了进一步劝说他们放弃回衡阳的主张，4月14日陈毅在彭公庙祠堂里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陈毅外，还有何长工、袁文才、王佐、杨福涛、席格思、黄义藻等。陈毅、何长工先后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说明向井冈山转移是完全正确的，劝说特委一道上井冈山，或者暂去井冈山，以后再分批回衡阳。但杨福涛、席格思等以“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边界特委，守土有责”为由，拒绝上井冈山。当天午饭后，特委机关40余人匆匆上路。离开大部队后，特委机关工作人员走到耒阳、安仁交界的地方，大部分被反动民团抓住杀害。一个多年为湘南革命运动作出很大贡献的党的领导机关，一批为革命出生人死屡建功勋的革命同志壮烈牺牲。
  陈毅、何长工指挥部队继续东撤。4月22日，到达酃县沔渡，与朱德会合。两支队伍合到一起达12000多人，其中主力2000人，农军I万余人，至此，湘南起义军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完成了东撤任务。
  4月28日，朱德、陈毅带领1万2千多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同日回到砻市。在龙江书院，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进入书院后，毛泽东以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热情地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掩护。”第二天，在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两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朱德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3个师。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第四军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第10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下辖第28团（原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团长王尔琢（兼），党代表何长工；第29团（原宜章农军），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第11师师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下辖第31团（原秋收起义部队），团长张子清（兼），党代表何挺颖（兼）；第32团（原在井冈山一带活动的武装）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副团长王佐；第33团（原郴县农军）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邝珠权。第12师师长陈毅（兼），党代表邓宗海。下辖第34团（原耒阳农军）团长邝庸，党代表刘泰；第35团（原永兴农军）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第36团（原资兴农军）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副团长袁三汉。军直属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党代表敬懋修。
  5月4日，在江西宁冈县砻市西面的河滩上召开了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大会。
  这一历史性的会师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亲自领导下，奠定了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培育了第一支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军队。
  两军会师大会后不久，以郴县农军为主组成的第33团，在井冈山先后参加了两次较大的战斗。首先是参加了攻打遂川之战，这是33团上井冈山后的第一次战斗。由于“当时每个连队都没有多少枪，大多数是梭镖，所以遂川没有打开”。第二次就是跟随第11师和第10师主力队伍，攻打永新，并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第一次攻克永新县城，也是郴县农军为扩大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的直接贡献。
  三、郴县对湘南起义的贡献
  郴县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湘南中心，更重要的是在湘南起义过程中起到了指挥中心和核心县的作用。
  一、宜章年关暴动前后，中共郴县县委曾3次派员迎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郴县，与湘南特委共同发动和领导湘南起义。这3次迎接行动，充分体现了郴县党组织和广大革命人民在湘南起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坪石大捷当晚，当朱德在乐昌皈塘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挥师北上郴县、耒阳，发动湘南总暴动后，中共郴县县委按照朱、陈的通知，组织郴县“独立连”和革命群众在郴宜大道两旁夹击许克祥溃兵，为朱、陈部队人郴扫除障碍；同时紧密配合朱、陈部队攻克郴州守敌王东原部在折岭和大铺桥2处防线，并顺利占领郴州城。
  三、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l师占领郴州后，即将部队司令部和湘南起义总指挥部从宜章迁到郴州城，设在考棚内（今市六中对面的165院内）；不久，中共湘南特委机关也从衡阳迁到郴州，与朱德、陈毅一道继续组织湘南各县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四、在湘南起义中，工农革命军攻打耒阳、永兴、桂阳、资兴等县，部队都是从郴县出发的，并帮助和支持各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充分说明当时郴县处在湘南起义核心县和大本营的地位。
  五、在湘南起义中，郴县“反白事件”的发生和陈毅任郴县县委书记两件史实，充分说明郴县处在湘南起义斗争的焦点，也体现了朱、陈部队和湘南特委对郴县的重视。
  六、在湘南起义中，郴县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普遍建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为后来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初步经验。
  七、在湘南起义中，郴县插标分田的面积达18万多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的60%，为湘南各县之首。而且在向井冈山转移时，郴县农7师和县党政群机关干部上山人数达4000多人，占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各县农军上山12000人的三分之一，为湘南各县之最。
  第五章 坚持游击武装斗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郴县人民又重新陷人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中。从1928年4月到1937年冬的漫长10年中，郴县人民在中共郴县党组织和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下，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武装斗争，在郴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后郴县的形势
  一、国民党的“清乡”大屠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了郴县。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清乡”，残酷镇压各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郴县又一次陷入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4月27日，国民党成立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程潜兼督办，何键任会办，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清乡”。为了达到“清乡”、“铲共”的目的，国民党湖南省当局采取“分区驻剿”、统一指挥的办法，将全省划为11个清乡区，每区兵力约1个师，由师长担任区司令，集中“清剿”。各区清剿队伍，分为“防堵”、“清剿”两部分，并规定了“清剿时期”和“考成时期”，把“全省各属已否确告肃清，农工群众能否了解本党主义，地方自卫团体是否组织完成”作为考成标准。在全省清乡督办署统一领导下，各县设立清乡委员会，以县长为委员长，其他委员由县长指派豪绅担任。各县成立清乡队，举办挨户团。犹恐力量不足，何键又整顿团防，统一和扩编团防武装，一方面把县挨户团改为县常备队，另一方面又在各乡镇组织四乡守望队。守望队按“正户”壮丁3人抽1,5人抽2的办法组成，县常备队由各乡守望队抽选队员组成，服役3年。每年更换三分之一。经过整顿，全省团防武装拥有县常备队467个，团兵总数35873人，其中郴县常务队有官兵678人，其经费都来自“田赋附加”。他们配合搜捕，落实联保，成为“清剿”部队的得力帮凶。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疯狂口号，叫嚷要“把共产党和农会主要干部及其家属都斩草除根”。不仅重点对湖南边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会剿”与经济封锁，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这次清乡反共，是继马日事变后又一次疯狂的大屠杀。于是，郴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郴县是湘南起义的中心县，因而成为湖南省“清乡”的重点县之一。国民党范石生的部队占领郴县后，在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的督办下，他们纠合郴县清乡委员会、县挨户团常备队，区乡守望队等反革命组织，在全县各区、乡大力清乡查户，推行“十家联坐”，或“五家连坐”制度，规定10户或5户家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则各家同罪，若隐藏了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到谁家喝过茶的，都与共产党同罪。企图以此灭绝共产党人，妄图瓦解革命组织。同时实施“血洗火烧”和惨无人道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到处搜山放火，围村捉人。秀良区的胡家村、萧家湾、峦山脚三村为救护从井冈山回来而负伤的一个姓田的农军战士，被挨户团发现。挨户团伙同国民党十六军王家本的一连队将胡家湾团团围住，逐户捉人，凡15岁以上的男人都在被捉之列。赤卫队员胡世模、胡训诗等人带头反抗，终因敌兵众多，被两兵夹一，全部捉住。反动劣绅杨绍展挑竣胡家湾是“共匪窝”，是“共匪”头子胡世俭的老家，致使被捕群众全部被抢杀，其中胡家湾25人，萧家湾9人，峦山脚村7人。三个村的房屋全部被烧毁。挨户团还在扶塘、良田、白石岭等地杀害革命者和无辜群众85人，清谷塘和东村坝两个村子全部被烧毁，变成青草坪。
