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入了在执政条件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泰安人民随着共和国的前进步伐，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及两年徘徊等几个历史时期。走过了一个波澜壮阔、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
  这期间，泰安的行政区划随着形势的需要发生过多次变化。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6月，泰山地委、专署首先迁驻泰安县城。1950年5月，泰山、泰西两区合并为泰安专区，泰山区所辖的章丘划归淄博专区，泗水由原尼山区划入，泰安地区正式形成，时辖历城、莱芜、新泰、泰安、泰宁、泗水、宁阳、肥城、汶上、东平、平阴、长清等12县。1952年9月，泰宁县改称徂阳县。1953年8月，章丘县划入，汶上县划出归滕县专区。1956年3月，徂阳县撤销，辖区分别划入新泰、宁阳、泰安三县;泗水县划归济宁专区。泰安专区时辖10县。1958年1月，历城划归济南市。同年6月，原泰安县城关镇划建泰山市。同年10月，泰安专区撤销,所辖地方大部并入济南市。在此期间，1958年12月，泰安县与泰山市复合并为泰安市；1959年11月，新泰县矿区划建新汶市。至1961年5月，泰安专区恢复,辖泰安、莱芜、新泰、新汶、宁阳、肥城、章丘、平阴、长清等7县2市。次年1月，东平县恢复后划归泰安地区。1963年5月，泰安市复改称泰安县。1965年6月，新汶市亦改称新汶县。1978年底，章丘、长清两县划归济南市。
  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一1956年12月）
  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但是新中国也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的和国内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随时都梦想着颠覆新中国并付诸行动；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财政严重困难,社会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泰安地区的党组织在中央、省委的领导下，坚强地带领人民群众开始了巩固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和伟大实践。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斗争
  镇压反革命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遗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的情况，为了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发岀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自11月始，泰安地区按照上级部署，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反运动。至1951年5月底，全区共逮捕反革命分子6416名，处决其中罪大恶极者1684名。6月5日，地委作出《对过去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案》，根据上级指示,确定在前段镇反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以后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同时开展清理“中层”和“内层”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工作。与此同时,开展了清剿土匪工作，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公安处加强领导，严密组织，深入发动群众,集中优势兵力，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于1951年4月重点剿灭了危害最大的宁阳九山一带耿继武股匪，彻底肃清了匪患。
  在做好充分调查登记准备工作基础上，1951年5月5日，全区统一行动，首先对“一贯道”进行了全面取缔，对于反动首要分子予以法办,小道首及办道人员均进行悔过登记，道众则开展了退道运动。继之又对全区其余三十余种道会门进行了清理，退道群众计2.6万余人。至1953年5月，全国镇反斗争胜利结束。
  1955年9月，根据上级部署，全区开始第二批集中逮捕反革命和各类犯罪分子。经核实批准，11月14日全区统一行动，逮捕2749名，其中反革命分子2216,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有282名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被迫投案自首。1956年5月16日，地委根据中央、省委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镇反斗争的要求并结合本区实际情况，作出全区1956年镇反斗争意见，决定将原计划逮捕反革命分子7000名缩减为2000名左右，在斗争形式上不再采取集中搜捕行动，大力加强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各项工作开展镇反斗争。据统计，自1950年始至1957年7月全区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26551名。
  1955年5月，“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拉开了序幕。7月1日，中共中央发岀《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泰安地区自1955年8月至1957年底，先后在中小学教师、部分工业企业、地县区级机关人员中分三批进行了“肃反”，参加人员计48010人，审查批准“肃反”对象890名。1958年春，全区又在乡干、区以下商业网点和公私合营人员中搞了第四批“肃反”，参加人员47786人，至1959年上半年方告结束。
  镇反、剿匪和“肃反”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清除了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肃反”运动中也存在掌握政策偏颇，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误伤和打击面过宽等问题。
  结束土地改革自中共中央1946年发布《五四指示》后,原泰山、泰西两地区解放区内即开展了土改运动，历经贯彻《五四指示》、贯彻省府《九一规定》、土改复查、贯彻《土地法大纲》等，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对于推翻封建统治，激发农民参军支前热情,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敌我斗争形势反复多变,错综激烈，因而运动开展很不平衡，很不彻底，并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新解放区则尚未开展土改。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了“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方针，并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调整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泰安地区自8月份开始，地、县两级均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充实了各级农委会，实行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由农委会具体开展工作的方式，训练了大批土改干部,进行了重点试验。1950年冬及1951年春,全区结合抗美援朝动员参军以及镇反，重点在新解放区深入广泛地开展了结束土改运动。运动中根据上级指示，注意了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大造声势，克服“和平土改”的右倾思想。1951年春后，全区普遍进行了确权发证等收尾工作，至1951年11月全部完成结束土改工作。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全区此次并自1946年以来土改运动共没收29614户地主、19735户富农土地计1418460亩、房337294间、粮56519309斤、耕畜45815头，分给无少地农民365501户，人均1亩左右。经过土改，地主由人均8亩降为1.66亩,贫雇农由人均1亩左右升为2亩有余。土改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劳动致富的热潮迅速掀起。
  抗美援朝运动 由于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朝鲜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0年6月2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展开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泰安地区各界群众积极响应，7月份签名人数达131万余人。8月13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号召扩大签名运动，泰安地区再次掀起签名高潮，至10月底,共签名253.5万余人，占总人口的52%以上，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和拥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全区青壮年踊跃参军，仅35天时间即超额完成了9780名精兵的动参任务。至1953年春,在四次动参中，全区共有3万余名青壮年参军，涌现了许多父兄弟送子弟、姑娘送情郎、妻子送丈夫的感人事迹。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泰安地区各级党组织还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开展了爱国捐献活动，提出了捐献一个 “泰山号”战斗机中队的号召。至1952年9月，全区实际捐款达153亿元（旧币），可购10架战斗机,超额完成了预定揖献计划。另外，还捐献了大量慰问袋,写了大量慰问信。仅据3个月统计，即捐献慰问袋2万余个，写慰问信3.8万余封。全区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还极大地提高了觉悟，转变了思想观念。据统计，受教育人口432万人，达总人口的90%;有7096个村的群众订立了爱国公约，占80%;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有4880个村开展了卫生大扫除，改井、改厕、消灭 “四害”等。全区人民为抗美援朝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反”、“五反”运动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和私营业主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当方式获取一般利润，他们用行贿等手法拉拢、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刺探国家经济情报，采用种种手法攫取暴利，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危害到国家经济建设。针对这一情况的严重发展，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泰安地区自1951年11月地直机关开始动员，成立相应领导组织，将地委直属机关和企业单位划分为五个分会,1952年1月中旬首先进行集中学习和民主检查，下旬开展坦白检举，自2月初进入“打虎”阶段。在分局的批评和指导下,地委修改了于2月10日结束“打虎”转入反官僚主义的计划，检查了右倾轻敌思想，重点转向企业单位，不断修订“打虎”预算，于3月15日前后结束“打虎”阶段，转入核实、追赃、定案阶段。后经省、地两级组织检查，并组成专门班子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全区“三反”运动至7月底基本结束。全区参加运动人员共9555人，检查岀浪费国家资财57亿余元（旧币）;揭发、坦白有贪污行为和贪污分子513人；贪污赃款332亿余元;原打岀“老虎”864只，经定案为105只。
  “三反”斗争，是党在国家机关中首次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斗争早期，产生打击面过宽、政策界限掌握不够准确等现象,大多很快予以纠正。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新风气产生很大作用。
  由于泰安地区工商业不发达，且主要集中于泰安城，因此“五反”运动重点在泰城开展。地委组成了泰城“五反”运动委员会,指导专区工商联开展工作。自1952年1月起,通过座谈情况、酝酿发动、坦白检举、检查定案处理等环节，历时半年结束。泰城1060个工商业户中，最后确定严重违法户8户，完全违法户2户，其余为半违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共查各种违法所得计161700万元（旧币），实际追赃补税56359万元，为照顾生产和稳定市场，退款时限延迟到1952年冬至1953年9月，贯彻了“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争取了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团结了大多数工商界人士。运动过后，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活跃市场和发展工商业。
  民主政治建设
