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机构
一、市人民政府 1959年11月，湖南省郴州市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会）设秘书室、计划委员会、编制委员会和人事、民政、教育、文化卫生、档案6个科，商业、粮食、财政、农业、林业、基建、轻工业、重工业、公安9个局，共18个办事机构。1960年6月，政府机构增设文教办公室、行政科、畜牧水产局、油茶局、科学技术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基建局改为基建交通局。1962年，政府机构再次调整，设人委办公室、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人事、劳动、民政、卫生、财政、统计、建设、手工业管理8个科，公安、文教、商业、粮食、税务、农林水利、工业、物资8个局。
1963年5月，郴州市改为郴县郴州镇（县级）。市人委改称为镇人委。办事机构在原有基础上增设绿化办公室，撤销文教局，分设教育科、文化科。1966年9月，受“文化大革命”冲击。镇人委会及所属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不能正常行使职能。
1968年2月，成立由军队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郴州镇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取代原镇人委会职能。革委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共45名组成。办事机构设办事组、毛泽东思想宣传组、斗批改组、政法组、组织组、农村文化革命组、生产指挥组和办事组接待室。是年12月，镇革委会又按行业、按职能设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以及工矿企业、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生产生活资料、人民卫生、城市建设、财税金融、粮油购销、手工业管理等8个服务站。1969年1月，镇革委会原7组1室改设为政治工作、办事、生产指挥、人民保卫4个大组，并成立综合服务站，取代原计委、科委、统计局、劳动科、物资科等6个部门的职能。是年3月，镇革委会又将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改称为政治工作部、人民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把城市建设服务站与工矿企业服务站合并为城市建设工交服务站。1971～1972年，镇革委所属部、组、站先后撤销，建立相应的办、委、局、科。
1977年12月，郴州市建制恢复，设市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设革委办以及财贸、农村、工交、计划生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商行政管理、人民防空、城市街道工作等9个办公室；编制、计划、体育运动、科学技术4个委员会；劳动工资、民政、文化3个科；公安、教育、卫生、广播、商业、粮食、财税、农业水电、林业、城市建设、交通、重工业、轻工业、物资、社队企业15个局。1980年12月，市革命委员会撤销，设市人民政府，办事机构基本维持原状。
1984年，市内进行机构改革，原有的物资局、房地产管理局、重工业局、一轻工业局、二轻工业局等行政职能单位，都相继改称为物资公司、房地产公司、重工业公司、轻纺公司和手工业联社，政府行政局级单位减少为28个。但1985年后，政府行政职能机构又逐渐增多。至1989年底设有：政府办公室、编制委员会、体制改革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财贸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乡镇企业委员会、农村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接待处、档案局、监察局、国土管理局、旅游局、劳动局、人事局、统计局、物价局、交通局、商业局、粮食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审计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水电局、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卫生局、文化局、广播电视局40个工作部门；设物资公司、轻纺工业公司、重工业公司、房地产公司、建安建材工业公司5个事业性管理机构，设人民防空办公室、侨务办公室、老龄委办公室、成人教育办公室、蔬菜工作办公室、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市志编纂办公室、环境保护局8个直属机构，共计55个单位。另有中国银行郴江办事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烟草专卖局6个省、地垂直机构。
二、乡镇人民政府
1959年11月，郊区设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制。办事机构设办公室、财会室、武装部、财贸办公室等部门，配有主任、部长、干事等17～22人。公社以下行政组织，称大队、中队、生产队。1960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公社、大队行政组织称管理委员会。1968年2月，公社、大队管理委员会改称革命委员会。1984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恢复乡人民政府，实行乡、村、组三级管理体制。乡人民政府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乡长，并配备乡长助理、秘书、政府办公室正副主任、武装部长、司法助理、民政助理以及企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国土管理、计划生育等专干和财会人员。村设村民委员会，由正副村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联主任、会计、出纳等组成。村民小组设组长、会计、出纳、民兵排长、妇女组长等职。
第二节 领导方式
建市后，全市整个工作在中共郴州市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市长由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大政方针中，既对人民负责，又对市委负责。在其具体工作中，市人民政府通过召开政府会议、现场办公、基层蹲点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与决策，实现对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事业的领导。
一、政府会议
建市起即形成政府会议制度。1981年后，会议制度日益健全。1985年9月，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下发《郴州市人民政府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的若干规定》，要求精简会议和文件，提高会议和文件质量。凡召开政府会议，事先均由政府办公室或有关部门、单位作好调查研究、征集议题及汇报提纲等准备工作，并经分管的副市长或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审核把关。会议后，由有关部门或单位实施，并及时反馈实施情况及结果。政府会议主要有以下形式：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召集。出席人员为政府正、副市长，列席人员为调研员、顾问、政府办公室主任、以及与议题有关的委、办负责人。会议主要研究决定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政务管理的重要问题，包括各部门、各单位向市政府请示的重要事项及其他属于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问题。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召集。出席人员为正、副市长、调研员、顾问，列席人员为政府各委、办主任和监察局长及与议题有关的单位负责人。主要通报分析市内外形势，听取部门工作汇报，总结、部署工作，互通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工作。一般两周举行一次，多在星期一上午召开。
市长工作会议由市长或分管的副市长召集。参加会议的人员可根据需要确定。主要研究决定分管工作范围或局部工作方面的事项，协调解决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的工作问题。会议所研究确定的重大问题和形成的意见，均向政府常务会议通报。
二、联席会议
市人民政府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邀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参加。主要研究解决政务管理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若属涉及面广或复杂的问题，还邀请驻市单位或有关县市的领导或部门负责人参加，使工作统一协调，顺利进行。1987年6月，为解决长期制约郴州市经济发展的水源不足问题，市人民政府邀请省、地和资兴市、郴县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举行联席会议，论证从东江引水入郴工程。1987年12月，又邀请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和省、地以及资兴市、郴县有关部门的人员出席东江给水工程设计审查会议，并对工程的组织领导、资金来源、施工队伍及协调关系等问题商定一致意见。会后，各方密切配合，使该工程于1990年12月竣工投产，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完工。
三、现场办公
对于关系到全市性的或某些部门、单位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经常深入实地，进行现场办公。能当即解决的，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提交市委、市人民政府集体研究决定。1965年，为选择修建仙岭水库、立新水库的库址，镇长罗道根率领政府领导成员。顶烈日冒酷暑，踏遍数十座山头，终于将两水库的修建地点合理选定。郴州建市以来，由于城市建设经费拮据，市内污水排放设施甚差，特别是自北湖桥至解放路一段，在北干渠未全线建成以前，仅有一条简易的污水排放沟。因年久失修淤泥积层1米多深，每逢大雨，泛滥成灾，市民反映强烈。1986年5月，市长李刚铤召集建委、公安局、城管办公室、市政公司、北湖街道办事处以及有关驻市单位负责人，进行现场办公，当即决定组成疏浚领导机构、拨出专款，组织维修队伍。不到一个月，就将1500米长的沟渠修复好，清除淤泥2100吨，并拆除沿渠违章建筑100余处。
1964～1989年，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共深入现场办公410余次，解决问题380余件次。
四、基层蹲点
市人民政府历届领导成员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普遍建立基层联系点，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基层的情况，指导全面工作。50～60年代，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每年均有二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60年代中期，兴建氮肥厂时，镇长梁中维（后任镇委副书记）坚持数年同工人一道吃住在工地，昼夜指挥施工，加速了工程进度，使该厂于1971年竣工投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领导干部不顾运动的冲击，主动深入生产第一线，带领基层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镇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陈岭桂在任职期间，除办好槐树下横江洞农业点以外，还经常深入各公社田间地头指挥生产。1975年，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马静波为解决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抱病带领机关干部在三里田大队办示范点，先后办起机械化万只鸡场、百头猪场、百亩果场，同时大搞田园、喷灌建设，改善生产条件，使该大队连年增产增收，并促进全市郊区蔬菜生产和养殖业迅速发展，园田化、喷灌化建设在近郊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80～1981年，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分别在市内召开喷灌工作现场会，推广郴州市的经验。改革开放后，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为加快市内经济建设步伐，防止决策失误，更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全面工作。
