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1926年，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帮助国民党建立郴县县党部，在郴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以满腔的热情，致力于国民革命，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北伐军过境。在中共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郴县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方兴末艾，如翻江倒海之势，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郴县的工农革命运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共郴县地方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转移地下斗争。
  第一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郴县
  一、帮助建立国民党郴县党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会议决定：“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在国民党中的我党党员和团员应成立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我党指挥，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予以确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国共合作形势，1926年初，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帮助国民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郴县第五区分部，由衡阳三师国民党党部领导，后又改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郴县直属第三区分部，并设立中国国民党郴县党部筹备处，着手正式建立国民党郴县党部，直属固民党湖南省党部领导。2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谢怀德、彭振卿（二人均系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来郴县开展农运工作。他们在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开展农运工作的同时，广泛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目的与任务。随后县内有大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有贺益生、李固、雷乾之、邝珠权、何善玉、杨奇、孙开球、陈先亮等。到5月，全县已发展国民党党员310多人。5月17日，郴县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国民党郴县党部。会议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民党方面的有：罗任、李仁焕、李超群、张冰如、张昱等；共产党方面的有：李固任组织委员，李一鼎任宜传委员，雷乾之任工农委员，邝珠权任青年委员，何善玉任妇女委员。此外，共产党方面的还有：孙开球任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先亮（陈涛）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县党部办公地址设在郴城北街崇义堂。随即，全县各区国民党的区分部也先后改组建立，区分部委员多为中共党员担任。如第四区（丰乐区）分部委员长杨奇、组织委员曹晓初、宣传委员廖超英、妇女委员杨晓芝，都是共产党员。至7月，郴县国民党党员共发展到1216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郴县壮大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为以后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支援北伐战争
  郴县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以满腔的热情致力于国民革命，广泛发动城乡群众，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1926年5月中旬，中共郴县地方组织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过境的工作。会议决定：要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广泛组织发动城乡人民群众，切实筹集好粮食、军鞋等军需物资，热情做好接待部队的工作。5月底，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先遣团由广东经宜章抵达郴县，中共郴县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沿途各地建立临时兵站，给部队端茶送水，热情欢迎部队人郴。并成立慰问队、宣传队、运输队等，热心为部队服务。慰问队的妇女们为战士们缝补衣物、浆洗衣衫，护理伤病员。宣传队举行了军民联欢会，自编自演文明戏慰问部队指战员。运输队的队员们不怕劳累，肩扛手提，帮助部队运送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到处都洋溢着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气氛。部队到良田时，良田农会组织群众到处张贴标语口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先遣部队进入郴州城后，中共郴县党组织召集群众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叶挺团长首先讲话，宣讲北伐军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纪律。郴县党组织负责人孙开球、李翼云等分别在会上讲话。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欢迎大会气氛热烈，士气高涨，变成了革命誓师大会。先遣团离开郴县时，党组织发动沿途区乡农会带领群众热情欢送。经过丰乐区时，区委和农会组织召开了欢迎大会，并组织了一支长途运输队，帮助先遣团运送物资到耒阳、衡阳。
  7月，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北伐，途经韶关、乐昌，于月底到达郴县，同样受到郴县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人们端茶送水，热情慰问，为战士缝补衣物，洗衣浆衫，精心护理伤病员，帮助部队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等。
  8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总司令部经良田到达郴州城，中共郴县党组织通过国民党郴县党部做好迎接工作。县党部率县党政机关官员、各界头面人物以及士绅近200人前往南关上列队迎接。蒋介石等官员人城后驻扎在东门口淑仪女校。次日，国民党县党部在党部的礼堂北街崇义堂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蒋介石is临郴县。县党政机关官员及各界士绅共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国民党县党部常务执行委员罗任首先致欢迎词，然后请蒋介石发表演说。蒋介石看到郴县一带的革命形势，甚感欣慰。在欢迎会上，他首先赞扬湖南的农会组织完善，工农运动为他省所不及。然后勉励大家同心同德，把国民革命贯彻到底。在郴州，蒋介石收到唐生智、李宗仁的“第二期作战意见书”，当即召集总司令部主要官员和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开会，讨论第二期作战计划。5日，蒋介石率司令部离郴北上。
  北伐军三次路过郴县，郴县人民尽最大的努力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支援。据不完全统计，郴县人民共为北伐军筹集粮食8万斤，布鞋、草鞋3200双，银元1280块；帮军队抬担架3600人次，有127人参加北伐军；在北伐战争中，郴县籍有54人牺牲在各个战场。
  北伐军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大量张贴标语、图片，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大力支持当地群众的革命行动。北伐军路经郴县，极大地鼓舞了郴县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郴县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三、创办牖民学校
  1926年，在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郴县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茶。为了适应工农运动发展的需要，培养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力量，成了县委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1926年8月底，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以国共统一战线的名义，在郴州城苏仙桥边的毗沙庙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郴县党部牖民学校”。为了标明该校的性质，特在校内悬挂书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固定巨幅横匾。学校首批学员专门招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会骨干及进步青年等，共50名。校长由国民党郴县党部监察委员孙开球（系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群工委员）担任。另有教员9人，他们是：李一鼎、邝珠权、王振潭、李凤鸣、李子惠、周圻、李超群、曾子刚、曹廉。其中李一鼎兼任教务主任，邝珠权兼任训育主任。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国文、历史、地理、讲演、军事训练等。牖民学校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一所干部学校。
