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新中国建立前，郴县历代政府以积谷赈贷或平粜，赈济钱粮，豁免欠赋等方式进行灾后救济。对难民、贫民和孤老残幼，采取施粥、发放冬令物资、限额居养等方式救济。囿于财力物力，加之官吏豪绅把持放赈之权，作弊营私，故所济甚微。
  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县人民政府立足于防灾抗灾。一旦灾害发生，各级领导干部及时组织群众抢救，将其损失减到最低程度。灾后，国家给予救济，群众互助互救，支援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渡过难关。对社会贫民、贫困户、孤老残幼、被精简下放的职工及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等，县人民政府按国家各时期的救济政策，给予临时救济或定期定量救济，并组织城市贫民开展生产自救。80年代，救济工作以农村扶贫为重点，从经费、物资、科技等方面扶持贫困社队（乡、村）和贫困农户发展生产，使之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1949～1988年，累计发放救灾、救济大米28.53万公斤、人民币798.4万元以及大量冬令救济物资，为灾民贫民解决生活困难。1984～1988年，全县共投入扶贫资金827.5万元，扶持贫困农户9500户，脱贫7318户，占77%。
  第一节
  灾害救济
  一、自然灾害救济
  清代，郴州城关设常平仓，州属六乡各设社仓，常贮积谷约6万石，以备赈灾救荒。然而管理混乱。
  嘉庆六年（1801）四月，灾荒粮缺，市米每石银过五两。新任知州应先烈“查得常平仓额贮谷九千一百石”，开仓放赈，而仓内“仅存糠秕一十四石，此外并无颗粒”。他究其原因，“皆由户三书向以折色邀眉其上，伊从中侵渔，私肥囊橐，欺官剥下”，乃至赈贷无粮。
  顺治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654～1819），朝廷先后豁豁免境内百姓欠赋27次，多因遭灾歉收而免。
  民国时期，全县常备积谷约10万石。为赈灾，县政府先后设立赈灾委员会、灾害救济委员会、灾荒急救会等机构。民间先后成立过余庆慈善会、佛教慈善会、慈善事业委员会、抗战善后救灾协会等慈善团体，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募捐，救济灾民难民。大灾之年，省政府亦下拨部分赈粮赈款。
  民国10年（1921）夏秋之际，3个月无雨，灾民多达10余万，市米每石11.98元（银元）。县政府开仓平粜，平抑粮价。
  民国23年大旱，溪枯泉竭，稻粟无收，导致民国24年大饥，灾民遍野，掘草为食。7月，县仓放贷积谷，规定一户一石，限在9月底归还。民国18～24年，省政府先后拨给郴县赈灾款共2万元。
  民国26年秋，山洪暴发，淹死213人，稻谷损失七成以上，省政府下拨赈款1.1万元。
  灾害导致翌年春夏饥荒，县政府派税捐征收处处长刘小金办理赈济事项。刘伪造赈济名册上报，从中侵吞大量赈款，多数待赈饥民分文未获。
  民国31年春，省拨赈灾稻谷8150石，令县政府由欠赋项下支出，救济灾民。由于田粮处长伙同司员贪污挪用大量赋谷，县仓廒皆空，无粮救济，省拨赈谷成为一纸空文。
  民国34年1～8月，郴县沦陷，百业荒废。春夏之际，连旱52天，灾民、难民与日俱增。省政府下拨旱灾救济款116万元（法币）。是年县内稻谷每石千元，赈款折谷1160石。
  灾害导致民国35年大饥。县政府赈贷积谷1280石，发放农业贷款2627万元；县灾荒急救会向社会各界募捐稻谷664石、救济款329万元；省政府先后3次救济麦粮5910石、牛奶5400箱、罐头80箱，法币205.4万元。县内稻谷每石1.76万元，省拨赈款折谷116.5石。
  是年，全县灾民11万多人，饿死和因饿自尽者400余人。
  1953年夏秋之交，全县受旱稻田6万多亩。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干部、中小学教师1500多人下到农村，与广大农民一起挑水、车水抗旱，并大种秋冬作物，开展生产自救。