1988年，东江引水工程动工兴建，副市长李载有从勘测到竣工的3年中，始终坚持在工地指挥，使第一期工程提前投产。
第三节 施政举要
一、兴办地方工业 1949年，市境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仅有几家规模很小的现代机器工业和600余户手工业作坊。新中国成立后，县、市人民政府为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状况，把发展工业生产放在一切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50年代初，城关镇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优先发展工业的宣传教育和具体的组织工作。手工业工人首先响应，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联合起来，组织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些拥护人民政府、愿意从事合法经营的资本家也积极支持。1951年，城区商界人士南解阜、何桂萱等人集资8000元（银元），兴办联营湘南烟厂。1954年，陈恒甫、何桂萱等人，又发动工商界集资9000元，兴办力新瓷厂。
在此期间，政府也先后办起矿冶厂、酒厂、染织厂、面粉厂（1962年上交地区）等一批小型国营工业企业。至1958年，市境共建立工业企业40余家，有职工5000余人，为郴州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建市以后，市人民政府将发展地方工业作为振兴郴州经济的战略措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60～70年代，市人民政府从地方资源的实际出发，按照形成规模、形成优势、形成特色的要求，在全面发展工业生产中，重点抓好骨干工业企业的兴办。在轻纺工业方面，重点抓黄麻纺织厂、床单厂、棉纺厂（1968年上交地区）的兴建和扩建；在食品工业方面，改建和扩建华中烟厂（1963年上交地区）；在建材工业方面，兴建和扩建玻璃厂、水泥厂（1968年上交地区）；在采选冶炼工业方面，兴建矿冶厂、碳素厂（1971年上交省冶金厅）；在机械工业方面，兴建机械厂、纺织器材厂等。80年代，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围绕搞活企业这一中心环节以及上等级出效益的具体要求，工业发展以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改建为重点，适当兴办新企业。至1989年，市属国营和大集体工业企业发展到144家，有固定资产原值1.8亿元，净值1.3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2.4亿元，主要工业产品达135种，其中麻袋、轴承、床单、瓷器、玻璃、陈醋等20种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二、兴修农田水利
市境自古旱涝灾害频繁，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1954～1959年，人民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共修建小Ⅱ型水库5座，山塘195口，机灌站3处，增加蓄、提水量150万立方米。建市后，市人民政府以兴建骨干工程为重点，以建设旱涝保收农田为目标，大兴农田水利建设。60～70年代，建仙岭、立新等骨干水库3座，水泵站24处，增加旱涝保收农田面积1.95万亩。70～80年代，开展以山、水、田、林、路、机、电、肥、气、庄综合治理为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抓仙岭水库配套工程建设和兴建铁坑、青年水库。建设电灌工程109处，喷灌工程61处。至1989年，全市蓄、引、提总水量达419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3.5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0%；旱涝保收面积达2.9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4%。
三、建设城乡公路
1949年，市境公路通车里程36.6公里，为泥土和泥砂碎石路面。50年代，城关镇人民政府逐年对城区道路进行修复、扩宽、改建，沟通国道、省道、县道主要干线。60～70年代，市人民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将沟通城乡交通作为重点，发动群众修建乡村公路，形成以城区为中心，连接公社、大队的公路网络。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公路建设以扩宽、改建主干公路为主。1984～1989年，共投工30.51万个，投资1995.29万元，将一○七国道由原四级公路扩宽改建成二级公路；将省道郴酃线、郴道线和部分市道改造成三、四级公路。至1989年，全市共有公路101条，总长310公里，为1949年前的8倍。公路密度、质量，居郴州地区之首。
四、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1949年，城区居民住宅建筑总面积为8.75万平方米，人均2.86平方米，房屋简陋，配套设施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纳入施政的重要议事日程。50年代，城关镇人民政府采取以维修、改造、扩建旧房为主，同时营建新房的措施，使住宅面积不断扩大。至1959年，城区住宅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60～70年代，受“文化大革命”以及建设资金不足的影响和制约，房屋建设速度缓慢，但仍然优先兴建了一批居民住宅区。至1978年，住宅面积达到56.9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上升到3.06平方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人民政府从深化改革入手，推行城市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新体制，加快了城市住宅建设速度。至1989年，城区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40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上升到7.1平方米，住房质量显著提高，多数为水、电、卫生设施齐全的单元式住宅。
五、建设蔬菜生产基地
1949年前，市境仅有常年菜地543亩，由于栽培技术落后，蔬菜产量甚低，供应紧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大力发展蔬菜生产。
50年代后期，城关镇人委会在环城乡建立蔬菜生产合作社和蔬菜专业大队，常年菜地达到825亩，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建市后，市人民政府为保证蔬菜供应，把蔬菜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0年，将七里洞、高壁、下湄桥、铜坑湖、官庄坪、天堂、许家洞等7个大队的部分粮食生产队辟为蔬菜专业生产队，菜地面积增至4200亩。1962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七里洞、高壁、铜坑湖、官庄坪和天堂等5个大队的蔬菜生产队又恢复粮食生产，菜地面积减至2235亩，出现蔬菜供不应求的矛盾。1976年，镇革委会复将官庄坪大队的4个生产队定为蔬菜生产专业队，菜地面积扩大到4396亩。在扩大菜地面积的同时，各蔬菜生产队为改善生产条件，普遍进行以平整土地为主的田园化建设。到70年代末，建成旱涝保收菜地2800亩，占全市菜地总面积的63%。80年代以来，对蔬菜生产基地作部分调整，先后将七里洞、同心桥村辟为专业蔬菜基地，还在郊区部分粮食生产队采取合同形式，建立二线蔬菜地。1983年，市人民政府投资120.4万元，在常年菜地上建设喷灌工程3353.46亩，占常年菜地总面积的91.44%。至1989年，全市菜地建设总投资778万元，被湖南省列为全省菜地建设好的城市之一。
六、发展商业网点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城区商业。1949年11月，城区建立第一家国营贸易公司。1956年初，私营商业发展到1517户，比解放前夕增长1.3倍。1956年冬，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公有制成分，认为公有范围越大，经营越集中越好，以致出现大量撤并商业网点的作法。至1978年，市内商业网点减至269户，平均每千居民仅有商业网点2家，商业人员27人，居民买吃难、住店难、理发难、购物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逐步进行商业体制改革，大力恢复和发展商业网点。1978～1989年，市内先后兴建东方大厦、商业大厦、隆茂商场、楚南商场、友谊华侨商场、妇女儿童用品商场、粮贸中心等一批骨干商业企业，扩建和改建北湖商场、西街商场、湘南酒家、福星楼等一批原有的骨干商业企业，新建健康路、兴隆街、东风路、国庆北路、同心路、飞虹桥等7个个体商业街道以及罗家井、北湖等13处集贸市场，使市区商业网点布局趋向合理。1989年，全市商业网点发展到5433个，平均每千居民有商业网点24个，为1978年的12倍。
七、建设东江给水工程
建市前，城区居民普遍饮用井水。1958年后，城区人口增多，供水紧张。市人民政府先后在北湖、南湖、金银冲、同心桥等7处兴建自来水厂。至1989年，日供水能力达10.99万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水紧张状况。但由于水源不足，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且过量抽水，造成个别地方地层塌陷、农田受害。1987年，市人民政府制订从东江引水入郴工程计划，经报请郴州行署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省、市“七·五”重点基本建设工程计划。1988年元月，成立由地、市、县领导组成的东江给水工程指挥部，副专员赵毅拯和市长李刚铤任指挥长。副市长李载有任副指挥长，领导工程具体工作。该工程跨越2市1县的2镇4乡。在省、地的关怀和资兴市、郴县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第一期工程总投资6000万元，于1988年9月1日动工，1990年12月26日竣工通水，日供水能力10万吨，为郴州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八、改善办学条件
1949年前，城区中小学普遍以公祠、寺院、庵堂、庙宇作校舍，教学设备简陋。1950年始，郴县人民政府逐年拨款维修、改建、扩建或新建教室，学校面貌逐年改观，办学条件有所改善。1960年后，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入学人数逐年增多。但至1983年，全市中小学仅75所，而在校学生增至2.84万人，致使校校超招，影响教学质量。1984年，市人民政府邀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协领导考察全市教育工作，发现市属中小学一级危房占校舍总面积的7.1%，教学设备亦不完善。为改善办学条件，1985～1989年，市人民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向市属中小学投资1100万元，扩大校园面积281亩，新增校舍4.8万平方米，新建教学实验大楼9栋，增加仪器仪表设备价值124.9万元。至1989年底，全市中小学校舍总建筑面积达19.5万平方米，基本实现校园规范化，教学、生活设施配套化。教育质量稳步上升，小学毕业升学率达97.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64.9%，高考录取人数迅速增加。
九、消灭和控制疫病
郴州是历史上有名的疟疾高发区，又是丝虫病的中度流行区，故流传“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之民谣。据1951年重点调查，疟原虫和微丝蚴阳性率，农村分别为80.9%、31.2%；城市为62.6%和13.52%，霍乱、天花及其他各种传染病也时有发生。人民政府把消灭和控制疫病纳入施政重要议事日程，动员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各种传染病的群防群治和普查工作，使各种疫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50年代初期，市境彻底消灭了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1972年，又把丝虫病的发病率控制在0.57%以下。危害郴州人民健康达两千余年的疟疾，经过近20年的反复查治，也在1975年将发病率控制到万分之0.32以下。二者都达到卫生部规定的基本消灭的标准，经省卫生厅、国家卫生部验收，发给了验收合格证。其他各种传染病，经过努力防治，也都得到控制。据截至1989年底的疫情资料，全市已连续12年未发生脊髓灰质炎疫情，连续14年未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各种传染病的总发病率，1989年与1961年相比较，下降70.62%。
十、控制人口自然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迅速。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市内曾经先后出现两个生育高峰，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年份分别达到29.4‰和39.22‰。
