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内容
概述郴州市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人文、自然景观丰富。1988年3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郴州市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中，为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90年6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老根据地。
郴州市是郴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郴州地区是湖南的“南大门”，有位于湘、粤、赣边境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系广东沿海开放城市通向内地的要冲。1988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
郴州建市30年来，经济建设有了长足进步。1985年5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实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单列市；1989年，进入全国36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的城市之列；1991年，在全国120个上缴税收超亿元的县（含县级市）中居第三位。
一
郴州市位于湖南省郴州地区中部，四周与郴县相邻。自秦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置郴县始，市境一直为历代郡、州、军、路、府、区、县治所在地。1959年11月从郴县析出建市。1989年，全市辖3个乡，1个镇，5个街道办事处，面积277平方公里，人口22.51万，其中非农业人口17.62万。
郴州市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8℃，年降水量1466.5毫米，无霜期290天，属中亚热带南缘季风湿润气候区。矿藏资源丰富，已探明的有色金属矿藏有铀、钨、钼、铋等13种，非金属矿藏有煤、大理石等8种；主要林业资源有松、杉、樟、梓、油茶、楠竹等；大宗的农副产品有水稻、红薯、玉米、蔬菜、柑桔等。
郴州市文通便捷。早在秦代，便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水陆要道。民国时期，粤汉铁路及湘粤公路开通，更成为促进南北交流的要途。新中国成立后，交通运输事业进一步发展。1989年，市境有京广、资许、郴嘉3条铁路线贯通，总长40.36公里，从郴州乘火车可直达17个省会城市和旅游胜地；有公路运输线路100条，境内通车里程310公里，形成村村通汽车的公路网络。纵贯南北的公路京深线（北京～深圳）和横连东西的公路郴酃线、郴道线，更使郴州成为湘南交通枢纽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郴州市群山环抱，是一座“四面青山列翠屏”、“草色花光尽是春”的秀丽城市。市境东侧的苏仙岭，方圆17平方公里，山势峻拔，林木葱笼，自古享有“天下第十八福地”的美称；位于安和乡的大型天然溶洞万华岩，钟乳林立，千姿百态，可与世界许多著名旅游洞穴媲美；素有“郴州小桂林”之称的许家洞镇黄草丹霞地貌风景区，山寨奇特，景色瑰丽，被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誉为“无寸土不丽”之地。还有“义帝陵”、“三绝碑”、“叉鱼亭”、“湘南起义纪念碑”等许多人文景观。郴州绚丽多彩的山水名胜，使不少古今名人为之陶醉，为之赞美。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王昌龄、刘长卿、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游历郴州，都留存赞誉佳作。宋代，诗人阮阅，任郴州知军，踏遍郴州名山秀川，集著《郴江百咏》，讴歌郴州秀丽风光。1965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郴州考察，感于郴州的巨大变化，步秦观韵，反其意作《踏莎行》一首，对“山川新意无重数”的郴州新貌，予以热情赞扬。1987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郴州，称赞“郴州是个好地方”。
二
郴州虽有旖旎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在这里却找不到生存的乐土。封建统治者利用专制制度和繁重的劳役、赋税，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众多的穷苦百姓颠沛流离，无以为生。人们为求生存，不得不一次次揭竿而起。早在东汉延熹年间，桂阳郡农民起义军领袖卜阳、潘鸿、胡兰、朱盖等，先后举兵攻打郴州，占府城，惩贪官，除暴虐，斗争如火如荼。嗣后，晋、唐、宋、明诸朝，曾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清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加剧，人民革命斗争更如燎原之势。从清顺治二年（1645）起，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近200年中，市境范围内就先后发生过大小10余次农民起义，其中尤以“天地会”的起义声势最壮，持续4年之久。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1905年，孙中山发起组织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的中国同盟会。郴州的同盟会员为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国，在城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知州陈仰山在同盟会员谢凤池等人的敦促下，于11月5日在州署升起“汉”字旗，宣告独立。至此，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郴州的统治宣告结束。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郴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曾一度呈现繁荣景象。民国初期，城区以手工业作坊为主体的手工业生产有进一步发展。曾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走向衰落的商业，也开始复苏。江西、广西、湖北以及省内的耒阳、衡阳、邵阳等地的一些客商，相继来郴州经商。最盛时，商店发展到近800家，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城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先后创办起郴郡六城联合中学、郴郡六城师范学堂、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等。然而，由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政府横征暴敛，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些在彷徨中寻找真理的郴州先进分子，从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和主张中受到激励和鼓舞，看到新的希望，坚定了为救国救民理想而斗争的信心。