  是年冬，省人民政府下拨救灾大米6万公斤，县人民政府拨救灾款1.2万元，以解决灾民生活困难，支持冬修水利工程。
  1954年夏，大水淹没稻田2.27万亩，冲毁水利工程451处，淹死7人。灾害发生时，各级干部带领群众抢救财产，转移灾民，排涝排渍。灾后，县人民政府发放救灾款5.94万元，返销稻谷69.25万公斤。省人民政府下拨救灾款1.1万元。灾民生活得到妥善安置，被毁水利工程得到及时修整，生产迅速恢复。
  1963年，夏秋连旱70多天，全县受灾耕地面积达3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75%。县委、县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千余名，驻队指挥，组织群众挑水、车水抗旱，并从财政拨出专款25万元，在东河、西河沿岸建电灌站12个，装抽水机32台，新开引水渠11万多米，使灾害大为减轻。是年发放灾害救济款12.375万元，返销粮食225万公斤。灾区人民生活安定，生产正常。
  1975年11月12日凌晨，马头岭公社马头岭大队蔡家坳生产队后山突然滑坡下沉，使17户农家房屋倾斜，93人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该公社、大队干部闻讯赶到现场，组织群众抢救财产，撤离险区。县民政部门察看灾情后，立即发放救灾专款3000元。公社、大队献工献料，帮助受灾群众建好住房。
  1985年8月，水灾害及全县乡镇，受害农作物面积达12.86万亩，损失粮食680多万公斤。其中东波有色金属矿野鸡尾尾砂坝被山洪冲垮，大浪江一带的17个村、123个组损失尤重。灾害出现后，县委、县人民政府立即建立抗灾领导小组和抗灾办公室，各乡镇亦建立相应机构。全县抽调干部千余名，组成11个救灾工作组，并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医疗、治安、交通抢险、物资运输、善后处理等5个救灾队齐赴灾区，与广大群众一起投入抢险救灾。副省长曹文举、省军区司令员蒋金流、省民政厅副厅长岳松以及郴州地委、行署领导龚杰、周时昌等亲临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指导工作。县人民政府当即拨出救灾款60.35万元、粮25万公斤、油毛毡300万公斤。广州军区捐赠军大衣250件、单衣500件；县内各企事业单位职工捐款2.86万元、粮票2.07万公斤、大米1500公斤、棉被1105床、单被858床、蚊帐31床、毯子9床、布料235.6米、衣服3.3万多套。抢险中，有9名群众为抢救他人生命财产而献身，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经干部、群众奋力抢救和各方支援，灾后第五天，重灾区10240户57600余口灾民的吃、穿、医、住等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陆续修复遭洪水毁坏的农田水利设施、电站、公路、桥梁和4856间民房，并组织群众，抓住季节，播种秋冬作物27万多亩。年底，县人民政府发放棉被、单被、棉衣、单衣等一批冬令救济物资，使灾区人民愉快度过1986年春节。
  1950～1988年，县内遭受较大的水、旱、虫灾8次，39年间上级共拨给郴县救灾大米13.11万公斤、救灾款463.838万元。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县政府向缺粮社队（乡、村）返销粮食。1953～1988年，共返销稻谷3000万公斤。
  二、其他灾害救济
  民国7年（1918），郴县裕通矿务公司（址在县城龙骨井）将剩余的炸药封存在公司内的一间屋子里，雇工看守。民国10年，县杂税局借住该公司房屋。民国11年6月2日晚9时失火，未及10分钟，原被封存的炸药爆炸。毁房40多栋，炸死数十人，炸伤50多人，其中重伤10余人。县政府将灾情报告省政府，直到年冬，才下拨银元800元，以示救济。
