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境一些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国民党和三青团反动骨干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趁人民政权刚刚诞生，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之际，暗中串通一气，结成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县、市人民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向敌人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保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镇压反革命
1950年1月，郴县人民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在城乡及时破获“湘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路东第一支队许家洞情报组”等潜伏的武装特务组织4股，共50余人，缴获步枪180支，机枪2挺，子弹4118发，手榴弹24枚，电台4部，首犯陈兆麟、袁南枝等被依法处决。
8月，全县开展清查登记国民党、三青团和国民党的军、政、警（察）、宪（兵）、特务人员。登记处设在寿福殿和铁路公安段，收缴国民党郴县区印、三青团印共5枚，戳条1枚，派册1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证章、徽章、派令共851件，枪2支，子弹517发，电话机1部。至9月14日，清查登记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处决罪恶严重、民愤极大、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曹克明、陈方礼、胡汉卿等12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经教育后从宽处理。10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城关区逮捕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军政警宪特分子。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分别依法作出处决、判处有期徒刑、管制和给予教育释放等处理。1954年4月，郴县公安局在城关镇破获“国民党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粤北三区军事联络站”等反革命组织3起，成员共58名，依法处决首犯罗定安等9名，其他成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予以教育释放。1959年，市人民委员会开展“挤反扫残”斗争，查出漏网反革命分子28名。1960年6月，香港“华中人民反共救国突击军”派遣特务阮骏潜入内地，先后在粤、湘等地秘密发展特务4名，搜集军事、政治情报，进行爆破、暗杀等特务活动。此案被市公安机关侦破，人民法院对罪大恶极的特务阮骏，依法处以极刑。1962年7月，蒋介石集团妄图窜犯大陆，以高正魁为首秘密组织“中国反共救国抗暴联盟军”，雕刻反革命组织印章1枚，大肆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反革命传单，企图抢劫枪支，暗杀干部，里应外合，推翻人民民主政权。1964年9月，镇公安分局破获此案，人民法院对首犯高正魁等5名反革命分子，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管制和给予其它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金国等4名反革命分子，趁全国动乱之机，秘密组织“中国民主党”反革命组织，多次秘密集会，封官委职，发展反革命组织成员，制定反动政治纲领，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1967年5月，镇公安机关一举破获此案，人民法院对首犯刘金国、主犯何书益等4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对同案犯作其它处理。1968年，杨也可、张兰花（女）、黄崇义等暗地组织“中国人民革命党”反革命组织，杨充当其“第一副主席”、“总司令”，拟写反革命“纲领”、“章程”、“誓词”，在郴州镇、郴县、桂阳等地发展反革命组织成员，多次秘密集会，阴谋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1970年3月，镇公安机关侦破此案，捕获成员共61名，人民法院依法对罪大恶极的首犯杨也可、主犯张兰花、骨干黄崇义、戴付成判处极刑，对其他同案犯视其情节轻重、态度好坏，分别处以有期徒刑、管制和予以教育释放。1978年，市公安局破获以郑铁保为首组成的“青年救国军”8人反革命组织案，司法机关依法对罪大恶极的首犯郑铁保判处极刑，对主犯、同案犯视其情节轻重、态度好坏，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免于刑事处分。1979～1989年，市内未发现反革命组织案件，一般的政治性案件也大幅度下降，全市政治局势稳定。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
晚清、民国时期，城区有会道门5个。清光绪年间，传入归根教（又名归根道），有道首7人，道徒19人。民国6年（1917），传入紫霞教（又名中皇教），有道首30人，道徒98人。民国8年，传入同善社（又名三教合一社），有道首7人，道徒120余人。民国35年，一贯道师兄派传入，有点传师15人，坛主8人，道徒300余人。民国37年，一贯道师母派传入，在城区设总坛、支坛各1个，分坛、小坛11个，点传师14人，坛主8人。民国38年，宗教哲学研究社（又名大同慈善社）传入，有道徒7人。解放初，会道门暗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同善社大肆造谣惑众，破坏土地改革，妄图进行武装暴乱。一贯道师兄派，以道首王英（中统特务）为首组织“兄弟会”，妄图在1952年中秋节时举行暴乱。1953年3～4月，城关区人民政府针对上述会道门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道首、道徒进行登记。7月，在城区召开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大会，明令解散组织。道首、道徒纷纷声明退道，办理退道手续。12月，开展第二次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活动，对66名道首依法处理11名，勒令退道55名。道徒通过政策教育，主动声明退道的874名。1954年，一贯道残存道首仍在中山东街等地暗中进行非法活动。