1963年，镇人委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在城市开展节制生育工作。1969年，各公社、厂矿企事业单位也都建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推行条（系统）块（公社）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1973年，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逐步推行多层次、全方位的人口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1974～1989年，平均出生率为12.77‰，自然增长率为8.04‰。一孩率由1977年的47.3%上升到1989年的79.58%，多孩率由19.3%降至1.49%。计划生育率由1976年的52.2%上升到1989年的91.58%。
十一、改善文化生活设施
1949年10月，郴县城区仅有文化馆、戏院和电影院各一家。设施简陋，群众文化生活单调。建市后，市人民政府采取国家投资和集体、个人自筹的办法，陆续兴建了图书馆、有线广播站、公园、体育场、工人文化宫，但仍不能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内文化生活设施建设飞速发展，先后新建电视差转台、调频广播电台、电视台、青少年宫。至1989年，全市有风景区2处，公园2个，体育运动场9个，专业影剧院9家，录像放映室56家，录音磁带销售店63家，歌厅、舞厅、音乐茶座、卡拉OK歌厅21家，电视摄像点3家，基层俱乐部、文化室、图书室316个。
十二、科技兴市
1959年，市人民委员会把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科技进步当作振兴郴州经济的重要措施。1960年，成立市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并在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科技工作领导小组。
60～70年代，科技活动初步开展。在郊区，广泛开展改造冷浸田、推广良种、改革耕作制度等一系列科学种田实验活动，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至1977年，全市水稻平均亩产达到439.86公斤，比1949年提高1.9倍，首次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在工矿企业中，由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组成“三结合”科技小组，不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进生产工艺和设备，使国营工矿企业和大部分集体手工业厂（社），逐步实现由手工操作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生产转变，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至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444万元，比1965年增长4倍，职工劳动生产率提高1.5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方针，明确提出依靠科学技术振兴郴州的战略思想，陆续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引进科技人员，增加科技投入，重奖科技发明、创造，并在全市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技活动月”和“科技达标活动”，提高全体市民的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全市先后对一些老工矿企业，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使工矿企业的技术装备相继达到80年代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产品更加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有部分产品跻身国际市场。至1989年，全市共取得科研成果1400余项，其中有53项新产品、新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湖南省空白；有10项新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
十三、兴办经济技术开发
区1988年8月，市委、市人民政府为加快郴州市经济技术发展步伐，决定在市南郊城前岭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1平方公里，为正科级事业单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92年1～4月，郴州地区行政公署和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开发区实行“地市共管，以市为主”的领导体制，面积扩大到11平方公里，规划分为重工业、轻工业、高新科技、私营经济、管理中心、生活居住等6个功能区，为城市结构布局。7月，授予开发区物价、税收、财政、国土、劳动、人事、城市规划、计划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以及治安、户籍、计划生育管理等10个方面的管理权限，设立税务、财政、国土、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分局等职能部门，实行“封闭管理，全面开放”的管理模式。同时，制定土地、税收、财政、金融等政策规定，实行比沿海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如放宽土地使用权最高年限，免收外商的菜地建设费和5～10年的土地使用费；经批准后免征出口产品的出口税等，并在一定年限内免收国家未规定的产品和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等，同时允许建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和保税区；允许企业面向社会发行债券股票等。
1988～1992年，开发区基础设施投资共5000万元，平整土地近1000亩，实现通路、通电、通水和通邮。出让土地700亩，兴办内资企业31家，外资企业13家，引进电子、食品、造纸工业和服装加工等项目，总投资额3亿多元人民币，其中已到位204万元。有2家内资企业和2家外资企业已投产。1992年，开发区社会总产值达3100万元，实现利税250万元。
第四节 人事监察
一、人事
干部队伍 1959年，市内有干部1041人。此时期的干部队伍，主要由工农干部构成，文化程度较低，专业知识较少。1963年市改镇后，郊区缩小，干部数量减少到997人，其中高中文化以上369人，占干部总数的37%；专业技术人员156人，占干部总数的15.7%“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队伍基本处于冻结状态。1978年后，逐步恢复干部吸收录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军队干部转业等制度，同时加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至1989年，市属干部达5227人，其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4242人，占干部总数的81.16%；专业技术人员3401人，占干部总数的65.07%。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居郴州地区11县市之首。
干部录用
市内干部队伍主要来源于工人、农民、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1958～1965年，从工人、农民中吸收录用136人，接收大中专毕业生381人，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3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录用干部。在干部数量偏紧的情况下，许多单位采取“以工代干”（即把工人作干部使用）措施，“代干”人数达735人。1976～1989年，为适应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增加干部3638人，其中除接收大中专毕业生、军队转业干部1857人以外，录用电大、夜大、业大、职大、函大生（简称“五大生”）和“社来社去”大学生109人，“以工代干”转干451人，从在职工人中吸收102人，调入889人。1989年，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从应试的1139人中，为政法、经济监督调节部门录用干部47人。
干部调配
干部调配由市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实施。科局级干部调配由市委审批，组织部办理。股级以下干部，在同一主管局单位之间调配，由主管局审批办理；跨局调配（含由下属单位调主管局），由人事局审批办理。1959～1965年，调配干部827人次，其中因市辖行政区划变化而由组织部安排调配的居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调动较少，大批机关干部集中到“五·七”干校或下放农村劳动，后陆续返回原单位。1978～1989年，调配干部1540人次。1988年开始，在干部调配中注重被调入干部的才能，对调入干部的整体素质实行目标管理，要求调入干部的年龄不超过40岁，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比例不低于20%，严格控制非专业人员和年龄45岁以上的初中文化以下的干部调入，并开始试行借用、选调、聘用的调配办法。是年，从50名应试人员中公开选调一名组织部组织员，选聘一名环保局长和一批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引进人才，是年5月，首次举办市人才信息发布会；7月20日，市人民政府在《湖南日报》刊登引进人才公告，为省内县市之首；11月，成立市人才开发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制定、颁布关于对引进人才实行优惠的政策，当年来信来访者464人次，其中办理调入手续7人。1989年，建立人才信息库，并对市内82名待业“五大”毕业生建立登记卡，以便实行有效管理。
干部奖惩
市组织、人事部门根据1957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工作人员奖惩条例》，对干部实施奖惩。奖励的种类分先进工作者、记功、记大功、升级、升职、通令嘉奖。1959～1965年，年度评奖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奖励条件侧重于政治状况和工作成果。此期间，嘉奖的省劳模7人。市第一中学教师肖淮甫，由英语教师改任俄语教研组长，刻苦自学，勤奋工作，在患严重伤寒病的情况下，仍坚持教学。由于成绩显著，1960年被授予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文化大革命”中，规范性的奖励工作中断，以所谓“政治状况”为先决条件，评选了部分不符合标准的“积极分子”，影响了奖励工作的正常进行。1978年后，奖励工作逐步恢复正常。1981年，制定党政机关年度奖励工作规定。
1984年，开始实行以政府目标管理为主，联系岗位责任制进行百分制年终考核，结合一事一人即时奖励的评选方式，评奖面控制在参评人数15%左右。1981～1989年，全市评出市级先进工作者1645人次，记功385人次，记大功3人次，浮动升级5人次，升级1人次，升职3人。1989年，郴州市被评为郴州地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并获奖金1万元。
1959～1965年，受政纪处分干部77人次，其中属腐化堕落等错误38人次，贪污盗窃等错误21人次，强迫命令等错误9人次，其它错误9人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和错误处分。1976年，市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为410名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1978～1989年，受政纪处分的干部79人，其中属贪污受贿等经济错误33人，腐化堕落等错误11人，渎职错误5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9人，无组织纪律错误14人，其它错误7人。1959～1989年，全市受政纪处分干部156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分人员除外），其中开除51人，开除留用19人，记大过36人，记过25人，警告6人，降级降职3人，撤职16人。
工资与福利
1959～1965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实行等级工资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工资调整处于冻结状态，同工不同酬、晋职不晋级现象普遍存在。1985年起，国家机关、全民事业单位实行结构工资制。1987年，开始在全民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实行职称聘任工资制度。