  安善区清乡委员会在五里牌召开反革命祭掉会，将捉拿的革命干部邓武常、彭明聪、曹浪廉、汤四古、廖毛古等5人杀害，割下首级，奠祭被镇压的反动分子。该区清乡委员会主任曹浪突、铲共大队长张荣，每日带队伍围村踩山，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烧屋抄家，无恶不作，短短时间，杀害区、乡革命干部70余人。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李佑余被杀后不准收尸。曾任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长、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的李才佳，被砍成4段，一段丢到河里，一段丢进厕所，一段埋在山里，一段煮A喂猪。安善区苏维埃政府委员长雷春平，被捆在树上，被戳108梭标，活活折磨致死。栖凤渡革命群众李南平被反动派砍成2截。
  敌人还用“自首”、“自新”等手段动摇一些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郴县共有80余人携带枪支103条，到桂阳县徐汉臣部投降，他们领取自新证后被遣归回家。
  在大屠杀的同时，国民党郴县政府还组织审查“共匪”委员会，被列入审查名单的共产党员有1158人，其中被杀害的215人。企图以此灭绝共产党人，白色恐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郴县的湘南起义自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后，共产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革命立场坚定的党的干部在县内不能立足，而不得不流散他乡。
  二、农七师返回郴县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壮大和巩固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然而，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作为革命根据地仍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粮食资源紧缺。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经济上日趋困难，军民的口粮和日常生活用品等难以保证。1928年5月中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之规定，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军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军部直属四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另加一个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原来以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征得各县县委会议的同意后，“在各县领导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这样，一则可缓解井冈山的粮食紧张状况，二则可开发湘南革命根据地。
  5月中旬，湘南郴县、永兴、资兴、耒阳4县农军在主力部队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的护送下，离开井冈山，重新返回各县进行游击武装斗争。郴县农军（由郴县农7师改编的红军33团的大部分，另一小部分仍留红四军）仍沿用33团的称号，在团长王继武、党代表李用之的带领下返回郴县。从酃县水口向资兴进发，先头部队由彭三纯、陈鹏、王富有指挥，到达酃县时与酃县挨户团遭遇，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全歼，夺得挨户团团旗，打起敌人的旗号进入资兴，为大部队开路，一路顺风。抵达资兴七里山时，又击溃一个挨户团，缴获步枪18支，捕杀清共委员一人，顺利通过资兴。5月17日回到郴县永丰乡后，由于干部战士复仇火旺思乡心切，各自都要求回本乡本土打游击，于是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作出了“分兵进击，各自作战”的决定。王继武、李用之带领第1营和第2营共70人枪绕过郴州，往丰乐区进发。夜行昼宿，不走大路，只走山林，经过5天5晚到达郴县与永兴交界的油榨圩茶山宿营，被丰乐区挨户团发现，联合永兴县挨户团，围攻王继武部队。王继武、李用之率部队奋力出击，冲出重围。但部队被打散，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王继武也被挨户团捉住后杀害。
  5月19日，陈鹏、黄庭芳带领第3营，打着挨户团的旗号，由东波瑶林进发，杀掉当地劣绅朱老五，缴获步枪1支。5月29日经扶塘去黄茅，在七姨石与挨户团打了一仗，双方都有伤亡。6月7日，农军进攻驻庙下敌军1个排，击毙敌军数人，当夜宿营将军岭。6月8日拂晓，敌军跟踪追击。农军因连日转战，十分疲乏，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激烈。农军转战到大奎上拦羊洞，陈鹏、黄庭芳壮烈牺牲，其他农军被打散。6月12日，被打散的农军在东边山锁匙坪集中，这时还有200多支枪。为激励士气，决定兵分三路进攻良田。深夜出发，行进艰难，到百丈时天已大亮，赶到军营脑上打掉税卡时，良田驻军和挨户团都赶到，敌十六军还从郴州调来1个团增援，敌军几倍于农军，被团团围住，激战5小时，农军伤亡甚大，只有极少数人冲出重围。至此，返回郴县的农7师农军不复存在。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33团是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师改编组成的革命武装队伍，这支革命队伍在郴县湘南起义中成立，并在湘南起义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33团回师湘南后，因部队力量分散，行军路线不当，而导致最终失败，其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深思。但尽管如此，郴县农军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是郴县党的历史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工农红军冒进郴州
  朱、毛会师后不久，井冈山的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当毛泽东、朱德领导湘赣边界军民为建立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而斗争之时，受到“左”倾盲动错误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改变了原来赞同“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正确主张，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3省总暴动、造成从平江沿湘赣边到湘南的割据计划，于1928年6月26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发出指示信，命令红四军主力离开根据地，立即向湘南发展，并派杜修经、杨开明为代表到达井冈山，敦促执行省委的指示。指示信还强调“泽东同志须随军行动”，指定杨开明取代毛泽东留在湘赣边界代理特委书记。同时取消军委，成立赴湘南作战“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士兵1人和湘南农民1人组成。杜修经以巡视员身份帮助工作。
  6月30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上召开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杜修经极力主张前往湘南。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和边界现状，指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不宜分兵冒进，不同意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意见。争论的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红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按照党的组织原则，7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详细地陈述了创建罗霄山脉中段割据政权的重要意义和红四军不去湘南的主要理由，要求省委从实际出发，重新讨论边界问题，作出新的符合实际的决议。
  7月初，湘赣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永新回到宁冈。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军委决定朱德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打酃县、茶陵，袭扰湘军后方，迫使湘军返回湘境；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前往永新追击敌军，切断湘赣两军交通。7月12日，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酃县，湘军仓皇退回茶陵，从而打破了两省敌军会合永新的企图。
  但就在这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机械执行省委命令，附和由宜章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引导部队向湘南冒进。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马上写信，派专人送往酃县，再次指出往湘南的危险，指示部队打下茶陵后返回宁冈。朱德也晓以利害，并在水口召开军委扩大会，强调红军大队不能前往湘南。但杜修经等人以省委指示为名，坚持红军开往湘南。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W县1渡出发，向郴州冒进。
  7月24日，红军大队向郴州进发时，由红二十九团担任前卫。到离郴州十来里的地方，红二十九团与敌范石生部两个团遭遇。经过一番苦战，红二十九团只拿下两个山头。敌军顽强地固守其他山头，红二十九团再也攻不上去。军委便命令红二十八团接替红二十九团继续攻击。
  红二十八团几次冲锋，从正面把敌人打垮。全军随即疾速奔袭郴州城。到中午12时许，红军击溃驻城的敌新兵补充师，胜利进占郴州城。红二十八团驻城北，红二十九团驻城南，军部特务营在各仓库站岗放哨，清点缴获的物资。制止违反纪律的行为。同时，到郴州牢房将百余名革命者释放。
  红军虽然在进城时击溃了范石生的补充师，但范部战斗力并未丧失。傍晚，敌人驻在城外的4个装备精良的主力团，从城北杀来。红二十八团仓促应战，而红二十九团又增援不上，情况十分危急。朱德当机立断，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掌握几挺机枪，掩护红二十八团、军部特务营向东撤退。在混战中，红二十九团的一部分不仅不去增援红二十八团，反而自由行动，继续往南跑，结果一些人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些人散落在郴县、宜章等地；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仅带着团部部分人员赶上红二十八团；红二十九团七连连长萧克见势头不对，连忙命令全连停止前进，不准乱跑。直等大家情绪稳定下来，才带着几十个战士赶上军部和红二十八团。