  建国初期，根据共同纲领规定，以政协全国委员会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49年10月，泰山、泰西地委各县均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积极参政议政,踊跃提交议案，并选举产生了各界人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在这种过渡时期结束后，为了适应即将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形势，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3年召开乡、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批准国家建设计划，进一步巩固民主，以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的积极性。泰安地区于1953年5月开始，结合发扬民主，揭发批判处理“新三反”问题，在部分乡用直接选举方式民主普选了乡一级代表及乡政府，有6个县陆续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后因工作任务繁重等因，一度拖延。1954年5月至7月，全区迅速训练了大批干部，开展工作，完成了全区1746个乡的乡级基层普选,12个县均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为发挥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统战部门按照政策在各县人代大会安排了一定量的上层民主人士代表。在工矿企业，则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建立起民主管理制度。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全区各级组织广泛宣传和贯彻实施《婚姻法》,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并经常对执行中的问题进行检查纠正,使这一废除封建陋习、提倡新道德风尚的法令深入人心，保护了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
  在全党、全国各级组织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全区深入进行了宣传贯彻宪法的活动。1955年，根据有关规定,泰安地区工商业较为发达的泰安、章丘两县还相继成立了政协委员会。
  民主政治建设运动的推进和开展，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真正民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直接选举或罢免基层国家工作人员，可以选派代表参政议政，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彻底从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思想空前解放，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迅猛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风气持续好转。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建国之初，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党和各级政府始终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制定了有关政策，采取了有效措施，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在城市，针对金融混乱、市场物价暴涨、财政严重困难的状况，政府先后采取了统一货币、统一税收、统一财政、发行公债、平抑稳定物价、回笼货币资金等一系列政策，整顿了市场和金融秩序，使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在工厂，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救济失业职工，投贷资金, 迅速恢复生产。
  泰安地区工商业不发达，除了津浦铁路穿境而过，新汶煤炭矿区外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而新汶矿区由于遭受战争的破坏,仅有孙村一个矿井还维持着生产。因此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由于受长期战争的破坏,农村生产力极度低下，且灾害连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地委、专署和各级党和政府把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通过认真贯彻护牛、代耕、互助等政策和发贷救济粮款和农业贷款、以工代赈、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村生产力逐步恢复。1950年全区粮食总产19.5亿斤,基本上恢复到抗战前的生产水平。此后，结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在农村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明确提出了“爱国增产发家”的口号，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1952年,全区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取得粮食总产23亿斤的好收成，超过战前总产量18.4%；棉花11.6万担,超过战前水平253%;耕畜、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资料恢复至战前水平的98.4%;其它各业也都获得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75%以上农户达中农以上水平,农村购买力显著提高，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自1953年起，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至1957年，泰安地区属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新汶矿区恢复和新建工程恢复和新建了良庄、张庄、华丰、禹村、鄂庄、泉沟、孙村等矿，年设计生产能力达279万吨，年产煤由16.7万吨增加到214.4万吨；属地方国营主要新建或扩建一批小煤窑，建成泰安发电厂（年发电量200万度），东欧援建的项目新汶发电厂也开工建设，其余则为如火柴、造纸、酿酒等小型轻工业。文化教育事业得以长足发展，中等学校达29处,在校生16571名，适龄儿童人学率达60%以上。泰山、泰安城也制定了相应规划并进行了初步修复和建设。
  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远远满足不了大规模城市和工业建设增长的需要，农民自身消费增多以及惜售心理加之粮食自由市场中投机商人的捣乱，1953年粮食供求形势日趋紧张。粮食问题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关键问题。1953年10月16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决定实行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的政策。
  1953年、1954年，由于灾害严重，泰安地区粮食总产量仅19亿斤左右，基本与抗战前持平。1955年、1956年,由于未遭大的自然灾害和合作化后兴修水利发挥作用,全区（10县）粮食总产量分别达25.5亿斤和29亿余斤，创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进入和平时期后人口增长较快等原因，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很低，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不大。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合作化运动
  泰安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从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都明确地提出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后”。因此在建国之初和土改完成以后，党在农村工作中提出的方针是“爱国增产，劳动致富”，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后，各级在生产方向的教育和工作指导中,进一步明确了要推进互助合作运动，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提出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要求。泰安地区在一些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即有试办互助组的基础，至1951年底全区互助组发展到37625个，占农户总数17%0在这些互助组中，有的是临时性的，有的也不够巩固。至1952年秋,全区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达32.5%,并试办了4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农村的阶级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中农增加，并有强烈的上升为富农的欲望;一部分贫农在分得土地后，因为人口、劳力、疾病、灾害等原因,生活下降甚至破产；由此导致农村中土地买卖、高利贷和雇佣关系重新大量岀现。基于对这一情况的分析，党的各级领导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和步骤的认识存在着分歧。
  1953年2月15日，中央发出修改后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党在目前对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需要和可能，稳步前进”，并提岀要批判“消极”、“右倾”和“急躁”、“左倾冒险主义”。同时成立了农村工作部。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3月，中央在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工作中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的汇报后，当天发出四个指示，提出压缩农业增产五年计划和互助合作五年发展计划数字。“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必须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结合的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修订了全国五年互助合作发展规划，指出，为安定农民“怕共产”、“怕露富”的情绪，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有条件地允许雇佣自由、借贷自由、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贸易自由。
  由于1952年秋冬和1953年春组织发动互助合作运动各级领导和群众产生的积极性一时不容易扭转，泰安地区虽然于3月即传达了中央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指示，批判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势，过早过多地积累公共财产,不完全实行自愿原则，排斥单干农民等急躁冒进的一些做法，但实际上7月份才得以贯彻，此时全区已试办初级社54处，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达62.9%,经整理后降至40.8%。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月28日，党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公布后，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高涨。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1957年前的合作社发展计划。泰安地区贯彻总路线和第三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精神，要求“今冬明春大量试办，以备明冬大发展”，计划冬春组织起来的农户由42.8%再发展到62%,其中常年互助组达50%,每区均试办一到几处合作社，全区合作社由58处发展到387处。1954年1月，地委召开试办合作社座谈会，进一步学习领会总路线精神,明确推进农业合作化方针。至1954年4月，全区实际发展合作社达1180处。
  195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农工部《关于目前各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与问题向中央的报告》,20日又发出《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鉴于各地均超额完成计划，少数地方单纯为完成任务，已开始显露追逐发展数字、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等倾向，要求各地收缩发展新社的工作，搞好春季生产, 俟夏秋收以后生产空隙时间再建社。泰安地委贯彻“加强、整理、发展”、“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秋前暂停发展，全力整顿巩固。至10月底，全区合作社仍发展到1415处。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步骤：1957年前后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二五”期间先后转入高级合作化，“三五”、“四五”期间实现农业机械化。同时提出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此后，各地互助合作运动又迅速发展。1955年1月至3月，鉴于各地合作社中出现急躁草率，贪多贪快贪髙倾向，又与统购统销工作交叉在一起,引起农村形势紧张，部分地区发生垮台退社，大量低价出卖宰杀耕畜、猪羊，砍伐树木等怕被“归公”而“抓一把”的现象，中央和农村工作部迭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毛泽东在听取了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的汇报后也提出“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但各地发展合作社的势头仍未完全停止，达67万个，超过原订60万个的计划。1955年4月至5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分析了当时农村形势紧张混乱的原因，指出干部中的冒进情绪是普遍性的，并传达了毛泽东“停到明年秋后再看”的指示。会后各地进行了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工作，稳定了农村形势。截至1955年6月中旬，泰安地区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8784处，入社农户占总户的18.84%。