李翼云、胡世俭、孙开球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先后加入共产党，并在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1925年10月，中共郴县特别支部在城区建立，郴州的工农革命运动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郴县总工会、郴县农民协会、郴县女界联合会、郴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农民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等组织在城区相继成立。并开办农工运动讲习所，培训农工骨干，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后，郴县反革命势力疯狂反扑。国民党右派廖镜廷成立“郴县清党委员会”，组织挨户团，配合国民党军、警，在城乡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城区内，李固、肖光标等46名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被杀害，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凌云、省军事特派员朱瑛亦于同年遇难，白色恐怖笼罩郴州。在严峻形势下，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湘南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的指示，于1928年1月从衡阳迁至郴州。同年2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到达郴州，与中共湘南特委一道，以郴州城区为中心，发动百万工农，举行震惊全国的湘南起义，恢复和重建城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湘粤军队会剿湘南，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于4月初向井冈山转移，城区党的组织转入地下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1月，王涛受中共中央指派，从延安来到郴州，在中山北街设立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秋，国民党背信弃义，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郴县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再次转入地下斗争，建立地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给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1949年10月7日，迎来郴州的解放，郴州人民从此彻底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
三
郴州的解放，揭开郴州历史的新篇章，也为郴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但当时的郴州城，只是一座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经济落后、人民困苦的旧山城。城区面积仅1.15平方公里，街巷狭窄，道路坑洼，设施简陋，全城35万平方米的各类房屋，全是两层以下的低矮建筑。工业生产，多是手工业作坊，年产值仅50万元，唯一的一家现代工业企业——光华电灯公司，日发电量仅350千瓦小时。农业耕作，全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粮食平均亩产仅148公斤。因时局动荡，金融紊乱，物价飞涨，商店倒闭者不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虽较清末有所发展，但也不景气。全城17所中、小学校，只有在校学生2400余人。4所医疗卫生机构，仅有病床216张。由于经济落后，失业者众多，人民仍挣扎在饥饿线上。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重重困难，中共郴县县委及城关区委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改变郴州贫穷落后面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49～1952年，党和人民政府动员和依靠群众，完成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以及农村土地革命、城市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民主革命任务，开展查禁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活动，很快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针对投机资本猖獗、物价飞涨的状况，迅速在城区组建国营贸易公司和消费合作社，大力组织粮食、油料、食盐、棉布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1952年，中共城关区委还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经济秩序稳定下来。人民政府还采取兴办国营、集体企业，扶持私营工商业等措施，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经过三年的努力，市境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出现社会安定，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形势，为进一步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1953年，中共郴县县委及城关镇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一面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一面按照郴州资金、技术、原材料的实际，采取以发展食品加工工业和轻纺工业为主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对城市基础设施开始进行改造，拓宽主要街道的路幅，改造路面，安装路灯，修建下水道，改造部分地段的低矮房屋，并着手筹建自来水厂。至1957年，市境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区工业企业发展到40家，工业总产值增至333万元，为1949年的6.7倍；粮食平均亩产提高到173公斤，比1949年增长1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487万元，比1952年增长1.8倍。文化教育事业亦得到相应发展，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到7116人，为1949年的2.9倍；医疗卫生机构增至30个，为1949年的7.5倍；此外，还新建了剧院和电影院。
1959年，郴州市建立，成为郴州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建市至1978年的20年中，市内各方面的工作虽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遭受过挫折，但在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市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工业方面，兴建工业企业150家，奠定郴州市工业发展的基础，并初步实现由手工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变。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444万元，为1958年的17.5倍，年平均递增15.37%。商业方面，兴建“西街”、“北湖”、“五一”、“服务大楼”等多功能骨干商店（场），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在整个市场占有绝对优势。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为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838万元，为1958年的4倍，年均递增7.16%。
农业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建立起以郴江人民公社为主体的蔬菜、畜禽、水产生产基地，以市园艺场、三里田大队为主体的水果生产基地，初步确立郊区农业为城市服务的生产格局。1977年，粮食平均亩产达411公斤，第一次跨过《农业发展纲要》指标。1978年，农业总产值达到84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14元。城市建设方面，编制郴州市第一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确立“紧贴旧城，建设新区”的建设方针，以老城区为中心，向东在白鹿洞辟建文化区，向西在原飞机坪辟建机关、住宅区，向北在下湄桥辟建纺织、化学工业区，向南在五里堆辟建机械、建材、食品工业区，在城东北许家洞辟建独立的采矿工业区。至1978年，全市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1.3亿多元，城区面积扩大到12.16平方公里，为1949年的10.6倍；各类房屋建筑总面积达160.3万平方米，为1958年的2.6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7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5993万元，为1958年的58.2倍。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1978年，全市学校总数达到99所，在校学生总人数达32263人；影剧院发展到6个，有座位6859个，为1958年的3.2倍；医院病床发展到1272张，为1958年的7.9倍；并初步建成全市性的医疗预防卫生保健网，基本消灭疟疾、丝虫病等两大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四