1955～1956年，公安部门先后逮捕道首15名。至此，郴州城区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彻底摧毁。
三、教育改造“四类分子”
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县、市人民政府贯彻在经济上与公民同工同酬，在政治上由群众进行监督改造的政策，每年组织评审一次，使其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4年评审时，撤销管制的1人，缩短管制期的1人，延长管制期的1人。1956年评审时，根据“四类分子”的表现情况，将他们分为三类，规划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类表现较好，摘掉帽子，吸收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10人；第二类表现一般，不摘帽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候补社员的246人；第三类表现不好，交群众继续监督劳动改造的84人。经过评审，大部分“四类分子”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政策感召下，表示愿意老实守法，改恶从善。共交出反动证章25件，刺刀1把，黄金437.5克等。反革命分子胡明鸿主动坦白交代过去隐瞒的历史罪恶，交出手枪1支，子弹6发。一些“四类分子”不仅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历史罪恶，并检举揭发一批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1959年再度评审，按照政策改变成份、摘掉帽子，成为正式社员的97人；表现一般，不摘帽，成为候补社员的180人；表现不好，交群众继续监督劳动改造的101人。1966年，全镇对原划的“四类分子”按照政策进行调查核实，并纠正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错管的66人。“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切实际地又补划一批“四类分子”。1971～1977年，对被错划错管的予以纠正。同时，对接受改造较好的50人，摘掉帽子。1979年，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摘掉164名“四类分子”的帽子。1980年1月，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四类分子”共136名。1986年10月，对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并进行妥善安置。
一、镇压反革命
1950年1月，郴县人民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在城乡及时破获“湘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路东第一支队许家洞情报组”等潜伏的武装特务组织4股，共50余人，缴获步枪180支，机枪2挺，子弹4118发，手榴弹24枚，电台4部，首犯陈兆麟、袁南枝等被依法处决。
8月，全县开展清查登记国民党、三青团和国民党的军、政、警（察）、宪（兵）、特务人员。登记处设在寿福殿和铁路公安段，收缴国民党郴县区印、三青团印共5枚，戳条1枚，派册1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证章、徽章、派令共851件，枪2支，子弹517发，电话机1部。至9月14日，清查登记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处决罪恶严重、民愤极大、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曹克明、陈方礼、胡汉卿等12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经教育后从宽处理。10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城关区逮捕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军政警宪特分子。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分别依法作出处决、判处有期徒刑、管制和给予教育释放等处理。1954年4月，郴县公安局在城关镇破获“国民党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粤北三区军事联络站”等反革命组织3起，成员共58名，依法处决首犯罗定安等9名，其他成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予以教育释放。1959年，市人民委员会开展“挤反扫残”斗争，查出漏网反革命分子28名。1960年6月，香港“华中人民反共救国突击军”派遣特务阮骏潜入内地，先后在粤、湘等地秘密发展特务4名，搜集军事、政治情报，进行爆破、暗杀等特务活动。此案被市公安机关侦破，人民法院对罪大恶极的特务阮骏，依法处以极刑。1962年7月，蒋介石集团妄图窜犯大陆，以高正魁为首秘密组织“中国反共救国抗暴联盟军”，雕刻反革命组织印章1枚，大肆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反革命传单，企图抢劫枪支，暗杀干部，里应外合，推翻人民民主政权。