1963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参加调资单位97个，5361人，升级面41.2%，人均月工资由37.1元增加到41.4元。1976、1979年，两次普调，升级面40%。调资后，机关1054人，人均月工资45.3元；科教文卫战线1389人，人均月工资54.46元；其它事业单位410人，人均月工资48.1元。1982～1983年，132个机关、事业单位5126人参加调资，有5050人调升工资，占98.52%，其中3668人升一级，1382人升两级。调资后，人均月增资20.2元。1987年后，为解决机关、事业单位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工资偏低问题，先后5次调升12686人次，人均月增工资23.09元。1988年，市人民政府决定，试行凡分配到市属中小学任教的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按正式教师待遇，提高标准工资10%，并可发给奖励工资的办法。至1989年底，市属行政机关1537人，人均月工资87.97元；全民事业单位4440人，人均月工资82.52元，其中参加评聘的专业技术人员1843人，人均月工资86.81元。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偏低的矛盾有所缓解。
1959～1989年，干部退休617人，退职58人。其中，退休的处级干部1人，科级干部31人，一般干部412人，专业技术干部173人。1987年以前，退休、退职干部福利待遇执行国家统一规定。1988年9月1日起，市人民政府决定试行提高待遇，退职、退休、工残人员基本生活费由原月工资25、30、40元，分别提高到40、50、60元；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的退休人员可比照离休干部照发原工资；新中国建立后参加工作，工作年限满30年者，退休费可补齐到原工资的100%，并每月增发生活补助费10元。退休人员异地城镇安置，其补助费由150元提高到300元；异地农村安置，补助费由300元提高到11500元。
60年代，福利费按工资总额2.5%的标准提取，主要用于干部职工个人及家属的生活困难补助，其比例高达福利费总额的50%。70年代，福利费用于干部职工困难补助逐年减少，用于集体公益事业，如幼儿园、食堂等项目增多。1981年，福利费按人均月1.2元提取。以后，福利费用于干部职工公费医疗补助逐年增多。1987年，公费医疗制度试行改革，按干部职工工作年限确定基数，根据就诊方式不同，超基数者，由本人自费20～40%。医疗费用补助超支严重的情况有所遏止。1988年，福利费按人均年40元标准提取。
1978年前，对干部遗属生活困难的补助，实行一次性补助或按年度补助。1979年后，改按月补助。1989年，市属各干部遗属补助29户，55人，月补助共1094元。
二、监察
1988年2月以前，市人民政府未设专门的行政监察机构，行政监察工作由市委的纪律检查部门承担，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办理报批手续。1988年2月，成立市监察局。1988～1989年，监察的重点主要查处以权谋私、非法经商、投机倒把、贪污受贿、滥发钱物、营建私房和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等。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举报256件次，属监察范围的160件，其中贪污11件，贿赂45件，违反财经纪律15件，投机倒把非法经营15件，以权谋私、弄权勒索34件，官僚主义失职渎职1件，腐化堕落道德败坏3件，打击报复6件，其它30件。通过核实，按照政策查处贪污1件，违反财经纪律8件，投机倒把1件，以权谋私1件，腐化堕落道德败坏3件。给予警告处分5人，记过4人，记大过3人，开除1人，免于处分1人。收缴违纪金额88.46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90万元。被查处的对象中，有科局级干部8人。
第五节 外事侨务
一、外事
外事接待
新中国建立前，市境已有外事来往。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外事往来逐渐增多。50～70年代，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友人至郴参观或作技术指导。80年代起，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经济技术交流为主的外事活动逐年增加，常有一些国际友人、科技团体和经济实体至郴观光、考察、投资。为做好外事接待工作，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成立外事办公室，配有工作人员5人。1980～1989年，共接待4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科技专家、大学教授、驻华使节、运动员、经济贸易人士1590人次。
参观访问
1980年4月，葡萄牙地质矿产局副局长卡瓦略博士率地质代表团访问柿竹园有色金属矿，下榻郴州市。1981年4月，欧洲共同体能源总局电力局局长迈克尔·戴维斯博士率欧洲共同体铀矿地质考察团参观访问国营七一一矿。1982年2月，以濂谷岩为团长的日本瑞湘会第二次友好访华团一行28人访问郴州，参观郴州瓷厂、北湖商场，并游览苏仙岭风景区。10月，美籍专家代乃迭一行3人至郴访友观光。1983年11月，尼泊尔王国体委委员巴苏德夫·普拉丹率尼泊尔国家男排至郴训练，并同中国“八一”青年队等进行友好比赛。1986年6月，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组织驻华代表考夫曼小姐至郴观光访问。9月，新西兰摄影师布里安·布莱德至郴作林业社会调查。1987年4月，美国友人西澳多·斯科特先生至郴参观其当年出生地惠爱医院旧址及其父母工作过的旧址。1988年1月，以最高顾问名川士郎为团长的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学习中国人民战争”访华团一行5人至郴访问，参观当年红军活动旧址。6月，东德驻华使馆商务代表亨克尔·施瓦柏一行4人至郴州筑路机械厂访问。1989年10月，世界著名地热专家、联合国地热学院副院长、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弗里斯顿携夫人一道至郴考察地热资源。
经济技术考察和协作
1982年9月，泰国客商陈一华至郴州麻纺厂洽谈麻纱业务。
1983年10月，日本西贸易（株）和帝国产业（株）中树直之、细田直树一行到郴州麻纺厂洽谈1984年黄麻业务。12月，日本兵库县贸易株式会社阿部义市到郴州罐头厂洽谈业务。1985年7月，日本高爱（株）钢铁原料部长永洁松、日本电报株式会社科长佃野泰弘至郴洽谈石墨贸易。9～10月，新加坡铋德私人有限公司王中杰两次访郴，洽谈锡业开发事宜。1986年6月，瑞士汽巴·嘉基公司农药部中国地区经理关棠武等至郴参观烟草抑芽剂——抑芽敏技术交流会。10月，美国洛仕第公司一行4人至郴州卷烟厂洽谈烟草种植、加工技术事宜。1987年10月，日本东京凡一商事（株）元吉廉一至郴州肉联厂洽谈冻鹅肥干业务。1988年9月，南朝鲜沈云鹤至郴州卷烟厂签订投资办厂合作意向书。
文化交流
1981年9月，日本语言学者中岛干起副教授至郴考察湘南方言。1986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赠给郴州地区卫生防疫站1台丰田汽车。10月，菲律宾农业大学奥布托尼亚·西逊教授至郴观光讲学。1987年3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赠给郴州地区科学馆1台佳能复印机。4月，日本东京JBS电视台一行6人至郴访问。1988年3月，美国洞穴基金会考察队一行12人至万华岩溶洞进行为期7天的探险活动。1988年6月，国际开发协会为郴州教师进修学院投资50万美元兴建教学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赠给郴州地区科学馆科普车1辆。同月，美国乔治大学玛丽安·麦容璜副教授一行3人至郴州卫校落实培训营养士的计划。7月，法国雪铁龙汽车巡展旅行团一行210人访问郴州。11月，英国白德能及夫人巴其至郴出席“瑶族学术研讨会”，并参加在北湖公园举行的“盘王节”庆祝会。
出国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经济技术协作日益增多，市境企事业单位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七·五”期间，郴州卷烟厂领导人通过多次出国考察，引进英国、法国的卷烟接嘴机组10台，意大利包装机6台。1983年4月，郴州卷烟厂党委书记王国兴一行3人赴英国进行技术考察。1985年10月，国营七一一矿工程师李成源随核工业部矿冶局组织的矿山地下热水治理考察组赴日本考察。1986年1月，郴州医用超声波仪器厂厂长陈岩松一行3人赴日本考察，引进日本高性能电子线陈式B型超声诊断仪100台套。郴州地区粮食局副局长刘书贤、郴州地区面粉厂厂长侯广钊率郴州地区面粉厂引进工程考察组赴意大利考察，引进小麦制粉工艺技术及设备1台套。4月，郴州麻纺厂副厂长王光槐赴日本进行生产技术考察。10月，郴州卷烟厂副厂长李德安一行3人赴英国进行技术考察。1987年5月，郴州饲料厂电气工程师李文举一行4人就引进瑞士布勒兄弟有限公司饲料加工设备一事出访瑞士。11月，郴州卷烟厂厂长朱国祯一行5人赴英国进行为期20天的生产技术与行政管理考察。1988年1月，郴州饲料厂厂长曹宏喜一行4人应布勒兄弟有限公司邀请出访瑞士。9月，市三中英语教师李雪莲赴美国进修学习。1989年11月，郴州卷烟厂厂长朱国祯赴英国考察，郴州林业机械厂厂长王抗援赴美国进行为期65天的技术考察。
二、侨务
郴州市籍的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大多数是1949年以前外出的。有的在国外求学后定居，有的因生活所迫出国谋生，有的随国民党去港澳台后移居国外。也有的是1949年以后出国定居的。至1989年，共有879户，3810人。内有华侨、外籍华人554户，2476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瑞士、苏联、日本等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绝大多数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尊重所在国法律，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勤劳致富，繁衍生息，受到当地居民的尊敬，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概。他们中具有政治影响、经济实力、技术专长和科研成果的达50余人。为做好侨务工作，1959年市人民政府在市民政局设侨务专干，负责办理侨务事宜。
1979年7月，召开市首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成立市归国华侨联合会。1984年5月，成立市侨务办公室，与市侨联合署办公，定编3人。建市以来，市人民政府重视侨务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保护华侨、外籍华人的正当权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错误思潮的干扰，归侨、侨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9年后，市人民政府认真落实侨务政策，积极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眷属落实政策，恢复其政治、生活待遇。为错误处理的干部职工办理复职、退职手续，按政策发还私房和财产，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对归侨47人、侨眷1032人、港澳台同胞眷属991人，按政策予以适当安置。同时，有针对性地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为引进外资、设备、捐赠等方面做工作，鼓励支持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眷属发展个体经济，使其心情舒畅，积极工作，热爱祖国。侨属朱志生办起年销售额130万元的湘沪贸易公司。至1989年，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眷属中，有4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48人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29人获高级专业技术职称，11人被选为省人民代表，23人被推荐为省、市政协委员。市一中侨眷、高级教师刘秀枝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市建筑设计院侨眷、高级工程师伍宜玲获省建筑设计银质奖。1989年，刘、伍均被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还有不少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生产）者，或被授予省、地、市劳动模范称号。
通过贯彻落实侨务政策，加强与侨胞、港澳台同胞的交往，促进祖国的统一和团结。至1989年，全市出国定居、探亲的有203人次，回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洽谈贸易达5038人次，年侨汇额折人民币30万元，并兴办侨资企业15家。