1949～1978年的30年中，郴州市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较大成就，但由于原来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加上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等诸多原因，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富裕起来，部分城乡居民依然处在贫困生活线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工作的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在实现这个转变中，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始终把实现思想转变放在首位。先后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广泛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帮助党员和干部清除“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促进思想解放。与此同时，市委还有步骤地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为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并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一切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初步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转变后，市委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1979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市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政治体制方面，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从市级到基层都普遍实行党政分设，职能分开，以加强党对各项工作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企事业单位中，普遍实行厂长（经理、院长、校长）负责制；在农村，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村体制；改革人事制度，对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开始试行聘任制。经济体制方面，围绕转变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重点进行5个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在企业中，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由指令性计划为主改为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价格的范围，扩大市场调节和指导性价格的品种范围；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逐步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改革用工制度，开始全面推行合同制。
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85年以后，在城市全面推开。至1989年，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各行各业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工业方面：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改革开放取得了4个方面的突破和进展。一是在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1987～1989年，市人民政府先后与10多家国营工业企业签订利润递增包干合同；对28家集体企业实行减税目标管理，对农药厂等9家企业实行公开招标承包。二是横向经济联系得到发展。至1989年，先后有10家工业企业打破疆域界限，与外省市有关企业、院校在技术、设备等方面建立协作关系，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是对一批老骨干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至1989年，市属企业完成或正在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66个，投入资金1.1亿元。
四是部分企业开始走向市场，由单一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经过调整和改革，工业生产逐渐步入稳步、协调、持续发展的新阶段。至1989年，全市已建立起卷烟、纺织、造纸、印刷、缝纫、食品、饲料、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建材、能源等30多个行业，626家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81862万元，为1978年的4倍。
——商业方面：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企业经营自主权逐步得到扩大。1987～1989年，市属30家公司一级的商业企业，先后有27家分别实行招标承包、租赁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百元工资含量包干、定额上交以及工资、奖金与效益挂钩等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单一的流通体制逐步改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式的流通体制，集体和个体商业迅速发展。通过改革，商业经济出现建市以来最活跃、最繁荣的景象。至1989年，全市新开集贸市场5个，社会商业网点发展到5433个（其中个体私营商业4431户），从业人员19768人（其中个体私营从业人员6402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54556万元，比1978年增长7倍。
——城市建设方面：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采取由城市建设部门统一规划、设计、征地、拆迁、施工的社会大生产方式，对市政公用设施、生活服务设施进行综合开发，集资配套建设。先后新建飞虹路、龙船头、三里田、杨家坪、下湄桥、兴隆街6个小区（组团或片点）；改造北湖路、解放路、燕泉路等城市主干道以及文化路、国庆路、中山东街的部分地段；配套修建自来水、下水道、电力、通讯、园林、环境卫生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商业服务网点；完成东江第一期日供水10万吨引水工程。至1989年，城区面积扩大到20.4平方公里，为1978年的1.7倍；各类房屋建筑面积增加到534万平方米，为1978年的3.3倍，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1平方米；市内兴建的各种旅社、宾馆、招待所，能同时容纳万余宾客；市内电话在自动化的基础上，实现程控化，并进入国际、国内直拨网。
——农业方面：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郊区三乡一镇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充分的生产和分配自主权，生产热情普遍高涨，农村经济出现3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农村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各业全面发展，促使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1989年，郊区农村专业户发展到610户，经济联合体73个。二是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个体企业迅速崛起。至1989年，全市共有乡镇、村组、联户和个体企业1736家，从业者4073人，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
