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清代，郴州直隶州由知州执掌审判。民国初，县知事兼理司法。民国12年（1923）成立郴县初级审判厅，由推事一人独任审判，实行审判公开（依法不公开的案件，也要公开宣判）和辩护、上诉等诉讼制度。民国15年10月初级审判厅被裁撤，由县长兼理司法，设承审员。是月，郴县农民协会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共打击土豪劣绅320余人，其中处决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34人。民国17年，县府设军法处，县长任军法官，直接处理盗匪等案。民国20年，县长兼理司法，设承审员1人、司法书记员2人、雇员2人、检验吏1人。承审员办理司法业务，每日午后1时到2时当庭接受诉状。其案情，民事案多婚姻、财产继承，刑事案多伤害及妨害自由等。所有诉讼多是告诉案件，由告诉人举证，随讯随结，但遇公诉大案，侦查无着，则不了了之。民国25年设郴县司法处，置审判官，各类案件由司法处审判官审理。民国37年郴县地方法院成立，恢复法院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
  1950年6月建立县人民法院，县长郭策兼任院长，下设人民法庭。1953年增设婚姻法庭，院机关设刑事、民事审判组。1956年建立良田、栖凤渡人民法庭，并设县人民法庭公证室和郴县法律顾问处。1959年3月县人民法院并入政法部。1961年7月复设县人民法院，下设办公室，增设板桥、华塘、鲁塘三个人民法庭。1968年9月，由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取代县人民法院职能。1973年6月恢复县人民法院。下设办公室，刑事、民事审判庭以及良田、栖凤渡、板桥、华塘、鲁塘人民法庭。1981年增设经济审判庭。1984年增设刑事审判二庭、政工室。1985年增设林业审判庭。1987年增设行政审判庭。1988年，县人民法院设有办公室、政工室、信访接待室和刑一、刑二、民事、经济、林业、行政等6个审判庭以及良田、栖凤渡、板桥、华塘、鲁塘等5个法庭。法院干警60人。
  第一节 刑事审判
  清代，郴州直隶州刑事案件的审判由知州兼理。知州每日升坐大堂一小时，有案问案，无案理事。
  民国初年，郴县刑事上诉案件一律呈送湖南高等法院。民国15年10月，工农革命运动兴起，郴县农民协会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7个月时间内，特别法庭根据民众控告，经核对事实后，召开公审大会，按照《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打击土豪劣绅320余人，其中处决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谢传臣、何应烈、陈亨甲、曹文波等34人。民国16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特别法庭终止活动。境内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兴风作浪，县长兼理司法，以“清共”、“铲共”和镇压革命群众为重点，朱瑛、李固等一批共产党员被秘密审讯后，惨遭杀害。翌年，县政府军法处刑事审判实行二审终审制。除大要案件经县长初审，上诉湖南高等法院桂阳分院外，一般案件则随到随审，可结则结。执行反共政策，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当成“匪徒”杀害。民国20年，郴县初级审判厅共受理伤害及妨害自由等刑事案件旧管31起，新收188起。民国24年，颁布《中华民国刑法》及《特别刑事法规》，但因政府政治腐败，刑事审判往往是有法难依，有法不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法院依照中央制定的法律、法令和审判制度，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审判原则，用新的法律观点开展刑事审判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刑事犯罪活动猖獗。1950～1952年，法院配合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分三批处理国民党特务分子、政治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836人，其中判处死刑308人。土地改革中，一批不法地主隐瞒土地，分散财产，破坏土改运动。人民法庭依据《中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条例》，巡回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判处破坏土改运动罪行严重的大地主死刑7人，有期徒刑23人。
  1955年实施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审判实行审判公开、陪审（人民陪审员由人民代表选举）、合议、回避、辩护、上诉以及两审终结的诉讼制度，公检法互相制约，人民法院的审判初具法律化。1956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十分坚决的态度，严厉打击”的指示，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肃清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开展社会镇反和机关内部肃反，破获反革命组织“反共保护团”和“中国复兴党”，抓获主犯23人，处决首犯9人。1958年，公、检、法合并办公，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工作方法，取消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诉讼制度。1966年人民法院机构瘫痪。1973年6月，县人民法院恢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刑事审判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1979年3月20日，《湖南日报》作了题为《郴县人民法院实事求是，敢于负责，严格依法办事，保证办案质量》的报导。