  学校所设的机构非常简单，主要由学员建立学生会，采取学生自治的管理办法。所制定的《牖民学校学生会规则》，开宗明义表明“本会以亲爱互助之精神，以养成团体自治之能力，增加革命工作之经验为宗旨”。在学生会组织中，分设了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学艺部、卫生部、工商部共6个部，并在6个部内下设了文书、会计、体育、卫生、膳食等21股。学生会的职能是协助校长管理好学校。
  为了把学员培养成为合格的基层骨干，学校制定了一系列较严格的管理办法。提出有明确的教育方针，制定有严格的学校公约和学生规约。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道德情操、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有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本领、有领导工农运动才能的革命人才。为了使学员学有目标，行有准则，学校制定了14条《人民学校学生公约》，旗帜鲜明地指出学生应“本奋斗牺牲之精神，适应时代潮流努力革命，以解放民众为职责”，要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援助工农同胞之组织与斗争，以充实革命之主力”，要求学生“为培养成纯洁人格计，任何人不得有越轨行动而破坏校誉”。此外，还订有《学生规约》，内有21条，其中规定“不得有反动之思想及行为”、“不得与反动派联络”、“‘须努力社会事务”等。
  为了更进一步激励同学们的奋发精神，为国民革命献才献力，学校于首届学生毕业之际，在刊印的《中国国民党湖南郴县党立牖民学校同学录》中，特意撰写了《同学谱序》：
  堂堂华夏，论国际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全体人民应共同负责，一致努力；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立于自由平等，方无忝尔所生。我郴地处偏陲，民气锢蔽，党员为数虽不少，宣传能力尚薄弱。由此推测，全体人民既未人人尽知国民革命为必要，安望其人人尽行来负责？是以创造牖民学校，俾吾侪得济济一堂共研究。
  总理三民主义旁及国民革命，需要各政治学科朝朝切磋、互相砥砺。必求了解于心胸，乃可贡献于他人。不谓驹光迅速，瞬届毕业；唯是数月于此，同食共寝之良友，一旦分道扬镳，能勿动离群索居之感？究之形体有聚散之分，精神无离合之别。盖我辈今日同学，实先具有同志之决心而来，此后更望本其同学之精神，一致团结，负担吾党重要宣传之使命，分途合作。始则唤起民众踊跃参加国民革命，共同努力，先向帝国主义及军阀奋斗，以期达到最后胜利；继则唤起民众实施自治建设，促成国民会议，以便速由训政时期进于宪政时期；终则无论对于各县民众或各省各国民众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统皆次第唤起，一如同学、同志之精神形体，虽天各一方，心志愈团结不散，务使中国国民革命从速成功，并同时助成世界革命成功。庶几可完成吾党校同学同志之责任。兹际毕业期间，集资刊印《同学谱》，略叙数语，相共黾勉。他日鱼雁邮通，又何殊觌面畅谈？
  是为序。
  民国十六年一月
  牖民学校只开办了一期，后因“马日事变”而被迫停办。学校在半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志士仁人，如邓华、孙开楚、陈韬、李才佳等，他们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节 掀起农村大革命高潮
  一、率先开展良田农民运动
  1926年初，中共郴县特别支部根据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要求，把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党的重点工作来抓。这年2月，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共产党员彭振卿、谢怀德二人，以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随同李翼云来郴县开展农运工作。
  中共郴县特别支部和两位农运特派员经过共同商议，首先选择了地处湘粤大道、群众基础较好的秀良区良田镇作为首个据点。县党组织负责人孙开球、李翼云也经常来到良田开展工作。
  彭振卿、谢怀德到良田后，通过李翼云等的介绍，首先结识了良田开福寺秀良高等小学教师、共产党员曾子刚，后又结识了该校教师宋辉伍、校长王振潭，以及农民段辉礼、王煌猷、黄合才等，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在曾子刚等人的协助下，彭振卿、谢怀德走访了良田附近的各个村子，重点深入到生活贫困、苦大仇深的农民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向他们讲解穷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使他们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为了同广大农民兄弟建立感情，进一步拉近距离，彭振卿、谢怀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穿着短衣短裤、赤脚草鞋出人田间地头，晚上与农民同睡稻草。通过一段时间的访贫问苦和启发教育，很快在这些村子里培养了一批骨干。两位特派员就委任他们当农民通讯员，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建立起5个农协小组，有会员20余人，并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分子，初步奠定了农运工作的基础。
  为了迅速打开良田农运工作的局面，在曾子刚等人的帮助下，中共郴县党组织在良田街上的江西会馆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每晚进行讲课，教材采用《农民读本》，参加学习的农民每期有80人，前后共办了10多期。课本不够，几个人共用一本。房子太小，大家就分坐几间通间，老师站在中间讲课。彭振卿和谢怀德经常来讲课，教大家识字，向大家宣讲革命道理。通过开办夜校，使这些没有文化、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兄弟增长了文化知识，开扩了视野，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彭振卿、谢怀德、曾子刚等人见时机已经成熟，便以农协小组的名义，在良田街上观音阁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农民起来参加农会。还在会场和街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大会由曾子刚主持。谢怀德作了精采的演讲，他说：“……如今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学校有学生会，只有我们农民还象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会’，所以还在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农民要是有了‘会’，土豪就不敢收那么高的租了。他要高，我们农会就作主，不种他的田。我们团结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到会的群众足有200人，大多是穷人。听了这一番话，感觉很过瘾，就象六月天喝凉水，美滋滋的。会场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当场就有几十个人报名加人农会。但有不少农民仍然在徘徊观望，因为农民受的苦难太深重了，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对当时搞的农会能不能成气候还将信将疑。
  为了进一步取得农民的信赖，扩大农会的影响，彭振卿、谢怀德和曾子刚等人决定做一两件既对农民有实惠，又能灭敌人威风、长农民志气的事情，显示农民团结斗争的力量，以鼓舞农民的斗争信心。
  当时，郴县厘金局在良田设立了一个印花税卡。该税卡经常弄虚舞弊，强迫农民交纳二次税钱，南来北往的农民和过客深恶痛绝。2月底，良田农协小组决定打掉这个税卡，为民除害。谢怀德星夜进郴城，向省农运特派员谭影竹作了汇报。谭影竹立即与郴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批准了捣毁税卡的计划，并对可能发生的事变作了周密的安排布置。次日凌晨，农协小组发动的数百名农民突然包围了税卡，谢怀德当场义正词严地揭露税卡弄虚舞弊、横征暴敛、欺诈百姓的罪行。农民和过往的挑夫们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声喊打，扁担怒举如林，税卡顿时被砸掉，打伤数名税丁，吓得税丁们屁滚尿流。捣毁了税卡，取得了胜利，农民拍手称快，都夸农会组织发动得好。
  眼看到了三月，正是农村春荒时节，许多农户家中无粮。而一些不法地主则乘机抬高粮价，残酷盘剥农民，使农民债台高筑，雪上加霜。农协小组抓住这个时节，组织部分农民到高雅岭大地主陈世泽家中，与陈世泽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责令陈平价卖粮给群众度荒。陈谎称家无过多余粮。在说理不通的情况下，农会强行打开仓库，实行平价粜粮，使这些农民度过了春荒。
  通过这两件事，农会的威信空前提高，农民都说：“我们农民是要有个‘会’才好！”于是纷纷报名加入农会。仅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有近6000人加入了农会，成立了8个村农会组织。
  良田农会运动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秀良区，全区农民欢欣鼓舞，都盼望早日加人农会，成立区农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6年3月底，经过短时间的酝酿和筹备，秀良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良田江西会馆隆重召开。有4000多农民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曾子刚主持，彭振卿、谢怀德分别在台上讲话，对区农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大会通过了一些农民提案；颁布了农会会章；选举产生了区农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委员长段辉礼（段玉庭），副委员长王煌猷，秘书长曾子刚，农民委员段玉章，妇女委员杨书娥，工人委员段位章，武装委员肖光标，政务委员王振潭，土地委员陈章志，宣传委员王振波，少先队长李加典（李克加）。