  自1955年6月起,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党内存在右倾思想，并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和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所作序中，批判了党内所谓的右倾思想,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总结，提出合作化规划，要求先进地区于1957年春，其余地区于1958年春组织70%一80%的农户入社，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中央关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规划不断提前，助长了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泰安地区自1955年9月起开始搞试点，修改规划为1956年春合作社发展到1.7万处，入社农户达45%,而实际上至10月18日，全区即发展到22110处，入社农户达60.3%,有六个县已基本实现合作化。1956年1月，泰安地委制订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加强正确指导，大胆地、积极地、成批成片地试办高级社,全区计划试办500处。地委并召开试办高级社会议。2月3日，地委又作岀《关于办好第一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确定全区试办高级社2645处,人高级社农户占50.1%。实际上至2月26日，全区入社户即达86.2%,其中高级社2783处，入高级社户已达61.4%,已基本实现高级化。此后，地委部署各级以生产和整社为中心，对已建社着重进行了巩固和整顿，并按照有关政策，处理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入社的问题。至1956年11月，全区总农户1119295户，办高级社2778处，入社户占68.5%;初级社4038处,入社户占25.3%;入高、初级社户数占总农户数93.8%,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冬1957年春，全区又普遍开展了整顿农业合作社工作。在整社中进行了升、并、扩社，使全区高级社达到4213处，入社户数达97.1%；初级社仅余118处，仅占总户数0.73%;个体农户占2.17%;基本实现了全部高级化。
  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适应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的要求，这是党的既定方针，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小农经济自发势力导致农村的阶级分化,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求，以及统购统销等政策执行中农村基层工作的繁杂等诸多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党内各级干部对改造的进程、方法和步骤的分析和认识不尽统一，在部分领导和干部中产生急躁冒进的思想和情绪，导致在政权的作用下,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的进程。由于生产关系变动过快,合作社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对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泰安地区经济欠发达，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散布乡间,较为集中的仅有泰城、大汶口等城镇。自1951年起，在“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指导下，全区至1954年共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245个，组、社员6353个，占从业人数3.4%。1955年，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步，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进展较快，至年底，全区47个私营工厂通过加工订货形式改造8个厂,130人，占总人数18%;对手工业者初步改造10229人，占总人数20%;私营商业在泰城已经各种形式改造742人，占总人数27.4%,在农村已改造12162人，占总人数39.3%。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改变原来“分期分批地进行改造”的做法，在充分发动、不违背私营工商业者“自觉自愿接受改造”的原则下,加快改造步伐，迅速把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地委成立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设立了14处基点。在全国对私改造高潮的推动下，1956年1月，泰安地区对私改造迅速掀起高潮。三五天内，历城、章丘、泰城、大汶口等基点即基本完成了对私改造。至2月上旬，全区私营工商业者111441人中，已通过各种形式改造91575人，占82.17%,其中私营工业全部实现合营;私商合营达89%;手工业基本实现合作化;交通运输业88%的从业人员加入各种合作组织。4月全省第三次合作会议后，全区重点转入在搞好生产经营的前提下，结束清产核资、整顿组织、调整商业网点、加强对资教育等,农村则重点解决对小商贩统筹安排，增设网点，以及妥善处理手工业、运输业与农业的关系，整理组织，搞好生产。
  加强党的建设
  毛泽东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即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受思想”,警惕不拿枪的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因此建国之初，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均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以使党的组织适应和平建设时期的新形势，适应对执政党的要求。
  全区解放以后，泰安地委根据上级制定的方针，注重在生产救灾、互助合作、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实际工作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大量发展党员，全区党员数量在几年内有了成倍增长，至1951年底达到6.2万余人，其中农村党员5.5万余人。为便于工作和接受群众监督,1950年前后，基层党组织还开展了由战时秘密状态向和平时期转变的支部公开的工作。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党的目的是检查和克服党员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等各种不良的思想倾向和作风，加强党的组织纪律,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整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教育为主，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整风对象重点为分区以上干部，地委确定由地、县两级集中分期整训。整风学习的基本方法为思想动员、学习文件、检查工作、检查政策、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和改进工作。由于各级领导充分重视,认真贯彻，这次整风运动对于纠正各级领导干部中的错误倾向和不良作风，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产生很好效果。全区于1950年11月基本结束运动。
  为了改变战时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和政策理论水平偏低的状况，以适应和平建设新形势的要求,全党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地、县委均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领导，宣传部门具体组织。国家机关各级党员干部并勤杂人员全体按照职务、年龄、文化层次等编入高、中、初级学习班，采取县学、党校正规培训与在职学习相结合、抽取一定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学习相结合、文化补习与政策理论学习相结合，运动开展得深入广泛,坚持数年，至1956年方告结束，对于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效果显著。
  1951年3月，中共中央为贯彻2月政治局会议关于整党建党的决议，召开了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1951年首先做好整党的准备工作。这次整党主要是针对解决近几年内新党员数量迅猛增加，新老党员中均存在着党员标准不高，建党思想不明确，由于革命胜利产生思想变化，以及由于长期以农村工作为重点而使党内农民成份多等问题，同时贯彻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采取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慎重发展新党员的方针。
  泰安地委组织部、宣传部于1951年7月首先在泰安九区灌庄乡进行了整党试点。11月，地委制定了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计划,并进行了整党动员。此后，地县两级按计划继续扩大了试点工作,并首先完成了机关和企业支部的整顿工作。1952年7月，地委召开组宣工作会议，按照中央及分局新的指示精神，在整党建党步骤和方法上适应“三反”、“五反”取得胜利后的新的情况，重新制定了整党建党计划。会后，地、县两级立即开展了全区85个基点乡的试验工作，至10月底结束。地委通过总结，认为基本达到了中央指示的四项要求：提高觉悟；弄清了农村生产方向，纠正了党内的剥削思想和行为;严肃处理了坏分子，妥善处理了落后分子,纯洁了组织;转变了作风。进行步骤基本为先进行动员、进行共产主义及党员八条标准教育、党员重新登记鉴定、改造支部、健全领导、民主建政六个步骤。试点结束后，地委决定自12月开始用一年时间对全区1295个乡分六批开展整党建党。由于其它工作任务繁重等原因,实际至1954年10月共完成三批，全区1600个乡支部中有884个结束了建党，共清洗党员2209名。按照上级部署，全区又于1954年冬、1955年春和1955年冬结合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进行了全面的整党补课。1956年1月，全区全部结束整党工作。这次整顿对于消除因革命胜利而滋生的各种消极的思想和倾向，统一思想，纯洁组织,保持和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自1954年9月起，根据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地委决定以两三年时间对全区所有干部进行一次普遍审查。据统计，全区党群、财经、工矿、政法、文教（包括中小学校）等各系统当时共有干部2万余人。审干工作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干部,后一般干部;先要害部门,后一般部门；先审查政治面目不清、来历不明和在重大问题上含糊不清的干部，后审查其它干部”的方法,先后对地直机关、县区机关和各系统干部进行了审查。至1956年底,全区区助理员以上干部1.5万余名被审查。自1956年春起，又对乡干、中小学教职员、中初级卫生人员、国营企业和基层供销社门市部经理以下人员等约2.3万余人进行了审查。整个审查干部工作于1958年底才告基本完成。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2月，地委传达部署了开展“新三反”斗争。地、县委领导带头，层层发动,逐级检讨，对近几年互助合作、统购统销、领导生产等工作中的作风问题尤其是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认真检查，对一些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典型事例通报批评，严肃处理，纠正了干部中的不良作风，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除了开展整党运动以外，地、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等正常开展的对违法党员干部监察处理工作，也对严肃党纪政纪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有效地遏制了党内的消极腐败倾向，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保证了党的组织作为执政党的战斗力、号召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1月——1966年5月）
