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明、清时期，郴县为郴州直隶州直辖，学务行政事宜由州儒学署管理。
  民国2年（1913），复置郴县，县知事公署设第三科，主管全县教育工作。民国5年，设郴县劝学所，履行第三科职责，并实施劝学制，至民国15年，县劝学所有所长1人、劝学员3～5人，以劝导学龄儿童入学率高低，界定其工作优劣。民国16年，改县劝学所为县教育局，配副局长1人、办事员5人。实施督学制，督促基层办理县政府交办的教育行政事宜，并巡视和指导区乡教学工作。民国21年，县教育局配局长、副局长、课长、督学、保员、产款经理各1人，雇员2人。这种机构编制，沿用至解放前夕。
  1949年冬～1965年，县人民政府下设教育科或文教科，配员5～9人，设教研、扫盲、教学辅导等股室。1966年夏，机构瘫痪。1968年9月，县教育科被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教育组所取代。1971年12月，撤销该组，成立郴县教育局，下设办公、政工、扫盲、教学辅导等股室，全局9人。1978年，增设电教仪器站和勤工俭学管理站，全局33人。1983年，按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配备干部，调整机构，设办公、人事、计财、普教、教研、电教、仪器、勤工俭学、工农教育、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成人招生办、自学考试办、工会、纪律检查组等14个股（站、室），人员44名。1986年9月，改县教育局为县教育委员会，由常务副县长兼主任，配副主任5名，委员会由县计委、财政、税务、工商、供销、物资、科技、卫生、农业、粮食、公安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并增设职教、督导两个股室；1988年，教委机关共72人。县教育科（局、委），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各时期教育方针、政策和各种法规；制订和实施全县教育发展规划；调整学校布局；管理教职工配备、有关人事任免、师资培训、职称评聘、教研教改、自学考试、监督指导、经费使用等具体事宜。
  区、乡镇（公社）教育管理机构，1949年冬～1955年，区政府配文教助理员，主管本区教育行政，区中心完小代管本区小学教学计划、总结、鉴定、教师学习等业务工作。
  1956～1965年，乡镇（公社）设学委会，主管本乡镇（公社）教育行政和业务。1966年夏～1971年，各公社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72～1988年，公社（乡镇）设学区，管本公社（乡镇）教育。1956～1988年，乡镇（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兼管当地教育领导工作，以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
  第二节 管理体制
  清代教育，官促民办。境内民众，自行聘师，兴办私塾。8所书院，民立5所，官立3所。境内地方岁考由州儒学署主持，从各私塾中选拔生徒，入州学深造。书院无论官立民立，均须报省提学道批准，不得自行聘师设院。清末废书院改学堂，官立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由省学务处管理，初等小学堂由州学务部门管理。
  民国时期，办学承清制。民国18年（1929），全县128所小学，私立82所，占64%，居全省第17位。民国29年起，实施国民教育，公立学校逐渐增多，但私立学校仍为数不少。民国35年，全县330所小学，私立113所；5所中学，私立4所；职业学校绝大多数为私立。学校立案、学生学籍、毕业证验发等事项，小学由县政府管理，中等学校由省教育厅管理。乡镇国民中心学校校长，由县政府派任；保国民学校校长，由保长或推荐地方人士担任；中等学校校长，由县政府推荐，报省教育厅批任；驻县省立三师，直接由省管理。实行视学制，县教育局设督学员，配合省督学开展视察，督促各校执行教育政策法规，评定办学优劣。
  新中国建立后，废除旧的管理体制，实行教育统筹，学校公办，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并起用部分民办教师，充实师资力量。
  1950年起，县人民政府陆续接管旧学校，统一配备教职工，选派有文化的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担任中学、高小、完小校长，实行校长负责制，民主管理校务。县文教科管理全县教育，区文教助理员管本区教育行政，区中心完小代管本区教学业务。1954年起，学校（一校或几校联合）始建中共支部，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点中学校长，须报省教育厅批准，一般中学校长，报地区批任，中学教导主任及高小、完小校长由县任命。
  1956年起，全县教育由县乡两级管理，乡设学委会，主管本乡教育。1958年起，分县、公社两级管理。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兼管本社教育领导工作，学委会经办各项具体事宜。中学校长由县任命，高小、完小校长由公社任命。1968～1971年，县城学校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各公社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局面混乱不堪。1972年起，县教育局主管全县教育，公社学区主管本社教育，公社党委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其工作由宣传委员分管。这种形式沿用至80年代初。
  1984年起，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简称“三·二”体制。即县学县办、乡学乡办、村学村办，县教育局（委）主管全县教育，乡（镇）学区主管本乡（镇）及所属村的教育，乡（镇）党委加强对当地教育的领导，宣传委员兼管其具体工作。并允许私人办学。推行“三·二”体制，使教育管理走向规范化，形成县办高中、完全中学、职业中专、农民中专；乡（镇）办初中、中心完小；村办初小或几村联合办完小的格局。教育经费得到补充，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5年，全县基本消灭危房校舍，并实现初等教育普及。