  在区农会的领导下，全区120个村相继成立了村农会，为全县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郴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良田一带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为了领导全县农民开展农民运动，于1926年5月成立了郴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由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农运委员曾子刚担任筹备处主任，全面主持筹备处工作。筹备处向全县农民印发了《告农友书》：
  郴县最亲爱的农友弟兄们：
  我国四万万人，农民要占十分之八以上，世界上吃的、穿的、用的，多半是出于我们农民。若是说到农民的幸福呢？都只有受饿、受冻、受苦，在十八重地狱过生活，一年四季，烈日酷署，风霜雨露，还要高利贷借本钱下肥料，然后才换到收获，这点从血汗中得来的收获，除要把十分之六或平半送给地主外，还要拿一份去偿还积欠，更要加上贪官污吏的苛捐，凶蛮军官的勒借，土豪劣绅的敲诈……怎能养活家人妻子呢？若是遇着水灾风灾军事战争，那就简直死路一条啊！……较那少数不耕而食的军阀买办、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饭数十金，一衣数百金，一屋数万金，享用丰富，岂不是相隔天壤！究竟我们要知道，他们享用的东西从何而来呢？无非是从我们身上剥削去的。所以我们的血汗，就是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幸福，就是我们血汗的结晶。农友们，现在我们的福音到了，六万多有组织的农民，已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召开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县农民的大本营——县农民协会。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趁着未开会之先，尽量将过去所受的痛苦和今后的补救意见，提交大会，详细讨论。……我们究竟要自动的起来奋斗咧！因为我们的指挥者，只有上级农民协会，我们的力量，都要集中于农民协会才是，……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1926年10月26日，郴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郴州城隆重召开。共有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县14个区农协、127个乡农协、696个村农协和全县67000名农协会员。14个区的农民协会委员长参加了会议，他们是：一区（城区）贺益生、二区（良田）段辉礼、三区（走马岭）李才佳、四区（栖凤渡）李固、五区（五里牌）曹元楚、六区（保和）彭白溪、七区（鲁塘）何孟耕、八区（雅市坪）何新盖、九区（荷叶坪）陈波巨、十区（桥口）李子样、十一区（华塘）曹南极、一特区（瑶林）朱开蕴、二特区（安源）刘光球、三特区（畔渡）邵杰生。
  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郴县农民协会，产生了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选出了7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委员长曾子刚、副委员长杨明华、组织委员李一鼎、农民委员雷乾之、工人委员李翼云、妇女委员何善玉、宣传委员陈代长。大会推选雷明轩为执行委员会秘书。
  大会讨论通过了几十件农民提案，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减轻佃农地租、禁烟禁赌禁娼、取消不合理苛捐杂税、取消团保（族）长制度、兴办农民教育等。
  为了打击土豪劣绅，保卫农民利益和革命成果，大会决定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由李才佳任特别法庭庭长。会议还决定组建两支武装：一支是以城区为主的工人纠察队，李才佳为队长；一支是以农村为主的农民自卫队，曾子彬为队长。
  大会发布了《郴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公开声明农民协会“是真正农民为打倒压迫阶级、企谋自身解放的组织”。凡是拥护农民协会，支持农民革命的即视为同志；凡破坏农民运动，危害农民组织的则视为仇敌。要求广大农民擦亮眼睛，分清敌友。告诫大家不要完全依赖国民党，要靠自己当家作主。
  农民协会是当时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是农民实行革命专政的政权形式。所以县农民协会的成立，不仅是全县农民的大喜事，而且也是全县人民的大事。大会开幕当天，郴县各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人士都纷纷发来祝辞。其中县总工会筹备处的祝辞很富有革命的号召力，道出了工农团结的心声。祝辞说道：
  华美的世界，皆是我农工们的力量。无穷的痛苦，皆是我农工们受着。咳！无情的世界，这样的不平等。赶快与我们团结起来呀！与那无情的世界奋斗、黑暗的社会搏战。打开“自由花”，找着“光明路”。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庆祝！！庆祝！！！
  郴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如同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标志着郴县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即将到来。
  三、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郴县农民协会成立后，立即带领广大农民向土豪劣绅和封建势力发起猛烈进攻，在全县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在农村，几千年来都是地主豪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横行乡里，暴虐无常，左右着广大农民的命运。现在有了农民协会，就是要把地主，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协会的权力树起来。在各级农协会的领导下，农民根据土豪劣绅罪恶的大小，分别采用清算、罚款、捐款、戴高帽子游乡、开会斗争、关进监狱、驱逐、枪毙等手段，对土豪劣绅开展坚决的斗争。
  郴县的土豪劣绅以讼棍、恶霸危害最大。因此，农会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部分人。当时安善区（五里牌）有一个土豪叫曹文波（又名曹游龙），是郴县远近闻名的讼棍，平日勾结官府，摇唇鼓舌，无事生非，残害百姓，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人民群众对他恨之人骨，编出顺口溜骂道：“郴州曹文波，此人不可多；假如有两个，黎民不安乐。"1926年秋，他拉拢部分落后群众，竟然在五里牌另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支部，公开与国民党郴县党部唱对台戏。并别有用心煽动当地农民与外乡农民搞械斗，挑起宗族纠纷，以达到破坏农民运动的险恶目的。
  由于建立了农会，开展了农民运动，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敢于向土豪劣绅进行斗争，许多受害的老百姓纷纷向县公署起告，强烈要求惩处曹文波这个恶贯满盈的大土豪。为了全面掌握曹文波的罪行，郴县县公署贴出布告：
  郴州陈少林和曹游龙（即曹文波），该二犯狼狈为奸，无恶不作，积栾如麟，所有被他二人陷害或被欺压之人，即来县具案。以凭核办。
  布告贴出之后，告状申诉者络绎不绝，不计其数。10月底，国民党县党部派青年委员邝珠权，率领10多个人，带着步枪、大刀，到五里牌捉拿曹文波，并将其非法设立的国民党特别支部撤了。曹文波老奸巨滑，闻风而逃。后来经过多方侦缉，才将他捉拿归案，交农民协会特别法庭惩处。特别法庭根据曹文波的累累罪行，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便判处其死刑，准备枪决。但曹文波的上层同党较多，纷纷出面乞保。又加上安善区部分群众受曹文波的蒙蔽过深，纠集了众多人员进城请愿，保曹出狱。这样相持了一个多月，使该案判决不下，执刑受阻。此时恰逢省召开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郴县代表曾子刚、王煌猷等人将此案作一提案提出，向省国民政府请愿，最后终于将曹文波提交省特别法庭惩处，杀了曹文波。
  曹文波被杀，震慑了全县的土豪劣绅，让他们看到了农民协会的威力，觉得农民协会确实了不起。一些平日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如今慑于农会的威力，只得老老实实夹起尾巴。有的偷偷出逃，流亡异乡；有的表示坚决拥护农会，听从农会调配；还有的愿意捐出钱财，请求加入农会组织。如丰乐区荷叶塘的地主李绍禹，家有800石田租，在当地可算是大户了。他主动申请要求加入农会，并表示愿意捐出钱款给农会作经费。农会根据他以往作恶较少，如今安分守法、支持农会的表现，破例批准他加入了农会，农会的经费概由他支出。但也有个别地主违抗农会的决定，嫌捐款太多等等。农会就把他捉来，给他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打起铜锣游乡，开群众大会批斗，吓得土豪劣绅魂飞胆战。据统计，全县共打击地主、土豪劣绅共313人，其中戴高帽子游乡的121人，关进监狱受审的16人，处以死刑的34人。