  郴县沦陷期间，日本侵略军无恶不作。先后杀害县民1292人，伤1279人；烧毁房屋8014栋；抢走粮食12.61万石；掠杀耕牛6266头；其他贵重物品均被洗劫一空。县政府按民国34年10月物价估算，其损失总价值达116.02亿元（法币）。此外，民众为避劫难，伏处山林，露宿风餐，酿成疫灾，死亡甚众。省政府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发给郴县赈灾款共117.08万元，其中省政府拨发30万元，湖南分署拨发87.108万元。
  1956年7月8日晚，县城和平路一豆腐店炸油豆腐不慎失火，引起火灾。县消防队、居民、学生数千人赶去扑救。由于大多为木板房，故火势很猛，难以控制，最终烧毁房屋29栋。因救火需要，拆毁房屋29栋。共65户受灾，110人受伤，其中重伤22人，县人民政府拨出救济款万余元，县银行提供部分无息贷款，修整房屋，医治受伤者。
  1966年，良田公社干部文言禧因犯男女关系错误，受到组织处分。7月26日上午，文为报复杀人，乘公社召开干部会议之机，将装满炸药、点燃导火线、盖上湿衣服的提桶带进会议室，炸死与会者10人，炸伤39人，三层楼会议室被炸毁，文当场被炸死。事故发生后，县委书记、县长立即带领干部赶到现场，组织当地群众和医护人员抢救。县民政局拨出专款救济受害者，医治受伤人员，办理善后事宜。
  1976年11月29日晚，瓦窑坪生产队一女社员把湿柴堆在灶上烘烤，引起火灾。烧毁3家房屋，损失2万余元。灾后，县民政局、桥口公社、黄泥滩大队共拨出救灾款7000元、救灾粮千多公斤；石面坦驻军捐助2000元和部分衣物、粮票；生产队献工献料帮助建房；社员互助互济。受灾户生产生活困难及时得到解决。
  1949～1988年，县内发生较大的火灾18起，均得到及时抢救和救济。
  第二节 贫困救济
  明清时期，郴州州署对所属六乡孤老残幼实行限额居养，额数为8～10余人，每人每日救济大米1升。对社会贫民、贫困户，救济极少。
  民国时期，居养额数一般为20～30余人。民国11～35年（1922～1946），县政府和民间慈善团体于灾荒之年在县城东门口、文庙等地设粥厂，施粥济贫。但每逢施粥，四方贫民难民蜂拥而至，日食粥者达千余之众，故所施均不足两月，则钱粮皆空，粥厂关闭。民国34年，因遭大旱和民族劫难，全县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冬，省政府救济棉衣429件、棉背心607件、旧鞋79双。民国36年，全县急需救济者有2万多户、10多万人，省政府下拨救济款370万元。是年冬稻谷每石40万元，救济款折谷9.5石。县政府发动各界募捐，仅募到救济款30万元。
  1949年冬，人民政府初立，发放救济大米1.5万公斤，以安定人民生活，尽快恢复生产。
  50年代起，对生活无靠的城镇孤老残幼，国家给予定期定量救济，初为每月4～8元，后逐步提高；对农村孤老残幼实行“五保”，由集体供养，贫困社队（乡、村）无力负担的，由国家给予适当救济；对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城镇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者和农村缺少劳力的贫困户给予临时救济，其方式有发放钱粮，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救济冬令物资等。
  1962年，按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对1957年以前参加工作被精简的老职工，每月按其原工资的40%发给救济费。全县2224名被精简职工中，有8人享受这种救济。1982年，全县尚有被精简职工1359人，通过落实政策，享受原工资40%救济的有643人，年发救济款17.71万元。对其余的716人，给予临时救济，年发救济款约8.5万元。
  1983年起，对起义投诚或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给予定期定量救济。其标准，每人每月8～12元不等。是年，全县有这类人员13名，其中12名年老体弱、丧失劳动力者享受“双定”救济。全年共发救济款1440元。1988年，救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9～28元，全年共发救济款2884元。