三是集体福利事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至1989年，三乡一镇用于发展教育、卫生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经费达307.1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1元。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改革也同步进行。重点是改革管理体制，调整内部结构，并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全面推行所、校、院、站长负责制。通过改革，扩大了这些单位的自主权，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服务的活力。1979～1989年，全市科学技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已建立专业科研机构12个，民间科技组织38个，共有专业科技人员11817人，研制生产的40型柱齿钎头、多芯锡焊丝、8310系列片状塑料复合稳定剂、高频焊管等155项新产品、新技术，分别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教育事业得到进一步加强，教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学校和在校学生人数增加。1989年，全市共有普通中小学校85所，职业中学6所，中等专业学校9所，中等技术学校4所，高等院校（含成人高校）4所，共有在校学生49710人，为1978年的1.5倍。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也发展较快。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达283个，设有病床2198张，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90人，均为1978年的1.7倍；有影剧院9座，座位11919个，为1978年的1.7倍；有文化馆（站）10个；有图书馆32个，藏书76.5万册；建立调频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台各一座；并兴建起国家体育训练基地。
——全市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89年，全市财政收入7136万元，按可比口径，为1978年的4倍。1991年，全市上缴国家税收4.27亿元，在全国120个上缴税收超亿元的县（含县级市）中，仅次于上海市嘉定县和江苏省无锡县而居第三位。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89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372元，居民人均年末储蓄余额超千元。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消费用品，已普遍进入百姓家庭。据抽样调查，城市住户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98台，电冰箱51台，洗衣机88台。
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郴州市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郴州人民对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但这仅是一个起点。目前，全市经济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比较落后，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还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是，郴州市拥有区位优势，有便捷的交通条件，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又基本解决制约郴州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水和电力。全市人民正在把握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抓紧经济建设，努力拼搏，开拓进取，把郴州市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郴州市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中，为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90年6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老根据地。
郴州市是郴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郴州地区是湖南的“南大门”，有位于湘、粤、赣边境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系广东沿海开放城市通向内地的要冲。1988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
郴州建市30年来，经济建设有了长足进步。1985年5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实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单列市；1989年，进入全国36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的城市之列；1991年，在全国120个上缴税收超亿元的县（含县级市）中居第三位。
一
郴州市位于湖南省郴州地区中部，四周与郴县相邻。自秦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置郴县始，市境一直为历代郡、州、军、路、府、区、县治所在地。1959年11月从郴县析出建市。1989年，全市辖3个乡，1个镇，5个街道办事处，面积277平方公里，人口22.51万，其中非农业人口17.62万。
郴州市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8℃，年降水量1466.5毫米，无霜期290天，属中亚热带南缘季风湿润气候区。矿藏资源丰富，已探明的有色金属矿藏有铀、钨、钼、铋等13种，非金属矿藏有煤、大理石等8种；主要林业资源有松、杉、樟、梓、油茶、楠竹等；大宗的农副产品有水稻、红薯、玉米、蔬菜、柑桔等。
郴州市文通便捷。早在秦代，便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水陆要道。民国时期，粤汉铁路及湘粤公路开通，更成为促进南北交流的要途。新中国成立后，交通运输事业进一步发展。1989年，市境有京广、资许、郴嘉3条铁路线贯通，总长40.36公里，从郴州乘火车可直达17个省会城市和旅游胜地；有公路运输线路100条，境内通车里程310公里，形成村村通汽车的公路网络。纵贯南北的公路京深线（北京～深圳）和横连东西的公路郴酃线、郴道线，更使郴州成为湘南交通枢纽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郴州市群山环抱，是一座“四面青山列翠屏”、“草色花光尽是春”的秀丽城市。市境东侧的苏仙岭，方圆17平方公里，山势峻拔，林木葱笼，自古享有“天下第十八福地”的美称；位于安和乡的大型天然溶洞万华岩，钟乳林立，千姿百态，可与世界许多著名旅游洞穴媲美；素有“郴州小桂林”之称的许家洞镇黄草丹霞地貌风景区，山寨奇特，景色瑰丽，被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誉为“无寸土不丽”之地。还有“义帝陵”、“三绝碑”、“叉鱼亭”、“湘南起义纪念碑”等许多人文景观。郴州绚丽多彩的山水名胜，使不少古今名人为之陶醉，为之赞美。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王昌龄、刘长卿、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游历郴州，都留存赞誉佳作。宋代，诗人阮阅，任郴州知军，踏遍郴州名山秀川，集著《郴江百咏》，讴歌郴州秀丽风光。1965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郴州考察，感于郴州的巨大变化，步秦观韵，反其意作《踏莎行》一首，对“山川新意无重数”的郴州新貌，予以热情赞扬。1987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郴州，称赞“郴州是个好地方”。
二