  7月25日，部队退到东江，稍作休息。7月26日，部队退到资兴龙溪十二洞，进行整顿。然后向汝城、桂东方向转移。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领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与敌人作战。敌人发觉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调集重兵11个团向根据地大举进攻，结果边界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落入敌手，这就是造成红军主力和根据地损失重大的“八月失败”。
  造成“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央领导“左”倾盲动错误思想影响，盲目做出红军主力“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策。湖南省委的指示下达部队后造成部队军心动摇，削弱了部队战斗力。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多为湘南起义中的宜章农军，家乡观念严重，又缺乏应有的组织纪律性。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让不少战士产生了“打回家乡闹革命”的错误思想。更为严重的是省委代表和军委主要负责人对部队中存在的错误思想情绪，非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予以批评制止，而是迎合这种错误思想，分兵进攻湘南，从而直接导致了“八月失败”。
  毛泽东曾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详尽地指出了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1）部分官兵动摇想家，失掉了战斗力；(2）酷暑远征，兵力疲惫；(3):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发动起来配合，成为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官兵不了解此次作战的意义，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八月失败”的教训，也说明了始终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红军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二节 郴县县委的重建及其斗争
  一、县委的重建和游击队的建立
  湘南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转移后，郴县留下来坚持斗争和上井冈山途中遇阻折回老家以及从井冈山返回后被打散的郴县农7师中的党的骨干和农运积极分子，在当地难以立足，不得不向湘粤边界转移。仅在粤北乐昌县九峰山、玉岭坳一带以修马路、挖煤、烧木炭维生的郴县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就达200多人。
  1928年6月18日，湖南省委发出《给湘南各县委及三十、三十三团负责同志的信——对湘南工作的决议》，要求立刻恢复郴州等县党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游击战争。7月，郴县共产党员李鄂、萧光标、李淑廷、陈韬、李杰等先后来到粤北，与流散在乐昌的共产党员曹彬、何星、邓高匡等在广东九峰山麻石坳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今后的出路问题，大家一致推荐曹彬到广东寻找党组织。不久，曹彬带回两广省委指示，成立了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主任陈韬。曹彬回郴县恢复县委。
  是年9月，随三十三团返回郴县的原三十三团第一营特务长陈本生（原秀贤区委执行委员），以收鸭毛为掩护，走村串户，暗中寻找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不久恢复了第三区（秀贤区）区委会，杨绍翌为区委书记，陈本生为组织委员。区委机关设万岁桥雷打坳段定雄家。接着，陈本生又到第二区（秀良区）联络，帮助恢复了第二区区委会，由陈良弧任区委书记，王振财任组织委员、黄子松任宣传委员，区委机关设视石塘，后迁至张家堆。然后，陈本生又到郴州城区进行联络活动，恰巧遇上从粤北乐昌潜回郴州的曹彬，于是他们在党员李成证店铺内商量了恢复郴县县委之事。1928年11月，在白石岭召开党员代表会，正式恢复了郴县县委，曹彬任县委书记、李成证任组织委员、李鑫任宣传委员，彭光维任交通员。县委机关设在七里洞。县委成立后，又先后恢复了安源特别区委和瑶林特别区委，并派曹彬到广东与上级党组织汇报。曹彬回县后，将县委机关由七里洞迁到白石岭，并召开了县委会议，调整和充实了县委委员。这时的县委班子是：县委书记曹彬、组织委员黄维勤、宣传委员黄子松，委员李淑廷、黄体国、陈韬，秘书曹芬，通讯员刘光平。曹希南为秀良区区委书记，陈本生为秀贤区区委书记。会上还讨论了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斗争，狠狠打击敌人。同时，成立郴县红军游击大队，任命黄福刚为大队长，陈平章为副大队长。下设3个分队，第一分队长陈平章（兼），第二分队长萧光华，第三分队长段定雄。游击队成立后，一面暗中购买子弹，一面自制木驳壳枪10余支，准备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二、开展反“清乡”斗争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吓不倒共产党人。中共郴县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红色清乡”对抗国民党的“白色清乡”，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是在政治上开展革命宣传。在敌人“清乡”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组织发动党员骨干，深入到群众中间，宣传革命形势，振奋革命精神，在城乡四处秘密张贴布告、标语等，打击反动气焰，使土豪劣绅煌恐不安。二是军事上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
  1928年12月，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派李鄂、李杰回郴工作，协助县委开展游击武装斗争。郴县县委决定成立“暗杀队”，以“以红色恐怖”来对付反动派的“白色清乡”，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1929年元月，郴县红军游击队到瑶林区杀死作恶多端的土豪萧家森；2月，县红军游击队侦察到清共委员曹栋准备逃往郴州城，就埋伏在万岁桥廖家坂必经地，堵住曹栋将其杀死。同月，又杀死清共头子陈槐章。3月，县委书记曹彬亲自带队到大坂杀死罪大恶极的地主李言思。5月，李鄂、谢汉了解到郴县挨户团头子李世厚在大浪江岳父家休养，立即带领游击队前去将他杀死，缴获1支驳壳枪，并以郴县红军游击队的名义贴出布告，列出李世厚的罪状，广大群众见了，无不拍手称快。县委领导的游击斗争，沉重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人民的游击武装斗争重新蓬勃开展起来。
  除组织“暗杀队”开展暗杀游击斗争外，县委还成立了一个“征罚队”，其主要任务是向地主豪绅筹款子，以解决革命的经费问题。第一次“征罚”获得300多元，解决了两三个月的经费。第二次“征罚”只征得5元，因此“征罚”比较困难。后来郴县红军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在粤北做苦工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支援筹集。
  1929年5月，郴县挨户团和国民党驻军决定大肆剿杀郴县红军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暂停暗杀活动。除留下部分人员隐蔽外，其余均往粤北转移。但反动派四处搜查革命者的足迹，聚集在粤北九峰山的郴县革命者被反动派发现后，郴县反动派头目谢白玉带队到九峰山捉人。他们捉住了李孔诗，将其押往郴州。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了解到一情况后，即派黄致孝、王振波等到塘村白冠之家借枪支4支，埋伏于石界要地，将谢白玉部队截住，打死反革命分子袁德胜等，救出李孔诗，谢白玉逃脱。至此，郴县在乐昌县九峰山的革命者也不能立足，后转移至乳源县和乐昌老爷河一带。
  第三节 湘南特委的重建及其活动
  一、湘南特委的重建
  1928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钟振华到坪石了解、联络流散在湘粤边境的湘南革命人员。随后，尹子韶、谷子元、黄平、彭良在坪石祥丰客栈成立了“湘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尹子韶任主席，确定进一步联系在各地隐蔽的同志，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形势。5月，尹子韶在临武永福庵（又名大塘庵）组建了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尹子韶任书记，彭良、谷子元、黄平、黄祯刚、欧阳健、李秀等为委员。工委确定当时的工作方针是：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建立基层党组织，加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恢复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不久，活动在乐昌、乳源、宜章边境地区的地下党员又在梅花区石子望寮庄成立了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工作委员会，李光中任书记，杨高林、谷子元、李光化、李文修（后叛变）等为委员。9月，上述两个工委都与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取得联系。为统一领导湘南的党组织和游击武装斗争，三方面的革命力量在坪石公盛成客栈开会，成立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尹子韶任书记，组织部长彭良，宣传部长谷子元，军事部长何鼎新，黄平为共青团负责人。会议作出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朋友活动，个别吸收新党员，以理发、木匠、泥匠、经商等职业为掩护，分派到各地建立联络站，并认真调查和设法夺取地主武装。1930年12月，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湘粤边工委。
  1931年4月，两广省委派王涛、戴月、高永平到湘粤边指导工作，将湘粤边工委改为湘南特委，尹子韶任书记，委员有谷子元、曹彬、杨发秀。特委由两广省委领导，机关驻地始设坪石，后转移至未阳、郴县等地。与此同时，还将活动于湘粤边境李鄂领导的游击队改称为湘南游击队，李鄂任队长，高永平任政治委员。
  二、建立革命武装 开展游击斗争
  湘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湘粤边工委相继成立后，把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作为中心任务。1929年初，尹子韶和郴县县委派人到范石生驻郴县良田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准备夺取枪支。开始进展顺利，串联了近500人兵变，瓦解敌军5个连。但到达临武香花岭时，因泄密被敌军赶上缴械，参加领导起义的十几名同志后来都被惨杀。