  地主阶级除了在政治上压迫、欺凌农民以外，在经济上采取多种手段盘剥农民，如加租加息、闭粜、抬价等，以此来垄断农村的整个经济。为了打破地主的经济垄断，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减轻佃农地租”、“取缔高利贷”、“禁止囤积居奇”等提案。随即，各区乡农民协会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这种经济斗争首先是以平粜阻禁开始的。为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许多农会组织了民食维持委员会，以乡为单位盘仓查库，掌握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如果缺粮，就到外县采购，回来进行平粜。1927年4月间，栖凤渡大部分农民缺粮度春荒。民食维持委员会便组织人员到永兴购回大米200多石，按限价每元5斗卖给缺粮农民。这给地主囤积居奇、闭粜起价以有力的打击。二是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的活动。良田、栖凤渡一带的地主都强行“四六租”、“三七租”，通过减租减息，都减成了“对折租”。广大农民长期以来深受苛捐杂税的盘剥，但却无可奈何。现在农会宣布：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废除，不得再收。三是取缔高利贷。高利贷使穷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给许多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农会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规定年租不得超过两分，月息不得超过两厘，不合理的一律取消，不得再收。
  清算地主经管的公产，也是农会打击地主阶级、推翻其反动统治的有力措施。郴县的土豪劣绅，大多经管着地方公产。他们凭借权势，贪污挪用，大肆鲸吞人民群众的血汗。农会建立以后，成立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对公产进行彻底清查。在城区大豪绅崔廷弼，是财产保管处处长。在城区农民协会联合工会等群众团体对其进行清查，查出他贪污公款1000元。后勒令其如数退赔，并撤销职务。栖凤渡地主曹为如、曹勤夫、曹如恩等经管曹家“清明会”的田租。他们串通一气，贪污公款两百多吊（千文为一吊）。农会查出后，责令退赔外，每人另罚一百吊。栖凤渡大地主罗希圣、雷伯喻等，经营育婴堂、宾兴会、神农会、茶会、渡口各项租谷。农会查出他们贪污稻谷400多担。农会勒令他们退赔后，还开会进行批斗。
  这种清算运动表面上是属于经济方面的，但其意义重大，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罪行，打掉了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数千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封建迷信、宗法思想来欺骗、麻痹人民群众，以维护其统治。特别在广大农村，建造了许多庙宇，供奉了许多菩萨。遇到天旱无雨，地主老财就要农民派粮捐款，拜菩萨求鬼神，大搞封建迷信。此外，各姓都建有宗祠，设有族长，族长多由族中的土豪劣绅担任。族长利用所谓的族规家法，残酷地统治本族农民。现在，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广大农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鬼神菩萨不可信。要翻身求解放，靠的是共产党、农民协会，靠的是自己解放自己。1926年夏，良田农会带领农民把良田街上的关帝庙、得盟池、福得楼等处的菩萨砸得稀烂。郴州城和栖凤渡的群众把城隍庙、文庙、五通庙、关帝庙里的菩萨砸掉，然后放火烧毁或丢到河里。农民协会和妇女联合会把办公机构搬进庙里，挂上牌子，开展革命工作。当时，郴县城乡广泛流传着一首歌：
  不怕天，不怕地，
  就怕农民不争气。
  不信神，不信鬼，
  要信就信农民会。
  农民兄弟都起来，
  天神地神都倒台。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扫除封建恶习、改造社会风俗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在全县城乡掀起了禁烟、禁赌、禁娼的群众运动。农会作出规定：凡吸大烟、赌博者，一律收缴烟具，没收赌具，并处以罚款，进行斗争。所有堂班妓院全部取缔，妓女全部遣返回原籍生产，自食其力。
  在农会和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妇女们提出了“打倒三从四德”、“实行男女平等”、“实行放足剪发”、“反对虐待妇女”、“严禁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主”等口号。在城里，女界联合会组织了10多个剪发小组，深入东、南、西、北、中五隅宣传发动。广大妇女热烈响应，自觉剪发放足。这是郴县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一次比较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妇女把农会看成是农民自己的家，是为自己管事的地方，有的人甚至连夫妻不合、婆媳吵架的事，也要到农会去解决。很多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就难以解决。
  为了使农民在文化上得到翻身，农会积极兴办各种新型学校，培养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知识的新一代农民。如在城里办有“平民夜校”、“列宁小学”、“农民夜校”等。女界联合会在西街赵公祠办起“郴县群英女子职业学校”。栖凤渡在神农殿办起“党化学校”等。在几个月内，全县共办各类学校48所，其中农民学校35所，接管旧学校13所，就读的农民达万余人。广大农民第一次占领了历来被地主阶级霸占的文化阵地。
  1927年2月，毛泽东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文中高度评价农民运动“好得很”，称赞郴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
  四、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撼动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对农民运动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于是，他们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军官纠集一起，大肆污蔑“农民运动过火了”、“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嚣“不能为农民运动断送北伐”，企图挑拨北伐军与农民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来阻止、破坏农民运动。湖南国民党右派分子刘岳峙纠集省党部、长沙市党部右派分子王凤鸣、李毓克等，公然组织起反动的“左社”，在全省范围内向农民运动展开疯狂的进攻。
  1926年秋．郴县的“左社”分子开始阴谋活动。此时，省“左社”集团派出反动干将熊世凤来郴县任县长。熊一来郴县后，就与李超群、谢汉卿等狼狈为奸，破坏农民运动。他收受土豪劣绅的贿赂，释放了在押的大土豪邓良才、段禄汉、段位举等。
  当年10月，熊世凤等人阴谋策划马头岭事件，企图挑起马头岭与栖凤渡农民发生械斗，以达到他们破坏农民运动的罪恶目的。10月22日，马头岭农民将栖凤渡的土豪欧东甲捆押到县府，要求惩办。县公署扣留了欧东甲。马头岭土豪陈亨甲、李水如还到处散布谣言，说栖凤渡农会不斗争欧东甲。24日，栖凤渡农会委员长李固听到谣言后不辩真相，一时气愤之下，率领当地农民2300余人，臂戴白徽章，手持梭镖等武器开进县城请愿，驻在娘娘庙。县农会曾子刚、李一鼎、李翼云等闻讯后赶到娘娘庙劝说农民，指出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上当受骗。但请愿的农民受蒙蔽太深，表示不惩办欧东甲绝不回乡。这时，马头岭土豪李水如对马头岭农会造谣说：栖凤渡农会带了几千人到城里抢回了欧东甲。马头岭农会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1600多农民，臂佩红色标记匆匆赶到县城文庙，要与栖凤渡农会对抗。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县农会及时阻拦才平息事态。当晚，县农会、县党部、县长公署等派人找到双方领头人，说明此事的原由，是反动分子从中作祟，企图破坏农民运动。牖民学校校长孙开球也连夜带领学生，分别来到娘娘庙、文庙，向双方农民群众做工作，讲道理，使大家彻底醒悟。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终于化解。次日清晨，县农会又召集双方农民举行联欢大会。会上彻底揭露了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
  反动分子的阴谋被粉碎后，熊世风、李水如等人气急败坏，毫不死心，变本加厉地破坏农民运动。他们秘密谋划，企图杀害丰乐区农会委员长李固和区党部委员长杨奇。他们用金钱收买了区党部工农委员李树荣，并利用宗族关系制造谣言，挑起是非，挑拨农会与农会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捣毁了丰乐区农民协会，妄图在混乱中杀害李固和杨奇。幸巧李、杨二人当日进城办事才免受其害。
  1926年底，在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及各革命团体的要求和帮助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将刘岳峙等8名“左社”分子清除出党，并下令追查全省各地“左社”组织。随后，中共郴县党组织接到省区委关于追查“左社＇’反革命组织的指示，立即在全县掀起一场追查“左社”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纷纷检举揭发参加“左社”组织的人员，列举了熊世凤20多条反革命罪行。并召开全县工农商学联合大会，斗争熊世凤。会后，熊偷偷逃到长沙去了。反动分子李超群、谢汉卿随之潜逃在外。县委逮捕了反动分子向大凡，将他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由县农会派人押送到长沙，交湖南省惩处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拘押。同时，县委将挑起农民械斗的土豪陈亨甲、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肖云璋逮捕，并召开公审大会，实行枪决。
  在中共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郴县的反革命猖獗活动被镇压下去，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向前发展，巩固了革命成果。
  第三节 党领导的工、青、妇运动
  一、掀起工人革命运动