郴州虽有旖旎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在这里却找不到生存的乐土。封建统治者利用专制制度和繁重的劳役、赋税，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众多的穷苦百姓颠沛流离，无以为生。人们为求生存，不得不一次次揭竿而起。早在东汉延熹年间，桂阳郡农民起义军领袖卜阳、潘鸿、胡兰、朱盖等，先后举兵攻打郴州，占府城，惩贪官，除暴虐，斗争如火如荼。嗣后，晋、唐、宋、明诸朝，曾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清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加剧，人民革命斗争更如燎原之势。从清顺治二年（1645）起，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近200年中，市境范围内就先后发生过大小10余次农民起义，其中尤以“天地会”的起义声势最壮，持续4年之久。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1905年，孙中山发起组织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的中国同盟会。郴州的同盟会员为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国，在城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知州陈仰山在同盟会员谢凤池等人的敦促下，于11月5日在州署升起“汉”字旗，宣告独立。至此，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郴州的统治宣告结束。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郴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曾一度呈现繁荣景象。民国初期，城区以手工业作坊为主体的手工业生产有进一步发展。曾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走向衰落的商业，也开始复苏。江西、广西、湖北以及省内的耒阳、衡阳、邵阳等地的一些客商，相继来郴州经商。最盛时，商店发展到近800家，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城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先后创办起郴郡六城联合中学、郴郡六城师范学堂、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等。然而，由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政府横征暴敛，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些在彷徨中寻找真理的郴州先进分子，从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和主张中受到激励和鼓舞，看到新的希望，坚定了为救国救民理想而斗争的信心。
李翼云、胡世俭、孙开球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先后加入共产党，并在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1925年10月，中共郴县特别支部在城区建立，郴州的工农革命运动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郴县总工会、郴县农民协会、郴县女界联合会、郴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农民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等组织在城区相继成立。并开办农工运动讲习所，培训农工骨干，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后，郴县反革命势力疯狂反扑。国民党右派廖镜廷成立“郴县清党委员会”，组织挨户团，配合国民党军、警，在城乡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城区内，李固、肖光标等46名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被杀害，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凌云、省军事特派员朱瑛亦于同年遇难，白色恐怖笼罩郴州。在严峻形势下，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湘南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的指示，于1928年1月从衡阳迁至郴州。同年2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到达郴州，与中共湘南特委一道，以郴州城区为中心，发动百万工农，举行震惊全国的湘南起义，恢复和重建城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湘粤军队会剿湘南，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于4月初向井冈山转移，城区党的组织转入地下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1月，王涛受中共中央指派，从延安来到郴州，在中山北街设立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秋，国民党背信弃义，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郴县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再次转入地下斗争，建立地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给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1949年10月7日，迎来郴州的解放，郴州人民从此彻底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
三
郴州的解放，揭开郴州历史的新篇章，也为郴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但当时的郴州城，只是一座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经济落后、人民困苦的旧山城。城区面积仅1.15平方公里，街巷狭窄，道路坑洼，设施简陋，全城35万平方米的各类房屋，全是两层以下的低矮建筑。工业生产，多是手工业作坊，年产值仅50万元，唯一的一家现代工业企业——光华电灯公司，日发电量仅350千瓦小时。农业耕作，全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粮食平均亩产仅148公斤。因时局动荡，金融紊乱，物价飞涨，商店倒闭者不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虽较清末有所发展，但也不景气。全城17所中、小学校，只有在校学生2400余人。4所医疗卫生机构，仅有病床216张。由于经济落后，失业者众多，人民仍挣扎在饥饿线上。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重重困难，中共郴县县委及城关区委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改变郴州贫穷落后面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49～1952年，党和人民政府动员和依靠群众，完成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以及农村土地革命、城市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民主革命任务，开展查禁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活动，很快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针对投机资本猖獗、物价飞涨的状况，迅速在城区组建国营贸易公司和消费合作社，大力组织粮食、油料、食盐、棉布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1952年，中共城关区委还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经济秩序稳定下来。人民政府还采取兴办国营、集体企业，扶持私营工商业等措施，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经过三年的努力，市境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出现社会安定，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形势，为进一步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1953年，中共郴县县委及城关镇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一面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一面按照郴州资金、技术、原材料的实际，采取以发展食品加工工业和轻纺工业为主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对城市基础设施开始进行改造，拓宽主要街道的路幅，改造路面，安装路灯，修建下水道，改造部分地段的低矮房屋，并着手筹建自来水厂。至1957年，市境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区工业企业发展到40家，工业总产值增至333万元，为1949年的6.7倍；粮食平均亩产提高到173公斤，比1949年增长1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487万元，比1952年增长1.8倍。文化教育事业亦得到相应发展，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到7116人，为1949年的2.9倍；医疗卫生机构增至30个，为1949年的7.5倍；此外，还新建了剧院和电影院。