  1930年6月，湘南（驻粤）工委派李兆甲打入潭源洞锡矿当秘书。李兆甲利用职务之便，同常到矿里收税的集官、匪、霸为一体的连阳边防办事处主任兼大队长李锦全交上朋友。随后，李兆甲又根据工委的指示，介绍尹子韶、黄平、李鄂、陈韬、何鼎新、胡三德等十几人打入驻朝天桥的李锦全部当兵。尹子韶等人在取得敌人信任后，掌握了一批枪支。9月，尹子韶等人拖出枪支潜入宜章栗源。随后，工委又集中原有的枪支组建了游击队，李鄂任队长，转至泗溪，麻田大岭等地活动。不久，游击队利用浆水挨户团长邓镇邦请戏班唱戏祝寿之机，一举夜袭剧场，缴获手枪1支，邓镇邦夹在人群中侥幸逃脱。而后，游击队转到宜章东部地区及乐昌黄圃一带活动，又会合了长期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
  9月，郴县县委在粤北召开会议，决定派李杰、李淑廷、黄炳皆、黄传土、谷武煌、曾日吾、袁敷正等人，到国民党蔡廷谐120团的谭振秀机关枪连当兵。他们在士兵中秘密从事革命宣传，组织士兵委员会。不久，该部队出发湘南，途经塘村时，与在此等候的李鄂游击队联系，准备以开小差的方式携带枪弹出来。不料，敌人防备甚严，只有谢汉拖出步枪1支，其余人员只带了少量子弹、手榴弹出来。
  12月，高永平、戴月与李鄂、杨绍绩率游击队在太平里伏击地主兼资本家邝鸿钧的运输队，缴获银元12800元，除将3000元上缴广东省委外，其余银元留下作为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邝鸿钧此后请来团防武装作保镖。不久，游击队又神速地将这支保镖击溃，夺得10支步枪和一些弹药。
  1931年2月，红七军经宜章黄沙、栗源、迳口进入梅花，与前来追堵“围剿”的湘粤敌军6个团惨烈激战。谷子元代表湘粤边工委与红七军接头，并派向导帮助部队向中央苏区转移。红七军留下120支步枪和2挺机枪给游击队。
  1931年4月，湘粤边工委改为湘南特委，湘粤边工委领导下的游击队组建为湘南游击队，队伍发展到600多人，300多条长短枪和2挺机枪。5月22日，湘南游击队攻打宜章赤石挨户团，以速战速决战术打得挨户团毫无还击之力，缴获步枪30支、手枪1支，第二天又攻打郴县折岭税卡，缴获步枪6支和一些银元。6月，游击队在广东黄圃司杀了挨户团主任邓永康，缴枪3支，没收银元500元；在郴县杀了大土豪陈敬科，缴枪3支；杀了秀贤区铲共委员李家结，缴枪16支。
  游击队在湘粤边境连战皆捷，声威大振，国民党当局组织湘粤边区实行9县联防，围攻游击队。成立不久的湘南游击队没能及时加强思想教育，一些游击队员在极端艰苦环境下思想波动较大。一次攻下樟桥盐卡后，缴获许多银元，有些队员不按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定，私自分得银元即散离回家，部分队伍被瓦解。6月底，游击队在黄圃又被郴县、宜章的挨户团包围，由于游击队缺乏正规训练和战术经验，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军硬拼，导致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50多人，致使这支经过艰苦努力建立发展起来的游击队伍，受到重大挫折和损失。为保存力量，湘南特委决定游击队转移至粤北一带，化整为零，组成武工队，继续打击敌人。
  第四节 湘赣省委领导下的龙广洞苏区
  一、湘赣省委的成立与湘南特委隶属关系的改变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委，东赣江以西的西路、北路分委和湘东南特委，其所辖地区组建湘东南省，成立湘东南省委。随后，中央又决定改为湘赣省，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指定王首道任临时省委书记，袁德生任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为副主席并负责组建省军区。
  王首道等受命后，经过筹备，于1931年8月1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在永新县城、钱山、象形等地同时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建立湘赣省的建置和管辖范围。此时，湘赣省管辖的范围包括湘东南特委领导的酃县、茶陵、攸县、礼陵、莲花、萍乡，西路分委领导的永新、安福、吉安、遂川、宁冈，北路分委领导的新余、分宜、宜春、峡江、清江，南路分委领导的上犹、祟义、万安、信丰、大萸等21个县及株洲直属区，不久又与湘南特委领导的安仁、资兴、耒阳、郴县等县沟通了联系，范围扩大到25个县和1个直属区，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赤白交界处、西至茶陵近城赤白交界处、南至永新关背苏区、北邻萍乡赤白交界处，纵横各300余里，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整块苏区。至此，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委正式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与湘赣省委发生组织上的联系，直属湘赣省委领导。当时，郴县是湘赣省委实际控制和领导的游击区域，中共郴县县委是湘赣省委直接领导的25个县委之一。
  1931年8月，湘南特委在广东乐昌黄圃召开扩大会议，王涛传达了两广省委对特委工作的批评，强调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尹子韶为首的湘南特委检讨了前段工作中的错误。会议改组了湘南特委，由王涛任书记，李弼廷任组织部长，戴月任宣传部长，谷子元、尹子韶为委员。同时，会议决定将湘南游击队改为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鄂，政委陈韬。陈韬任郴县县委书记后，蒋月任政委。此后，特委机关迁未阳南乡，后又迁至郴县，主要在郴县、资兴、宜章一带活动。1932年1月起，湘南特委由原隶属两广省委，正式改为隶属湘赣省委领导。在恢复发展湘南党组织的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斗争，频频打击敌人，逐步形成了以郴县龙广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二、三打大奎上与横冲失利
  1932年1月，湘11省委派杨柏、陈俊如到湘南指导工作，并指定由陈俊如替代戴月，任湘南赤色游击队政委，以便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
  陈俊如到职后，湘南赤色游击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郴县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当时，敌人在大奎上建造了三座特大的碉堡群，一座在樊公祠，一座在魏公祠，一座在山顶上。驻守碉堡的有国民党一个连的兵力。碉堡里的士兵常常出来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深恶痛绝。攻打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之前，游击队队长李鄂多次派人到大奎上侦察敌情，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3月的一天，李鄂带领湘南赤色游击队从东波垄出发，悄悄包围樊公祠碉堡。打入敌人内部的游击队员毛龙山趁敌人熟睡之机，发出信号，里外应合，游击队迅速冲进碉堡，里面的敌人一枪未发，束手就擒。游击队当场缴获了敌人步枪10支、机枪2挺、手榴弹7箱。
  第二天，游击队发动附近农民，用鸟铳和鞭炮助威，深夜攻打魏公祠碉堡，经过3小时的激战，攻下碉堡，打死挨户团士兵6人，缴获步枪4支，手榴弹7枚。游击队攻下这两个碉堡后，敌人恐慌不已，全部退守到区政府院内，一面派人到县城求援，一面调山顶上的敌军来增援区政府。
  第三天晚上，游击队见强攻难以取胜，决定火烧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组织部分游击队员顶着淋了煤油的棉被，爬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围墙，准备强攻。但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爬上墙的战士都牺牲了。李鄂见之攻不下，便带头率队冲锋。战斗中，他左手负伤。当他再次组织队伍强攻时，不幸中弹牺牲。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纷纷赶到，谢汉、李林急忙率队突围。游击队激战了一夜，伤亡惨重，2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10多人。
  湘南赤色游击队的英勇斗争，让敌人感到无比恐慌。为了扑灭湘南人民革命的火种，国民党组织湘粤边境9县联防，并调集5个团的部队围攻游击区。敌人组织挨户团、铲共队、保安队，在郴县东、西边山实行“’坚壁清野”，烧毁山区民房，将山村零散乡民赶到驻有反动武装的大村子里。同时，敌人还采取欺骗利诱手段，瓦解游击队。他们宣称“允许游击队员回家自新自首，既往不咎”，“红军和国民党一起打日本，游击队员都要回家了”等等，欺骗、逼迫游击队员的家属要他们的子弟回家。两湾洞大地主段位显用金钱和谷子收买游击队中的动摇分子。唐家湾地主唐振浩得知16岁游击队员陈辉壁回家后，以好酒好肉款待陈辉壁，引诱他说出游击队的驻地后，立即发兵围剿游击队。由于敌人的重重围剿，湘南赤色游击队遭到特别严重的损失。
  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鄂牺牲后，湘南特委任命谢汉为队长。1932年6月下旬，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谢汉率班长李林、战士廖连运、李加才、李加胡、杨喜苟、李加六、李丁古、张运太、曾首才、白添宪、邓发佑、黄柏生、谢保古、陈东山、谭宗富等15名游击队员，从郴县东边山开往西边山。谢汉不听劝告，执意宿营秀良区的横冲，住进小山头里的独立空楼里，又不派岗哨。坏人李某发现游击队进村宿营，急告秀良区挨户团。敌人闻讯后，立即调集11队保安及郴县二、三区所有地主武装包围了游击队宿地。谢汉、李林起来小便，发现山头已被敌人包围。谢、李两人为把敌人引开，便猛烈向敌人射击。敌人除部分向谢、李包抄扫射外，大部火力集中围攻营房。房内14名游击队员凭借墙体，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战斗，经过一天激战，打到天黑，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谢、李两人突围幸免。敌人把14名战士的头砍下来，分做七担挑往郴州城，挂在城内文庙前“示众”。
  横冲事件后，湘南特委撤销了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谢汉的职务，任命李林担任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不久，李林、方永平、张贵平等人被派到湘赣省军区接受游击训练。
  1932年8月，郴县县委书记黄体国因手枪走火，打死游击队员李虎，湘南特委为此免去黄体国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陈韬为郴县县委书记。此后，郴县县委加强了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在王仙庵举办了游击训练班，进一步提高了游击队的战斗力。
  三、龙广洞苏区的建立
