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率先开展良田农民运动
  1926年初，中共郴县特别支部根据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要求，把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党的重点工作来抓。这年2月，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共产党员彭振卿、谢怀德二人，以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随同李翼云来郴县开展农运工作。
  中共郴县特别支部和两位农运特派员经过共同商议，首先选择了地处湘粤大道、群众基础较好的秀良区良田镇作为首个据点。县党组织负责人孙开球、李翼云也经常来到良田开展工作。
  彭振卿、谢怀德到良田后，通过李翼云等的介绍，首先结识了良田开福寺秀良高等小学教师、共产党员曾子刚，后又结识了该校教师宋辉伍、校长王振潭，以及农民段辉礼、王煌猷、黄合才等，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在曾子刚等人的协助下，彭振卿、谢怀德走访了良田附近的各个村子，重点深入到生活贫困、苦大仇深的农民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向他们讲解穷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使他们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为了同广大农民兄弟建立感情，进一步拉近距离，彭振卿、谢怀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穿着短衣短裤、赤脚草鞋出人田间地头，晚上与农民同睡稻草。通过一段时间的访贫问苦和启发教育，很快在这些村子里培养了一批骨干。两位特派员就委任他们当农民通讯员，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建立起5个农协小组，有会员20余人，并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分子，初步奠定了农运工作的基础。
  为了迅速打开良田农运工作的局面，在曾子刚等人的帮助下，中共郴县党组织在良田街上的江西会馆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每晚进行讲课，教材采用《农民读本》，参加学习的农民每期有80人，前后共办了10多期。课本不够，几个人共用一本。房子太小，大家就分坐几间通间，老师站在中间讲课。彭振卿和谢怀德经常来讲课，教大家识字，向大家宣讲革命道理。通过开办夜校，使这些没有文化、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兄弟增长了文化知识，开扩了视野，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彭振卿、谢怀德、曾子刚等人见时机已经成熟，便以农协小组的名义，在良田街上观音阁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农民起来参加农会。还在会场和街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大会由曾子刚主持。谢怀德作了精采的演讲，他说：“……如今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学校有学生会，只有我们农民还象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会’，所以还在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农民要是有了‘会’，土豪就不敢收那么高的租了。他要高，我们农会就作主，不种他的田。我们团结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到会的群众足有200人，大多是穷人。听了这一番话，感觉很过瘾，就象六月天喝凉水，美滋滋的。会场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当场就有几十个人报名加人农会。但有不少农民仍然在徘徊观望，因为农民受的苦难太深重了，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对当时搞的农会能不能成气候还将信将疑。
  为了进一步取得农民的信赖，扩大农会的影响，彭振卿、谢怀德和曾子刚等人决定做一两件既对农民有实惠，又能灭敌人威风、长农民志气的事情，显示农民团结斗争的力量，以鼓舞农民的斗争信心。
  当时，郴县厘金局在良田设立了一个印花税卡。该税卡经常弄虚舞弊，强迫农民交纳二次税钱，南来北往的农民和过客深恶痛绝。2月底，良田农协小组决定打掉这个税卡，为民除害。谢怀德星夜进郴城，向省农运特派员谭影竹作了汇报。谭影竹立即与郴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批准了捣毁税卡的计划，并对可能发生的事变作了周密的安排布置。次日凌晨，农协小组发动的数百名农民突然包围了税卡，谢怀德当场义正词严地揭露税卡弄虚舞弊、横征暴敛、欺诈百姓的罪行。农民和过往的挑夫们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声喊打，扁担怒举如林，税卡顿时被砸掉，打伤数名税丁，吓得税丁们屁滚尿流。捣毁了税卡，取得了胜利，农民拍手称快，都夸农会组织发动得好。