  1957年是国家“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方针，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精神，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岀发点，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但是，由于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整风反右运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我国建设事业出现了空前的好形势。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面过宽,也使社会上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一些不安定因素。为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于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提出了正确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政策。4月，泰安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传达贯彻了毛主席讲话，认真分析人民闹事现象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转变作风，参加劳动，深入群众，改善了干群关系，缓和了矛盾,稳定了形势。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提了大量的有益的建议和批评，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之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煽动起相当紧张的政治气氛。鉴于形势和对波匈事件原因的分析，毛泽东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而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反右派斗争运动。在当时的形势下，对确实存在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党的领导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许多正常的甚至是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也视为右派进攻，再加上各级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方面存在偏差,致使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泰安地区的整风首先是整风学习。9月开始，地委决定在企业和管理部门中分期分批开展反右斗争,并在全区600多个单位中确定58个第一批参加整风，开始鸣放。4月20日地直机关召开动员大会，开始整风。同时，泰安地委代理书记曹礼琴在出席省党代会期间，因对省委关于处理春季人民闹事和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工作提出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批评，被错误批判为“攻击省委”、“反对党的路线”、“反党活动”。1958年1至2月，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进行整风,传达批判了曹礼琴所谓错误,进行了“思想补课”,确定数百人为右派分子或有错误言论，继之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自2月下旬始，全区各县中小学教师进行集中整风和反右斗争，至4月中旬先后结束。在反右斗争告一阶段后,全区开展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整风,地县直机关和泰城工商、医药界人士掀起“向党交心”的“鸣放”高潮。根据省委部署,6月，地委又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整风“补课”，对曹礼琴等一批领导干部进行了批判和组织处理。至1958年10月，全区整风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参加运动的机关、学校人员共31500人,划定右派分子1559人，另有企业中技术人员等61名，均作劳教、监督劳动、留用察看等处理,另按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处理229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不但使一大批人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背离了党的八大确定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而且使全党的思想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和正常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大跃进”运动
  1957年9月和1958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957年冬，全国农村首先掀起生产高潮。1至2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鼓动大跃进和超英赶美。在整风反右、反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的背景下，各地各行业开始提岀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虚报浮夸风迅速滋长蔓延。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估计了农业生产的形势，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进一步提出了钢产量的高指标。这次会议以后掀起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顶峰。
  1957年10月，党中央批准公布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规定:争取在12年内全国几个主要地区的粮食亩产分别达到黄河以北400斤，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泰安地区据此制定了农业发展规划,并发动领导了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地委制定出1958年全区产粮32亿斤的“大跃进”计划。1958年1至2月，在地、县两级开展整风反右和反保守批判斗争的形势下，地委将跃进计划修订为“两个翻一番（水浇面积和养猪积肥），一个500斤（全区平均亩产400斤,泰安县500斤）”，形成了指标一级比一级高（县比地高，乡比县高,社比乡高）的局面。3月，地委又提岀“争取今年400斤，明年500斤，五年过长江”的口号。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直接造成了浮夸风的泛滥。此后，全区掀起了“大办粮食”、“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试验田”、“大办养猪”等“大办”高潮。在省委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地委组织了春季、夏季生产大检查，并组织乡党委书记以上干部赴寿张县参观。在检查工作中，地委注意了对粮食生产虚报高指标、农具轴承化改革、深翻土地等作法的调查研究，对出现问题提出批评,但在大的形势影响下，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的蔓延。
  中央北戴河会议后,在省委的一再严令下，泰安地区逐步掀起大炼钢铁热潮，并组织了国庆节前夕的“淮海战役”，由于全党全民动员，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产生很多问题，并直接影响了秋季农作物的管理和收获，造成了“丰产不丰收”的严重后果。1958年9月，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形势的影响下，泰安地区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至9月下旬，全区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各地在公社化的同时，还学习外地所谓先进经验，普遍推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等,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大搞“一平二调”（即全社分配拉平，无偿调拨人力、物力），过远地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助长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的进一步泛滥。
  1958年底前后，根据省委和济南市委部署，泰安地区原属各县市又开展了整风补课运动。主要内容为大破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社会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大立共产主义思想;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思想，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思想；大破“三风”、“五气”,大立群众路线作风。运动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一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各县市广泛深入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并结合运动，相继分别召开万人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群英大会,评奖英模、制定新规划、介绍学习寿张、阳谷等地先进经验、编建民兵师团，提岀了“奋战两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口号。会后以军事编制的形式，组织了以深翻土地为主的冬季生产“大兵团”作战，以“插红旗、拔白旗”的“左”的作法，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
  对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领导人有所觉察，在1958年底至1959年春的两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提出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和“算旧帐”的意见，各地对公社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并将在公社化时期无偿抽调的人、财、物进行了清算赔偿，初步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解决了部分生产和分配中的矛盾。但是在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又开展了“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斗争,随之各地也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击了一些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同志，浮夸、冒进等“左”的倾向又有发展。196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5月15日又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原泰安地区各县市委召开小队以上四级干部会议，开展了纠正“三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防止“左”的倾向再度泛滥起了一定作用。7月下旬起,鉴于农村出现的粮荒、草荒严重，部分群众生活无着，水肿病、干瘦病大量发生的严重情况，各县市委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在保证钢铁和煤炭生产的基础上，压缩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文教卫生、县社企业，清理人员返乡充实加强农业第一线，并抽调大批干部到生产队蹲点，指导生产救灾。“大跃进”运动直到1960年冬才停止下来。它使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使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在“大跃进”中，泰安地区的工业、交通和文化事业有一定发展，津浦复线、辛大线、泰湖线、新莱线铁路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新汶、莱芜煤矿区生产量提高,肥城矿区进行了勘察设计和基建施工;水利建设虽然也受“五风”影响,但也取得较显著成绩，相继开工和完成了大中型水利工程二十余处。“大跃进”对于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尤其严重，1960年，原泰安地区八县一市粮食总产仅有18.57亿斤，为解放后最低水平。但由于各级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五风”有所抵制,使这种破坏和损失较之某些重灾区有所减轻。
  贯彻八字调整方针
  自1960年下半年，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批判“三风”，调整经济，保粮保钢的指示。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岀《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5日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次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从此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
  农业方面的调整
  1961年底,各市县委均成立整风整社领导小组，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十二条，认真检查批判“五风”错误，并当即对平调错误作了部分退赔兑现。通过整风整社，停止了“五风”，停办了公共食堂，调整了大队、生产队规模，贯彻落实了一些具体政策。
  1961年5月，泰安地委、专区恢复。鉴于灾情严重,地委首先突出抓了救灾渡荒工作，号召并采取节约口粮、大种瓜菜、大种早熟秋作物和大搞代食品等措施,地委领导带领机关干部亲自动手种粮种菜，开展救济和群众自助活动，安排群众生活，遏制了粮荒和水肿病的发展态势，做好灾民遣返工作，夺取了1961年秋季粮食产量较好收成,稳定了形势。
  7月14日，地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的计划》，针对退赔兑现仅有一小部分落实的实际，提出“倾家荡产破产还债”彻底退赔的要求，推动了这一工作深入进行,贯彻落实了党的政策。
  1962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又称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承担了责任。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的目的。泰安地委在贯彻会议精神中，在肯定了“三面红旗”的“十大方面成绩”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本地区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总结了一年来调整的成绩和存在问题，提岀了为贯彻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的方针制定的全区1962年12项任务目标。按照中央指示，地委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并于1962年5月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和行政编制、群众渡荒和生产安排以及恢复农村生产力等问题。地委决定为了恢复农村生产力，提出“收复失地”的口号,从水库、公路、养猪场等方面的不合理占地中恢复10万亩耕地;针对大牲畜严重减少，农具丢失破坏严重的情况,各地可推行繁殖幼畜高奖励政策；为发展养猪积肥以恢复地力，允许每户饲料地由1分增至2分以上;调拨钢铁、木材等指标，积极恢复和制造小农具;精简人员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保护、发展林业。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在全区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农业生产逐步恢复。1961年粮食总产量为20.1亿斤,1962年在仍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为21.3亿斤,1963年达到了23.5亿斤。