1964年9月，镇公安分局破获此案，人民法院对首犯高正魁等5名反革命分子，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管制和给予其它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金国等4名反革命分子，趁全国动乱之机，秘密组织“中国民主党”反革命组织，多次秘密集会，封官委职，发展反革命组织成员，制定反动政治纲领，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1967年5月，镇公安机关一举破获此案，人民法院对首犯刘金国、主犯何书益等4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对同案犯作其它处理。1968年，杨也可、张兰花（女）、黄崇义等暗地组织“中国人民革命党”反革命组织，杨充当其“第一副主席”、“总司令”，拟写反革命“纲领”、“章程”、“誓词”，在郴州镇、郴县、桂阳等地发展反革命组织成员，多次秘密集会，阴谋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1970年3月，镇公安机关侦破此案，捕获成员共61名，人民法院依法对罪大恶极的首犯杨也可、主犯张兰花、骨干黄崇义、戴付成判处极刑，对其他同案犯视其情节轻重、态度好坏，分别处以有期徒刑、管制和予以教育释放。1978年，市公安局破获以郑铁保为首组成的“青年救国军”8人反革命组织案，司法机关依法对罪大恶极的首犯郑铁保判处极刑，对主犯、同案犯视其情节轻重、态度好坏，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免于刑事处分。1979～1989年，市内未发现反革命组织案件，一般的政治性案件也大幅度下降，全市政治局势稳定。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
晚清、民国时期，城区有会道门5个。清光绪年间，传入归根教（又名归根道），有道首7人，道徒19人。民国6年（1917），传入紫霞教（又名中皇教），有道首30人，道徒98人。民国8年，传入同善社（又名三教合一社），有道首7人，道徒120余人。民国35年，一贯道师兄派传入，有点传师15人，坛主8人，道徒300余人。民国37年，一贯道师母派传入，在城区设总坛、支坛各1个，分坛、小坛11个，点传师14人，坛主8人。民国38年，宗教哲学研究社（又名大同慈善社）传入，有道徒7人。解放初，会道门暗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同善社大肆造谣惑众，破坏土地改革，妄图进行武装暴乱。一贯道师兄派，以道首王英（中统特务）为首组织“兄弟会”，妄图在1952年中秋节时举行暴乱。1953年3～4月，城关区人民政府针对上述会道门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道首、道徒进行登记。7月，在城区召开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大会，明令解散组织。道首、道徒纷纷声明退道，办理退道手续。12月，开展第二次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活动，对66名道首依法处理11名，勒令退道55名。道徒通过政策教育，主动声明退道的874名。1954年，一贯道残存道首仍在中山东街等地暗中进行非法活动。
1955～1956年，公安部门先后逮捕道首15名。至此，郴州城区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彻底摧毁。
三、教育改造“四类分子”
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县、市人民政府贯彻在经济上与公民同工同酬，在政治上由群众进行监督改造的政策，每年组织评审一次，使其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4年评审时，撤销管制的1人，缩短管制期的1人，延长管制期的1人。1956年评审时，根据“四类分子”的表现情况，将他们分为三类，规划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类表现较好，摘掉帽子，吸收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10人；第二类表现一般，不摘帽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候补社员的246人；第三类表现不好，交群众继续监督劳动改造的84人。经过评审，大部分“四类分子”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政策感召下，表示愿意老实守法，改恶从善。共交出反动证章25件，刺刀1把，黄金437.5克等。反革命分子胡明鸿主动坦白交代过去隐瞒的历史罪恶，交出手枪1支，子弹6发。一些“四类分子”不仅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历史罪恶，并检举揭发一批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1959年再度评审，按照政策改变成份、摘掉帽子，成为正式社员的97人；表现一般，不摘帽，成为候补社员的180人；表现不好，交群众继续监督劳动改造的101人。1966年，全镇对原划的“四类分子”按照政策进行调查核实，并纠正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错管的66人。“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切实际地又补划一批“四类分子”。1971～1977年，对被错划错管的予以纠正。同时，对接受改造较好的50人，摘掉帽子。1979年，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摘掉164名“四类分子”的帽子。1980年1月，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四类分子”共136名。1986年10月，对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并进行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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