一、市人民政府 1959年11月，湖南省郴州市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会）设秘书室、计划委员会、编制委员会和人事、民政、教育、文化卫生、档案6个科，商业、粮食、财政、农业、林业、基建、轻工业、重工业、公安9个局，共18个办事机构。1960年6月，政府机构增设文教办公室、行政科、畜牧水产局、油茶局、科学技术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基建局改为基建交通局。1962年，政府机构再次调整，设人委办公室、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人事、劳动、民政、卫生、财政、统计、建设、手工业管理8个科，公安、文教、商业、粮食、税务、农林水利、工业、物资8个局。
1963年5月，郴州市改为郴县郴州镇（县级）。市人委改称为镇人委。办事机构在原有基础上增设绿化办公室，撤销文教局，分设教育科、文化科。1966年9月，受“文化大革命”冲击。镇人委会及所属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不能正常行使职能。
1968年2月，成立由军队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郴州镇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取代原镇人委会职能。革委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共45名组成。办事机构设办事组、毛泽东思想宣传组、斗批改组、政法组、组织组、农村文化革命组、生产指挥组和办事组接待室。是年12月，镇革委会又按行业、按职能设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以及工矿企业、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生产生活资料、人民卫生、城市建设、财税金融、粮油购销、手工业管理等8个服务站。1969年1月，镇革委会原7组1室改设为政治工作、办事、生产指挥、人民保卫4个大组，并成立综合服务站，取代原计委、科委、统计局、劳动科、物资科等6个部门的职能。是年3月，镇革委会又将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改称为政治工作部、人民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把城市建设服务站与工矿企业服务站合并为城市建设工交服务站。1971～1972年，镇革委所属部、组、站先后撤销，建立相应的办、委、局、科。
1977年12月，郴州市建制恢复，设市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设革委办以及财贸、农村、工交、计划生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商行政管理、人民防空、城市街道工作等9个办公室；编制、计划、体育运动、科学技术4个委员会；劳动工资、民政、文化3个科；公安、教育、卫生、广播、商业、粮食、财税、农业水电、林业、城市建设、交通、重工业、轻工业、物资、社队企业15个局。1980年12月，市革命委员会撤销，设市人民政府，办事机构基本维持原状。
1984年，市内进行机构改革，原有的物资局、房地产管理局、重工业局、一轻工业局、二轻工业局等行政职能单位，都相继改称为物资公司、房地产公司、重工业公司、轻纺公司和手工业联社，政府行政局级单位减少为28个。但1985年后，政府行政职能机构又逐渐增多。至1989年底设有：政府办公室、编制委员会、体制改革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财贸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乡镇企业委员会、农村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接待处、档案局、监察局、国土管理局、旅游局、劳动局、人事局、统计局、物价局、交通局、商业局、粮食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审计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水电局、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卫生局、文化局、广播电视局40个工作部门；设物资公司、轻纺工业公司、重工业公司、房地产公司、建安建材工业公司5个事业性管理机构，设人民防空办公室、侨务办公室、老龄委办公室、成人教育办公室、蔬菜工作办公室、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市志编纂办公室、环境保护局8个直属机构，共计55个单位。另有中国银行郴江办事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烟草专卖局6个省、地垂直机构。
二、乡镇人民政府
1959年11月，郊区设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制。办事机构设办公室、财会室、武装部、财贸办公室等部门，配有主任、部长、干事等17～22人。公社以下行政组织，称大队、中队、生产队。1960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公社、大队行政组织称管理委员会。1968年2月，公社、大队管理委员会改称革命委员会。1984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恢复乡人民政府，实行乡、村、组三级管理体制。乡人民政府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乡长，并配备乡长助理、秘书、政府办公室正副主任、武装部长、司法助理、民政助理以及企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国土管理、计划生育等专干和财会人员。村设村民委员会，由正副村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联主任、会计、出纳等组成。村民小组设组长、会计、出纳、民兵排长、妇女组长等职。
第二节 领导方式
建市后，全市整个工作在中共郴州市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市长由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大政方针中，既对人民负责，又对市委负责。在其具体工作中，市人民政府通过召开政府会议、现场办公、基层蹲点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与决策，实现对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事业的领导。
一、政府会议
建市起即形成政府会议制度。1981年后，会议制度日益健全。1985年9月，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下发《郴州市人民政府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的若干规定》，要求精简会议和文件，提高会议和文件质量。凡召开政府会议，事先均由政府办公室或有关部门、单位作好调查研究、征集议题及汇报提纲等准备工作，并经分管的副市长或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审核把关。会议后，由有关部门或单位实施，并及时反馈实施情况及结果。政府会议主要有以下形式：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召集。出席人员为政府正、副市长，列席人员为调研员、顾问、政府办公室主任、以及与议题有关的委、办负责人。会议主要研究决定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政务管理的重要问题，包括各部门、各单位向市政府请示的重要事项及其他属于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问题。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召集。出席人员为正、副市长、调研员、顾问，列席人员为政府各委、办主任和监察局长及与议题有关的单位负责人。主要通报分析市内外形势，听取部门工作汇报，总结、部署工作，互通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工作。一般两周举行一次，多在星期一上午召开。
市长工作会议由市长或分管的副市长召集。参加会议的人员可根据需要确定。主要研究决定分管工作范围或局部工作方面的事项，协调解决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的工作问题。会议所研究确定的重大问题和形成的意见，均向政府常务会议通报。
二、联席会议
市人民政府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邀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参加。主要研究解决政务管理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若属涉及面广或复杂的问题，还邀请驻市单位或有关县市的领导或部门负责人参加，使工作统一协调，顺利进行。1987年6月，为解决长期制约郴州市经济发展的水源不足问题，市人民政府邀请省、地和资兴市、郴县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举行联席会议，论证从东江引水入郴工程。1987年12月，又邀请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和省、地以及资兴市、郴县有关部门的人员出席东江给水工程设计审查会议，并对工程的组织领导、资金来源、施工队伍及协调关系等问题商定一致意见。会后，各方密切配合，使该工程于1990年12月竣工投产，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完工。
三、现场办公
对于关系到全市性的或某些部门、单位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经常深入实地，进行现场办公。能当即解决的，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提交市委、市人民政府集体研究决定。1965年，为选择修建仙岭水库、立新水库的库址，镇长罗道根率领政府领导成员。顶烈日冒酷暑，踏遍数十座山头，终于将两水库的修建地点合理选定。郴州建市以来，由于城市建设经费拮据，市内污水排放设施甚差，特别是自北湖桥至解放路一段，在北干渠未全线建成以前，仅有一条简易的污水排放沟。因年久失修淤泥积层1米多深，每逢大雨，泛滥成灾，市民反映强烈。1986年5月，市长李刚铤召集建委、公安局、城管办公室、市政公司、北湖街道办事处以及有关驻市单位负责人，进行现场办公，当即决定组成疏浚领导机构、拨出专款，组织维修队伍。不到一个月，就将1500米长的沟渠修复好，清除淤泥2100吨，并拆除沿渠违章建筑100余处。
1964～1989年，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共深入现场办公410余次，解决问题380余件次。
四、基层蹲点
市人民政府历届领导成员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普遍建立基层联系点，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基层的情况，指导全面工作。50～60年代，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每年均有二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60年代中期，兴建氮肥厂时，镇长梁中维（后任镇委副书记）坚持数年同工人一道吃住在工地，昼夜指挥施工，加速了工程进度，使该厂于1971年竣工投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领导干部不顾运动的冲击，主动深入生产第一线，带领基层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镇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陈岭桂在任职期间，除办好槐树下横江洞农业点以外，还经常深入各公社田间地头指挥生产。1975年，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马静波为解决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抱病带领机关干部在三里田大队办示范点，先后办起机械化万只鸡场、百头猪场、百亩果场，同时大搞田园、喷灌建设，改善生产条件，使该大队连年增产增收，并促进全市郊区蔬菜生产和养殖业迅速发展，园田化、喷灌化建设在近郊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80～1981年，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分别在市内召开喷灌工作现场会，推广郴州市的经验。改革开放后，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为加快市内经济建设步伐，防止决策失误，更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全面工作。
1988年，东江引水工程动工兴建，副市长李载有从勘测到竣工的3年中，始终坚持在工地指挥，使第一期工程提前投产。
第三节 施政举要