  1980年元月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审判案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
  1982～1983年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从重从快、一网打尽、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指示，共计审理严重刑事犯罪案871件、1199人，其中盗窃、诈骗、抢劫、贪污等破坏经济案件644人，占结案数的53.7%。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授权一审判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死刑8人，死缓1人。
  1950～1988年，县人民法院共计审结刑事案件5569件、6379人（1966～1973年人保部办结501件不在总数内）。50年代反革命案比重为21%，50年代末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以破坏案占多；80年代以盗窃诈骗、破坏经济案突出，约占54%。
  第二节 民事审判
  清代，郴州直隶州民事审判无专门机构，亦无一定的程序和制度。
  民国时期，民事纠纷多由乡绅或乡、保长调解，或按乡规民约处理。案情复杂或调解无效的，上诉到县衙。县衙对民事案件完全审理结案的不多。民国20年（1931），受理民事旧管21起，新收84起。民国24年7月1日，国民政府颁行《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程序繁杂，并规定“一告九不理”，管辖不合不受理，当事人不合格不受理，未有合法代理不受理，书状不合程式不受理，不缴诉讼费不受理，一事再告不受理，不告不理，已成立和解者不理，上诉非以违法为理由者不理。
  新中国建立初期，县人民法院设专人负责民事审判，推行“便于群众、便于诉讼、便于执行”的简易诉讼制度。对民事案件以巡回审判的形式就地受理，就地调查，就地审判，就地解决。时以童养媳、纳妾、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的女方诉讼离婚的案件居多。1953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人民法院成立婚姻法庭，下设五个分庭，共计审结婚姻案件1293件。1954年建立四个巡回人民法庭，1956年逐步转为人民法庭，民事审判员携卷在法庭辖区内就地审理民事案件，解决人民内部纠纷。1982年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除少数案件依照“普通程序”在人民法庭审理外，大多数案件仍然是按照“简易程序”就地巡回审理。是年9月起，始收取诉讼当事人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
  人民法院受理日常民事案件外，还注意掌握民事纠纷苗头，及时做好矛盾转化工作，维护社会稳定。1983年4月5日（清明节），廖家湾、永春、江口、南溪等乡的黄姓宗族千余人，聚集于廖家湾乡大冲黄姓祖山扫墓，把已平作稻田的数十冢“祖坟”重新堆集，并且冲击已办小学的黄姓宗祠，殴打黄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是年，安和乡大竹园刘姓50余人到保和扫墓，将王姓祖坟挖毁。王姓纠集百余人准备械斗。这两起纠纷一出现，公、检、法负责人与民事审判干部及时赶赴现场，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做好调解工作，迅速平息事态。事后，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是年，民事审判人员由于及时解决矛盾易于激化的案件，防止自杀7起、凶杀1起、群众械斗9起、打人命官司7起。1986年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逐步推行当事人举证制度。1988年除各人民法庭正常巡回就地办案外，县法院还组织审判员巡回在8个乡41个村审结各类民事案件234件、简易纠纷228件，为集体、个人挽回经济损失143.1万元。1950年6月～1988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10551件，其中婚姻7565件（占71.7%），赡养、离婚带产等219件，房产640件，继承63件，债务纠纷（包括借贷、劳动报酬）838件，土地纠纷141件，赔偿纠纷359件，山林水利纠纷238件，其他纠纷488件。上述案件处理中，判决结案1463件，占结案数13.8%，其余均属调解处理。
  第三节 经济审判
  民国时期，随着林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兴起，境内经济案件时有发生。民国14年（1925），复成枕木公司总经理萧振鹏声称奉交通部之命，至郴采办铁路枕木，将农户陈光勉山内杉松伐尽。陈以持威强伐为由起诉至郴县初级审判厅。该厅派警员前往查封被伐杉木。萧将复成枕木公司更名聚成枕木公司，因主体不符，警员未封即返，审判厅久难判决。