  1986年起，各乡（镇）、村开始创建规范化、标准化学校。至1988年，小学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生合格率、小学普及率分别为99.3%、98.4%、95.2%、99.1；全县投入了大量建校资金，新建改建大批校舍，办学条件越来越好。
  第三节 教研教改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罗辉山、何广林等人创办舆算学会，研究天地测绘、制器革物、算学等学科，“力求变革学风”，“略去虚文，专求实际，平居请学，互相切磋”。是境内最早的教学科研活动。
  民国2年（1913），郴县始建教育学会，有会员60人，提倡循循善诱，不用体罚。民国10年，始在师范和小学推行字母注音识字法，各学校逐步使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方法，开展启发式、自动主义教学实验。民国21年，推行会考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省会考，小学毕业生参加全县会考。至民国32年，共举办15届。
  1951年，在全县推行苏联《凯洛夫教育学》，按“自觉、直观、系统、巩固、可接受性”五个原则和“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五个环节教学，并实行五级记分（3分及格）法。各中学、中心完小相继成立教研组，建立集体备课、听课和观摩教学制度。1956年，县文教科设教育科学研究室，主要加强小学教学研究和指导。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贯彻上级“要从根本上改革教育旧秩序，彻底改革旧的教材和教学内容”的指示，增加劳动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下期，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停课1个月，大炼钢铁。教学秩序和教研工作受到冲击。1960年，按“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原则实施教改，推行“双高课”（高速度、高质量）教学，对原教材加以砍、换、补、合，10～30节课并为1节课讲授，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中学5年，三、二分段。基础知识教育被削弱。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方针，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以课堂教学为主，并加强课外辅导。1962年8月，县文教科教研室创办《郴县教学研究》季刊，推广先进教法。1966年夏～1967年夏，停课闹革命，教研活动中断。1967年秋，复课闹革命，按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缩短学制，简化课程，以“阶级斗争为纲”选编教材；实行开门办学，要求师生在劳动中受教育，请工农兵进学校讲课；批判师道尊严，“反潮流”、“交白卷”等思想泛滥，以致取消统考招生制度，实行开卷考试，推荐升学。政治压倒一切，文化科学知识教育被严重忽视，这种局面延续至1976年。
  1977年起，逐渐恢复教学秩序和教研活动。是年，在塘溪、栖凤渡、板桥、新市等公社举力、电化教学培训班，自制幻灯片2120套，用于课堂教学，增强直观性。1978年，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拨乱反正，把教育工作重点转到教学上来，执行教育部《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按照“以教材为主，以课堂教学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原则教学，各学校陆续恢复教研组。1980年，县教育局、各公社学区均设教学辅导站，组织全县教师在良田、板桥等地开展集体教研活动，交流经验，提高水平。1981年，在华塘、栖凤渡等中心完小开展“三算（笔算、口算、珠算）结合”、“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等教改实验，学生计算和识字水平显著提高。全县已有66所中小学开展电化教学，有幻灯机、电唱机、录音机、电影机等电教设备181台（套），上电教课2197节，在初中语文、物理、地理、生物及小学语文、数学、科学常识七科教学中收到良好效果。1982年，黄克易、周仁令编出《初中毕业辅导资料》，在全区推广应用。1984年，县人民政府为全县中学、中心完小配备彩色电视机、放相机，全面推广电化教学。1985年，使用教改实验教材。县一中黄楚杰撰写的《关于初中植物学实验教学的认识和体会》一文，获中国生物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论文奖。1986年，成立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7个教学研究会。
  县一中李会湘采用预习——课堂提问——课堂解答三步教法，进行初中数学教改实验，全班61名学生参加地区会考，人平95.2分；邓加华参加全国初中数学竞赛，获二等奖；吴扬茂采用快速作文教法，进行教改实验，全班63名学生，能在20分钟内完成千余字的记叙文。1987年，中南六省农村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教学现场会在郴县召开。1988年，郴县被列为全国“燎原计划”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
  第四节 政治工作
