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清末，境内经济以农业为主，辅以少量建材业、采矿业、手工业和商业。农业以种植、养殖业为主，水田种植一季稻，旱土种植旱粮和晒烟、生姜、苎麻、果树、茶叶、蓝靛等经济作物。农户的养殖以生猪、耕牛、鸡、鸭、鹅为主。但由于土地多被富户、豪绅垄断，农民租种田地，要向地主缴纳收获量50%左右的地租。因此，在丰产年，农民一岁之劳可勉强养家糊口；若遇灾荒年，则靠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农产品外销以竹、木、晒烟叶、茶叶、茶油、苎麻、生姜、蓝靛为大宗。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开采的矿种有铅、锌、黄铁矿、煤、锡、银、锰、铁、锑等。手工业随物资交流及外地工匠至郴从业而发展，全县有丝线、制帽、缝纫、雕刻、木版印刷、酿酒、造纸、铁工、首饰、雨伞、鞭炮及竹木加工等10多个行业的手工业作坊。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海禁大开，境域地处湖广通道，成为往来客商拨运之所，日行走于湖广商路的骡马逾千，挑夫不下万人。年输入粤盐33万余公斤，经郴州再转销外地。年经郴州销往外地的茶叶180万公斤、晒烟叶150万公斤、茶油15万公斤、苎麻5万公斤、生姜15万公斤、蓝靛3万公斤。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被辟为对外口岸后，昔日经境内输出输入的商品，大都改道北向，境内商业较前衰落。
  民国初期，私营个体工业有所发展，经省建设厅备案领照开采铅、锌、钨、石墨、锡、黄铁、锑、锰、铁、煤等矿产的公司33家，工人千余，年产矿石上万吨。民国7～9（1918～1920）年，军阀混战，县内屯兵万众，县民负担兵士的粮、饷达20余万元。加上水利失修，旱灾水灾不断，人民生活艰难。民国19年《湖南省县政报告》记载：“郴县僻处湘南，工商事业极不发达，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兼之山多田少，米粮尤感缺乏……民间较为质朴，赤贫之家，多以红薯杂粮为普通食粮”。民国23年，县政府号召兴修塘坝，改善水利设施，县内农业得以恢复和发展。民国2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5350万公斤，茶油产量73万公斤，棉花产量0.9万公斤，生猪存栏3万头；工业有民生工厂和一批私营采矿业、个体手工业；商业因部分大中城市商人逃难至郴，摆摊销售和行商贩运者大量增加。民国34年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郴县，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全县直接经济损失约104.9亿元（法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大肆征兵派款，造成生产下降，经济衰退，百业凋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民国3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2456万元，其中工业产值2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1%；粮食总产量5194万公斤，人平（按农业人口算，下同）产粮341公斤；生猪出栏3.19万头，户平（按农业户数算，下同）出栏0.94头。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郴县县委、郴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全县经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全县经济迅速发展，基本改变了解放前的的贫穷落后面貌。1949年10月～1988年，全县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5个时期。
  1949年10月～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逐渐高涨。同时，县人民政府通过发放贷粮、贷款，帮助农民抗灾、渡荒；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抗旱治虫，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方面，国家对工商企业全面登记、整顿，接收东波、鲁塘等地私营矿山，将其改变为省属国营企业。兴办森工企业、电厂、米厂、农具修配厂、织染厂等一批县属国营工业企业。郴县专署在郴县城组建国营贸易公司，建立粮食、花纱布、百货、食盐、土产等国营商业专业公司。县人民政府组织建立郴县供销合作总社和基层供销社。对私营工商企业，少部分实行公私合营，大部分自主经营，给以扶持。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355万元，比1949年增长36.6%，年平均递增10.96%；其中：工业总产值208万元，比1949年增长6.7倍，年平均递增97.50%；农业总产值3147万元，比1949年增长29.56%，年平均递增9.02%粮食总产量6678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28.6%；人平产粮455公斤。年内生猪出栏3.86万头，比1949年增长21.0%，户平0.91头。社会商品零售额1290万元。
  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县以完成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重点，推动经济建设。在农村，农民逐步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一批小型水利工程，全县新增蓄引提水量500万立方米；试验、扩种双季稻，逐步推广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新式农机具，开展以合作化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工业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地方工业，县兴办铅锌矿、煤矿，建立为农业服务的集体手工业合作社（组）78个。商业方面，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供销合作社为纽带，公私合营、合作店组及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4666万元，比1952年增长39.1%，年平均递增6.82%。其中：工业总产值1184万元，比1952年增长469.2%，年平均递增41.60%；农业总产值3482万元，比1952年增长10.6%，年平均递增2.04%。粮食总产量7084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6.1%，人平产粮402公斤。生猪出栏3.24万头，户平0.67头。社会商品零售额1097万元。