  工业方面的调整
  1961年上半年，泰安地区出现工业产值下降，消耗、亏损增大的严峻形势。地委恢复建立后，认真分析找岀了原因：加工原料不足；因“大跃进”时期高指标导致煤炭采掘失调，难以接续生产;设备失修、丢失、损坏严重；因生活困难而自动离职职工增多，工人情绪不稳;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管理混乱;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地委研究决定贯彻中央八字方针，以增产节约为中心，扭转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各企业首先推行了计时工资加奖励制度，抓好职工食堂，使劳动出勤率和生产率都有了提高。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作出八项规定,并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地委首先确定试点，并根据中央和省委重点解决煤炭和钢铁生产的指示,采取调查和安排好职工在乡家属生活、改善煤矿生产工人生活供应、办好职工食堂等措施,扭转了煤矿工人自动离职回乡的状况。年底,地委贯彻省委工业会议精神，研究了巩固工人队伍，坚决缩短基建和重工业，拉长轻工业、手工业,改造煤炭工业等问题，决定将地方煤矿由18对调整为16对，部署企业1962年全面试行七十条,实行“五定”（定生产规模、定人员、定工资总额、定口粮总数、定原材料）、“四自”（专、县附加生产任务自筹原材料、燃料、自产自销、自负盈亏），并具体确定了全区1962年生产计划。
  此后，全区还开展了物资清理和清仓核资工作，清理出大量库存和积压物资调度使用，并做好了部分被“关、停、并、转”企业的财产清理和物资保管工作，减少了损失。
  1962年2月，全区召开了首次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推动了先进生产者和先进集体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从1963年第二季度起，全区省、地属企业分两批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中开展比学赶帮劳动竞赛，企业对管理进行整改，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主要原材料消耗和成本有所降低。至年底，大多数企业完成了国家计划主要经济指标。经过调整，全区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小商品增加，集市贸易秩序趋于正常，物价下降,工人工资提高，工业生产由下降转为稳定并渐趋回升。根据中央制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的方针进行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调整,关停并转了一批原材料消耗高、质量低、经营管理不善的地、县营企业和社办企业，同时大力增加了日用陶瓷、机制纸、酒类等轻工和日用品的生产。财贸工作贯彻了中央“当前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全区还对文教事业规模进行了压缩调整。
  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
  “大跃进”期间，由于工业、交通、基建、文教等企事业单位盲目发展，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城镇人口和职工总数迅猛增长,使农村劳动力十分紧张,农业基础不堪重负。调整期间，全区认真贯彻了中央和省委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的方针和部署。
  1957年末，泰安全区非农业人口为21.6万人，至1960年末增长为36万余人。1960年末，全区职工总数为18.79万人。至1961年9月，初步精简职工1.84万人，压缩城镇人口2.8万余人，压缩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8.4万余人。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精简压缩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方针，至1962年9月，全区共精简国家职工4.46万人，完成省分配指标的65.2%;减少吃商品粮人口5.74万人，完成省分配指标的116%。同时，全区地、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两次进行了精简。1961年末,地专机关行政部门由56个撤销合并为43个;事业部门由39个压缩至31个;行政编制由1004人减为550人；事业编制由1065人减至836人。1962年根据中央和省委“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又新拟地专行政编制名额缩减为475人。县级机关共定编2789人，比原有减少1943人;公社定编4327人，比原有减少1337人。精简的干部大部充实到乡级基层单位。
  甄别平反错案
  与调整国民经济同时，全国对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也进行了某些纠正，调整和缓和各方面比较紧张的关系。1961年8月，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召开；10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泰安地区在1959年、1960年两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362人的基础上，又于1961年底前进行了第三批摘右工作,共摘右588人，尚余623人。1962年底又进行第四批摘右175人，尚余476人。1964年上半年第五批摘右60人，使未摘帽右派分子仅余385人。
  1961年6月15日中央发岀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指出，为了发扬党内外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并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间不再开展反对右倾或“左”倾的斗争。地委在试点的基础上，至年底对全区1958年整风补课、“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1960年春整风整社、民主补课和反瞒产私分等共批判处理党内外干部和一般党员24964人中的24682人进行了甄别，绝大部分进行了纠错平反，并甄别了受到批判处理的工农群众19536人。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省、地委对曹礼琴等一批受批判处理的地、县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甄别平反和减轻或免予处分的处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自建国之初，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国几乎每年都要搞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但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主要是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顿、巩固合作社工作，开展对于社会主义方向、前景和优越性的宣传。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主要是通过对合作化、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和工农关系、肃反等几个中心题目在农村开展了群众性大辩论,纠正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借以对广大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在“大跃进”开始后的1958年冬，则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向干部群众进行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教育，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和过渡条件，宣传国家和各级的近远期规划，宣传“人定胜天”的思想。六十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规模更大、更深入、更广泛、更持久,成为当时政治运动的主要形式,并成为产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素。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等的决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提出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理论，并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10月下旬，地委召开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部署开展社教运动，全区设试点126个,70%以上的群众受到教育。11月24日，地委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整顿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意见（修正草案）》。地、县均召开了大队支书以上的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中会精神，各县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四级干部大会，部署整风整社工作。全区组织4000余名干部,设基点300余处。社教主要宣传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针对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阶级观点模糊，对社会主义道路动摇,对形势缺乏信心等问题进行教育，重点扭转了在救灾渡荒、恢复生产中各地产生的“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同时对阶级斗争在各个方面的反映,如机关、厂矿等单位和农村乱搞“协作”，放“高利贷”，干部特殊化和轻微剥削等问题也进行了调查研究。1963年3月，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泰安地委于3月31日作出关于贯彻执行省委指示的意见。4月，各县在县委书记亲自抓好一个公社试点的基础上，召开全县公社干部大会，各公社又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主要形式为讲公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声讨“黑风”、议危害、查根源、回忆对比，层层动员干部“洗澡”、“放包袱”检查交待问题。参加会议干部和吸收参加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达15万以上，从11万余名干部中揭发贪污盗窃、挥霍浪费、多吃多占、挪借公款公物、私设“黑仓库”等犯有各种错误的8.4万余人，并对“四类分子”破坏活动、投机倒把、封建迷信等现象进行了揭发批判。
  与此同时，地委按照3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和省委部署，确定先搞试点,然后在县以上厂矿企事业单位中分批进行“五反”。地委常委会率先开展“五反”，地专机关自7月至10月作为第一批开展，各县市委9月后作为第二批开展。县委常委、县级机关科局级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均开展了“三反”、“洗澡”,从对前段阶级和形势的认识、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和纠正。
  1963年5月的杭州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提岀把“四清”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这次会议之后，各地根据前十条精神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社教运动进行准备。9月，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富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根据上级指示，地委决定自6月份起各县社教暂时停搞,地委在前段已搞三个试点的基础上，加强力量，地委书记刘众前亲自蹲点粥店公社搞试点，训练148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以“四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方式进驻各村。工作队结合搞三秋生产，向群众宣讲中央两个十条，整理了阶级队伍,然后转入“四清”。11月起,在地委指导下，各县首先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共有2万余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主要为传达双十条，回忆诉苦进行阶级教育、揭阶级斗争盖子、民主处理“包袱”等。12月，省委召开全省第二届党代会，提出农村社教分三批至1965年春节基本搞完的要求。地委根据省委关于开展面上的社教的指示，部署春节前开展一次大规模社教运动，各县以半月左右召开了面上公社三级干部会，到会23万余人，组织3500余名干部开展社教。
