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内容
东晋时佛教传入泰山及周围地区和徂铢山一带。公元351年（东晋永和七年，前秦苻健皇始元年）,佛图澄的弟子僧朗在泰山西北麓金舆谷昆仑山创建朗公寺，讲解《放光般若经》，弟子百余人。前秦主苻坚赠以紫金、绢绫和奴隶。南燕主慕容德授僧朗号东齐王，赐以奉高（今泰安境）、山在（今长清境）两县俸禄。统治者的扶植，使该寺发展成为僧侣地主庄园和山东最兴盛的佛教胜地。此后，佛教在泰山周围逐步发展。夏张城上村白马寺为泰山西南部的早期寺院。《开元白马寺碑》有“兴乎晋代，爰置寺观，初立精舍,未有僧=”的记载。380-381年（前秦建元十六至十七年），高僧道安来泰山参加金舆谷之会，定立寺院规制并划一僧尼姓氏（道安后，僧尼一律姓释）。
南北朝时期是境内佛教昌盛时期。虽然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灭佛，泰山地区佛教受到一定影响，但很快又兴盛起来。这一时期，寺院增多,寺院经济发展，大乘空宗占主导地位。著名大寺有北魏景明年间 （500-503年）高僧意师在泰山北麓所建谷山寺,540年（东魏兴和二年）所建姚庄大云寺,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年）所建徂徕山光华寺和淳于武顶寺，563年（北齐河清二年）所建徂徕山四禅寺和西界安禅寺等。仅白马寺即有寺田800余亩，并出现了寺院领辖而不向当地政府供输赋役的佛图户。著名佛教古迹有大云寺《胡元方等造像》、安禅寺《彭敬宾造像》、徂徕山东南麓《大般若波罗蜜经石刻》、映佛崖《般若波罗密经石刻》、《佛名石刻》及泰山经石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石刻》等。581年（隋开皇元年）“三月诏于五岳各立一寺”。593年（开皇十三年）又“令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595年（开皇十五年），文帝东巡泰山，招访泰山名僧法瓒进京。此后，泰山之阳建竹林寺、普照寺，岱岳镇建冥福寺等，并广造神像，如《罗宝奴造像》、《弥勒寺造像》、《三教寺造像》、《金刚经幢》以及岱阴摩崖大型造像等。泰山遂成山东中部佛教中心，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
唐中叶以后，佛教禅宗在境内传播。845年（会昌五年）武宗灭佛“法难"，境内著名大寺未遭毁坏。883年（中和三年）泰山僧大行诵《阿弥陀经》有成，唐僖宗赐号“常精进菩萨”，赐爵“开国公”。境内佛教因统治者的尊崇而益盛。
北宋，临济宗黄龙系在泰山一带相当发展。真宗之后，泰山中路出现佛道融合趋势。此期,境内僧尼众多，占有大量寺田而不事生产劳动，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物质财富的浪费都很严重，于是出现儒家反佛的斗争，著名学者石介即其代表人物。石介在《根本》一文中指出当时社会的十大弊端,其中即有“僧尼多”、“祠庙繁”两项，在《辩惑》一文中指出：“吾谓天地间必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南宋初年，金兵大举进犯，寺院多遭兵燹，引起僧人愤恨。辛弃疾发动泰山周围僧众千余，编入耿京队伍开展抗金斗争。
金代境内佛教仍以禅宗为盛。章宗完颜景赠额玉泉寺“玉泉禅院、香严禅院”。
元代，法桐宗名僧普善曾住持普照寺。泰山附近寺院，不仅国内僧徒来往不绝,海外僧人来泰山传经学法者亦迅速增加。1295〜1297年（元贞年间），竹林寺出现“东振齐鲁，北抵幽燕，西逾赵魏，南距大河，莫不闻风趋赴，其送施者朝暮不绝”的盛况。境内“敕建”和“奉敕”明确寺产而立“牒碑”的寺院有40多处。名僧有行全、德友、海云、法朗等。
明代崇佛，洪武年间境内设僧官机构,州僧纲司设于普照寺。1428年（宣德三年），高丽僧满空等来泰山，先后住持竹林寺、普照寺20余年，为高丽翻译大批佛经。“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一新”，四方受法者千余人，被称为“重开山门”。1452年（景泰三年）明廷规定寺观田土不得超过60亩，“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对寺院经济的发展有所限制。成化至崇祯近200年间，境内重修、扩建寺院70余处。万历、崇祯二帝在泰城“敕建”圣慈天圣宫、智上菩萨宝刹，“假西域佛号以为崇"。
