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五四运动前夕郴县的社会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间尤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著称。辛亥革命旨在推翻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只是推翻了封建帝制，并没有消灭封建制度，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郴县地处湘南，近邻广东，扼湘粤“咽喉”，是湘南重镇和交通枢纽。境内矿产和林木资源极其丰富，为一方富庶之地。但是，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郴县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也日益加重。
  19世纪末，随着广州、长沙的开埠，帝国主义列强将“洋火”、“洋油”、“洋布”、“洋伞”、“洋铁桶”等一系列洋货输入郴县，使郴县市场大量充斥洋货。列强通过输入洋货，从郴县人民手中掠取滚滚财源，把郴县地方民族工业排挤得难以生存。除此以外，英、美、日、法、德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大肆掠夺郴县的矿产资源，在东坡、铁坑、水湖里等地开办矿业。1908年，德国与买办资本家在瑶林金船塘设立保湘公司，大量开采磺砂。帝国主义列强还不断加强掠夺，将商办的柴山里铜矿、柿竹园磺矿、安源锡矿等矿山收买兼并，每年从郴县掠走大量财富。
  帝国主义列强在郴县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进行文化侵略。美国传教士在栖凤渡办了一所“福音堂”，每逢圩日便进行传教活动。在县城开办带殖民地色彩的“爱华小学”、“新华小学”，招收适龄儿童入学，并给信徒子弟享有“免费读书”的“恩赐”。此外，还在城里办有“惠爱医院”、“淑女医院”、孤儿院等所谓的惠民机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假象和表面的仁慈蒙蔽广大人民群众，以实现其文化侵略的目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蜂起，混战不休，郴县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战的主战场之一。“炮火一响，百姓遭殃”，郴县城乡被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军队要扩军，就在老百姓中四处抓壮丁；士兵要吃饭，就向老百姓派粮派款，一旦征派不到，就到老百姓家里搜查抢劫。
  军阀政府横征暴敛，是郴县人民另一灾难。民国初期，赋税基本沿袭清制。军阀混战年间，郴县田赋加重，每额正饷为白银四两，另外加征田赋、军事特捐、亩捐、学捐、路服捐、农村保护捐等。北洋军阀在全县各团、保、甲都设立征收处，各征收处的胥吏催逼农民缴纳田赋。除此以外，还有印花税、烟酒税、屠宰税、猪税、牛税、鱼税、蛋税、竹木税等等，多如牛毛。栖凤渡大地主陈可庭与军阀官僚狼狈为奸，在郴宜交界处折岭设立税卡，敲诈人民。所有商人、小贩、赶圩的老百姓，路经厘卡无不纳税，即使空手过卡，也要交纳“过路税”。不少农民因纳税不起而自杀，有的甚至被抓去活活打死。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加剧了农村经济的凋零，增加了人民群众生活的痛苦。
  郴县的广大农民，还要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
  土地问题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斗争的焦点。在郴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仍为封建所有制，各阶层占有的土地悬殊很大。清末民初，约占农村总人口7％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面积的40%；占农村总人口60％的贫雇农，仅占有耕地6%，地主阶级凭借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
  一是地租剥削 封建地主把土地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残酷地盘剥农民，将地租定为“四六开”（即收割的粮食佃农得四成，地主得六成）。最低也不过“对半开”。良田、五里牌等地方则高达“三七开”。由于高额的地租，许多农民终年不得温饱，有的甚至放下禾镰就缺粮。郴县农村曾流传一首《镰刀谣》，道尽了地租剥削的灾祸和广大农民的心酸：
  禾镶刀，亮又亮，
  镰刀下田米谷香。
  有刀无田空欢喜，
  佃家不香东家香。
  禾镰刀，弯又弯，
  五黄六月割禾忙。
  割得穷人肠子断，
  割得富人谷满仓。
  禾镰刀，扁又扁，
  七月八月挂壁堂。
  石石新谷不进屋，
  眼泪汪汪煮米汤。
  二是高利贷剥削 农民由于无地少粮，每到年关和青黄不接的时候便普遍缺粮。地主则趁机放高利贷。当时郴县农村借贷利率一般为6%-8%，但到青黄不接时要抬到“对本对利”（即借一石还二石）。栖凤渡地区的地主普遍抬到“大加三”（借一石还三石）。如逢灾荒之年则更残酷，实行“大加十”（借一石还十石）。许多农民由于还不起高利贷，最后落得田土被地主霸占。农民明知高利贷狠毒至极，但为了活命，也不得不饮鸩止渴。栖凤渡东头农民李邦贵，借了地主李安庭一斗米，到年底强迫他还一石谷。李邦贵不从，李安庭便强行将李邦贵的一口秧塘霸占。李邦贵不服，一气之下告到乡政府，反而被李安庭用金钱买通的乡丁毒打得半死。