  1933年春，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根据几年来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湘赣苏区斗争的经验，决定建立以郴县凤鸣区龙广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因为龙广洞一带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湘南起义时，秀良区和凤鸣区曾经建立过“二区”和“六区”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并有地方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建立起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在地理上，这里距县城40余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和湘南赤色游击队进驻该地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发动群众，打破敌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封锁。原来，国民党郴县政府曾派绅士唐贤浩到游击区进行反动宣传，但经游击队的教育争取，这位唐老先生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认识到“他们（指游击队）不是匪，而是一批有志之士，不该剿。”他还亲书告诫其当乡长的儿子“辞职赔礼，以赎前愆＇’。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了更深的了解，广大群众纷纷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先后参加工、农、青、妇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群众达5万多人。
  1933年10月，王涛、谷子元、尹子韶等和郴县县委在龙广洞召开会议，研究组建中共郴县“二·六”区委。经过几天的筹备，确定区委领导成员是：区委书记王昔祥，副书记赵武，组织委员王振洲，宣传委员袁可良，妇女委员彭四姑。同时建立了龙广洞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槐德、副主席谢振修、土地委员谢如松、赤卫队队长王振钧、赤卫队政委王振铋。二区和六区各设4个乡苏维埃政府。二区的4个乡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及领导成员是：第一乡下垄水、白石岭一带，负责人陈丙泽；第二乡黄花山、枫木岭、江口一带，负责人陈逢义、谢福义、何道早；第三乡龙广洞、山背，负责人袁均成、候顺匡、陈逢兰；第四乡下竹视水，负责人萧汤元、刘书克、陈增泽。六区的四个乡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及其领导成员是：第一乡礼家洞，负责人陈开宇、陈甲壁；第二乡平仓岭，负责人陈开田、谢振志、王忠武；第三乡曹家洞、卜荷丘，负责人何平、李贞尝、谢冬名；第四乡落仁洞，负责人赵武、李孝堂、邓家荣。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组织健全，上下形成了坚强统一的组织领导，把郴县西边（现北湖区）的小溪、江口、黄茅、芙蓉、保和、华塘、南溪、月峰、鲁塘连成一片，革命活动并扩大到桂阳、临武、宜章边境，区域横跨骑田岭，四周达400余华里。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郴县土地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按照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部署，首先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举办土改干部训练班，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研究土地革命的步骤和方法。这批被培训的干部，深入到各乡群众宣传发动，鼓动群众自觉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中来。在打土豪的斗争中，苏维挨政府根据不同情况，对一般土豪不杀，只采取“和平捐款＇’的方法，对顽固土豪劣绅则予以严惩。“和平捐款”的方法是：首先由当地党的地下工作者按各地土豪的经济情况，确定捐款对象和捐款数额，然后开出条子由游击队出面强制执行。对缴清捐款的土豪，苏维埃政府或游击队出具正式收据，对顽固不缴的土豪，游击队则采取“吊羊”的办法限期要求土豪交纳捐款。所谓“吊羊”，即将土豪本人或直系亲属扣押起来，限他们将捐款如期如数缴来，缴完捐款后即将扣押的人质放回，并实行二五减租。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则坚决予以镇压。当时被苏维埃政府镇压的有竹视水土豪萧泽源、黄家垄土豪段廷师（捉萧光标烈士凶手）、铲共队队长陈逢柱、守望队队长段位秀、黄始芳等。镇压后还分别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在政治上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和封建习惯势力，使其在运动中不敢为非作歹，广大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然后实行分田分地。以乡为单位，由土地委员专门负责，按各乡的人口、土地多少，平均分配，每人分得土地1.8-2.2亩，全区共有2000多户农民分得了土地，还造具清册，发放土地证，归各户管理耕种。
  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还学习、借鉴中央苏区和湘赣省苏区经济建设经验，并联系实际，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建设办法。其主要做法是：一是提出“不荒一丘田、不空一块地，努力多打粮食，革命大巩固”的口号来鼓励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组织互助组，帮助军烈属，孤老种田，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准许人民自由贸易，流通商品，鼓励人民输入布匹、食盐、医药、日用品，输出粮食，交流物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三是严肃财经纪律，规定凡是打土豪的收入一律归公，对违反纪律者从严查处。赤卫队中队长萧仰岳在收缴土豪劣绅的财产时，看到很多衣服裤子，而自己的裤子又烂了，就随便拿了一条穿上，回去后受到组织严厉批评，并写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重犯。管财经的陈泽树，受地主美人计影响，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公款400元，“二·六”区委核实后，将其公开枪毙。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官兵，政治、经济地位一律平等。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要在群众家里吃饭，花费大一点，每人每月发津贴9元，游击队官兵每人每月伙食费6元。
  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龙广洞苏区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苏区以村为单位开设民众夜校，组织青年、壮年、儿童参加学习文化，接受进步思想教育。苏维埃政府组织人员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革命性强的教材供群众学习。如其中一篇内容为“牛耕田，马吃谷，工农劳苦，土豪享福。多数穷，少数富，工农团结，建设国土”。这样的课文，男女老少都能学，都能背，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苏区还开展群众性的大唱革命歌曲的歌咏活动。当时，从中央苏区、湘赣省苏区流传过来的革命歌曲有《送郎当红军》、《共产党宣言歌》、《工农联合曲》等。其中鼓舞革命斗志的《工农联合曲》歌词为“工农、工农，工农联合起来！不怕、不怕，不怕国民党来剿，工农、工农，勇敢努力向前冲！”对敌进行政治宣传的《五条苦情歌》歌词为“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受苦人，没饭吃，没衣穿，好可怜，当官的吃鸡肉，你们吃菜根，打起仗来死的就是你们。我们都是受苦人，本是一家人，劝你立刻拖抢来，我们官兵都一样……”龙广洞苏区文化教育的开展，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教育人民，鼓舞斗志，打击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龙广洞苏区的武装斗争及保卫战
  龙广洞苏区的建立与发展，让国民党郴县当局感到惶惶不安。从1934年初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对郴县龙广洞苏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围剿，妄图消灭新生的郴县龙广洞苏维埃政府。
  1933年6月，郴县县委书记陈韬率领12名游击队员攻打郴州保安司令部驻龙广洞通往郴州的要道草鞋岭据点时，不幸壮烈牺牲，湘南特委任命陈文光为郴县县委书记。1934年2月，地下工作人员获悉广东坪石田头村和破阳村分别驻有国民党警卫队和豪绅武装。12日，谷子元、李林率湘南赤色游击队队员化装成老百姓，乘驻田头村敌警卫队观看村里安葬老人的热闹场面之际，闯入敌兵驻地，不费一枪一弹获敌枪30余支和一批军服。第二天，游击队员穿上缴来的敌军服装，乔装打扮成国军，以田头村出事，协助地方维持治安的名义，大摇大摆地开进破阳村。当天，正是大年除夕，驻炮楼的豪绅武装20多人，纷纷回家过年。游击队乘虚冲上炮楼，缴获步枪10多支。
  1934年4月，湘赣省委和湘赣省军区决定由李宗保率独立4团1000余人为先导，到达湘南，协助开辟工作，并与李林率领的湘南赤色游击联合组成为湘南游击师。李林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李宗保率领的独立4团编为第二、三支队。红四军独立4团的到来，壮大了龙广洞苏区的武装力量，激发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苏区8乡先后有130余人参加游击队；各乡村普遍成立乡、村赤卫队。根据地人民还筹集稻谷9000多公斤、银元6000元支援红军，共同保卫苏区。
  1934年初，郴州“剿匪司令”欧冠先后两次带领部队向龙广洞苏区进攻。湘南赤色游击队避其锋芒，采取灵活机动的伏击战，不失时机打击进犯的敌人。其中发生在雷打石的一次伏击战，便是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是年3月上旬的一天，欧冠的一个连队100多人，从黄茅出发，经过岗脚、蛇溪到江口与黄茅交界的打乌坳打掳。湘南赤色游击队在得到情报后，决定在雷打石打一场伏击战。上午11时，欧冠部队士兵拿着抢来的财物，大摇大摆走进游击队的伏击圈。突然“啪”的一声，李林发出了战斗命令。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得手足无措，丢下枪支连滚带爬逃命。战斗持续约1个小时，敌人始终没有冲出游击队的包围圈。战斗结束，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俘敌30多人，缴获步枪72支和战马等军需物资。欧冠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军被游击队包围了一天一夜，最后仅9人、6条枪回来。我的亲侄子也被打死了……”
  正当郴县龙广洞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央苏区王明的“左”倾路线也开始在湘南推行。李宗保作为湘赣苏区派来的“新的领导干部”来到湘南后，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湘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指责特委“缩手缩脚”、“不相信群众”、“右倾保守”，认为郴县的反动派已摇摇欲坠，应该采取大举进攻的态势。而国民党郴州当局视郴县龙广洞苏区为洪水猛兽。是年5月底，保安司令欧冠调集6个县的保安团围攻龙广洞苏区，要血洗黄茅（骑田岭）。面对强敌压境，在湘南特委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李宗保一手遮天，主张在七姨石、通山岭、公德岭一带设防，以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