  1964年春，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实现思想革命化的热潮。为贯彻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即机关干部三分之一基层蹲点，三分之一参加面上社教，三分之一搞机关工作）和实行“三同”的要求，地委以徂徕公社为“标”，带动各县各级层层“插标布点”，通过“三摆两找”（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找问题、找差距）推动开展比学赶帮活动, 掀起生产高潮。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社教运动问题，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9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对后十条作了许多补充，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1964年冬，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部署，地委抽调5000余人组成社教工作团，除450人在泰城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搞“五反”试点外，由地委书记和多数常委、各县委书记等亲自带队，集中在泰安县六个公社的247个大队搞“四清”试点。同时，地委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反右倾的指示，组织干部参观学习临沂先进经验，提出大反右倾保守主义，实现思想革命化，树立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创业思想和改造大自然的彻底革命精神，并拟定了大汶河、山水林田综合治理的规划。在年底各县、各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除继续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进行“四不清”干部的清查和退赔外，还开展了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揭开生产斗争盖子。1965年春,地委制定了在泰莱肥宁平原建立粮食稳产高产田的计划，决定在继续搞好章莱山区和莲花山区综合治理之外,集中力量在泰莱肥宁四县平原地区打一个稳产高产歼灭战。此后，各地掀起了深入持久的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
  1965年1月至4月，根据省委指示，地委抽调刘众前等3200余名干部赴海阳县参加省委社教工作团。全区第一批“四清”试点大部停止，仅保留地委试点徂徕公社。徂徕公社“四清”试点至5月底结束。同年1月，中央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也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并明确今后城乡社教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四清”运动首先在三分之一的地区搞深搞透的指示精神，在全区前段试点基础上，地委确定泰安、新泰、新汶作为首批开展“四清”运动的县市，并抽调6300余人组成三个社教工作团于8月由地专领导带队分赴各县市。在首先开展的县、社级干部的“四清”中，由于以前已搞过“洗澡”、“放包袱”，新的问题不多。10月后,各工作团队开始直接深入到大队、生产队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四清”。各工作团大体通过重点清经济、揭生产斗争盖子、开展对敌斗争和整党建设四个阶段，于1966年5月前后基本结束了第一批“四清”，进入总结和善后处理阶段，并参与领导了当地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各工作团队撤离。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社教运动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它在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和绝对化了，所以使“左”的错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社教运动还只是有领导地在局部地区开展的，并且还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加之各地各级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中的损失。1964、1965两年的全区粮食总产分别达到25.5亿斤和26.5亿斤，接近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生产方面,由于开展了增产节约、争创五好和学大庆、学鞍钢、学上海和比学赶帮超运动,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产品质量、原材料消耗、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也有了明显提高。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等活动的开展，使党内和社会风气继续保持了健康向上的好形势。“文化大革命”及两年徘徊时期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此，泰安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
  全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及大动乱
  动乱开始
  1966年5月下旬，泰安地委和各县委传达、学习、贯彻了《五•一六通知》，并先后建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从6月初起，全区文化系统和大中专院校、中学首先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渐次波及到各县城的小学校。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公布后，运动迅速发展。在全国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的同时，全区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和各学校师生由声讨“三家村”和余修（时任山东省政府副省长）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发展为揭发本系统、本学校的所谓“牛鬼蛇神”，文化系统和学校的部分领导和教师被批斗，全区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混乱。6月下旬，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地委和各县委先后向各大、中小学校派出了“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力图把握运动的方向。
  7月11日，地委发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对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部署。之后,地委又多次发出指示，部署开展运动。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此，掀起了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实难的全国性的大动乱。
  从8月份开始,为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泰安的大批学生开始走出校门，陆续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们互相串联,成立起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并纷纷走上街头，大批“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学校停课“闹革命”，派驻各单位、各学校的工作组也被迫撤出。8月25日晚，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对泰山文物古迹进行了“横扫”，使古老文明而著称于世的泰山遭到一场灾难性的破坏。各县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破坏文物古迹的毁坏性活动。
  8月25日，泰安一中等校部分学生首次冲击了地委机关,揪斗部分领导干部。8月26日，莱芜发生了震惊全区并在全国引起轰动的红卫兵冲击莱芜县委、县人委并批斗县党政领导干部的“八•二六事件”。从此,全区的“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由学校、机关、厂矿，到城镇和农村，名目繁多的群众造反组织纷纷建立。虽然地委迭次发出指示，力图使运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但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地委和各县委已失去了把握运动方向的能力。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各个造反组织把矛头指向了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地委、专署和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被迫停止，工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当年,全区仅粮食生产就比1965年减产9100万斤,社员集体分配口粮由1965年的平均306斤减少到280斤,全区共缺口粮4210万斤。
  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地造反组织开始自上而下地按系统建立造反指挥机构。入冬以来，泰安地区先后成立了泰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指挥部,泰安地区红卫兵革命司令部，泰安地区红色文艺造反司令部，泰安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泰安地区小学教师革命造反指挥部等五大造反组织。各县也随之成立了类似的群众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在全国夺权风潮影响下，酝酿着夺取中共泰安地委、泰安专署的领导权。
  全面夺权和“反逆流”、“反复旧''运动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阴谋策动下，上海一些造反组织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的领导权，发动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以至形成了全国性的夺权风潮。1月26日，泰安地区五大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夺取了泰安地委、专署的领导权，成立了“山东省泰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此后，各县委、县人委领导权也先后被造反组织夺取，全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3月13日，在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基础上，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会由部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13人组成，并得到省革委会的承认。
  “一•二六”夺权以后，全区从上到下的夺权风愈演愈烈，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地委、专署各机关和各县、公社、大队以及工交企业、文教卫生等部门都展开了夺权斗争。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都靠边站，大多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到3月底,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公社、大队普遍被夺权，相继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
  由于陈毅、谭震林等一批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在1967年2月14、16日的碰头会上激烈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而被定为所谓“二月逆流”运动。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王效禹则借“反逆流”运动实现其打倒一派、独揽大权的目的。致使山东的“反逆流”运动实现其打倒一派、独揽大权的目的。致使山东的“反逆流”运动更为复杂化。在此形势下,泰安地区各派群众组织围绕“革”与“保”分成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对立斗争的结果，则形成接连不断的武斗，使地直各县已经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又重新分裂。省革委、济南军区、省军区和泰安地革委、军分区多次发岀指示,命令各地立即停止武斗，不准重新夺权。但由于“反逆流”运动的两派斗争已达到胶着状态，各种“指示”、“命令”已无法发挥作用。从3月份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进驻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也被卷入派别之争，一时打、砸、抢、抄及冲击军事机关等事件屡屡发生,许多县、公社革委会先后瘫痪，批斗各级领导干部之风日趋严重，全区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同年7月，全国自上而下掀起的所谓“抓叛徒”运动，又使一大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错误地定为“叛徒”、“特务”、“假党员”。这一连串的大动乱，使各级管理机构工作几乎停顿，产品产量、质量无人过问，设备失修，事故增多,工农业生产呈现出继续下滑的趋势。但由于全国一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各级建立了以军分区负责人和地方领导干部、群众代表参加的生产指挥部，组织恢复生产,加上原来多年形成的组织纪律仍在发挥着一定作用，广大干部群众仍然较好地坚持了生产计划，到1967年底，全区除财政收入比1965年下降外，工农业生产仍有所增加。