清代，泰山成为碧霞元君的天下，佛教日趋衰落。康熙初年,高僧元玉卓锡普照寺，主张儒释道揉合，提倡“道”，反对“术”，并广交名流学者，赋诗著书，名重一时。红门原为佛教寺院，由于香火冷落,院内除原有的弥勒佛外，又供上“碧霞元君”的神像，出现“敲着木鱼念佛经，烧香磕头供元君”景象。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斗母宫临济宗比丘尼建立世系图碑，其世系为:“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同；心源广绪，本觉昌荣；能仁正果，长衍宽洪；为传法印，金悟惠隆;坚持戒定，永继祖宗。”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泰安县知县毛漁以斗母宫比丘尼作风失检,有伤风化而驱之岀宫，易以道士。后经尼法霖悔过并作出保证，始令回宫。毛激倡办
新学时，令各地占用寺院作校址，佛教由是更衰。
1919年，有佛教活动的寺庵有62处。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泰城周围寺庙大多被兵营占据，并拆除许多佛教像设。1929年，泰安成立佛教协会，管理僧尼和寺产。“泰山多僧，麻塔多尼”，连同散居他地寺院的僧尼共百余人。1929〜1937年，普照寺部分殿堂先后由石敬亭、孙良诚、冯玉祥、宋哲元占用。住持僧义澄于1933年9月将普照寺东北隅寺田6.24亩,捐与冯玉祥修建“滦州起义烈士祠”，冯捐给该寺大洋330元。1938年后，徂徕山等地的较大寺院多数被日伪军焚毁。1948年泰安解放时，泰山有僧14人、尼25人，农村各地有僧尼20余人，主要活动于普照寺、斗母宫、华严寺（崅峪泉上村）、洪福寺（范镇、祝阳各一处）等处。
建国初，有僧14人、尼24人。1950年土地改革时，除保留泰山寺院外，其余寺院改为学校或林场，僧尼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8年，全境有僧8人、尼7人。1963年有僧4人、尼3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僧尼被驱逐，佛教活动停止。1978年后,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1979年，原红门宫僧永柱住持普照寺,尼正品、仁义住持斗母宫，均属临济宗。正品于1980年岀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又为市政协四、五届委员。
南北朝时期是境内佛教昌盛时期。虽然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灭佛，泰山地区佛教受到一定影响，但很快又兴盛起来。这一时期，寺院增多,寺院经济发展，大乘空宗占主导地位。著名大寺有北魏景明年间 （500-503年）高僧意师在泰山北麓所建谷山寺,540年（东魏兴和二年）所建姚庄大云寺,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年）所建徂徕山光华寺和淳于武顶寺，563年（北齐河清二年）所建徂徕山四禅寺和西界安禅寺等。仅白马寺即有寺田800余亩，并出现了寺院领辖而不向当地政府供输赋役的佛图户。著名佛教古迹有大云寺《胡元方等造像》、安禅寺《彭敬宾造像》、徂徕山东南麓《大般若波罗蜜经石刻》、映佛崖《般若波罗密经石刻》、《佛名石刻》及泰山经石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石刻》等。581年（隋开皇元年）“三月诏于五岳各立一寺”。593年（开皇十三年）又“令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595年（开皇十五年），文帝东巡泰山，招访泰山名僧法瓒进京。此后，泰山之阳建竹林寺、普照寺，岱岳镇建冥福寺等，并广造神像，如《罗宝奴造像》、《弥勒寺造像》、《三教寺造像》、《金刚经幢》以及岱阴摩崖大型造像等。泰山遂成山东中部佛教中心，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
唐中叶以后，佛教禅宗在境内传播。845年（会昌五年）武宗灭佛“法难"，境内著名大寺未遭毁坏。883年（中和三年）泰山僧大行诵《阿弥陀经》有成，唐僖宗赐号“常精进菩萨”，赐爵“开国公”。境内佛教因统治者的尊崇而益盛。