  公德岭位于郴县的江口、保和、南溪3乡交界处，岭上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山上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连，四面都是祟山峻岭，易守难攻，是一个打阻击战的好地方。
  公德岭战斗自当天清晨打响，敌人两个团凭借优势的兵力从江口竹视水向公德岭进攻。湘南游击师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战斗持续一天一夜，游击师击毙敌人士兵200余人，游击师伤亡80余人。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增派“团”从黄茅、保和向公德岭围攻，游击师腹背受敌，武器、弹药无以补充，傍晚时分，游击师又歼敌一营后，趁夜色突围撤出战斗。战斗结束后，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掩埋游击队员的尸骨，现还保存了前途村“十八红军墓”。
  龙广洞苏区被敌人占领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剿抚兼施”政策，企图用硬和“软”的反革命两手消灭革命力量。硬的“剿”：即强迫山地居民迁居山下平原，坚壁清野构筑碉堡，派兵驻防，以割断群众与游击队人员的联系，同时大肆捕杀革命人员和无辜群众，烧毁民房，强奸妇女，抢夺民财，无所不为。软的“抚”：即以招安为诱饵，到处张贴欧冠布告，受抚者每支枪发光洋10元，每排子弹5角钱，愿回家者发给自新证，外地人发给安家费5元。在敌人的“剿抚兼施＇’政策的围剿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叛变了革命。游击队分队长黄传兰叛变革命后，充当敌人的鹰犬，带领敌人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李宗保带领两个营300多人的队伍突围后，到了资兴。由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不久，他杀害了反对他投降的连队支部书记，于1935年3月，带领一个连的士兵投降了敌人。
  龙广洞苏区被敌人占领后，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迁至郴县东边山山元冲。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林带领游击队转战到赣南。郴县革命运动再次陷入低潮。
  龙广洞苏区的建立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但苏区人民在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的领导和湘赣省委的支持下，同国民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建设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郴县县委和“二·六”区委借鉴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革命斗争经验，结合实际，创造和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权建设经验。龙广洞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不但巩固了龙广洞苏维埃政权，而且为土地革命时期各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红色的龙广洞苏区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龙广洞地区人民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郴州人民继续前进。
  第五节 支援红军长征转战郴县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伟大壮举。工农红军长征2次在郴县境内书写了壮丽篇章：第一次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人郴，落脚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和进行策应，在郴县境内转战3天；第二次1934年11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长征，8万人从江西、广东进入湘南，在郴县境内转战11天，先后经过16个乡103个村，宣传了革命思想，撒播了红色火种。郴县人民不怕危险，踊跃支援红军长征，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留在郴县的伤病员康复后组建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迎来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曙光。
  一、红六军团西征转战郴县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道。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训令说：“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决定“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训令并对红六军团西征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中央指示红六军团由江西遂川突围后，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第二步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淑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联络。中央的意图实际上是让红六军团起到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战略作用。
  经过充分的准备，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的率领下，红六军团9000余人，于1934年8月7日踏上了突围西征之途。8月11日到达桂东县寨前ifo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军委指示，任弼时在誓师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第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第17师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第18师师长，甘m淇为第18师政治委员。会后，红六军团继续向湘南进军。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使国民党反动派无比恐慌。蒋介石估计红六军团可能在湘、粤、桂边区活动，即不停地发出电令，命广东军阀陈济堂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祟禧派兵分别在湘粤、湘桂边境堵截；令湖南军阀何键急派刘建绪出任第四路军前敌总指挥，驻衡阳指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追击，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桂东、汝城之间。
  红六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趁敌围堵部署和湘江布防未完成之机，于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经沙田、汝城的濠头、暖水、田庄和资兴的滁口等地，穿过敌人的防堵线，再经东江，于8月16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进入郴县桥口冯家，在郴州城郊锁石桥宿营；主力部队从资兴木根桥乡的菜铺进入郴县桥口乡的雷溪坝，经谷家洞、大湾口、板桥乡的石虎铺、梓塘、首家洞至坪田村一带宿营。当日在桥口烧毁敌军碉堡2座，枪毙土豪劣绅黄信堂。在锁石桥红军用迫击炮轰击了敌军在高石壁上的碉堡。
  8月17日，两路部队分别从锁石桥、坪田村出发至槐树下汇合后，抵达升桥铺、船洞一带宿营。郴县游击队在锁石桥、槐树下接收了红军82名伤病员。在升桥铺枪毙了从外地抓来的几个土豪。
  8月18日，红六军团由升桥铺、船洞一带出发，经城前岭、安和乡上廊、华塘乡三才洞、招旅村进入桂阳县城郊的全义、燕山至仁义乡。主力部队经全义至樟市乡的山背、县城北燕山一带宿营。当日，红军在华塘乡三才洞烧毁敌军碉堡一座，枪毙了华塘乡长。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从1934年8月7日始，至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径湖南22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冲破敌人追击、堵截、围攻，胜利完成兵团战略转移任务，不仅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
  二、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郴县
  由于党内‘“左”倾领导者执行错误路线，排斥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剥夺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导致了中央苏区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86000余人，告别中央苏区，从江西瑞金，雩都地区出发，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部署了2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I1月3至4日，红军突破国民党设置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曲江的第二道封锁线后，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右路红三、红八军团和中央纵队，绕过汝城县城向宜章北面的平和、里田方向进军；左路红一、红五、红九军团由城口沿九峰山向粤汉铁路沿线的宜章白石渡进军。
  在红军继续西进的时候，蒋介石又令湘敌刘建绪、李觉驻守郴州城，王东原部盘踞城北栖凤渡，保安第八区司令欧冠驻防良田；粤敌李汉魂等部从仁化赶到坪石，在郴县至广东乐昌坪石之间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