  眼看到了三月，正是农村春荒时节，许多农户家中无粮。而一些不法地主则乘机抬高粮价，残酷盘剥农民，使农民债台高筑，雪上加霜。农协小组抓住这个时节，组织部分农民到高雅岭大地主陈世泽家中，与陈世泽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责令陈平价卖粮给群众度荒。陈谎称家无过多余粮。在说理不通的情况下，农会强行打开仓库，实行平价粜粮，使这些农民度过了春荒。
  通过这两件事，农会的威信空前提高，农民都说：“我们农民是要有个‘会’才好！”于是纷纷报名加入农会。仅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有近6000人加入了农会，成立了8个村农会组织。
  良田农会运动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秀良区，全区农民欢欣鼓舞，都盼望早日加人农会，成立区农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6年3月底，经过短时间的酝酿和筹备，秀良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良田江西会馆隆重召开。有4000多农民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曾子刚主持，彭振卿、谢怀德分别在台上讲话，对区农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大会通过了一些农民提案；颁布了农会会章；选举产生了区农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委员长段辉礼（段玉庭），副委员长王煌猷，秘书长曾子刚，农民委员段玉章，妇女委员杨书娥，工人委员段位章，武装委员肖光标，政务委员王振潭，土地委员陈章志，宣传委员王振波，少先队长李加典（李克加）。
  在区农会的领导下，全区120个村相继成立了村农会，为全县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郴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良田一带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为了领导全县农民开展农民运动，于1926年5月成立了郴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由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农运委员曾子刚担任筹备处主任，全面主持筹备处工作。筹备处向全县农民印发了《告农友书》：
  郴县最亲爱的农友弟兄们：
  我国四万万人，农民要占十分之八以上，世界上吃的、穿的、用的，多半是出于我们农民。若是说到农民的幸福呢？都只有受饿、受冻、受苦，在十八重地狱过生活，一年四季，烈日酷署，风霜雨露，还要高利贷借本钱下肥料，然后才换到收获，这点从血汗中得来的收获，除要把十分之六或平半送给地主外，还要拿一份去偿还积欠，更要加上贪官污吏的苛捐，凶蛮军官的勒借，土豪劣绅的敲诈……怎能养活家人妻子呢？若是遇着水灾风灾军事战争，那就简直死路一条啊！……较那少数不耕而食的军阀买办、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饭数十金，一衣数百金，一屋数万金，享用丰富，岂不是相隔天壤！究竟我们要知道，他们享用的东西从何而来呢？无非是从我们身上剥削去的。所以我们的血汗，就是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幸福，就是我们血汗的结晶。农友们，现在我们的福音到了，六万多有组织的农民，已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召开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县农民的大本营——县农民协会。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趁着未开会之先，尽量将过去所受的痛苦和今后的补救意见，提交大会，详细讨论。……我们究竟要自动的起来奋斗咧！因为我们的指挥者，只有上级农民协会，我们的力量，都要集中于农民协会才是，……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1926年10月26日，郴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郴州城隆重召开。共有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县14个区农协、127个乡农协、696个村农协和全县67000名农协会员。14个区的农民协会委员长参加了会议，他们是：一区（城区）贺益生、二区（良田）段辉礼、三区（走马岭）李才佳、四区（栖凤渡）李固、五区（五里牌）曹元楚、六区（保和）彭白溪、七区（鲁塘）何孟耕、八区（雅市坪）何新盖、九区（荷叶坪）陈波巨、十区（桥口）李子样、十一区（华塘）曹南极、一特区（瑶林）朱开蕴、二特区（安源）刘光球、三特区（畔渡）邵杰生。
  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郴县农民协会，产生了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选出了7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委员长曾子刚、副委员长杨明华、组织委员李一鼎、农民委员雷乾之、工人委员李翼云、妇女委员何善玉、宣传委员陈代长。大会推选雷明轩为执行委员会秘书。
  大会讨论通过了几十件农民提案，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减轻佃农地租、禁烟禁赌禁娼、取消不合理苛捐杂税、取消团保（族）长制度、兴办农民教育等。