  1968年3月，地革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在驻泰部队的支持和干预下，在此前后到年底，全区各县、公社以及企事业单位陆续建立或恢复了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委会替代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及各单位行政机关。但这仍然未能使全区局势稳定下来。上半年，地革委在地区党校办起“肃流毒学习班”，大批地委、专署机关干部被集中起来写检查，受批判。地革委主任房众夫被揪斗打倒，地革委成员许多被更换。在王效禹的支持下，山东农学院学生、造反派头头国恕连等人进入地革委，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秉承王效禹的旨意，大肆排斥异己，在区内多次挑起了一系列诸如山东农学院“二•五”事件、肥城“六•一四”事件和平阴“大扫荡”等重大武斗事件，使全区形势更趋恶化。
  为了稳定形势，根据中央和省革委的部署，地革委采取了一系列诸如派人民解放军对公、检、法实行军管，组织学生复课闹革命，派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对地革委工作机构进行调整等措施，使一些“左”的做法受到抑制。到1968年10月全区形势有所缓和。
  1968年11月，王效禹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大搞“四个指向”（即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革委会，指向已被结合的领导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广大群众），破坏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泰安地革委积极参与了“反复旧”运动。在11月23日全省县以上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上，由泰安起草，以九地、市代表团名义,发表了《关于支持济南、青岛代表团对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的声明》;又在地革委编印的《互通情报》上发表了一些“反复旧”文章，介绍了一些“反复旧”的经验;还组成调查团，先后到长清、莱芜、宁阳、平阴等县，大搞“反复旧”活动，并向省革委写出调查报告，转发至全省。各县在地革委的指示下，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反复旧”运动。
  泰安地区的“反复旧”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在“反复旧”运动中，全区被调整、改组的各级领导班子达1055个，有2264名革委会成员被撤换、降职,许多人被揪斗，各级革委会重又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工农业生产再度受到影响。
  推行党的九大路线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九大全面肯定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加深了“左”的思想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九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大结束后，全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各级革委会层层传达，深入学习，全区掀起了一个学习宣传贯彻九大文件的高潮。
  贯彻落实中央《批示》、《十条》
  王效禹在山东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使山东的混乱局面加剧。九大以后，中央开始着手解决山东问题。从5月4日至28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的27名代表留京集中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先后七次就山东问题和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5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批示，此即为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和《批示》。6月，地革委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开始了落实《批示》、《十条》、纠正“反复旧”错误的工作。
  初始,地革委主要负责人对《批示》、《十条》中提出的“反复旧”问题作了检查，但避重就轻、推卸责任，贯彻《批示》和《十条》不力。同年10月，中共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才较深刻地检查了地革委执行王效禹错误路线，大搞“反复旧”和在贯彻《批示》、《十条》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时，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采取一系列措施，贯彻落实《批示》和《十条》。首先，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全省干部工作会议纪要〉的意见》,要求把那些应解放的干部要抓紧解放出来，并选拔一批干部充实到各级革委会;在“反复旧”中领导班子被调整改组、冲垮的单位，要迅速根据《批示》和《十条》精神及省革委指示,认真做好调整工作,不健全的要尽快充实完善，各县、公社应迅速建立起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根据省、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指示，全区各级各单位按照对革委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的精神,调整充实了革委会，恢复了“反复旧”中被反下去的革委会成员，按照三结合的原则结合了一大批原公社以上领导干部进入各级革委会，改变了革委会结构。到1969年底，建立健全了各县、矿务局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增加了领导骨干。
  其次,为了稳定局势，地革委在宣传贯彻《批示》、《十条》的祠时，检讨承认了支持和参与“反复旧”的错误，并要求凡支持和参与“反复旧”的人一定要承认错误;撤销诸如地区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和地区文艺造反司令部等一些群众组织;按照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收缴群众组织和个人手里的枪支弹药和其它武器,坚决制止打砸抢等一切武斗行为。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全区形势较快地稳定下来。
  开展整党建党
  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全区按照“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组织全区党员学习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路线，地区机关党员都集中道“学习班”进行整党学习。然后，结合 “斗、批、改”,对照“五十字建党纲领”,进行“斗私批修”思想整顿，再次搞“人人检查过关”。随后，进行了组织整顿，对党员全面进行了登记,恢复了大部分党员的组织生活，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根据“吐故纳新”的建党方针，突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从1969年6月到1971年5月，全区共突击发展新党员12400余名，处理党员1036名。同时，全区还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
  1971年5月，在整党建党工作的基础上，中共泰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由军队和原地委主要领导人组成的新的地委，党组织重新发挥了领导作用,泰安地区的局势和经济工作有了一定的稳定和好转。但是这次党代会和整党建党工作，贯彻了“九大”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17年泰安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提岀了一些错误口号，特别在整党建党工作中，处理了一些不应该处分的党员，使一些应该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暂缓登记，同时，吸收了部分不具备党员条件，派性严重,靠造反起家的人加入党组织，提拔了一些“文革”中有错误的干部。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也由于法制不健全，地方派性严重,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这一时期，由于全区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批示》和《十条》，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同时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全区各级党组织先后恢复建立，重新发挥了领导作用,加上认真贯彻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北方农业会议及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区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工作有了明显好转。1970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0.15亿元,比1965年增加41%。1971年，全区工农业生产又取得较好成绩。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初步整顿工农业生产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好转。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地委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清查了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全区开展了整顿纪律、作风活动;对泰安的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积极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工业方面，整顿了企业，加强了企业管理和纪律,在农业方面，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项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成绩。197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31.9亿斤，比1971年增长5.1%。全区多种经营收入明显增加，农业机械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但这一时期由于江青等人“极左”思想的严重干扰，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江青一伙硬把林彪集团“左”的不能再“左”的反革命实质说成是“极右”,在全党掀起了批“极右”的高潮，“极左”思想进一步泛滥，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加剧。从1970年开始进行的“一打三反”和1971年上半年开始进行的清查“五•一六”等运动，虽然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及“文革”中派性严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但是在“左”的指导下，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林整风运动，到1973年4月至6月进入高潮。4月，地委成立了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泰安地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领导小组。之后，地委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在全区搞好批林整风，彻底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发动到会人员帮助领导整风，会后，各县、矿务局均召开会议，部署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以“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了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活动。
  1973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批判林彪也要批判孔丘，随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在1972年“批林整风”期间，中央就认为“山东省委、济南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山东省委、济南军党委于1973年1月召开联席会, 对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省委第二书记、军区政委袁升平进行了批判。随后，泰安按照中央、省委指示错误地开展了“批林揭袁”运动。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大错误地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十大之后，中央正式发岀了山东要纠正错误，要“批林揭袁”的指示，使山东的局势又一次混乱。地委按照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在全区继续开展了“批林揭袁”运动，并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口径，要求全区各级领导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1974年11月，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在全国煽动起“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泰安和全国、全省一样，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国恕连等一部分派性思想严重的人又四处串联，煽风点火，拉山头，搞宗派，冲击党政机关,围攻领导干部，严重地干扰了各级领导机构正常工作的进行。