一、兴办地方工业 1949年，市境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仅有几家规模很小的现代机器工业和600余户手工业作坊。新中国成立后，县、市人民政府为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状况，把发展工业生产放在一切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50年代初，城关镇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优先发展工业的宣传教育和具体的组织工作。手工业工人首先响应，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联合起来，组织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些拥护人民政府、愿意从事合法经营的资本家也积极支持。1951年，城区商界人士南解阜、何桂萱等人集资8000元（银元），兴办联营湘南烟厂。1954年，陈恒甫、何桂萱等人，又发动工商界集资9000元，兴办力新瓷厂。
在此期间，政府也先后办起矿冶厂、酒厂、染织厂、面粉厂（1962年上交地区）等一批小型国营工业企业。至1958年，市境共建立工业企业40余家，有职工5000余人，为郴州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建市以后，市人民政府将发展地方工业作为振兴郴州经济的战略措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60～70年代，市人民政府从地方资源的实际出发，按照形成规模、形成优势、形成特色的要求，在全面发展工业生产中，重点抓好骨干工业企业的兴办。在轻纺工业方面，重点抓黄麻纺织厂、床单厂、棉纺厂（1968年上交地区）的兴建和扩建；在食品工业方面，改建和扩建华中烟厂（1963年上交地区）；在建材工业方面，兴建和扩建玻璃厂、水泥厂（1968年上交地区）；在采选冶炼工业方面，兴建矿冶厂、碳素厂（1971年上交省冶金厅）；在机械工业方面，兴建机械厂、纺织器材厂等。80年代，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围绕搞活企业这一中心环节以及上等级出效益的具体要求，工业发展以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改建为重点，适当兴办新企业。至1989年，市属国营和大集体工业企业发展到144家，有固定资产原值1.8亿元，净值1.3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2.4亿元，主要工业产品达135种，其中麻袋、轴承、床单、瓷器、玻璃、陈醋等20种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二、兴修农田水利
市境自古旱涝灾害频繁，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1954～1959年，人民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共修建小Ⅱ型水库5座，山塘195口，机灌站3处，增加蓄、提水量150万立方米。建市后，市人民政府以兴建骨干工程为重点，以建设旱涝保收农田为目标，大兴农田水利建设。60～70年代，建仙岭、立新等骨干水库3座，水泵站24处，增加旱涝保收农田面积1.95万亩。70～80年代，开展以山、水、田、林、路、机、电、肥、气、庄综合治理为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抓仙岭水库配套工程建设和兴建铁坑、青年水库。建设电灌工程109处，喷灌工程61处。至1989年，全市蓄、引、提总水量达419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3.5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0%；旱涝保收面积达2.9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4%。
三、建设城乡公路
1949年，市境公路通车里程36.6公里，为泥土和泥砂碎石路面。50年代，城关镇人民政府逐年对城区道路进行修复、扩宽、改建，沟通国道、省道、县道主要干线。60～70年代，市人民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将沟通城乡交通作为重点，发动群众修建乡村公路，形成以城区为中心，连接公社、大队的公路网络。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公路建设以扩宽、改建主干公路为主。1984～1989年，共投工30.51万个，投资1995.29万元，将一○七国道由原四级公路扩宽改建成二级公路；将省道郴酃线、郴道线和部分市道改造成三、四级公路。至1989年，全市共有公路101条，总长310公里，为1949年前的8倍。公路密度、质量，居郴州地区之首。
四、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1949年，城区居民住宅建筑总面积为8.75万平方米，人均2.86平方米，房屋简陋，配套设施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纳入施政的重要议事日程。50年代，城关镇人民政府采取以维修、改造、扩建旧房为主，同时营建新房的措施，使住宅面积不断扩大。至1959年，城区住宅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60～70年代，受“文化大革命”以及建设资金不足的影响和制约，房屋建设速度缓慢，但仍然优先兴建了一批居民住宅区。至1978年，住宅面积达到56.9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上升到3.06平方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人民政府从深化改革入手，推行城市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新体制，加快了城市住宅建设速度。至1989年，城区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40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上升到7.1平方米，住房质量显著提高，多数为水、电、卫生设施齐全的单元式住宅。
五、建设蔬菜生产基地
1949年前，市境仅有常年菜地543亩，由于栽培技术落后，蔬菜产量甚低，供应紧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大力发展蔬菜生产。
50年代后期，城关镇人委会在环城乡建立蔬菜生产合作社和蔬菜专业大队，常年菜地达到825亩，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建市后，市人民政府为保证蔬菜供应，把蔬菜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0年，将七里洞、高壁、下湄桥、铜坑湖、官庄坪、天堂、许家洞等7个大队的部分粮食生产队辟为蔬菜专业生产队，菜地面积增至4200亩。1962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七里洞、高壁、铜坑湖、官庄坪和天堂等5个大队的蔬菜生产队又恢复粮食生产，菜地面积减至2235亩，出现蔬菜供不应求的矛盾。1976年，镇革委会复将官庄坪大队的4个生产队定为蔬菜生产专业队，菜地面积扩大到4396亩。在扩大菜地面积的同时，各蔬菜生产队为改善生产条件，普遍进行以平整土地为主的田园化建设。到70年代末，建成旱涝保收菜地2800亩，占全市菜地总面积的63%。80年代以来，对蔬菜生产基地作部分调整，先后将七里洞、同心桥村辟为专业蔬菜基地，还在郊区部分粮食生产队采取合同形式，建立二线蔬菜地。1983年，市人民政府投资120.4万元，在常年菜地上建设喷灌工程3353.46亩，占常年菜地总面积的91.44%。至1989年，全市菜地建设总投资778万元，被湖南省列为全省菜地建设好的城市之一。
六、发展商业网点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城区商业。1949年11月，城区建立第一家国营贸易公司。1956年初，私营商业发展到1517户，比解放前夕增长1.3倍。1956年冬，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公有制成分，认为公有范围越大，经营越集中越好，以致出现大量撤并商业网点的作法。至1978年，市内商业网点减至269户，平均每千居民仅有商业网点2家，商业人员27人，居民买吃难、住店难、理发难、购物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逐步进行商业体制改革，大力恢复和发展商业网点。1978～1989年，市内先后兴建东方大厦、商业大厦、隆茂商场、楚南商场、友谊华侨商场、妇女儿童用品商场、粮贸中心等一批骨干商业企业，扩建和改建北湖商场、西街商场、湘南酒家、福星楼等一批原有的骨干商业企业，新建健康路、兴隆街、东风路、国庆北路、同心路、飞虹桥等7个个体商业街道以及罗家井、北湖等13处集贸市场，使市区商业网点布局趋向合理。1989年，全市商业网点发展到5433个，平均每千居民有商业网点24个，为1978年的12倍。
七、建设东江给水工程
建市前，城区居民普遍饮用井水。1958年后，城区人口增多，供水紧张。市人民政府先后在北湖、南湖、金银冲、同心桥等7处兴建自来水厂。至1989年，日供水能力达10.99万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水紧张状况。但由于水源不足，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且过量抽水，造成个别地方地层塌陷、农田受害。1987年，市人民政府制订从东江引水入郴工程计划，经报请郴州行署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省、市“七·五”重点基本建设工程计划。1988年元月，成立由地、市、县领导组成的东江给水工程指挥部，副专员赵毅拯和市长李刚铤任指挥长。副市长李载有任副指挥长，领导工程具体工作。该工程跨越2市1县的2镇4乡。在省、地的关怀和资兴市、郴县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第一期工程总投资6000万元，于1988年9月1日动工，1990年12月26日竣工通水，日供水能力10万吨，为郴州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八、改善办学条件
1949年前，城区中小学普遍以公祠、寺院、庵堂、庙宇作校舍，教学设备简陋。1950年始，郴县人民政府逐年拨款维修、改建、扩建或新建教室，学校面貌逐年改观，办学条件有所改善。1960年后，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入学人数逐年增多。但至1983年，全市中小学仅75所，而在校学生增至2.84万人，致使校校超招，影响教学质量。1984年，市人民政府邀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协领导考察全市教育工作，发现市属中小学一级危房占校舍总面积的7.1%，教学设备亦不完善。为改善办学条件，1985～1989年，市人民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向市属中小学投资1100万元，扩大校园面积281亩，新增校舍4.8万平方米，新建教学实验大楼9栋，增加仪器仪表设备价值124.9万元。至1989年底，全市中小学校舍总建筑面积达19.5万平方米，基本实现校园规范化，教学、生活设施配套化。教育质量稳步上升，小学毕业升学率达97.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64.9%，高考录取人数迅速增加。
九、消灭和控制疫病
郴州是历史上有名的疟疾高发区，又是丝虫病的中度流行区，故流传“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之民谣。据1951年重点调查，疟原虫和微丝蚴阳性率，农村分别为80.9%、31.2%；城市为62.6%和13.52%，霍乱、天花及其他各种传染病也时有发生。人民政府把消灭和控制疫病纳入施政重要议事日程，动员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各种传染病的群防群治和普查工作，使各种疫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50年代初期，市境彻底消灭了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1972年，又把丝虫病的发病率控制在0.57%以下。危害郴州人民健康达两千余年的疟疾，经过近20年的反复查治，也在1975年将发病率控制到万分之0.32以下。二者都达到卫生部规定的基本消灭的标准，经省卫生厅、国家卫生部验收，发给了验收合格证。其他各种传染病，经过努力防治，也都得到控制。据截至1989年底的疫情资料，全市已连续12年未发生脊髓灰质炎疫情，连续14年未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各种传染病的总发病率，1989年与1961年相比较，下降70.62%。
十、控制人口自然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迅速。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市内曾经先后出现两个生育高峰，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年份分别达到29.4‰和39.22‰。