  1958～1965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1958年8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0月，全县建立8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有时甚至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大跃进”中，全县兴建小Ⅱ型水库14座，兴修山塘、水坝4946处，新增机械灌溉动力867.5马力，平整土地上万亩，修筑公路184.7公里；新建一批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社队企业开始起步。但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使得以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搞“一平二调”，取消社员自留地，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农村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工业实行“以钢为纲”，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全县有6万多劳力投入钢铁生产，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还不顾资源情况和客观条件，盲目上马一批工业企业。商业方面，关闭集市贸易，商业部门“大购大销”，“指山买柴、指水买鱼”，浪费严重。加上受自然灾害影响，工农业生产下降，全县进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800万元，比1957年减少19.6%；粮食总产量6408万公斤，减少9.5%；年内生猪出栏1.48万头，减少54.3%。市场物资供应缺乏，物价上涨，城乡人民进入“过苦日子”时期。是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村缩小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停办农村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清退“一平二调”资金，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兴建四清和大头垅水库，试验推广种植烤烟和水稻矮秆品种。调整工业企业，办好为农业服务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关、停、并、转盲目上马和亏损的企业。商业开放集市贸易，恢复集体所有制商业，发展部分个体商贩。经过调整，县内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244万元，比1957年增长12.4%，年平均递增1.47%。其中：工业总产值1165万元，比1957年减少1.6%；农业总产值4080万元，比1957年增长17.2%，年平均递增2.0%。粮食总产量8880万公斤，比1957年增长25.4%，人平产粮420公斤。年内生猪出栏7.40万头，户平1.46头，、分别比1957年增长128%、118%。社会商品零售额1393万元，比1957年增长27.0%。
  1966～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内工业和商业，开始受到干扰和破坏。1967年，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瘫痪，工厂经常停电、停产，商店时开时关。是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2%，商品零售额比上年下降12.0%。1968年，工业总产值又比1967年下降3.8%，商品零售额亦比1967年下降6.7%。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批林批孔”之机，提出“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口号，在农村推行“政治记工”法，还把农民正当的工、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但由于中共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的成绩。农业方面，兴建石面坦水轮泵站和高峰、长青、柳泉（扩建）中型水库等一批水利工程，新增总蓄引提水量8159万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积3.6万亩，新增旱涝保收面积5万亩；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和绿肥，水稻品种全部矮秆化，试种杂交水稻，扩种以烤烟、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推广豆——稻、烟——稻、瓜——稻等形式的水旱轮作制，改造低产田。工业方面，因部分城市工厂“停产闹革命”，市场供应紧张。根据县内资源条件，兴建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窑、小电站、小冶金等一批“五小”工业企业，县属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商业方面，在农村发展一批代购代销点，商业网点和人员有所增加。197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598万元，比1965年增长1.21倍，年平均递增7.48%。其中：工业总产值5119万元，比1965年增长3.39倍，年平均递增14.4%；农业总产值6479万元，比1965年增长58.8%，年平均递增4.29%。粮食总产量1.189亿公斤，比1965年增长33.9%，人平产粮430公斤。年内生猪出栏6.67万头，户平1.14头，分别比1965年减少9.8%、21.9%。社会商品零售额3159万元，比1965年增长1.27倍。
  1977～1988年，即改革开放时期。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7年和1978年，县内经济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4057万元，比1976年增长21.2%。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为6142万元、7915万元，各比1976年增长20.0%、22.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郴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摆脱“左”的束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执行中共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粮、烟、果、林、鱼等商品生产基地，鼓励发展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允许农民进城镇务工经商办企业。工业上立足本地资源发展企业，支持采矿和小水电企业的发展，学习、引进新技术，推行以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劳动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上交利税包干。商业企业普遍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试行租赁制和企业内部股份制，改善经营管理，开放农贸市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郴县经济迅速发展。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19164万元，比1978年增长36.3%，年平均递增6.39%，其中工业总产值9508万元，增长54.8%，年平均递增9.13%，农业总产值9656万元，增长22%，年平均递增4.1%。粮食总产量1.589亿公斤，增长11.3%，年内生猪出栏9.41万头，增长23.6%，户平1.53头。1988年，国务院批准郴州地区为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为县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是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5576万元，比1985年增长43.3%，年平均递增12.74%，其中工业总产值16232万元，增长68.4%，年平均递增18.97%，农业总产值9344万元，增长13.8%，年平均递增4.4%。粮食总产量1.47亿公斤，增长13%，人平产粮502公斤。年内生猪出栏14.41万头，增长26.1%，户平2.08头。社会商品零售额13805万元，增长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