  由于“批林揭袁”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全区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再度遭到破坏。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区内工业生产下降，到1974年上半年,全区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74年，全区工业总产值比1973年减少3.06亿元，比1973年下降了34.89%;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0.45亿元,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5.27亿斤，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0.51亿元。由于运动不得人心，不少部门、单位进行了抵制,运动搞得比较冷清。
  这一时期,地委根据中央提出的领导班子实行“三结合”的原则，对各级领导班子注意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进行配备。全区各级还恢复建立了共青团、工会、妇联、贫协等群众团体。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地委还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有关指示，纠正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犯扩大化的错误，积极开展了清理平反工作。
  1975年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的正确的领导下，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为此，中央连续发出了关于在各行各业进行整顿的5、9、13号文件。泰安地委、地革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中心,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首先，地委及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地委领导班子是一个坚强团结的集体;在派性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互相支持，固派性作了坚决的斗争。地委采取坚决措施，削平山头，刹住派性蔓延之风，使派性分子没有活动的市场。其次，地委着手整顿各级组织，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和派性问题。地委及各级党委对地直、县、厂矿、社队领导班子普遍进行了摸底排队，对存在“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坚决把那些搞派性的人清理出领导班子，把那些不敢大胆管理、遇事畏缩不前的人调整出来，同时，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安排到领导岗位，既充实了各级党政机关，又重点充实了厂矿企业,为迅速改变生产下降的状况提供了组织保证。三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地委、地革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对煤炭、冶金、铁路、机械等行业进行了整顿。各级从制定安全生产和岗位责任制等基础工作人手开展整顿,并大力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使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有所回升，创“文化大革命”以来泰安国民经济最好水平。同时，地委和各级党委大力对农业生产进行了整顿,特别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区掀起高潮。全区抽调大批干部和农村党团员组成学大寨工作队，分别进驻各公社、大队特别是落后生产队，帮助指导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作队还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从这年起,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地委、地革委按照早在“文革”前就以形成的以根治汶河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全区各级干部群众,按照中央“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做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的号召，为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迎酷暑,战严寒，大搞以改土、治水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至1978年底大干4年,基本改善了全区农业生产条件，粮食生产逐年递增，林牧副渔各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并为以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形势下，全区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教育活动受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影响，对农村地、富、反、坏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批判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平二调现象。但从总体上讲，地委领导干部群众有效抵制了“左”的路线的干扰，大干社会主义，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国民经济状况显著好转。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进行的全面整顿，克服了“文革”造成的破坏，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对各方面的整顿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左”的错误政策的纠正，这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在江青等人的挑拨下,毛泽东于1975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重点是对邓小平主持或支持下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草稿）、《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等三个文件的批判。这次运动,尽管江青等运用一切手段，大肆煽动,但是，由于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加上人们对“文革”错误的体验和对江青等人野心的反感，这一运动不得人心，运动一开始，就遭到部分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同年4月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央宣布两个决议，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这一运动才勉强在全区展开。由于经过整顿后的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加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没有造成大的混乱。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逝世，全区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同时又陷入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忧虑之中。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给全国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十年内乱。泰安地区广大军民欢欣鼓舞,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欢庆胜利。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徘徊
  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泰安各级党组织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了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在泰安的帮派体系的斗争。
  揭批查运动分为三个战役。首先，根据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证材料，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随后,在全区深入开展了联系实际揭批查，彻底清查“四人帮”及其在泰安地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人，在他们讲清了自己的问题后，给予及时解脱;对其余的人,根据其错误情况，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对国恕连等极少数有罪恶的帮派骨干分子进行了法律制裁。从而摧毁了“四人帮”在泰安地区的帮派体系。在揭批查第三战役中，主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揭批查过程中，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开展了“三大讲”活动，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结合揭批查,还开展了整顿党组织、整顿干部作风、整顿领导班子的整党整风活动,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清除了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整顿了基层党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
  初步平反冤假错案
  通过两年多的揭批查斗争和整党整风活动，从思想上肃清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流毒，从组织上摧垮了其帮派体系，整顿了党员和干部队伍,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开始初步纠正“文革”中的一些“左”的错误，部分地平反了“文革”中的一些冤假错案，使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对十年动乱和“四人帮”的反革命本质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对当时统一思想，稳定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后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中实行全面拨乱反正打下了思想基础。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特别是在“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影响下，各级领导干部还未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灾难。因此，就不可能做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纠正冤假错案,彻底落实各项政策。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破除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宣扬的个人崇拜和封建迷信，解放思想，从而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省里未做及时的布置，全区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没有深入开展起来。人们仍处在“左”倾思想的束缚之下，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仍在继续实行，因此，影响了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的解放，也影响了对“文革”错误的清醒认识, 泰安地区和全省全国一样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全区经济得到较快恢复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社会动乱,社会秩序初步安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为搞好经济建设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全区人民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整顿了工业企业的生产秩序，开展了空前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7亿元，比1975年增长30.74%,其中，工业总产值15.44亿元，比1975年增长34.84%；农业总产值11.56亿元，比1975年增长25.25%。农业战线由于连年来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78年，虽然遇到严重干旱，但仍然获得较好的收成。但是，由于长期动乱的影响和“左”的思想的指导，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高指标现象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情况依然存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从此，泰安地区开始了建国以来意义最深远的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