1959年，郴州市建立，成为郴州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建市至1978年的20年中，市内各方面的工作虽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遭受过挫折，但在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市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工业方面，兴建工业企业150家，奠定郴州市工业发展的基础，并初步实现由手工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变。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444万元，为1958年的17.5倍，年平均递增15.37%。商业方面，兴建“西街”、“北湖”、“五一”、“服务大楼”等多功能骨干商店（场），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在整个市场占有绝对优势。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为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838万元，为1958年的4倍，年均递增7.16%。
农业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建立起以郴江人民公社为主体的蔬菜、畜禽、水产生产基地，以市园艺场、三里田大队为主体的水果生产基地，初步确立郊区农业为城市服务的生产格局。1977年，粮食平均亩产达411公斤，第一次跨过《农业发展纲要》指标。1978年，农业总产值达到84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14元。城市建设方面，编制郴州市第一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确立“紧贴旧城，建设新区”的建设方针，以老城区为中心，向东在白鹿洞辟建文化区，向西在原飞机坪辟建机关、住宅区，向北在下湄桥辟建纺织、化学工业区，向南在五里堆辟建机械、建材、食品工业区，在城东北许家洞辟建独立的采矿工业区。至1978年，全市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1.3亿多元，城区面积扩大到12.16平方公里，为1949年的10.6倍；各类房屋建筑总面积达160.3万平方米，为1958年的2.6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7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5993万元，为1958年的58.2倍。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1978年，全市学校总数达到99所，在校学生总人数达32263人；影剧院发展到6个，有座位6859个，为1958年的3.2倍；医院病床发展到1272张，为1958年的7.9倍；并初步建成全市性的医疗预防卫生保健网，基本消灭疟疾、丝虫病等两大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四
1949～1978年的30年中，郴州市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较大成就，但由于原来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加上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等诸多原因，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富裕起来，部分城乡居民依然处在贫困生活线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工作的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在实现这个转变中，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始终把实现思想转变放在首位。先后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广泛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帮助党员和干部清除“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促进思想解放。与此同时，市委还有步骤地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为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并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一切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初步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转变后，市委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1979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市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政治体制方面，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从市级到基层都普遍实行党政分设，职能分开，以加强党对各项工作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企事业单位中，普遍实行厂长（经理、院长、校长）负责制；在农村，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村体制；改革人事制度，对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开始试行聘任制。经济体制方面，围绕转变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重点进行5个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在企业中，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由指令性计划为主改为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价格的范围，扩大市场调节和指导性价格的品种范围；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逐步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改革用工制度，开始全面推行合同制。