  清代，郴州学宫内置卧碑，上刻顺治九年（1652）钦颁学规文，其内容为：忠君、修身、齐家、敬师、不词讼、不营私、不议论朝廷、不结盟结社八条，训诫生员“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维护帝王政权和封建礼教。境内各私塾书院，亦以此为施教宗旨。晚清废科举，学堂思想教育仍不离其宗。
  民国2年（1913），郴县各学校按南京临时政府“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以美感教育完成道德”的方针，开展思想教育。民国6年执行教育部训令，禁止学生参加政党、议论政治、干涉校务。民国8年后，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县内进步教师常结合有关教材，向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民国15年，中央教育行政扩大会议制订《厉行党化教育计划》，推行党化教育，民国17年改称“三民主义教育”。为使计划得以实施，陆续颁布一些条例、章程，规定以“礼、义、廉、耻”为校训；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学生守则；开设党义课（后称公民课），以鼓吹“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为授课内容，向学生灌输“忠于三民主义”，“忠于党国”的思想。并实行政治检查制度，钳制师生言行，违者严惩不殆。民国30年起，县党部、三青团分部在各学校大肆发展组织。中学配有导师，劝导师生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并设军训课，配备军事教官，将初中学生组成童子军，进行严格训练，对高中学生直接开展军训，鼓吹“勘乱救国”之道，以维护其反动统治。进步师生仍冲破种种禁锢，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20～40年代，县城师生先后开展声援“五卅运动”，抵制英日商货，宣传抗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一系列革命斗争。
  1950～1952年，全县各学校相继建立健全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广大师生捐献钱物，支援前线；积极参加拥军优属活动；中学生踊跃参军参干。1953年起，执行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暂行规定（草案），“对学生施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各学校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活动，加强道德教育。学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人物，争做“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蔚然成风。1954年起，逐步建立健全学校党支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领导。1957年起，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开展理想前途教育，启发高小、中学毕业生正确对待升学，“一颗红心，两种打算”。鼓励全心全意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8年，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以“红”与“专”关系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政治挂帅，提倡知识分子劳动化，盲目增加劳动时间，严重影响课堂教学。1960～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全县各学校开展访“三老”（即访问老红军、老贫农、老党员）、写“三史”（即写村史、家史、校史）、忆苦思甜等活动，提高师生政治思想觉悟，战胜困难。1963～1965年，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教育。全县各校开展学解放军、学雷锋、学焦裕禄活动，弘扬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建立学雷锋小组千余个，先进人物、模范事迹层出不穷，出现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风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坚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鼓吹“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批判代替政治课。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鼓励学生交白卷、反潮流，校风校纪遭破坏，学业被荒废，师生受害非浅。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县委、县人民政府加强各学校党、团、队组织建设，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做好事”活动，进行纪律教育，校风校纪明显好转。1979年，执行教育部修订的学生守则，开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全县各学校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教学和各项管理工作中，尊师重教、尊师爱生、重视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的良好风尚逐渐形成。1981年起，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即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卫生、讲秩序；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学习雷锋、创三好”成为广大师生的自觉行动。