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概述
  泰安地区是我党在山东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泰安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是山东党组织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安地方党组织早期的创建活动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20世纪初叶的泰安地区，同整个山东乃至全国一样，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之下。政治腐败，兵连祸结，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使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群众苦难深重，民心思变,迫切要求革命，以改变自身及国家的命运。伟大的五四运动,对泰安各阶层人民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广为传播,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日益觉悟，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使党在泰安地区的创建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1925年秋，中共山东地执委先后派马守愚、王仲修、于赞之等到泰安开展党的工作，于1926年3月在泰安火车站建立了中共泰安支部。不久,马守愚等又在卫驾庄发展王=卿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大汶口特支。从此揭开了党在泰安发展壮大、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帷幕。
  1926年7月，国民党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由于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影响越来越大。泰安党组织也得以较快发展，先后又建立了火车站、东向、萃英中学、省立三中等支部，并将工作扩展至莱芜,在莱芜吕芹村、口镇、雪野等地建立了支部。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共中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作为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共产党人领导的数十次重要的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在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在中央政策的影响下，中共山东省委也确定了在全省发动暴动,推翻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的方针。1927年8月，省委决定成立泰安县委。9月，为发动武装暴动，又决定改建为泰莱县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莱芜。此后，省委和泰莱县委多次指示并派员到莱芜指导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条件均不具备,暴动未能发动起来。
  泰安地方党创建之初，即带领人民群众英勇地向反动军阀、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大汶口特支组织的农民协会,曾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了反封建压迫和抗粮抗捐的斗争；吕芹村支部曾发动群众抵抗杂牌军的骚扰和反抗盐巡的斗争;火车站支部曾领导发动了沿线附近各站铁路工人到济南铁路局的“索薪”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初步显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
  1928年4月底，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北伐军进占泰安。5月1日，北伐军击败直鲁联军，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为阻挠北伐，借口护侨岀兵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残杀中国外交公使蔡公时等，制造了“五三”惨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北伐军不准抵抗，撤岀济南，以冯玉祥派系的孙良诚为主席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退驻泰安。山东进入蒋、冯两系及日军、直鲁残余军阀并立的混乱状态。直至1929年6月，日军撤兵,蒋系陈调元任主席的国民党省政府回迁济南。
  “五三”惨案发生后，泰安人民义愤填膺。火车站党组织以铁路工会的公开名义,会同泰城中小学及社会各界，发起成立了“反日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演讲、游行和查禁日货等爱国行动。不久，党组织又将由济南迁来的300余人力车工人会同泰安的人力车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人力车工会，与铁路工会一起，挫败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其收编为黄色工会的阴谋。
  国民党北上之初，还打着革命的幌子欺骗民众,标榜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组织民众”、“打倒军阀”等。泰安各地民众受大革命影响，或自发或在中共党员骨干作用下纷纷组织起农民协会，向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开展了英勇斗争。但不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即暴露无遗,农民协会被横加指责，明令取缔。他们取得政权后,立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大搞“清党”，制造白色恐怖。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泰安党的同志有的调往外地，有的分散隐蔽,党的活动转入低潮。莱芜区委被取消，所属各支部由于与上级党断绝联系终致瓦解。泰安虽然始终有忠诚的同志在坚持工作，但由于省委也迭遭破坏，与省委联系极不正常, 活动极其困难。
  中共泰安地方组织的创建，是泰安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刚刚建立的党组织还十分弱小，且不断遭受挫折，但却显示了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它播下的革命火种，为以后党和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30年代后，泰安地方党开始孕育着新的发展。