北宋，临济宗黄龙系在泰山一带相当发展。真宗之后，泰山中路出现佛道融合趋势。此期,境内僧尼众多，占有大量寺田而不事生产劳动，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物质财富的浪费都很严重，于是出现儒家反佛的斗争，著名学者石介即其代表人物。石介在《根本》一文中指出当时社会的十大弊端,其中即有“僧尼多”、“祠庙繁”两项，在《辩惑》一文中指出：“吾谓天地间必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南宋初年，金兵大举进犯，寺院多遭兵燹，引起僧人愤恨。辛弃疾发动泰山周围僧众千余，编入耿京队伍开展抗金斗争。
金代境内佛教仍以禅宗为盛。章宗完颜景赠额玉泉寺“玉泉禅院、香严禅院”。
元代，法桐宗名僧普善曾住持普照寺。泰山附近寺院，不仅国内僧徒来往不绝,海外僧人来泰山传经学法者亦迅速增加。1295〜1297年（元贞年间），竹林寺出现“东振齐鲁，北抵幽燕，西逾赵魏，南距大河，莫不闻风趋赴，其送施者朝暮不绝”的盛况。境内“敕建”和“奉敕”明确寺产而立“牒碑”的寺院有40多处。名僧有行全、德友、海云、法朗等。
明代崇佛，洪武年间境内设僧官机构,州僧纲司设于普照寺。1428年（宣德三年），高丽僧满空等来泰山，先后住持竹林寺、普照寺20余年，为高丽翻译大批佛经。“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一新”，四方受法者千余人，被称为“重开山门”。1452年（景泰三年）明廷规定寺观田土不得超过60亩，“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对寺院经济的发展有所限制。成化至崇祯近200年间，境内重修、扩建寺院70余处。万历、崇祯二帝在泰城“敕建”圣慈天圣宫、智上菩萨宝刹，“假西域佛号以为崇"。
清代，泰山成为碧霞元君的天下，佛教日趋衰落。康熙初年,高僧元玉卓锡普照寺，主张儒释道揉合，提倡“道”，反对“术”，并广交名流学者，赋诗著书，名重一时。红门原为佛教寺院，由于香火冷落,院内除原有的弥勒佛外，又供上“碧霞元君”的神像，出现“敲着木鱼念佛经，烧香磕头供元君”景象。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斗母宫临济宗比丘尼建立世系图碑，其世系为:“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同；心源广绪，本觉昌荣；能仁正果，长衍宽洪；为传法印，金悟惠隆;坚持戒定，永继祖宗。”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泰安县知县毛漁以斗母宫比丘尼作风失检,有伤风化而驱之岀宫，易以道士。后经尼法霖悔过并作出保证，始令回宫。毛激倡办
新学时，令各地占用寺院作校址，佛教由是更衰。
1919年，有佛教活动的寺庵有62处。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泰城周围寺庙大多被兵营占据，并拆除许多佛教像设。1929年，泰安成立佛教协会，管理僧尼和寺产。“泰山多僧，麻塔多尼”，连同散居他地寺院的僧尼共百余人。1929〜1937年，普照寺部分殿堂先后由石敬亭、孙良诚、冯玉祥、宋哲元占用。住持僧义澄于1933年9月将普照寺东北隅寺田6.24亩,捐与冯玉祥修建“滦州起义烈士祠”，冯捐给该寺大洋330元。1938年后，徂徕山等地的较大寺院多数被日伪军焚毁。1948年泰安解放时，泰山有僧14人、尼25人，农村各地有僧尼20余人，主要活动于普照寺、斗母宫、华严寺（崅峪泉上村）、洪福寺（范镇、祝阳各一处）等处。
建国初，有僧14人、尼24人。1950年土地改革时，除保留泰山寺院外，其余寺院改为学校或林场，僧尼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8年，全境有僧8人、尼7人。1963年有僧4人、尼3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僧尼被驱逐，佛教活动停止。1978年后,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1979年，原红门宫僧永柱住持普照寺,尼正品、仁义住持斗母宫，均属临济宗。正品于1980年岀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又为市政协四、五届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