下鲁塘完小师生经常为当地敬老院挑水洗衣，义务照顾孤寡老人，被传为佳话。春节、“八·一”期间，许多学生向前线部队和当地驻军写慰问信，助人为乐之事不胜枚举。1985年起，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全县各学校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作为政治思想工作重点，举办“读书会”、“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创文明学校”、“创文明班级”等活动，开展理想、情操和法制教育，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继承革命传统，政治思想工作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广大师生从中受到深刻教育。至1988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管理正规，秩序井然，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是年，全县师生向遭受洪灾的岳阳县捐献救灾款1.87万元、粮票1.6万公斤，县一中师生向南县一中捐款1142元、粮票2170公斤、衣服52件，支援灾区师生恢复正常教学。
  第五节 经费设备
  一、教育经费
  晚清，官立学堂由官府置田土、山林、铺宇等不动产，每年从中收租，以作教育经费；民立、私立学堂，由办学者置不动产。此外，各学堂还从学生所交学费中提取部分资金转入不动产，使其产业不断扩大，以补充教育经费不足。光绪三十二年（1906），提取额为：初等小学，学生每月银元0.3元；高等小学0.6元；中学1～2元。还有民众和社会团体捐资，亦转为不动产。是年，境内各学堂共有不动产租谷25947石，折银元6.58万元。
  民国时期，县政府接管晚清遗留校产租谷5000多石（年收租量）；晚清办的各私立、民立学校校产相承；新办的私立、民立学校，其常备教育经费的筹积方式与晚清同。并且县内捐资兴教者众。民国10～35年（1921～1946），县内众多捐资兴教者中，受到教育部奖励的有2人，其中捐稻谷百石者1人，捐法币万元者1人；受到省政府奖励者10人，其中捐银元千元者2人，捐银元1100元者1人，捐田者7人，所捐田亩折年租谷合计406.5石，其中最多的78石，最少的31石；由地方树碑立传的1人，捐田折年租谷百石。民国25年，省政府颁布《补助私立学校暂行规程》，对办学成绩突出的各级私立学校给予补助。民国29年底，全县各私立学校共获省政府补助费34.5万元。民国36年，全县8乡1镇的所属学校，校产合计有：水田折年租谷27298石、铺宇24间以及年产600斤茶油的油茶林。
  凡校产均由所属学校支配。县财政历年有教育经费支出，其情况详见《财政篇》。其经费由县教育科统一支配。民国时期教育经费来源虽广，但多数年份入不敷出。
  新中国建立后，教育经费有县财政拨款、上级追加补助、农村集体和企事业单位投资、群众集资、勤工俭学收入提成等项。1953～1988年，县财政历年支出教育经费一般占总支出（不含上解）的25～30%。其中，1953年为76.52万元，占是年财政总支出的55.3%，1988年为599.9万元，占是年财政总支出的27.7%，其金额是1953年的7.8倍。群众集资，1954～1958年，5年累计为6.76万元，1984～1988年，5年累计为431.8万元，是前个5年群众集资的63.9倍。勤工俭学收入提成，1980～1988年，累计为610.7万元。1984年起，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统筹安排，统一管理的办学体制，乡（镇）、村所属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由乡（镇）财政和村集体收入中支出。部队、厂矿学校经费自筹，未办学校者，就近投资，其子弟就近入学。1984～1988年。全县乡镇财政支出教育经费1117.3万元，占同时期乡镇财政总收入的75%；村集体投资249.2万元；驻县部队与厂矿单位向驻地乡、村投资共200多万元。80年代，有港、澳、台胞和华侨捐资兴教。1987年，成立郴县侨联教育奖励基金会，至1988年，捐资者共35人，捐献人民币5.388万元。
  二、教学设备
  晚清，私塾学生需自备桌椅，中小学堂图书、仪器及运动器材极少，教学设备十分简陋。民国时期，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设备最好的当数第七联合中学。民国19年（1930），该校添置图书价值为260元，添置仪器价值为290元，民国35年，有理化教学仪器93件、实验药品49种、图书943册。小学教学设备状况近似晚清，改善不大。
  50年代末，全县学校的课桌椅、黑板、床铺等用具基本换新。1962年，全县各类学校有理化、生物等教学仪器共4816件，价值2.6万元；实验药品107种，价值4000多元；图书1.26万册，价值1.4万元。1966～1967年停课“闹革命”，绝大部分教学设备被毁。
  1968年复课，课桌奇缺，图书一空，实验演示不能开课。1972年发动师生自制教具。1973年举办首届自制教具展览，展出各类自制教具3663件，价值1.05万元，至1982年添置各类仪器总价值12.7万元。其资金源于国家资助、乡（镇）村集资、勤工俭学提成和学生交纳等方面。1984年扩大电化教学，县财政拨款24万元，为各中学、中心完小购置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电唱机等电教设备。1988年，全县各类学校中有实验楼1栋（面积1700平方米）、仪器室70间、实验室50间（总面积5500多平方米）、地面卫星接受站1座、各种仪器柜640个、录相机33台、监视器34台、电影机1台、微电脑10套、投影仪3台、录音机252台、幻灯机150台、幻灯教材1092套、教学录相带621盒、教学录音带817盒。电教仪器总价值121.6万元。其他教具、仪器、运动场地、普通体育器材基本齐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