  1930年底至1931年初，省委多次决定恢复和开展泰安党的工作，均因故未能落实。1931年3月，省委派胡萍舟整理恢复济南特支，于6月建立了市委。胡萍舟遂派鲁宝瑛到泰安联系失散关系的党员，建立了泰安中心特支,同时负责开展莱芜、新泰、曲阜等地的工作。泰安特支迅速在泰安三小、泰安师范讲习所、曲阜二师等地开展工作，并与刘仲莹在莱芜、赵传钵和祝刚在新泰创建的党小组取得联系。泰安地区党的工作重新活跃起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泰安特支领导爱国青年和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于12月中旬发动泰安、曲阜等地爱国师生组成请愿团，在兖州卧轨索车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使津浦路中断数日，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怒潮不断高涨,蒋介石集团反动、卖国的本质越来越为人民所认识，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日益深入民心，加之党在南方数省开展的革命斗争不断发展，人民日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党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泰安地方党组织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请愿活动结束后，泰安特支决定将工作重点由三小转至师范，吸收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入党，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办刊物，搞宣传,闹学潮，扩大了党的力量和影响。同时根据省委指示,深入农村,发展组织，发动群众。
  1932年5月，泰安特支改建为中心县委，领导泰安、曲阜、莱芜、新泰等各特支工作。在此前后，党在泰安三、五、六、八、九、十等区均建立了区委，党员总数发展到200余人,并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莱芜、新泰党和群众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相继建立了县委。莱芜县委巧妙利用各种矛盾，领导了夺取县农会领导权、清算县财政局长毕华桥、清查县财粮科浮银、控告贪赃枉法的乔法官和打击劣绅恶霸等斗争，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提高了党的威信，鼓舞了人民群众。
  在泰安地方党组织重新崛起的同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山东省委完全接受了王明路线，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猛烈向国民党发动进攻，以创造苏维埃区域”的过激方针。泰安党组织贯彻了这一方针，违背了白区工作“长期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原则，活动过于暴露，招致重大挫折。自1932年下半年起，泰安中心县委负责人或被通缉出逃，或被指责因“贯彻中央及省委指示不力”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多次调整，使工作受到影响。1933年3月省团委书记陈衡舟叛变,7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12月原中心县委书记曹福广叛变，使泰安的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直至抗战爆发，未能恢复组织。新泰县委贯彻省委指示，于1933年9月5日发动龙须崮暴动，被国民党武装镇压，县委成员亦被迫分散隐蔽，停止活动。
  泰安中心县委被破坏后，莱芜、新泰党组织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同时由于省委迭遭破坏，山东的党组织也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在困难的环境下，莱芜、新泰的党员一面自发地相互联络，恢复组织，一面艰辛地寻找上级党组织。1935年10月，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县委委员周茂森叛变，使莱芜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夏，新泰党组织与坚持工作的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取得了联系，重新恢复了县委,逐渐开展工作，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煤矿工人增资、教师“索薪”、“反会考”、改造区乡旧政权等斗争。1935年冬，赵健民到莱芜与刘仲莹等莱芜县委成员共同商定组成中共山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联络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并继续寻找上级党。
  1936年春,赵健民通过鲁西北党组织终于与中共鲁南特委接上关系。4月，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到山东组成新的省委,从此山东的党组织又与中央恢复了联系。9月，省委派秦云川到莱芜，负责莱芜县委工作并联络新泰、泰安党组织。经过一段工作，莱芜恢复了120名党员的关系。
  这一期间，东平、肥城也相继有了党的活动。东平由董临仪、万里、高明宇、杨海岩等先后在戴庙、解庄小学、田大店小学等处建立了支部或小组，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县发展党员20余人。张维之、姚仲明、赵健民、孙镜秋等先后在肥城开展党的活动。赵健民在玉皇山建立了肥城县第一个党小组。
  在泰安各地党组织坚持斗争、恢复发展的同时,泰安被捕的党团员如夏辅仁、崔子明、倪冠英、程照轩、董琰、李枚青等也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英勇不屈的狱中斗争。在法庭上,他们横眉冷对，义正辞严。在监狱里，他们响应党提岀的“监狱是革命的休养所和学校”的号召，为争取政治犯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多次参加绝食等斗争,取得了特殊战场上一次又一次胜利，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在特殊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是泰安地方党的宝贵财富，成为以后我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泰安地方党组织早期的创建走过了十几年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至抗战爆发前夕，包括失散关系、被捕入狱、流落外地的党员在内，泰安地区共保存了200余名党员，成为山东党组织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省委在这一地区发动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