  为了打击土豪劣绅，保卫农民利益和革命成果，大会决定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由李才佳任特别法庭庭长。会议还决定组建两支武装：一支是以城区为主的工人纠察队，李才佳为队长；一支是以农村为主的农民自卫队，曾子彬为队长。
  大会发布了《郴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公开声明农民协会“是真正农民为打倒压迫阶级、企谋自身解放的组织”。凡是拥护农民协会，支持农民革命的即视为同志；凡破坏农民运动，危害农民组织的则视为仇敌。要求广大农民擦亮眼睛，分清敌友。告诫大家不要完全依赖国民党，要靠自己当家作主。
  农民协会是当时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是农民实行革命专政的政权形式。所以县农民协会的成立，不仅是全县农民的大喜事，而且也是全县人民的大事。大会开幕当天，郴县各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人士都纷纷发来祝辞。其中县总工会筹备处的祝辞很富有革命的号召力，道出了工农团结的心声。祝辞说道：
  华美的世界，皆是我农工们的力量。无穷的痛苦，皆是我农工们受着。咳！无情的世界，这样的不平等。赶快与我们团结起来呀！与那无情的世界奋斗、黑暗的社会搏战。打开“自由花”，找着“光明路”。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庆祝！！庆祝！！！
  郴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如同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标志着郴县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即将到来。
  三、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郴县农民协会成立后，立即带领广大农民向土豪劣绅和封建势力发起猛烈进攻，在全县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在农村，几千年来都是地主豪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横行乡里，暴虐无常，左右着广大农民的命运。现在有了农民协会，就是要把地主，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协会的权力树起来。在各级农协会的领导下，农民根据土豪劣绅罪恶的大小，分别采用清算、罚款、捐款、戴高帽子游乡、开会斗争、关进监狱、驱逐、枪毙等手段，对土豪劣绅开展坚决的斗争。
  郴县的土豪劣绅以讼棍、恶霸危害最大。因此，农会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部分人。当时安善区（五里牌）有一个土豪叫曹文波（又名曹游龙），是郴县远近闻名的讼棍，平日勾结官府，摇唇鼓舌，无事生非，残害百姓，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人民群众对他恨之人骨，编出顺口溜骂道：“郴州曹文波，此人不可多；假如有两个，黎民不安乐。"1926年秋，他拉拢部分落后群众，竟然在五里牌另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支部，公开与国民党郴县党部唱对台戏。并别有用心煽动当地农民与外乡农民搞械斗，挑起宗族纠纷，以达到破坏农民运动的险恶目的。
  由于建立了农会，开展了农民运动，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敢于向土豪劣绅进行斗争，许多受害的老百姓纷纷向县公署起告，强烈要求惩处曹文波这个恶贯满盈的大土豪。为了全面掌握曹文波的罪行，郴县县公署贴出布告：
  郴州陈少林和曹游龙（即曹文波），该二犯狼狈为奸，无恶不作，积栾如麟，所有被他二人陷害或被欺压之人，即来县具案。以凭核办。
  布告贴出之后，告状申诉者络绎不绝，不计其数。10月底，国民党县党部派青年委员邝珠权，率领10多个人，带着步枪、大刀，到五里牌捉拿曹文波，并将其非法设立的国民党特别支部撤了。曹文波老奸巨滑，闻风而逃。后来经过多方侦缉，才将他捉拿归案，交农民协会特别法庭惩处。特别法庭根据曹文波的累累罪行，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便判处其死刑，准备枪决。但曹文波的上层同党较多，纷纷出面乞保。又加上安善区部分群众受曹文波的蒙蔽过深，纠集了众多人员进城请愿，保曹出狱。这样相持了一个多月，使该案判决不下，执刑受阻。此时恰逢省召开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郴县代表曾子刚、王煌猷等人将此案作一提案提出，向省国民政府请愿，最后终于将曹文波提交省特别法庭惩处，杀了曹文波。
  曹文波被杀，震慑了全县的土豪劣绅，让他们看到了农民协会的威力，觉得农民协会确实了不起。一些平日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如今慑于农会的威力，只得老老实实夹起尾巴。有的偷偷出逃，流亡异乡；有的表示坚决拥护农会，听从农会调配；还有的愿意捐出钱财，请求加入农会组织。如丰乐区荷叶塘的地主李绍禹，家有800石田租，在当地可算是大户了。他主动申请要求加入农会，并表示愿意捐出钱款给农会作经费。农会根据他以往作恶较少，如今安分守法、支持农会的表现，破例批准他加入了农会，农会的经费概由他支出。但也有个别地主违抗农会的决定，嫌捐款太多等等。农会就把他捉来，给他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打起铜锣游乡，开群众大会批斗，吓得土豪劣绅魂飞胆战。据统计，全县共打击地主、土豪劣绅共313人，其中戴高帽子游乡的121人，关进监狱受审的16人，处以死刑的34人。
