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郴县历来为郡、府、州治地，且为湖广要道，商业发展较早。明代，以圩场集市贸易为主的商业日趋兴盛。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后，海禁大开，湘南的农副土特产品，在此集散；粤盐、京广百货及舶来品亦在此转销，郴州成为商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日往返于郴州至宜章大道的骡马逾千，挑夫不下万人。郴江郴州码头出入的商船日达三、四十艘，沿河一带，设盐行、粮行、油行、土产行等行店栈数十间，其时，“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辟为对外口岸后，昔日由郴州转运广东的土特产和输入的洋货，大都易道北向，境内商业一度衰落。
  民国元年（1912）7月，郴州成立商会，致力发展商业。各客帮先后成立会馆，江西、广东、广西三省及省内衡阳、耒阳、祁阳、邵阳等地客商至郴经商者益多，商业渐次复苏。民国17年，衡郴公路通车后，县城逐步成为湘南日用工业品和土特产品的汇集中心市场。民国18年，郴县城关经核准备案的同业公会有盐业、屠业、纸张业、磨坊业、米业、烟业、旅馆业、瓷铁业、南货业、百货业、汤点业等11个同业公会，会员432家。民国21年，全县有商店996家，资本19.29万元（银元）。抗日战争期间，湖南省部分党政军机关、学校迁入境内，沦陷区商人亦逃难至郴经商，郴县商业贸易一度出现战时畸形繁荣。民国32年，大小商店摊贩达千户。民国34年1月，　日军犯境，郴城沦陷，商民逃离，市场一片萧条。抗战胜利后，商业逐渐恢复。民国36年，县城商店1056家，年营业额达6184亿元（法币）。之后，受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影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店倒闭。民国38年，县城商店减至819家，且半开半停，商品奇缺，市场萧条。
  新中国建立初，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并保护私营商业的合法经营。1953年，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对生猪实行派购。1956年，基本完成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私合营商业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少数保持个体经营的也归口国营商业或供销社管理，实行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全县商业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1957年，全县购销网点2197个，从业人员2956人。每千人拥有网点10.9个，从业人员14.7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97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753万元。
  1958年，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商业和部分合作店组并入国营商业；同时，全县撤并294个网点，下放564名商业人员，关闭大部分集市贸易，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
  1959年，县城归郴州市辖，县商业市场缩小。1960、1961年，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工业减产，商品货源减少，猪肉、棉布、胶鞋等主要消费品零售量大幅度下降。1962年起，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供销合作社，部分合作商店（小组）退出供销社重新经营，陆续开放集贸市场，商业贸易日渐好转。1 9 6 5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 3 9 3 万元，比1 9 5 7 年增长2 7 %，年平均递增3.0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7 9 1 万元，比1 9 57 年增长5%。
  “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撤并网点，下放人员，取缔私商小贩，关闭部分集贸市场，商品流通受阻。1 9 7 5 年，配备专职人员，出资聘请经济作物技术员，加强生产培植，并积极组织农药、化肥和优良农、畜种苗供应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同时，供销社在农村发展代购代销店，方便农民进行商品交易。1 9 7 8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 2 0 2 万元，比1 9 6 5 年增长2.0 2 倍，年平均递增8.9 %，农副产品收购额1 5 7 5 万元，比19 65 年增长9 9.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恢复、发展集市贸易，允许城镇闲散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店经商，商业、供销部门打破长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经营区域，固定调拨作价扣率”的“三固定”封闭型经营模式，缩小纵向计划调拨货源，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采用多种购销形式。在经营方式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营和集体商业内部，逐步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和租赁经营制。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的商业体制。1 9 8 8 年，购销网点增至2 6 9 2个，从业人员5 9 8 5 人，每千人拥有网点8.3 个，从业人员1 8.4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 6 1 2 0 万元，比1 9 7 8 年增长2.8 4 倍，年平均递增14 .4%；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5 7 8 5 万元，比1 9 7 8 年增长2.6 7 倍，年平均递增1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