  郴县位于湘南中部，扼湘粤古道，是历朝历代郡、路、府、州的所在地，湘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郴城很早便有了店员、码头、木工、泥水、理发、缝纫等行业的工人，这是郴县最早的工人。到了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在县内的东塘、铁坑等地开办矿山，一些无地的农民沦为矿山工人，逐渐壮大了工人的队伍。这些工人人数不多，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深受东家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早期的组织大多是秘密集结的帮会或同乡会等。其斗争带有自发性，而且被官僚、地方豪绅或封建把头所把持。
  组织新工会，推垮旧工会，是广大工人的迫切愿望。旧工会是按照赵恒惕主政时湖南省民国政府工会条例组织起来的，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迫切要求建立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新工会。
  1926年3月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同年5月25日，成立郴县总工会筹备处，李翼云任筹备处主任，并选出13名筹备委员。李翼云同委员们下到各行业去组织发动工人群众，揭露旧工会的虚伪面目，砸了旧工会的牌子，组建了基层工会。仅3个多月时间，就建立起店员、码头、汤点、木工、泥水、理发、缝纫、雨伞、鞋业、屠宰等10个行业工会。同时还组织人员到金船塘、柿竹园、柴山里、安源等矿山发展矿业工会。
  同年11月14日，郴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成立郴县总工会。会址设在郴州城西街城a庙内。此时全县工会会员已达3000多人。大会选举李翼云为总工会委员长，王湘和、曹廉、雷乾之等为委员。大会审议通过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权”、“禁止资方无故解雇工人”、“维护工人的社会保险”等提案。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县总工会配合县农民协会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总工会还组建了一支有5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有20多支枪，队长梁少榜。
  县总工会成立后，工人阶级的势力大大增强，形成一支组织严密、力量强大的革命大军。在中共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总工会带领广大工人群众投身大革命，同帝国主义、反动资本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切实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
  1926年12月，为了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改善工人的经济待遇，县总工会选派代表出席民国县政府会议，提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三条要求：（一）给予工人们参政议政和管理的权利，资方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厂矿、码头取消包头制度；（二）改善工人的经济待遇，将小洋计工改为大洋计工，并废除工人请假回家扣发工资的不合理规定；（三）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由县政府拨出专用经费开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三条要求均得到县政府的认可。
  柴山里集云磺矿的资方代理人李大西无视工人利益，残酷剥削工人，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有的工人辛苦劳动大半年也拿不到工资。而李大西却在城里狂嫖滥赌，花天酒地。工人们一致要求工会严惩李大西。1926年12月12日，县总工会发动该矿工人罢工，开进城里。工人们在总工会纠察队的配合下，包围了李大西的住宅，砸开门窗，冲进屋里抓住李大西，将其押送到总工会。总工会限定李大西两天内补齐工人的全部工资，并处以罚款5000元。李大西在总工会和工人群众的震慑下，只好答应了全部条件。总工会首战告捷，名声大振。
  金船塘矿经理郭大喜，人称郭大麻子。他为了赚黑心钱，不顾工人死活，在矿山生产设备简陋的情况下，逼着工人冒着生命危险进矿生产，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极为艰苦，住茅棚，吃粗粮。若稍不如郭大麻子的意，轻者被扣发工资，重者挨打受骂，工人们敢怒不敢言。总工会为了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发动工人与郭大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提出8小时工作制、工资每月结清、不准欺压工人等条件。郭大喜却对工人的要求不予理会。为了打掉郭大喜的嚣张气焰，总工会派出工人纠察队将郭大喜抓起来押到城里，由总工会组织召开工人大会进行批斗。批斗大会上，工人群众云集，郭大喜被纠察队押上会场。李翼云历数了郭大喜与老板钱东海互相勾结、残酷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
  工人们高呼口号，愤怒地举起拳头要砸郭大喜的脑袋。郭大喜吓得魂不附体，全身直哆嗦，只得低头赔罪，立下保证：一是同意实行8小时工作制；二是按月发放工资；三是不再欺压工人。
  一些反革命分子看到工人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茶，便想方设法进行破坏。1926年12月，工贼、店员工会委员长肖云璋因早就觊1总工会委员长的职位，便蓄意闹事，制造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冲击总工会，企图趁混乱之机暗杀李翼云，以篡夺总工会委员长的职位。各行业工会会员闻讯后，立即赶来救援，将肖云璋捉拿归案。因反革命分子肖云璋罪大恶级，1927年2月，在肃清反革命分子中被处决。
  郴县广大工人在县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斗争，工人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政治和经济地位也得到明显的提高。
  二、开展青年学生运动
  大革命时期，郴县的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共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工农群众一道，向一切封建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4年秋，在衡阳省立三师读书的郴县籍共产党员胡世俭、李一鼎和在湖南大学读书的郴县籍共产党员李翼云，介绍郴县第一高等小学青年教师孙开球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孙开球利用职业上的方便条件，以学校为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并在各个学校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年底，胡世俭、刘子和、孙开球等人，在原学生联合救国团的基础上建立起郴县学生联合会，由李庭针负责。在郴州城区组建了儿童团（后改称郴县少年儿童团），主要负责散发革命传单、站岗放哨、监视坏人等。团长廖昭福。
  1925年6月初，在长沙、衡阳读书的共产党员李翼云、胡世俭、李一鼎、雷乾之、曾纪贵、邝珠权等，利用提前放暑假的机会，携带数百册《平民课本》、《农民课本》等其它革命书籍回到郴县，会同共产党员孙开球和进步师生贺益生、陈涛、何善玉、何闾、曹廉、黄光书、周庆源、廖昭福等，先后在郴州城和良田、坳上、栖凤渡等农村开办平民夜校和农民夜校，专门招收城市平民、广大农民和青少年人学，教他们读书识字，给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
  6月4日，孙开球、李翼云等根据省学生联合会的通知精神，以郴县学生联合会的名义，组织城区学生和市民，在文庙召开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大会。李翼云在会上激情演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欺侮中国人民的罪行。参会的学生、市民达2000余人，大家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倒日英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拥护国民革命！”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当月，“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郴县分会”成立，孙开球任总干事，其骨干多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为了宣传反帝爱国，在“雪耻会”的领导下，城区各学校成立了宣传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到五通庙、寿福殿、娘娘庙的戏台上进行演出，或上街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励人民反帝爱国。