  地主阶级除了在政治上压迫、欺凌农民以外，在经济上采取多种手段盘剥农民，如加租加息、闭粜、抬价等，以此来垄断农村的整个经济。为了打破地主的经济垄断，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减轻佃农地租”、“取缔高利贷”、“禁止囤积居奇”等提案。随即，各区乡农民协会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这种经济斗争首先是以平粜阻禁开始的。为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许多农会组织了民食维持委员会，以乡为单位盘仓查库，掌握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如果缺粮，就到外县采购，回来进行平粜。1927年4月间，栖凤渡大部分农民缺粮度春荒。民食维持委员会便组织人员到永兴购回大米200多石，按限价每元5斗卖给缺粮农民。这给地主囤积居奇、闭粜起价以有力的打击。二是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的活动。良田、栖凤渡一带的地主都强行“四六租”、“三七租”，通过减租减息，都减成了“对折租”。广大农民长期以来深受苛捐杂税的盘剥，但却无可奈何。现在农会宣布：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废除，不得再收。三是取缔高利贷。高利贷使穷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给许多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农会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规定年租不得超过两分，月息不得超过两厘，不合理的一律取消，不得再收。
  清算地主经管的公产，也是农会打击地主阶级、推翻其反动统治的有力措施。郴县的土豪劣绅，大多经管着地方公产。他们凭借权势，贪污挪用，大肆鲸吞人民群众的血汗。农会建立以后，成立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对公产进行彻底清查。在城区大豪绅崔廷弼，是财产保管处处长。在城区农民协会联合工会等群众团体对其进行清查，查出他贪污公款1000元。后勒令其如数退赔，并撤销职务。栖凤渡地主曹为如、曹勤夫、曹如恩等经管曹家“清明会”的田租。他们串通一气，贪污公款两百多吊（千文为一吊）。农会查出后，责令退赔外，每人另罚一百吊。栖凤渡大地主罗希圣、雷伯喻等，经营育婴堂、宾兴会、神农会、茶会、渡口各项租谷。农会查出他们贪污稻谷400多担。农会勒令他们退赔后，还开会进行批斗。
  这种清算运动表面上是属于经济方面的，但其意义重大，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罪行，打掉了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数千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封建迷信、宗法思想来欺骗、麻痹人民群众，以维护其统治。特别在广大农村，建造了许多庙宇，供奉了许多菩萨。遇到天旱无雨，地主老财就要农民派粮捐款，拜菩萨求鬼神，大搞封建迷信。此外，各姓都建有宗祠，设有族长，族长多由族中的土豪劣绅担任。族长利用所谓的族规家法，残酷地统治本族农民。现在，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广大农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鬼神菩萨不可信。要翻身求解放，靠的是共产党、农民协会，靠的是自己解放自己。1926年夏，良田农会带领农民把良田街上的关帝庙、得盟池、福得楼等处的菩萨砸得稀烂。郴州城和栖凤渡的群众把城隍庙、文庙、五通庙、关帝庙里的菩萨砸掉，然后放火烧毁或丢到河里。农民协会和妇女联合会把办公机构搬进庙里，挂上牌子，开展革命工作。当时，郴县城乡广泛流传着一首歌：
  不怕天，不怕地，
  就怕农民不争气。
  不信神，不信鬼，
  要信就信农民会。
  农民兄弟都起来，
  天神地神都倒台。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扫除封建恶习、改造社会风俗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在全县城乡掀起了禁烟、禁赌、禁娼的群众运动。农会作出规定：凡吸大烟、赌博者，一律收缴烟具，没收赌具，并处以罚款，进行斗争。所有堂班妓院全部取缔，妓女全部遣返回原籍生产，自食其力。
  在农会和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妇女们提出了“打倒三从四德”、“实行男女平等”、“实行放足剪发”、“反对虐待妇女”、“严禁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主”等口号。在城里，女界联合会组织了10多个剪发小组，深入东、南、西、北、中五隅宣传发动。广大妇女热烈响应，自觉剪发放足。这是郴县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一次比较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妇女把农会看成是农民自己的家，是为自己管事的地方，有的人甚至连夫妻不合、婆媳吵架的事，也要到农会去解决。很多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就难以解决。