  但是，各路敌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都不正面招架红军。红军利用敌人的矛盾，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从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郴县南部和宜章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7日，右路红三、红八军团和中央纵队沿郴宜边境西进郴县。11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从宜章平和高梁山进入郴县邓家塘马家山，敌驻郴县良田的欧冠保安部队闻风丧胆，不战而逃。红三军团一部进至郴县坳上乡伍家桥时，击溃顽抗的湘敌王东原部。当晚红三军团在廖家湾、邓家塘、良田、坳上一带宿营。中共郴县县委安排游击队中队长萧仰岳在洪水井迎接红军，组织群众砻谷、筛米，找炊具、做饭，又安排人员带路，号房子、挑担子，抬担架等，郴县人民欢天喜地象过年一样为迎接红军忙碌着。红三军团在两路司设立了政治部，在良田街上的福音堂设立了苏维埃货币兑换处，在良田观音阁（现良田中学）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并在街头巷尾张贴宣传标语，号召穷苦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红军还在良田、黄家湾、连溪摧毁敌军碉堡6座，没收良田圩贸顺发等6家土豪财产分给群众。在良田，红军交给郴县县委173名伤员。
  11月12日，红三、红八军团分别从两湾洞、两路司、廖家湾、良田出发，至黄茅、坳上的万岁桥、保和乡的保和圩。在黄茅的水冲，红军召开了战士大会，进一步强调了红军的纪律和突围的意义，处决了3名大土豪，交给郴县党组织162名伤病员。在竹视水、江口、黄茅摧毁敌人碉堡各1座。
  11月13日，红三军团从保和if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大律、十寺、十八坪至桂阳太和；一路经小埠、桂阳的羊山洞、仁和、村头，再出桂阳太和。
  11月14日，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六团从宜章城郊出发，经罗家山、楼梯岭进入郴县廖家湾到芙蓉宿营。又从芙蓉经安源，出临武的斗水坪。
  11月15日，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七军团、红九军团一部分别从宜章城郊大水洞进入郴县廖家湾、邓家塘的萧家坝村，到黄茅宿营。
  11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三军团六师先后从黄茅经芙蓉安源出临武。
  11月17日，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三军团六师的大部队全部通过郴县，在临武汾市乡汇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指战员全部通过郴县。
  中央红军在中共郴县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克服重重困难，顺利通过郴县向西挺进。红军先后经过郴县的桥口、塘溪、板桥、邓家塘、廖家湾、良田、坳上、小溪、永春、芙蓉、南溪、安和、保和、华塘、月峰，市郊等16个乡、103个村，经过全县大部分区乡，区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历时11天，红军接触人民群众12万余人。红军经过郴县时，每到一处都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打击敌人，播下革命种子。1934年11月7日中央红军进入郴县时，就向人民群众散发宣传单《出路在哪里》。该宣传单是由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签署。宣传单号召“工人、农民、士兵以及一切劳苦大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在良田洗布迷至今还有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红军万岁！”“取消保甲制度，反对地主剥削，实行不还租！”“欢迎敌军士兵回来分田地！”红军在槐树下、城前岭、华塘、良田、保和、芙蓉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分物，救济贫苦群众，工农群众从红军的宣传与行动中，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充分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人，是穷人的队伍”。因此，红军所到之处，到处可以听到群众高唱“送郎当红军”的革命歌声，到处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精神永存郴县。
  三、郴县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2支部队西征和长征转战郴县期间，得到了郴县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红军进入郴县之前，湘南特委按照湘赣省委的指示，在资兴县召开了各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部署了迎送红军的工作。郴县县委书记黄体国参加了会议。为了做好迎送红军的准备工作，1934年5月18日，郴县县委在瑶岭铁炉冲召开了三天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瑶岭区区委书记毛文、吉贤区区委书记张祖成（后廖振为）、秀贤区区委书记陈名介、江口区区委书记廖振光，游击队队长张东、萧仰岳、刘安古等34人。县委书记黄体国传达了湘南特委资兴会议精神，湘南特委王特派员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向各区区委和游击队部署了五项工作任务：一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我们工农群众要全力支援红军；二是为红军筹备军粮5万公斤，打草鞋10万双；三是摧毁敌人设置的碉堡炮楼，为红军前进扫除障碍；四是到山区搭建草棚，准备接待安置伤病员；五是具体安排各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迎送红军的地域。
  红六军团西征人郴，转战在郴县期间，郴县游击队先后摧毁敌人设置在桥口、良田、城前岭等地的10多座碉堡炮楼为红军顺利进军扫清道路。郴县县委派游击队队长张东在桥口迎接红六军团。8月16日红六军团从资兴进入郴县桥口，张东当天就将部队安排在坪田9个村住宿，还派了30名群众为红军挑水、做饭，派游击队员为红军站岗放哨，张贴标语，大力宣传红军北上抗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次日上午，张东和萧昶又到下胡冲、船洞号房子，准备为红军住宿。还将在槐树下、锁石桥接受的82名红军伤病员，及时转移到铁炉冲草棚。8月18日，红六军团离开郴县时，张东一直将红军送出城前岭，经过华塘区，到桂阳全义圩，才返回游击队所在地。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郴县时，郴县县委组织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为红军当向导，发动群众参战和安置、护理红军伤病员，郴县游击队先后安置中央红军伤病员335名，其中永春田池洞、花背、金猫步水97名；坳上东市三元冲、桃花垅、后坛182名；坳上幸福村56名。在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郴县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精心护理西征和长征红军共计417名伤病员，留下了不少感人的故事。郴县游击队通讯员盘桂明为照顾安置在苏木头的红军伤病员，坚持在高山站岗放哨半年之久，没有特殊情况，从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女游击队员禾花为照顾护理红军伤员，将自己坐月子吃的米糟、甜酒、猪肉让人挑上山给红军伤病员补身体，禾花也被战士们称为“禾花嫂”。为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游击队长刘安古带儿子坚持上山采药，精心料理伤病员数月之久。在郴县人民的精心照顾下，留在郴县的417名伤病员中，有130名红军战士重新参加红军游击队，投入新的战斗。
  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郴县时，郴县人民箪食壶浆，竭尽全力支援红军。郴县县委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发动群众筹集粮食6万公斤，光洋4000元，打草鞋28万多双，在冬茅垅、兰家、坳上、三元冲、土地岭、桃花垅等地方搭建草棚11个。红军进入郴县后，仅“二·六”区委就为红军筹集稻谷9万多公斤，银元6000多元。良田女游击队员邓邱玉发动群众做布鞋300多双送给红军。湘南特委领导谷子元随军行动，协助红军开展民运工作。不少群众还主动向县委请战，要求参加慰问伤病员，参加运输队，为红军带路。
  四、部分红军伤病员在郴县遇难
  红军长征顺利通过郴县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郴县革命力量的围剿。湖南剿共司令何键集中了一个师、十几个县的保安团驻守郴州。郴州保安司令欧冠组织郴州九县联防，大力推行“联保政策”和“保甲制度”，严防“共党”漏网脱逃。国民党军队在郴县的东、西边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整个郴县再次笼罩在一片白色的恐怖之中。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郴县共产党组织遭受重挫，革命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一些贪生怕死的投机分子背叛了革命。郴县游击队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袭击，游击区范围逐渐缩小，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生活供应困难，形势十分恶劣。安排在永春养伤的97名红军伤病员陆续痊愈，其中有30人参加了湘南赤色游击队，有20多人离开郴县去追赶红军长征部队，剩下的红军战士组成了宜乐游击队，编在湘粤赣游击总队第三区游击大队，游击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大队长刘安古，政治委员邝安巨。游击队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展游击战争，但是因叛徒告密，一、二分队的游击队员分别在良田、新市被国民党挨户团包围杀害，三分队游击队员在良田被打散。
  就在反革命疯狂围剿郴县革命武装的同时，转移和安置在郴县的部分红军伤病员也先后遇难。因为国民党的封锁围剿，安置在塘溪横垅、冬茅垅山区的82名伤病员与郴县县委失去了联系。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官赵汉杰、何左卿带领反动军队和郴州挨户团围剿横垅和冬茅垅山区。通过烧、杀、抢，敌人将群众和山上的红军伤病员完全隔离开来，郴县地方游击队员根本无法进山，许多红军伤病员因缺粮、缺药而饿死、病死。在敌人疯狂扫荡下，在横垅和冬茅垅养伤的82名红军伤病员全部牺牲，在湾垅和兰家大山养伤的50多名红军伤病员全部被捕遇难。
  在郴县坳上养伤的红军伤病员共有238名。分散在坳上东市、三元冲养伤的红军伤病员有92名，他们在当地游击队的精心护理下，恢复了健康。他们有的在湘南特委领导下继续投入战斗，有的离开郴县去追赶红军长征部队。分散在坳上苏木头、后1、桃花垅养伤的红军伤病员有140余名。1935年，国民党挨户团围住转移到凌家垅的红军伤病员，将50多名红军伤病员杀害。半个月后，国民党挨户团又在桃花垅的白元庵杀害了80多名红军伤病员。这样，在郴县养伤的417名红军战士，除了130多名红军伤病员养好伤重新投入战斗外，其余的红军伤病员全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郴县山山水水。
  第六节 坚持湘南三年游击战争
  一、国民党军的“清剿”与湘南党组织领导的反“清剿”斗争
