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征收清末，泰安均按例地5160顷52亩计征漕米。年实征米8462石3斗（第亩额定征米1升5合8勺）。
  民国建立后仍沿清制，按原亩计征漕米。1915年奉财政厅文，漕米改征银元。漕米每石征银洋6元，年计征米8886石9斗5升, 折银洋53321元6角3分。1925年，漕米每石征银洋增至8元。1928年,革命军莅鲁战地委员会将漕米每石改征6元。
  日军占领泰安后经常清乡扫荡。1938年1月28日炮击东良庄。2月14日火烧山阳村，烧毁、抢去大批粮食。1940年，泰城日伪军下乡抢粮，仅省庄村就被抢去粮食2万公斤。1942年，日军制造徂徕山无人区达三年之久。境内荒芜粮田2万余亩，年失收粮食、花生近100万公斤。伪军司令万金山长期盘据在徂彳来山前一带村庄，向百姓摊派粮食，额次无定，百姓不堪苛敛之苦，仅有120户人家的北阳关村，逃亡66户。驻申村伪军二大队，去西住抢粮未获，便捕去李升环等20余名青年为人质，逼索粮食1万公斤。各据点伪军，均不择手段向民众榨取粮食，鱼肉百姓。1943年日伪政权强制推行粮食责任供岀制，按每丁银1两征粮600斤，逐级摊派到户,强制征收。是年泰安灾荒严重，粮食歉收，差敛过重，民不聊生，离乡乞讨者无数，饿死者遍及境内。1944年泰安县分摊供出粮1260万公斤，其中麦粮560万公斤、秋粮700万公斤，实际供出粮食494.5万公斤，占应供岀总数的39.25%。是年秋因灾荒农民抗交仅收起粮食26.5万公斤。1945年将田赋改为征实（每丁银1两征收粮2400斤），至日军投降后废止。
  抗日战争初期，民主政权征收抗日爱国粮，为对日军开展斗争，采取借粮、随时筹粮、试行按地亩合理负担征收政策。1943年后，抗日民主政府提岀“保证供给，减轻人民负担”、“奖励生产”等政策。1946年泰安形势好转，5月省人民政府下达《民国三十五年度粮食征收办法》，即按户人均占地面积产均负担五等分类办法进行征收,对贫寒、鳏、寡、孤、独、复员军人实行减征或免征。是年全县688464亩粮田，实征公粮585.19万公斤。1947年泰安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对群众强行摊派、“敛差”的情况比较普遍。民主政府只能在部分地区征收粮食，是年征收1794.89万公斤。1948年全县开展清查调整地级工作，农民负担趋向合理，当年征收6342万公斤。
  建国初，农业税粮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粮仓部门负责仓储保管和调运工作。
  1954-1984年，农业税粮与统购粮统一安排，粮局接收入库后，将公粮折款交财政部门。
  统购1953年12月，实行粮食统购，根据对余粮多者多购、少者少购、无余粮者不购的原则，以小麦、谷子、高粱、玉米、大豆为征购品种，层层部署，组织交售。执行中，因对农民存粮情况摸底不细，征购任务过重，岀现强迫农民交售“过头粮"的偏差，造成不良影响。
  1954年，麦、秋分别实行依率计购办法，因产销无底,余缺界限不清，累进计算掌握不准，全县多征购500多万公斤,导致农村一度岀现粮食紧张局面。
  1955年，执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按农民土地实际产量定产，按农民实际需要扣除用粮，实行比例计购，废除累进计购，根据年景丰歉一年一核定，将征购数量控制在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水平上，粮食紧张局面逐渐缓和。
  1959?1961年粮食连续减产。1961年征购任务却增加了697万公斤，征购量占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农民人均口粮仅103公斤。
  1966年，执行中央关于稳定农民负担，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按正常年景确定征购基数，三年不变的政策后，保证了减产队的基本口粮,多数生产队有了储备。后因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定三年”政策实际实行了5年。
  1971年，贯彻中央关于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政策，调整任务，确定包购基数为4252.5万公斤，5年不变。
  1979年，为使农民休养生息，将征购指标调减为4000万公斤，保证了粮食的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
  1981年，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办法，对10个有困难的公社调减任务，核定全年征购基数3990万公斤，征购包干任务5500万公斤。1983年，征购基数又调为3840万公斤。1984年完成征购任务和人均口粮均达历史最高水平。
  1949-1984年粮食征购情况表
  单位:万公斤续表
  议购为搞好粮食余缺和品种调剂，1963年7月起实行粮食议购。议购粮的主要来源为生产队或个人余粮。本地议购以小麦、玉米、瓜干为主，外地议购以大米、绿豆为主。是年冬，各基层粮所设18个议价收购站，共购241万公斤。
  1964年上半年，因议价低于市价，致粮食外流梁山、郓城、金乡、齐河等地。下半年调整购价，扭转了粮食外流局势，全年计购1141.5万公斤。“文化大革命”中，粮食市场基本关闭,议购业务受到干扰。1967年，仅购264万公斤。此后至1978年的12年中，购量极少。
  1979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粮食产量增长，议购情况好转,议购量稳定地保持在500万公斤上下。
  1983年起，多渠道经营粮食。议购业务拓宽，外购与内购结合，当年共购825万公斤，其中从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河南等省购进大米188万公斤。1984年，议购业务进一步活跃，议购量达1051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