  学生联合会还组织学生和市民开展抵制仇货的活动，动员大家不买英日货，不用英日货币，不搭英日车船。组织青年学生协助巡查队到城区各商店查处仇货，一经发现，立即搜缴。青年学生们还协助巡查队将河街英美正大洋油公司的100多桶煤油搬到教场坪（今市一中）进行焚毁，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1925年10月，在中共郴县特别支部的帮助下，郴县学生联合会进行改组，选举产生新的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崔康，干事何闾、李庭针、周庆源、袁福德、陈奇、廖昭福、陈洁等。新的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提出“反对奴隶教育”、“反对死读书”、“学生要参加社会活动”、“学校的重大事情接受学生代表参加”等要求。同时，在城区各校的每个班都安排有一至两名学联骨干，党团组织通过这些学联骨干，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团员。学生联合会成为当时郴县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带领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向封建教育制度进行斗争，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为学生运动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5年的一天，县廉溪女校校长首章龄检查共青团员、学联干事何闾同学的信件时，发现有男生的信件，便以同男生私通信件为由，挂牌开除何闻的学籍。学联得知情况后，速派何善玉出面与首章龄交涉，要求恢复何闾的学籍。首章龄是个小脚女人，封建思想极为顽固，当即无理拒绝了学联的要求。学联立即发动全县学生进行罢课，强烈要求县民国政府撤掉首章龄的校长职务，恢复何闾的学籍，不答应条件决不复课。并通电郴属各县学联，争取他们的声援。在学生罢课浪潮的压力下，县政府不得不答应了学生代表的要求，撤掉了首章龄的校长职务，恢复了何闾的学籍，维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郴县省立第七联合中学校长陈葆青，一贯思想反动，飞扬跋扈，禁止学生参加进步活动。1926年初，唐生智派代表刘文岛赴粤谈判，改编部队参加北伐。郴县学联根据中共郴县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学生参加欢送会。陈葆青极力反对，扬言要欢迎吴佩孚、赵恒惕，并决定要采取开除、记过等强制手段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为了打击反动校长的嚣张气焰，学联组织发动全城的学生举行大罢课斗争，时间持续了10多天。后经县长（兼该校校监）高炳0出面调解，最终迫使陈葆青不得不作出了两条保证：一是对参加罢课的学生不开除、不记过、不报复；二是今后不再干涉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6年4月，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郴县委员会，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青年委员邝珠权任书记。委员有周庆源、肖光月、何闻、刘清泉等。团县委确定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协助党组织镇压反革命，打击土豪劣绅；领导学生运动，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带领团员和青年学生投入北伐战争。
  当年5月至8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三次路经郴县。共青团县委和学生联合会组织发动团员和青年学生积极支援过境军队。5月，邝珠权奉县委指示，组成4人的向导小组，步行至广东坪石迎接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遣团。北伐军队进入郴县以后，广大团员和青年学生在沿途接待站热情迎送，有的写欢迎标语口号，有的端茶送水。不少人参加了宣传队、慰问队和运输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慰问部队官兵，帮助部队运送军用物资。青年妇女主动为战士们缝洗衣被。有的青年还报名当兵，参加了北伐战争。
  这一年，在中共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郴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紧紧依靠工农群众，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一是打击农村反动势力，斗争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反动势力，团员青年们冲锋陷阵，进行严厉的打击。对于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青年们与广大农民一起，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并进行游乡。二是运用所学的文化知识，开办农民夜校，清算地主经管的公产。农民协会建立后，全县许多区乡办起了农民夜校，许多青年学生们当起了夜校教师，教农民读书识字，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有的青年学生协助乡村农会清算地主经管的公产。三是破除封建迷信与宗法思想，带头砸掉庙里的菩萨，教育农民和广大群众“不信神不信鬼，要信就信农民协会”、“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救自己”。四是革除封建恶习，参加“禁烟、禁赌、禁娼”活动。广大团员、青年学生运用写标语、表演文艺节目等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封建恶习的危害；参加巡逻队伍，捉拿吸食大烟和参赌人员，查封妓女院，扫除社会丑恶现象。
  三、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几千年来，广大劳动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不仅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而且还受着夫权的束缚和迫害。大革命时期，中共郴县党组织把争取妇女解放作为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一项全要内容，组织和发动妇女积极投人革命运动，使郴县的妇女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广大劳动妇女第一次获得了解放。
  1923年，郴县廉溪女校教员黄传凤、廖子厚在城内河街开办了一家瓷器店，暗中接待在长沙、衡阳读书的郴籍进步青年学生。瓷器店实际上是一个南来北往的接待站，革命组织的联络站。1925年，何善玉、刘善淑、何闿、陈杰等，在共产党员胡世俭、李翼云、孙开球的影响和带动下，积极参加平民夜校、农民夜校的教育工作，向广大学员传授文化知识，同时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是年，何善玉、刘善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0月，何善玉当选为中共郴县特别支部委员。
  1926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县内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开展。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妇女革命活动。3月，城区学校女师生黄传凤、陈芝媛、周庆娥、何闾、凌联猷、匡兆理、舒琴芬、肖良媛等，在县委妇女委员何善玉的带领下，带头剪发放足，并经常上街开展游行、演讲等活动。不久，何闻、周庆娥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何阎还被当选为共青团郴县第一届县委委员。
  5月至8月，北伐军三次过境郴县。何善玉、何闿、陈芝媛等妇女干部积极组织开展慰问活动，发动学校师生和城区广大妇女组成浆洗组、缝补组、军鞋组、慰问组、宣传组支援北伐军。宣传组还与部队举行了军民联欢会，何善玉、周庆娥等自编自演了反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文明戏。郴县妇女热情支援部队的行动和强烈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给北伐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郴州城有不少贫困妇女单靠男人干零活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家庭甚至经常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帮助这些贫困妇女走出困境，1926年7月，陈芝媛与陈杰在城内西街赵公祠创办了“郴县群英女子职业学校”，由陈芝媛任校长。学校招收了40多名贫苦家庭妇女，主要学习缝补、刺绣等实用女工手艺。陈芝媛、陈杰每天都来学校上课，传授技术，还给学员们讲为什么妇女苦难多等革命道理，启发她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通过半年的学习，学员们都学到了谋生的技能，而且懂得了妇女为何谋求自身解放的道理。结业后，她们大多数都能自谋职业，依靠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有的还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为党的早期妇女干部。
  1927年1月27日，湖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黄传凤、何善玉两人代表郴县妇女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提出了“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禁止缠足穿耳”、“禁止蓄婢纳妾”等24项要求和建立各级妇女联合战线的任务。大会结束后，黄传凤、何善玉及时向县党组织作了汇报。郴县县委认真贯彻省妇代会精神，决定组建县女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由黄传凤、何善玉、何闿、刘善淑、杨晓芝5人组成。筹委会成员们分头深入到各区乡传达省妇代会精神，大力宣传女界联合会的好处，动员妇女们团结起来，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向封建礼教宣战，争取与男子平等自由的权利。在她们的宣传和教育启发下，许多妇女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投入到妇女解放的运动之中。如良田的杨书娥、陈运槐，板桥的吴见妹、何招妹，栖凤渡的王三月、付正容、王月娥、李绿秀等，积极与女界联合会筹委会一道参加革命活动。女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迅速在全县各区乡铺展开来。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筹备，4月26日，郴县第一届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地址设在城内娘娘庙。大会开了三天，各区乡200多名妇女代表参加会议。县党组织领导人孙开球、李翼云、何善玉出席会议并分别讲了话。县总工会、县农会等群众团体向大会致了贺词。大会以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县女界联合会委员5人：常务委员黄传凤，副常务委员何善玉，宣传委员刘善淑，组织委员杨晓芝，财务委员何闫。