  为了使农民在文化上得到翻身，农会积极兴办各种新型学校，培养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知识的新一代农民。如在城里办有“平民夜校”、“列宁小学”、“农民夜校”等。女界联合会在西街赵公祠办起“郴县群英女子职业学校”。栖凤渡在神农殿办起“党化学校”等。在几个月内，全县共办各类学校48所，其中农民学校35所，接管旧学校13所，就读的农民达万余人。广大农民第一次占领了历来被地主阶级霸占的文化阵地。
  1927年2月，毛泽东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文中高度评价农民运动“好得很”，称赞郴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
  四、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撼动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对农民运动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于是，他们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军官纠集一起，大肆污蔑“农民运动过火了”、“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嚣“不能为农民运动断送北伐”，企图挑拨北伐军与农民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来阻止、破坏农民运动。湖南国民党右派分子刘岳峙纠集省党部、长沙市党部右派分子王凤鸣、李毓克等，公然组织起反动的“左社”，在全省范围内向农民运动展开疯狂的进攻。
  1926年秋．郴县的“左社”分子开始阴谋活动。此时，省“左社”集团派出反动干将熊世凤来郴县任县长。熊一来郴县后，就与李超群、谢汉卿等狼狈为奸，破坏农民运动。他收受土豪劣绅的贿赂，释放了在押的大土豪邓良才、段禄汉、段位举等。
  当年10月，熊世凤等人阴谋策划马头岭事件，企图挑起马头岭与栖凤渡农民发生械斗，以达到他们破坏农民运动的罪恶目的。10月22日，马头岭农民将栖凤渡的土豪欧东甲捆押到县府，要求惩办。县公署扣留了欧东甲。马头岭土豪陈亨甲、李水如还到处散布谣言，说栖凤渡农会不斗争欧东甲。24日，栖凤渡农会委员长李固听到谣言后不辩真相，一时气愤之下，率领当地农民2300余人，臂戴白徽章，手持梭镖等武器开进县城请愿，驻在娘娘庙。县农会曾子刚、李一鼎、李翼云等闻讯后赶到娘娘庙劝说农民，指出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上当受骗。但请愿的农民受蒙蔽太深，表示不惩办欧东甲绝不回乡。这时，马头岭土豪李水如对马头岭农会造谣说：栖凤渡农会带了几千人到城里抢回了欧东甲。马头岭农会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1600多农民，臂佩红色标记匆匆赶到县城文庙，要与栖凤渡农会对抗。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县农会及时阻拦才平息事态。当晚，县农会、县党部、县长公署等派人找到双方领头人，说明此事的原由，是反动分子从中作祟，企图破坏农民运动。牖民学校校长孙开球也连夜带领学生，分别来到娘娘庙、文庙，向双方农民群众做工作，讲道理，使大家彻底醒悟。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终于化解。次日清晨，县农会又召集双方农民举行联欢大会。会上彻底揭露了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
  反动分子的阴谋被粉碎后，熊世风、李水如等人气急败坏，毫不死心，变本加厉地破坏农民运动。他们秘密谋划，企图杀害丰乐区农会委员长李固和区党部委员长杨奇。他们用金钱收买了区党部工农委员李树荣，并利用宗族关系制造谣言，挑起是非，挑拨农会与农会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捣毁了丰乐区农民协会，妄图在混乱中杀害李固和杨奇。幸巧李、杨二人当日进城办事才免受其害。
  1926年底，在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及各革命团体的要求和帮助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将刘岳峙等8名“左社”分子清除出党，并下令追查全省各地“左社”组织。随后，中共郴县党组织接到省区委关于追查“左社＇’反革命组织的指示，立即在全县掀起一场追查“左社”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纷纷检举揭发参加“左社”组织的人员，列举了熊世凤20多条反革命罪行。并召开全县工农商学联合大会，斗争熊世凤。会后，熊偷偷逃到长沙去了。反动分子李超群、谢汉卿随之潜逃在外。县委逮捕了反动分子向大凡，将他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由县农会派人押送到长沙，交湖南省惩处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拘押。同时，县委将挑起农民械斗的土豪陈亨甲、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肖云璋逮捕，并召开公审大会，实行枪决。
  在中共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郴县的反革命猖獗活动被镇压下去，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向前发展，巩固了革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