1963年，镇人委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在城市开展节制生育工作。1969年，各公社、厂矿企事业单位也都建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推行条（系统）块（公社）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1973年，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逐步推行多层次、全方位的人口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1974～1989年，平均出生率为12.77‰，自然增长率为8.04‰。一孩率由1977年的47.3%上升到1989年的79.58%，多孩率由19.3%降至1.49%。计划生育率由1976年的52.2%上升到1989年的91.58%。
十一、改善文化生活设施
1949年10月，郴县城区仅有文化馆、戏院和电影院各一家。设施简陋，群众文化生活单调。建市后，市人民政府采取国家投资和集体、个人自筹的办法，陆续兴建了图书馆、有线广播站、公园、体育场、工人文化宫，但仍不能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内文化生活设施建设飞速发展，先后新建电视差转台、调频广播电台、电视台、青少年宫。至1989年，全市有风景区2处，公园2个，体育运动场9个，专业影剧院9家，录像放映室56家，录音磁带销售店63家，歌厅、舞厅、音乐茶座、卡拉OK歌厅21家，电视摄像点3家，基层俱乐部、文化室、图书室316个。
十二、科技兴市
1959年，市人民委员会把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科技进步当作振兴郴州经济的重要措施。1960年，成立市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并在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科技工作领导小组。
60～70年代，科技活动初步开展。在郊区，广泛开展改造冷浸田、推广良种、改革耕作制度等一系列科学种田实验活动，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至1977年，全市水稻平均亩产达到439.86公斤，比1949年提高1.9倍，首次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在工矿企业中，由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组成“三结合”科技小组，不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进生产工艺和设备，使国营工矿企业和大部分集体手工业厂（社），逐步实现由手工操作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生产转变，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至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444万元，比1965年增长4倍，职工劳动生产率提高1.5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方针，明确提出依靠科学技术振兴郴州的战略思想，陆续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引进科技人员，增加科技投入，重奖科技发明、创造，并在全市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技活动月”和“科技达标活动”，提高全体市民的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全市先后对一些老工矿企业，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使工矿企业的技术装备相继达到80年代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产品更加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有部分产品跻身国际市场。至1989年，全市共取得科研成果1400余项，其中有53项新产品、新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湖南省空白；有10项新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
十三、兴办经济技术开发
区1988年8月，市委、市人民政府为加快郴州市经济技术发展步伐，决定在市南郊城前岭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1平方公里，为正科级事业单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92年1～4月，郴州地区行政公署和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开发区实行“地市共管，以市为主”的领导体制，面积扩大到11平方公里，规划分为重工业、轻工业、高新科技、私营经济、管理中心、生活居住等6个功能区，为城市结构布局。7月，授予开发区物价、税收、财政、国土、劳动、人事、城市规划、计划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以及治安、户籍、计划生育管理等10个方面的管理权限，设立税务、财政、国土、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分局等职能部门，实行“封闭管理，全面开放”的管理模式。同时，制定土地、税收、财政、金融等政策规定，实行比沿海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如放宽土地使用权最高年限，免收外商的菜地建设费和5～10年的土地使用费；经批准后免征出口产品的出口税等，并在一定年限内免收国家未规定的产品和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等，同时允许建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和保税区；允许企业面向社会发行债券股票等。
1988～1992年，开发区基础设施投资共5000万元，平整土地近1000亩，实现通路、通电、通水和通邮。出让土地700亩，兴办内资企业31家，外资企业13家，引进电子、食品、造纸工业和服装加工等项目，总投资额3亿多元人民币，其中已到位204万元。有2家内资企业和2家外资企业已投产。1992年，开发区社会总产值达3100万元，实现利税250万元。
第四节 人事监察
一、人事
干部队伍 1959年，市内有干部1041人。此时期的干部队伍，主要由工农干部构成，文化程度较低，专业知识较少。1963年市改镇后，郊区缩小，干部数量减少到997人，其中高中文化以上369人，占干部总数的37%；专业技术人员156人，占干部总数的15.7%“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队伍基本处于冻结状态。1978年后，逐步恢复干部吸收录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军队干部转业等制度，同时加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至1989年，市属干部达5227人，其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4242人，占干部总数的81.16%；专业技术人员3401人，占干部总数的65.07%。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居郴州地区11县市之首。
干部录用
市内干部队伍主要来源于工人、农民、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1958～1965年，从工人、农民中吸收录用136人，接收大中专毕业生381人，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3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录用干部。在干部数量偏紧的情况下，许多单位采取“以工代干”（即把工人作干部使用）措施，“代干”人数达735人。1976～1989年，为适应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增加干部3638人，其中除接收大中专毕业生、军队转业干部1857人以外，录用电大、夜大、业大、职大、函大生（简称“五大生”）和“社来社去”大学生109人，“以工代干”转干451人，从在职工人中吸收102人，调入889人。1989年，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从应试的1139人中，为政法、经济监督调节部门录用干部47人。
干部调配
干部调配由市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实施。科局级干部调配由市委审批，组织部办理。股级以下干部，在同一主管局单位之间调配，由主管局审批办理；跨局调配（含由下属单位调主管局），由人事局审批办理。1959～1965年，调配干部827人次，其中因市辖行政区划变化而由组织部安排调配的居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调动较少，大批机关干部集中到“五·七”干校或下放农村劳动，后陆续返回原单位。1978～1989年，调配干部1540人次。1988年开始，在干部调配中注重被调入干部的才能，对调入干部的整体素质实行目标管理，要求调入干部的年龄不超过40岁，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比例不低于20%，严格控制非专业人员和年龄45岁以上的初中文化以下的干部调入，并开始试行借用、选调、聘用的调配办法。是年，从50名应试人员中公开选调一名组织部组织员，选聘一名环保局长和一批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引进人才，是年5月，首次举办市人才信息发布会；7月20日，市人民政府在《湖南日报》刊登引进人才公告，为省内县市之首；11月，成立市人才开发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制定、颁布关于对引进人才实行优惠的政策，当年来信来访者464人次，其中办理调入手续7人。1989年，建立人才信息库，并对市内82名待业“五大”毕业生建立登记卡，以便实行有效管理。
干部奖惩
市组织、人事部门根据1957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工作人员奖惩条例》，对干部实施奖惩。奖励的种类分先进工作者、记功、记大功、升级、升职、通令嘉奖。1959～1965年，年度评奖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奖励条件侧重于政治状况和工作成果。此期间，嘉奖的省劳模7人。市第一中学教师肖淮甫，由英语教师改任俄语教研组长，刻苦自学，勤奋工作，在患严重伤寒病的情况下，仍坚持教学。由于成绩显著，1960年被授予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文化大革命”中，规范性的奖励工作中断，以所谓“政治状况”为先决条件，评选了部分不符合标准的“积极分子”，影响了奖励工作的正常进行。1978年后，奖励工作逐步恢复正常。1981年，制定党政机关年度奖励工作规定。
1984年，开始实行以政府目标管理为主，联系岗位责任制进行百分制年终考核，结合一事一人即时奖励的评选方式，评奖面控制在参评人数15%左右。1981～1989年，全市评出市级先进工作者1645人次，记功385人次，记大功3人次，浮动升级5人次，升级1人次，升职3人。1989年，郴州市被评为郴州地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并获奖金1万元。
1959～1965年，受政纪处分干部77人次，其中属腐化堕落等错误38人次，贪污盗窃等错误21人次，强迫命令等错误9人次，其它错误9人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和错误处分。1976年，市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为410名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1978～1989年，受政纪处分的干部79人，其中属贪污受贿等经济错误33人，腐化堕落等错误11人，渎职错误5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9人，无组织纪律错误14人，其它错误7人。1959～1989年，全市受政纪处分干部156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分人员除外），其中开除51人，开除留用19人，记大过36人，记过25人，警告6人，降级降职3人，撤职16人。
工资与福利
1959～1965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实行等级工资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工资调整处于冻结状态，同工不同酬、晋职不晋级现象普遍存在。1985年起，国家机关、全民事业单位实行结构工资制。1987年，开始在全民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实行职称聘任工资制度。