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85年以后，在城市全面推开。至1989年，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各行各业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工业方面：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改革开放取得了4个方面的突破和进展。一是在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1987～1989年，市人民政府先后与10多家国营工业企业签订利润递增包干合同；对28家集体企业实行减税目标管理，对农药厂等9家企业实行公开招标承包。二是横向经济联系得到发展。至1989年，先后有10家工业企业打破疆域界限，与外省市有关企业、院校在技术、设备等方面建立协作关系，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是对一批老骨干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至1989年，市属企业完成或正在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66个，投入资金1.1亿元。
四是部分企业开始走向市场，由单一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经过调整和改革，工业生产逐渐步入稳步、协调、持续发展的新阶段。至1989年，全市已建立起卷烟、纺织、造纸、印刷、缝纫、食品、饲料、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建材、能源等30多个行业，626家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81862万元，为1978年的4倍。
——商业方面：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企业经营自主权逐步得到扩大。1987～1989年，市属30家公司一级的商业企业，先后有27家分别实行招标承包、租赁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百元工资含量包干、定额上交以及工资、奖金与效益挂钩等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单一的流通体制逐步改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式的流通体制，集体和个体商业迅速发展。通过改革，商业经济出现建市以来最活跃、最繁荣的景象。至1989年，全市新开集贸市场5个，社会商业网点发展到5433个（其中个体私营商业4431户），从业人员19768人（其中个体私营从业人员6402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54556万元，比1978年增长7倍。
——城市建设方面：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采取由城市建设部门统一规划、设计、征地、拆迁、施工的社会大生产方式，对市政公用设施、生活服务设施进行综合开发，集资配套建设。先后新建飞虹路、龙船头、三里田、杨家坪、下湄桥、兴隆街6个小区（组团或片点）；改造北湖路、解放路、燕泉路等城市主干道以及文化路、国庆路、中山东街的部分地段；配套修建自来水、下水道、电力、通讯、园林、环境卫生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商业服务网点；完成东江第一期日供水10万吨引水工程。至1989年，城区面积扩大到20.4平方公里，为1978年的1.7倍；各类房屋建筑面积增加到534万平方米，为1978年的3.3倍，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1平方米；市内兴建的各种旅社、宾馆、招待所，能同时容纳万余宾客；市内电话在自动化的基础上，实现程控化，并进入国际、国内直拨网。
——农业方面：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郊区三乡一镇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充分的生产和分配自主权，生产热情普遍高涨，农村经济出现3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农村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各业全面发展，促使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1989年，郊区农村专业户发展到610户，经济联合体73个。二是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个体企业迅速崛起。至1989年，全市共有乡镇、村组、联户和个体企业1736家，从业者4073人，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
三是集体福利事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至1989年，三乡一镇用于发展教育、卫生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经费达307.1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1元。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改革也同步进行。重点是改革管理体制，调整内部结构，并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全面推行所、校、院、站长负责制。通过改革，扩大了这些单位的自主权，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服务的活力。1979～1989年，全市科学技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已建立专业科研机构12个，民间科技组织38个，共有专业科技人员11817人，研制生产的40型柱齿钎头、多芯锡焊丝、8310系列片状塑料复合稳定剂、高频焊管等155项新产品、新技术，分别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教育事业得到进一步加强，教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学校和在校学生人数增加。1989年，全市共有普通中小学校85所，职业中学6所，中等专业学校9所，中等技术学校4所，高等院校（含成人高校）4所，共有在校学生49710人，为1978年的1.5倍。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也发展较快。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达283个，设有病床2198张，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90人，均为1978年的1.7倍；有影剧院9座，座位11919个，为1978年的1.7倍；有文化馆（站）10个；有图书馆32个，藏书76.5万册；建立调频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台各一座；并兴建起国家体育训练基地。
——全市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89年，全市财政收入7136万元，按可比口径，为1978年的4倍。1991年，全市上缴国家税收4.27亿元，在全国120个上缴税收超亿元的县（含县级市）中，仅次于上海市嘉定县和江苏省无锡县而居第三位。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89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372元，居民人均年末储蓄余额超千元。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消费用品，已普遍进入百姓家庭。据抽样调查，城市住户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98台，电冰箱51台，洗衣机88台。
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郴州市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郴州人民对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但这仅是一个起点。目前，全市经济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比较落后，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还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是，郴州市拥有区位优势，有便捷的交通条件，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又基本解决制约郴州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水和电力。全市人民正在把握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抓紧经济建设，努力拼搏，开拓进取，把郴州市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