  红军长征后，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斗争更加艰苦残酷。1934年12月7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将郴县和宜章县划为“剿匪特别区”，任命湖南保安第8区司令欧冠兼任绥靖处主任，设立“清剿委员会”，调集正规军一个师，会同所属各县保安团、“铲共队”，重点“清剿”郴宜边境的湘南特委、郴县县委、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集中地——五盖山、骑田岭地区。
  国民党军赵汉杰部从宜章平和进入五盖山大奎上，国民党军何左卿部从犁树坪、五马龙进入五盖山横垅，郴州保安团从江口、廖家湾进入骑田岭，进行大规模“清剿”郴宜边境游击区。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手段，在军事上，一是实行“坐剿”：修筑各种碉堡炮楼，在重要地段和道口设卡、伏击；二是“围剿”：步步为营，合力围歼；三是“搜剿”，分片搜山搜树；四是“追剿”：组织跟脚队、听响声队、观烟火队，昼夜在山上活动，发现踪迹，立即跟踪追击；五是“烧剿”：分片烧山烧岭、烧村，仅坳上乡就烧了73栋房子。在政治上，施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等办法，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把群众从山上赶到山下，割断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与群众的联系，规定群众不准随便外出，甚至连外出放牛、割草都要向清乡队长请假，否则遭杀害。同时，国民党在全县各地设立“招抚处”，引诱游击队员和红军伤病员下山“自首自新”，投敌叛变。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供应，妄图把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困死在山上。
  面对国民党“清剿”的严峻形势，湘南特委在书记王涛随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进行了改组，由彭林昌接任书记，陈梅连任组织部长，尹志进任宣传部长，刘霞任军事部长，徐克全、谷子元、林长春（张春林）等为委员。为粉碎敌人的“清剿”，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迁往耒阳，另在郴宜地区设办事处，彭林昌兼办事处书记，余稼生、谷子元、林长春留在办事处工作。同时决定以部分伤愈仍留在湘南的红军指战员为主体，组建湘南红军支队，由红军营长颜赤爱任支队长，余稼生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约150人枪。
  湘南红军支队成立后不久，便执行湘南特委关于将敌人引向桂阳、临武一带，以保卫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的指示，由五盖山经桂阳进至临武县域，沿途农民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扩至200余人。
  但是，红军支队的行动并没有减轻敌人对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的压力。敌人一面调集蓝山、嘉禾、临武、桂阳等县保安团、“铲共队”“清剿”湘南红军支队，一面仍以大部兵力“清剿”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彭林昌等指挥郴县等地游击队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游击队员牺牲，分散养伤的280多名红军伤病员也全部遇难。不久，郴县原县委书记陈文光暗害了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和郴宜办事处的几名干部，投敌叛变，郴宜办事处被彻底破坏。彭林昌牺牲后，湘赣省委指定由徐克全代理湘南特委书记。这一史实充分证明，红军长征后湘南和郴县仍直接归属湘赣省委领导。
  湘南红军支队在临武境内与10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游击战。由于大部分干部战士伤病缠身，体质较差，又人生地不熟，缺乏武器弹药，只好回撤。萧良略率第三大队先行回到五盖山，因不知情况已变，被叛徒陈文光欺骗缴了械。颜赤爱、余稼生率一、二大队边打边撤，在郴（县）桂（阳）边境的五雷击鼓寨子遭敌夹击，两个大队左拼右杀，虽突破围攻，但部队损失惨重，只剩40人。支队决定余稼生及谷子元等7人回五盖山请示汇报和寻找第三大队。颜赤爱率30余人转移至郴县、桂阳、临武3县交界的南溪、观音山、野牛洞一带活动。1935年，在桂阳县毛栗圩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激战中，颜赤爱因负伤与几名干部和战士一起被俘，其余全部牺牲。5月，原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林收集余部组建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并任大队长，活动于郴县、宜章一带。湘南红军独立大队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白天在深山老林驻宿，晚上神出鬼没袭击敌人。是年5月6日，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侦察了解到郴州保安团上山“清剿”游击队去了，城内空虚。李林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组织一个10多人的短枪队，化装成一群“少老板”，深夜混进郴州城南剧院。在剧院里，游击队开抢打死保安团护卫士兵12名，正在剧院看戏的郴州保安司令欧冠吓得面色惨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撤退时，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写了很多标语，从郴州城内的江西会馆一直贴到城边的文庙。游击队夜袭郴州的行动，震胁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二、重建湘粤边工委及其斗争
  余稼生和谷子元等回到五盖山，得知郴宜办事处已遭到破坏，因与湘南特委失去联系，便改变计划，秘密潜往广东乐昌、乳源一带。1935年5月，在乳源县马头岭重新组建了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谷子元任书记，贺畔朵、余稼生、萧良略、林长春为委员。同时恢复湘粤边赤色游击队，萧良略为队长，林长春为政委。边工委确立了以乐（昌）乳（源）为基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广东之敌取守势，制定打回湘南的策略，并提出了四项具体任务：（一）收拢失散人员，恢复壮大党的组织和游击队；（二）开展肃反斗争，严惩叛徒中的首恶分子，纯洁队伍；（三）与敌周旋，扩大武装力量，争取民间武装，实行反蒋统一战线，开辟新区域；（四）设法与湘南特委联系。
  湘粤边工委在大瑶山、泗公坑、猴公坑以及坪石、皈塘、梅花、加昌水等地做群众工作。不久，便建立了梅花特区，由贺畔朵任区委书记，恢复和新建了一些基层党支部；建立了坪石石灰冲、深水坝两处交通站；湘粤边赤色游击队也开始打土豪、筹经费。
  1935年5月，中共湘南特委正式任命黄体国为中共郴县县委书记。8月，当黄体国去良田鸭鹰坦看望游击队伤病员时，被跟随的叛徒通讯员谢振尧打伤，谢振尧与叛徒唐若贞将黄体国抬至良田区公所请赏。黄体国被关押折磨近一年。次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良田。
  1935年9月，湘南红军独立大队队长李林率部辗转到乐昌坪石，找到谷子元等，边工委决定增补李林为湘粤边工委委员，两支游击队合并，仍称为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并调整游击队干部，李林任大队长，林长春任政委，萧良略任副大队长。不久，宜乐游击大队部分队员亦被编入湘粤边赤色游击队，队伍扩展到90余人，活动在湘粤边的郴县、宜章、乐昌、乳源一带。
  在反“清剿”斗争中，内部的动摇让郴县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巩固革命队伍，湘粤边工委、郴县县委决定开展整顿队伍、纯洁组织的运动，同时游击队开展惩处叛徒行动。1935年除夕之夜，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在骑田岭万和山处决了杀害县委书记黄体国的叛徒谢振尧、郴县大恶霸地主萧仰荣。同年，游击队巧施反间计，借郴州保安队之手除掉了叛徒陈文光、何传兰，从而使郴县党组织和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得到进一步的纯洁和巩固。
  1936年春，李林率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在郴县良田至廖家湾公路上，伏击了反动资本家到坪石贩买食盐的汽车，打死押车敌兵，缴获银元1.3万元。游击队从韶关买回20多条长短枪、1挺机枪和一批子弹，改善了武器装备。
  5月，湘粤边工委为打破粤敌对粤北游击区的围剿，命令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向湘南转移，并设法与湘南特委联系。李林率领游击队重新进入郴县东、西边山老游击区活动，在与敌人的斗争中，队员牺牲较多。随后，李林由蒋玉林带路，前往耒阳找湘南特委。在耒阳经老“交通”谷安茂引路，找到徐克全，汇报了情况，上交经费3000银元。回后月余，李林带着短枪班和ZOR,银元再赴耒阳找湘南特委，在郴县五里牌被叛徒李宗保部发现遭追击，李林等边走边打，抢渡耒水到在耒阳大义乡杨家冲，因敌紧追不舍，又没有找到谷安茂，无法与特委联系，只好回撤，到达坪石深水坝时仅剩3人。这时整个游击队也就10多个人。
  1936年9月，周礼按照土坡里会议精神，从衡阳到湘粤边一带巡视，在广东坪石找到湘粤边工委谷子元、李林、贺畔朵等人。经研究，决定将湘粤边赤色游击队改为武工队，仍由李林任队长，以宜（章）、乐（昌）为中心，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谷子元到桂阳、临武一带恢复、发展党组织。
  武工队既打击敌人，又做建党和群众工作，仅几个月时间，就发展到60多人枪。不但组织了300多人的不脱产游击组，还组织了有几千人的贫雇农团，在农村打击民愤大的恶霸地主。党组织通过贫雇农团，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形成了几小块游击根据地。到1937年，郴县的老聚山、老园头等十几个地方恢复和组建了党支部，战斗在湘粤边的湘南游击革命武装发展到400余人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事件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湘粤边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告终。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4月，李林带领湘南红军游击队第1大队在耒阳改编成新四军队伍，开赴抗日前线。
  郴县及整个湘南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尽管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一直未能形成一块较完整的游击根据地，但它作为整个南方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南的统治，牵制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支援配合了其他游击区的斗争，而且保存了约400人的革命武装和一批优秀骨干，为日后湘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和革命斗争的复兴，奠定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