1963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参加调资单位97个，5361人，升级面41.2%，人均月工资由37.1元增加到41.4元。1976、1979年，两次普调，升级面40%。调资后，机关1054人，人均月工资45.3元；科教文卫战线1389人，人均月工资54.46元；其它事业单位410人，人均月工资48.1元。1982～1983年，132个机关、事业单位5126人参加调资，有5050人调升工资，占98.52%，其中3668人升一级，1382人升两级。调资后，人均月增资20.2元。1987年后，为解决机关、事业单位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工资偏低问题，先后5次调升12686人次，人均月增工资23.09元。1988年，市人民政府决定，试行凡分配到市属中小学任教的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按正式教师待遇，提高标准工资10%，并可发给奖励工资的办法。至1989年底，市属行政机关1537人，人均月工资87.97元；全民事业单位4440人，人均月工资82.52元，其中参加评聘的专业技术人员1843人，人均月工资86.81元。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偏低的矛盾有所缓解。
1959～1989年，干部退休617人，退职58人。其中，退休的处级干部1人，科级干部31人，一般干部412人，专业技术干部173人。1987年以前，退休、退职干部福利待遇执行国家统一规定。1988年9月1日起，市人民政府决定试行提高待遇，退职、退休、工残人员基本生活费由原月工资25、30、40元，分别提高到40、50、60元；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的退休人员可比照离休干部照发原工资；新中国建立后参加工作，工作年限满30年者，退休费可补齐到原工资的100%，并每月增发生活补助费10元。退休人员异地城镇安置，其补助费由150元提高到300元；异地农村安置，补助费由300元提高到11500元。
60年代，福利费按工资总额2.5%的标准提取，主要用于干部职工个人及家属的生活困难补助，其比例高达福利费总额的50%。70年代，福利费用于干部职工困难补助逐年减少，用于集体公益事业，如幼儿园、食堂等项目增多。1981年，福利费按人均月1.2元提取。以后，福利费用于干部职工公费医疗补助逐年增多。1987年，公费医疗制度试行改革，按干部职工工作年限确定基数，根据就诊方式不同，超基数者，由本人自费20～40%。医疗费用补助超支严重的情况有所遏止。1988年，福利费按人均年40元标准提取。
1978年前，对干部遗属生活困难的补助，实行一次性补助或按年度补助。1979年后，改按月补助。1989年，市属各干部遗属补助29户，55人，月补助共1094元。
二、监察
1988年2月以前，市人民政府未设专门的行政监察机构，行政监察工作由市委的纪律检查部门承担，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办理报批手续。1988年2月，成立市监察局。1988～1989年，监察的重点主要查处以权谋私、非法经商、投机倒把、贪污受贿、滥发钱物、营建私房和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等。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举报256件次，属监察范围的160件，其中贪污11件，贿赂45件，违反财经纪律15件，投机倒把非法经营15件，以权谋私、弄权勒索34件，官僚主义失职渎职1件，腐化堕落道德败坏3件，打击报复6件，其它30件。通过核实，按照政策查处贪污1件，违反财经纪律8件，投机倒把1件，以权谋私1件，腐化堕落道德败坏3件。给予警告处分5人，记过4人，记大过3人，开除1人，免于处分1人。收缴违纪金额88.46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90万元。被查处的对象中，有科局级干部8人。
第五节 外事侨务
一、外事
外事接待
新中国建立前，市境已有外事来往。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外事往来逐渐增多。50～70年代，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友人至郴参观或作技术指导。80年代起，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经济技术交流为主的外事活动逐年增加，常有一些国际友人、科技团体和经济实体至郴观光、考察、投资。为做好外事接待工作，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成立外事办公室，配有工作人员5人。1980～1989年，共接待4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科技专家、大学教授、驻华使节、运动员、经济贸易人士1590人次。
参观访问
1980年4月，葡萄牙地质矿产局副局长卡瓦略博士率地质代表团访问柿竹园有色金属矿，下榻郴州市。1981年4月，欧洲共同体能源总局电力局局长迈克尔·戴维斯博士率欧洲共同体铀矿地质考察团参观访问国营七一一矿。1982年2月，以濂谷岩为团长的日本瑞湘会第二次友好访华团一行28人访问郴州，参观郴州瓷厂、北湖商场，并游览苏仙岭风景区。10月，美籍专家代乃迭一行3人至郴访友观光。1983年11月，尼泊尔王国体委委员巴苏德夫·普拉丹率尼泊尔国家男排至郴训练，并同中国“八一”青年队等进行友好比赛。1986年6月，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组织驻华代表考夫曼小姐至郴观光访问。9月，新西兰摄影师布里安·布莱德至郴作林业社会调查。1987年4月，美国友人西澳多·斯科特先生至郴参观其当年出生地惠爱医院旧址及其父母工作过的旧址。1988年1月，以最高顾问名川士郎为团长的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学习中国人民战争”访华团一行5人至郴访问，参观当年红军活动旧址。6月，东德驻华使馆商务代表亨克尔·施瓦柏一行4人至郴州筑路机械厂访问。1989年10月，世界著名地热专家、联合国地热学院副院长、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弗里斯顿携夫人一道至郴考察地热资源。
经济技术考察和协作
1982年9月，泰国客商陈一华至郴州麻纺厂洽谈麻纱业务。
1983年10月，日本西贸易（株）和帝国产业（株）中树直之、细田直树一行到郴州麻纺厂洽谈1984年黄麻业务。12月，日本兵库县贸易株式会社阿部义市到郴州罐头厂洽谈业务。1985年7月，日本高爱（株）钢铁原料部长永洁松、日本电报株式会社科长佃野泰弘至郴洽谈石墨贸易。9～10月，新加坡铋德私人有限公司王中杰两次访郴，洽谈锡业开发事宜。1986年6月，瑞士汽巴·嘉基公司农药部中国地区经理关棠武等至郴参观烟草抑芽剂——抑芽敏技术交流会。10月，美国洛仕第公司一行4人至郴州卷烟厂洽谈烟草种植、加工技术事宜。1987年10月，日本东京凡一商事（株）元吉廉一至郴州肉联厂洽谈冻鹅肥干业务。1988年9月，南朝鲜沈云鹤至郴州卷烟厂签订投资办厂合作意向书。
文化交流
1981年9月，日本语言学者中岛干起副教授至郴考察湘南方言。1986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赠给郴州地区卫生防疫站1台丰田汽车。10月，菲律宾农业大学奥布托尼亚·西逊教授至郴观光讲学。1987年3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赠给郴州地区科学馆1台佳能复印机。4月，日本东京JBS电视台一行6人至郴访问。1988年3月，美国洞穴基金会考察队一行12人至万华岩溶洞进行为期7天的探险活动。1988年6月，国际开发协会为郴州教师进修学院投资50万美元兴建教学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赠给郴州地区科学馆科普车1辆。同月，美国乔治大学玛丽安·麦容璜副教授一行3人至郴州卫校落实培训营养士的计划。7月，法国雪铁龙汽车巡展旅行团一行210人访问郴州。11月，英国白德能及夫人巴其至郴出席“瑶族学术研讨会”，并参加在北湖公园举行的“盘王节”庆祝会。
出国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经济技术协作日益增多，市境企事业单位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七·五”期间，郴州卷烟厂领导人通过多次出国考察，引进英国、法国的卷烟接嘴机组10台，意大利包装机6台。1983年4月，郴州卷烟厂党委书记王国兴一行3人赴英国进行技术考察。1985年10月，国营七一一矿工程师李成源随核工业部矿冶局组织的矿山地下热水治理考察组赴日本考察。1986年1月，郴州医用超声波仪器厂厂长陈岩松一行3人赴日本考察，引进日本高性能电子线陈式B型超声诊断仪100台套。郴州地区粮食局副局长刘书贤、郴州地区面粉厂厂长侯广钊率郴州地区面粉厂引进工程考察组赴意大利考察，引进小麦制粉工艺技术及设备1台套。4月，郴州麻纺厂副厂长王光槐赴日本进行生产技术考察。10月，郴州卷烟厂副厂长李德安一行3人赴英国进行技术考察。1987年5月，郴州饲料厂电气工程师李文举一行4人就引进瑞士布勒兄弟有限公司饲料加工设备一事出访瑞士。11月，郴州卷烟厂厂长朱国祯一行5人赴英国进行为期20天的生产技术与行政管理考察。1988年1月，郴州饲料厂厂长曹宏喜一行4人应布勒兄弟有限公司邀请出访瑞士。9月，市三中英语教师李雪莲赴美国进修学习。1989年11月，郴州卷烟厂厂长朱国祯赴英国考察，郴州林业机械厂厂长王抗援赴美国进行为期65天的技术考察。
二、侨务
郴州市籍的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大多数是1949年以前外出的。有的在国外求学后定居，有的因生活所迫出国谋生，有的随国民党去港澳台后移居国外。也有的是1949年以后出国定居的。至1989年，共有879户，3810人。内有华侨、外籍华人554户，2476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瑞士、苏联、日本等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绝大多数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尊重所在国法律，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勤劳致富，繁衍生息，受到当地居民的尊敬，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概。他们中具有政治影响、经济实力、技术专长和科研成果的达50余人。为做好侨务工作，1959年市人民政府在市民政局设侨务专干，负责办理侨务事宜。
1979年7月，召开市首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成立市归国华侨联合会。1984年5月，成立市侨务办公室，与市侨联合署办公，定编3人。建市以来，市人民政府重视侨务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保护华侨、外籍华人的正当权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错误思潮的干扰，归侨、侨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9年后，市人民政府认真落实侨务政策，积极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眷属落实政策，恢复其政治、生活待遇。为错误处理的干部职工办理复职、退职手续，按政策发还私房和财产，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对归侨47人、侨眷1032人、港澳台同胞眷属991人，按政策予以适当安置。同时，有针对性地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为引进外资、设备、捐赠等方面做工作，鼓励支持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眷属发展个体经济，使其心情舒畅，积极工作，热爱祖国。侨属朱志生办起年销售额130万元的湘沪贸易公司。至1989年，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眷属中，有4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48人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29人获高级专业技术职称，11人被选为省人民代表，23人被推荐为省、市政协委员。市一中侨眷、高级教师刘秀枝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市建筑设计院侨眷、高级工程师伍宜玲获省建筑设计银质奖。1989年，刘、伍均被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还有不少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生产）者，或被授予省、地、市劳动模范称号。
通过贯彻落实侨务政策，加强与侨胞、港澳台同胞的交往，促进祖国的统一和团结。至1989年，全市出国定居、探亲的有203人次，回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洽谈贸易达5038人次，年侨汇额折人民币30万元，并兴办侨资企业15家。
相关地名
湖南省郴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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