  大会公开阐明女界联合会的宗旨是：宣传和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解放婢妾；号召妇女剪发放足；禁烟、禁赌、禁娼；动员妇女积极参加农会，打倒土豪劣绅。大会向全县妇女宣布七项要求：(1）摆脱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走向社会，承担与男子同等的社会义务；(2）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肉体折磨，剪发髻放裹足，禁止穿耳朵戴耳环；(3）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4）反对土豪劣绅纳妾，妇女不做男子的附属品；(5）禁止带童养媳和婢女；(6）禁止堂班；(7）反对虐待妇女。县女界联合会成立后，委员们分头到各区乡帮助建立各级妇女组织。在她们的努力下，妇女工作得到了广大妇女的拥护和支持，全县14个区、127个乡很快都相继成立了女界联合会，全县妇女几乎都加入了女界联合会，会员达10万余众。广大妇女在各级妇女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掀起了妇女运动的高潮：除掉恶习剪发放足蓄发缠足是封建社会禁锢妇女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是缠足，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五四运动以来，何善玉、刘善淑等曾经开展过剪发放足的工作。县女联合会成立后，把动员妇女剪发放足放到重要议事日程。首先是召开妇女动员大会，并请县委书记陈芬到会作动员报告。动员大会后，县女界联合会组织了10多个剪发小组，在全城大街小巷做宣传教育工作。当时还编了一首歌谣教育和动员大家：“大脚走路稳当又大方，小脚走路摸壁又扶墙，梳头裹足去了大半天，你看麻烦不麻烦。若为革命故，剪发放足快快干。”通过宣传发动，城区一般妇女都不再缠足，但有部分妇女对剪发却仍有顾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消除封建思想，使剪发放足工作顺利展开，何善玉首先设法做通城区正一街一位有名望、但封建思想很严重的廖老先生的思想工作，使廖家两个女儿高兴地剪掉了长发。接着，女界联合会以廖家为例，在城乡广泛进行宣传发动。仅仅几天的时间，郴州城区的妇女绝大多数都剪了发。农村的剪发放足运动也开展得非常火热。
  由于数千年封建思想在人民头脑里根深蒂固，有少数思想守旧者对剪发放足仍然接受不了。加上个别干部操之过急，见到长发就剪，这就给土豪劣绅和反动地主破坏革命找到了“把柄”。有一天，何善玉带着几名妇女干部到城郊桐梓坪搞宣传发动。反动地主崔廷弼见后，立即纠集土豪劣绅崔廷彦等人大骂何善玉，并煽动部分落后农民捆绑殴打何善玉。县党组织闻讯后，立即来人并调派国民革命军驻郴部队进行保护，当场揭穿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说服教育落后农民。事后，县委敦促国民党县党部给何善玉披红挂彩，坐花轿游行，同时将崔廷弼等三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这样一来，树立了妇女干部的威信，打掉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推动了妇女工作向前发展。
  破除封建礼教倡导婚姻自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制度，严重地束缚和摧残着妇女，无情剥夺了妇女平等自由的权利。各级女界联合会成立后，教育广大妇女要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争取男女平等。妇女们都把女界联合会当成是自己的“娘家＇’，有心里话都找妇女干部倾诉。特别是一些受丈夫、婆婆虐待的妇女和受主人迫害的婢女，都来女界联合会进行投诉，要求给自己撑腰、作主。妇女干部总是热情接待这些来访的妇女们，耐心倾听她们的诉求，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开展工作。对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响，有虐待妇女行为的男人，妇女干部登门说服教育，进行批评。对一贯欺压凌辱女性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则进行坚决的斗争。女界联合会还大力宣传婚姻自主、婚事新办的新风尚，并首先从妇女干部自身做起。县女界联合会宣传委员刘善淑与县委宣传委员李一鼎结婚时，抛弃陈规陋习，不坐花轿，不办酒席，只邀请少数亲朋好友开了个简单的茶会。在她们的宣传带动下，不少干部群众在结婚时都主动实行婚事新办。
  禁止堂班革除娼妓当时郴州城的妓女院主要集中于乌石矶、干城街一带，约有a妓200多人。此外，农村的良田、栖凤渡、华塘、五里牌、瓦窑坪等集镇也有妓女院。这些妓女都是外县市来的贫困人家妇女。女界联合会成立后，迅速在全县城乡开展禁娼工作：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宣传县农民协会的命令和女界联合会的号召；勒令鸨母自行关闭撤掉妓院；教育妓女改邪归正，回家生产，自食其力，并给无路费回家的妓女发放路费。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妓女院基本上都自行关闭了。但也有极少数的鸨母顽固不化。如城区河街的鸨母邱氏，对县农民协会的命令和女界联合会的动员置若罔闻，照常开门接客。何善玉、杨晓芝等知道后，立即将鸨母邱氏抓起来游街示众，查封了她的妓女院，遣散了所有妓女。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打击顽固老鸨，查封妓女院，全县城乡的妓女院很快就全部关闭了。
  大革命时期的郴县妇女运动革除了封建观念，解放了劳动妇女，带来了社会新风，推动着郴县大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四、开办农工运动讲习所
  1926年冬，郴县的农工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茶。农民运动以暴风骤雨之势，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地主，砸掉了千年来禁锢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工人阶级为争取提高政治地位和经济合法权益，与帝国主义和反动资本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各群众团体纷纷加入农工运动，配合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全县的革命形势不断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大好形势下，为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我党必须培养一批有思想政治觉悟、有文化知识和有军事才能的革命千部。是年底，中共郴县县委决定，由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联合开办农工运动讲习所。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27年3月，郴县农工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校址设在当时的县甲种师范学校内的橘井观（今市一中）。校长黄体巽，为当时郴县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教师共有10余人，县农会委员长曾子刚、总工会委员长李翼云经常来讲习所亲自讲课。学员大部分是由原郴县甲种师范的学生转过来的，另外还新招考一部分优秀青年，一共280人。所学课程主要分政治、军事两类：政治课主要学习农工运动有关知识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著作；军事课程是学习和操练步兵操典、瞄靶射击、投弹刺杀等。除此之外还开设了副课，如群工课、游艺课等，主要是培养学员的才艺和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讲习所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一律身着灰色军装，打绑腿，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制定有严格的校纪校规及行为准则，学员如有违犯将受到严厉处分。
  讲习所办了两个月后，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讲习所被迫停办，全体学员被分派到革命斗争的前线从事宣传工作。
  第四节 大革命在郴县的失败
  一、“马日事变”后的大屠杀
  1927年4月，正当郴县的工农运动方兴未艾，向着土地革命纵深发展，部分农村即将实行分田运动的时候，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湖南反动军官许克祥受何键指使，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由于郴县的工农革命运动触动了反动势力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与仇视，他们伺机进行反扑与报复。“马日事变”后，郴县的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及反动分子立即遥相呼应，进行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勾结反动军阀，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石头也要过三刀！”，疯狂镇压革命，捕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仁人志士。
  1927年5月28日，反动分子廖镜庭、罗东之、张云龙、向大凡、张昱等20余人，在郴州城东沙洲陈龙家里召开“应变会”，响应蒋介石“‘立国保党”的“号召”，成立郴县清党委员会，恢复县挨户团。并进行分工：张昱赴长沙请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军队来郴县；罗东之负责联络和发动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反动分子；廖镜庭负责组织挨户团，策划反革命暴乱。接着在各区组织建立清党委员会、挨户团和区董会、警察所、乡公所等反动机构，在各个村建立自卫队、守望队等。