  三是杂费剥削 封建地主还挖空心思，巧立各种名目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栖凤渡一带的地主规定农民租地时要遵守六条：一、租地之前要交“批金”，否则不租；二、虫灾、旱灾、水灾、人祸都不减租金；三、稻谷刚泛黄时地主来看禾，佃家要请“看禾酒”；四、佃家在田里养了鱼要交鱼租，田垄上种了豆要交豆租，田里割了稻草要交稻草租；五、逢年过节，佃家要给东家送礼请安；六、红白喜事，佃家要给东家帮工。良田大地主陈治奎更为奸窄，家中制有“双层斗”，收租时抽掉上层底，借出时卡进下层底，收借之间一斗相差六七斤谷。有的地主还制有“活秤砣”，秤砣底下钻个孔，称出时孔是空的，称进时孔里塞块铅，百斤以上的货物一次要相差三、四斤。这样，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粮食，被地主左盘右剥，七折八扣，已是所剩无几了。
  劳动人民除了深受民族压迫、封建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封建政权和宗法思想的统治。县政权由县知事、县团总独揽，乡村政权由土豪劣绅掌管。“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当时的写照。
  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严重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导致了郴县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郴县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兴起与发展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五四运动中郴县的反帝爱国斗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各地。
  郴县的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热烈响应，积极投身于这场反帝爱国的斗争。5月30日，学生们成立“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组织发动郴县各界人士在郴城文庙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强烈呼吁“废止二十一条”，号召全县人民参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数千学生和群众参加了大会。学生们的演讲慷慨激昂，参会的民众群情激愤，整个会场一片沸腾，大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与日本断绝通商！”“振兴中华！”等口号。有的学生和群众还当场把身上的毛线衣、礼帽等日货脱掉烧毁，以表达反帝爱国之情。会后，“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率领青年学生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示威，并通电北京、上海、广东学生联合救国团和留日学生救国团及各报馆，表明其宗旨是要“务达还我青岛目的”。并诚恳地说：“郴处边隅，见闻闭滞，诸公热心爱国，智勇深沉，祈赐良策以匡不逮……”。使影响达海内外。
  在“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的积极带领和推动下，郴县的反帝爱国斗争很快开展起来。6月10日，“郴县维持国货会”成立，并与“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联名通电长沙总工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等团体，抗议日、美、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烈要求抵制洋货，维持国货。通电全文如下：
  青岛交涉失败，日人益肆狡谋，国家存亡，千钧一发，凡有血气靡不切齿痛恨，爱于阳日在郴州文庙联合各届召开国民大会，到者五千余人，群情愤激，誓死不用日货，以为抵制，务期一致进行，坚持到底，绝其来源，国家幸甚。
  郴州学生联合救国团维持国货会 公叩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
  接着，“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组织成立检查团，分头到各店铺、码头检查日货。一经发现，当即销毁。并责令店铺不得销售日货，劝阻码头工人不得搬运日货。全县城乡一时掀起抵制日货、维持国货的热潮。
  1920年2月，何叔衡率领驱张（张敬尧）代表团来到郴县，领导郴州地区各县开展驱张运动。“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等组织向广大群众揭露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罪行，有力地援助了驱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