  翌年4月，枕木公司趁春水大涨，将所伐木材下河运走。陈以初级审判厅拖延不办为由，恳请地方审判厅救济，地方审判厅审而不决，不了了之。民国34年郴县司法处受理发生在县城的经济纠纷案件11起，其中借贷纠纷案件2起。
  1950～1978年，县人民法院将经济案件列为民事审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经济法规相继颁布实施。1981年4月，法院增设经济审判庭，受理各类经济纠纷案件。
  1984年，郴县物资局诉县物资服务部承包人李××不履行合同，造成该局经济损失13.6万元，请求判令赔偿一案。经审查，被告人承包企业意在骗取铺底基金及锡砂款供自己挥霍，该案移送县检察院起诉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2年。1985年1月，成立林业审判庭，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受理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纠纷以及违反森林法规的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是年，湖南省电影机械厂厂长吴××派汨罗县天井乡乡长李××、农民李端阳，携带该厂合同书、介绍信到郴县商业大楼购买8282收录机和三洋牌1/2录相机，价值2万余元。李端阳提货后，将商品在途中出售，所得收入供自己挥霍浪费。省电影机械厂认为货未到厂而拒付货款，县商业大楼于是上告。经审查认为，李端阳是借合同骗取公私财物；电影机械厂有开出的介绍信、合同书，应全部付清货款。并建议公安机关迫究李端阳的刑事责任。李端阳在原籍尚有其他罪行，刑事部分移送当地司法机关审理。
  1988年，法院负责人带领经济审判干部巡回在大奎上乡办案，帮助该乡企业公司清理所有债务，收回流散资金11.4万元。是年，为郴县农业银行和基层信用社审理专项贷款案件156件，诉争标的200余万元，挽回经济损失123.71万元。1981～1988年，共计审理各类经济纠纷457件，其中判决65件，调解378件，解决诉争标的886.05万元。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济案件12件、13人。1985～1988年，共计审结林业纠纷案件41件，其中山林权属纠纷30件，林业行政部门申请执行11件，解决林地权属面积11742亩，总价值230.49万元；审理林业刑事案件4件、5人，其中盗伐林木1件、1人，失火2件、3人，偷运木材1件、1人。
  第四节 行政审判
  清代，郴州直隶州行政审判无专门机构，亦无一定的程序和制度。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颁布《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院组织法》，郴县未能实施。即使有民告官，县府和司法部门也不作处理。民国18年（1929），县政府对县民陈善彬以破坏团务为由实行处罚，陈不服而上诉，案件呈至湖南省民政厅厅长曹伯闻处，亦不了了之。
  1950～1986年，人民法院按照《土地改革法》、《治安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审理少量行政诉讼案件，但行政诉讼仍未建立完整的制度。
  1987年5月建立行政审判庭，配庭长、书记员各1人，受理有关行政案件。至1988年，共计受理行政案件14件，其中不服治安管理处罚6件，食品卫生2件，行政执行3件（环保、林业、工商各1件）。审结案件中，以维持行政机关裁决的居多，但根据事实和法律，也有撤销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或驳回原告人起诉。行政案件，被告人即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或由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他们出庭应诉很难被接受，同时尚未执行行政诉讼法，审判工作难度大。
  第五节 申诉复查
  人民法院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受理申诉案件，复查纠正错案。1953年执行全国第二届司法会议决议，回顾复查有疑点的案件13件，其中平反错案2件。1954年1月复查陈修圣反革命杀人案。查明1950年5月28日匪首段仁位率匪徒陈秀圣、陈芳名杀害贤良区陈家湾乡农会主席陈逢佐，后逃亡。公安机关错将陈修圣捉拿归案，于当年11月15日执行枪决。1954年元月给陈修圣平反。1964年根据上级指示，复查当年判处的各类刑事案件14件，纠正属于事实不清和可判可不判的4件、4人。1965年复查1954～1965年的申诉案件21件，纠正冤案1件。1973年复查1967～1970年判处的各类刑事案件111件、113人，其中冤案1件，错案14件，可判可不判案27件，畸重案10件，经落实处理彻底平反1人，撤销原判39人，提前释放5人，改判减刑7人。是年，复查1967年申诉案7件，内有冤案2件，错案4件。
  1981年～1985年7月，复查起义投诚、地方武装、知识分子、台胞台属和“文化大革命”前的申诉案件876件、1115人，经复查改判705件、711人。
  1985年8月～1988年底，复查历史老案978件、1064人，其中改判667件、700人。
  改判的700人中，属于宣告无罪的646人，不应追究的27人，减刑13人，免于刑事处分8人，改变性质的4人，其他处理2人。
  1978～1988年，在平反纠错中，共计发放冤狱费30572元，恢复工作78人，安置无家可归者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