  6月，湖南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彭国钧、仇鳌、肖亦鲲等恢复湖南省反革命政权，组织成立“救党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政府，服从蒋介石命令，并通令恢复全省的国防武装及都团组织。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八军一师三团第三营营长陈铁侠率一个营的兵力进驻郴县。中共郴县县委按照上级下达的指示，不得已执行陈独秀“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决定”的错误命令，解散了农民武装，将农民自卫队的200多条枪支交给了陈部。党组织被迫转移地下活动。
  是月，反动派在湖南全省组织开展“清共清乡”反革命行动，大量通缉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湖南省反动政府分两批通缉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第一批通缉的名单中郴县有9人：孙开球、曾子刚、李一鼎、胡世俭、曹廉、邝珠权、何善玉、李仁焕（国民党员）、鲁荡平。稍后又通缉了黄传凤等2人。第二批中郴县被通缉的有42人，他们是：李固、贺益生、李才佳、曾子彬、廖昭福、周庆源、陈耀庭、萧光球、陈奇、邓允庭、陈继裳、谢安世、李成林、白海珊、罗海洲、杨名华、曾达生、俞学瞻、罗子贞、李绍禹、李必笑、谢换文、伍业进、李升卿、彭学程、张继武、何仰芝等。郴县反动派将全县692名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进步人士编人黑名单，在各地张榜通缉，展开搜山围屋，昼夜抓捕。甚至连与共产党员有过联系或来往的普通群众也不放过，妄图将革命者斩尽杀绝。
  反动派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对捕获的革命者施以各种酷刑，如坐老虎凳、下雷公尖、灌辣椒水、烙红铁等，有的甚至“点天灯”（用锦絮裹着人淋油焚烧）、挖眼割舌、剁指断肢、开膛剜心。县清党委员会将五里牌共产党员李道担杀害后，将心、肝、脾、肺用茶油炸成下酒菜。其手段极其残忍，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反动派为了达到镇压革命、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目的，竟然四处造谣诬蔑共产党是“土匪”，将县、区、乡干部定为“大暴徒”，将村干部定为“小暴徒＇’，以掩盖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杀人如麻的罪恶行径。栖凤渡农会委员长李固被定为“大暴徒”，反动派将其抓住后押送至县城候斩，农会组织数百名群众进城劫杀场。而县清党委员会组织反动武装阻拦，在马家坪打死农民37人。同时谎称设置了5个刑场，使农民真假难辩，营救未能成功。敌人杀害李固后，将其首级割下，装人铁丝笼内，挂在栖凤渡圩场的戏台上示众三日，不准收尸。永丰区农会委员长曹北煌也被定为“大暴徒”罪名，反动派抓住他以后捆住他的手脚，然后用火活活将他烧死。
  反动派不仅疯狂地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仁人志士，还放火焚烧其所在的村庄。县挨户团团长黄孝球带领人马，围住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的老家良田胡家湾，将全村男女老少39人全部赶到村前禾坪上，全部斩杀后放火烧掉了这个村庄。秀贤区清水塘村是共产党员李翼云、李才佳的家乡，反动派说这个村子是“土匪窝”。在7月的一个晚上，敌人重兵围住村子，首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放火烧屋，致使全村男女老少无一幸存，整个村庄顿时变成了一片瓦砾场，令人惨不忍睹。
  短短的几个月里，郴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有368名，无辜群众达1600多人（其中仅良田就有300多人被害），被毁灭的村庄8个。郴县被沦为人间地狱。
  二、郴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马日事变”后，郴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运动，血腥屠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仁人志士。郴县中共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移地下。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湖南省军事特派员朱瑛、郴县共青团组织委员兼县儿童团团长廖昭福、7个区委书记、18个农会委员长均惨遭杀害，凡是村以上干部的共产党员都是枪杀的对象。全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达368名。此外，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女界联合会、特别法庭等机构被取缔，甚至连设施和物品都被反动军队洗劫一空或毁坏。各区乡农民协会均被强行解散。牖民学校、农工运动讲习所等各种进步学校被迫停办，其他群众团体组织无法开展活动，就连国共合作机构国民党郴县党部也受到冲击。郴县的农工运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革命陷入低潮。但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大革命时期，郴县兴起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运动，是中共郴县组织建立后组织领导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斗争。
  在这个时期，中共郴县地方组织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基层组织、壮大党员队伍的同时，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郴县地方组织；积极发展和建立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等群团组织，调动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建立自己的地方武装，与地方封建势力、宗法思想及各种恶习开展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历史性和阶段性的成果。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削弱和动摇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在郴县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时期郴县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给郴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动摇和震撼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基础；同时，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郴县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锻炼，为党组织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郴县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由胜利急剧地转向失败，其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方、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人民革命运动，使这场大革命阶级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敌强我弱的根本性的变化。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的力量，比工农阶级联合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在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大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表现出很大动摇。中共郴县组织虽然建立了工人、农民纠察队，但人数少，武器多数是梭镖、大刀、鸟铳，县工农武装人员分散，也未经正式严格的军事训练，枪支弹药少，装备差，没有打过实战，缺乏作战经验和军事指挥人才，其战斗力无法抵抗国民党右派指挥的正规军，这是郴县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大革命时期，中共郴县组织与全国党组织一样，正处于年幼时期。这个时期的党组织，还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了解的党。”因此，在革命胜利发展时，对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加之没有及时纠正在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左”和过激的错误做法，使国民党右派找到了破坏国共合作、镇压工农运动的借口。特别是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往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中共郴县县委按照上级下达的指示，不得已执行陈独秀“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决定”的错误命令，解散了农民武装，将农民自卫队的200多条枪交给了驻郴县的国民党第八军一师三团三营营长陈铁侠，郴县党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面对敌人的屠杀，便毫无抵抗之力。这是郴县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郴县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