  1950～1988年，为帮助贫困户克服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国家累计发放救济大米15.42万公斤、救济款334.562万元；冬令救济棉被和单被各3253床、棉毯76床、棉衣9780件、单衣12727套、卫生衣1208套、布票23.74万公尺、棉花票2.286万公斤、雨鞋4500双；县银行发无息贷款450多万元。
  第三节 城镇生产自救
  民国18年（1929）10月，县政府筹集银元1万元，并利用省拨部分赈灾款，购铁织机6部、织袜机4部、印花机1台（套），自制木织机20部，在县城文庙创办郴县平民工厂，扶助城市贫民开展生产自救。民国19年4月投产，有工人30多人，从事织布、袜、毛巾和印染等业。民国34年1月，郴县沦陷，该厂停办，工人各自谋生。
  1952年，县人民政府为帮助贫困烈军工属解决生活困难，拨款6500元，建立郴县烈军属工厂，安排贫困烈军工属35人，从事针织缝纫生产。1956年起，陆续兴办一些街道集体小企业，安排部分城镇贫困人员生产自救。1958年，全县有城镇生产自救小企业47家，人员1300多人。60年代初，因资金不足、生产技术不高，城镇生产自救小企业全部解散，其人员仍由国家给予临时救济或定期救济。
  第四节 农村扶贫
  50～70年代，政府主要采取返销粮食、发放无息贷款、下拨临时救济款等措施，解决贫困群众的生活、生产问题。集体也给予扶助，或照顾工分，或减免口粮款。
  80年代，农村扶贫工作以“扶志”、“扶本”为重点。开展思想教育，帮助贫困对象树立勤劳致富的信心，在帮助克服生活困难的同时，着重从经费、物资、技术等方面扶持发展生产。
  1983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贫困户有9500户。1984年4月，县成立扶贫领导小组，由一名副县长兼任组长。各乡镇成立相应机构，采取农、工、商、副业并举的措施，扶贫1800户。通过兴办采矿、捞河沙、运输、装卸、修理、养殖等小型经济实体，广开致富门路，至年底，1100户脱贫，占所扶总户数的61.1%。香山坪村石泉铺组21户贫困户，人均收入达633.34元，比1983年增长3.2倍。大奎上乡办采矿点34个（乡办6个、村办28个），组织246户“双扶”对象务工，从业人员达737人，共收入3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千余元，其中20户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户。
  1985年，县扶贫领导小组由民政、财政、金融、工商、税务、农业、水利、工交、粮食、供销、商业、教育、卫生、乡镇企业等10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各部门通力合作，筹集资金180万元，组织技术人员下到基层，无偿提供技术服务，并号召群众组织互助储金会，扩大扶贫资金。是年，全县扶贫4400户，年底脱贫2708户，占所扶总户数的61.5%。邓家塘、大奎上、白露塘、月峰、保和、良田、太平、荷叶坪8个乡（镇）被评为县扶贫先进集体。邓家塘乡集中财力物力，组织600多人，苦干10个月，修筑两条灌溉主渠道，总长34.5公里，解决缺水稻田的灌溉问题，全乡耕地基本实现旱涝保收。是年，该乡被评为湖南省农村扶贫先进集体。
  1988年，实行扶贫包干责任制。县属各有关部门包乡镇，乡镇包村组，村组包贫困户。
  分级落实领导干部、共产党员的扶贫责任。是年扶持4255户，年底脱贫3510户。
  1984～1988年，全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872.53万元。其中，县财政拨款7.88万元，民政部门扶持34.63万元，县农业银行贷款761万元，各有关部门资助44.9万元，乡镇企业资助9.5万元，村群众互助金14.62万元。经过5年扶持，累计脱贫7318户，占全县贫困户总数的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