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内容
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载，泰安县有集市52处。津浦铁路通车后，工商业不断发展，至1929年有集市107处,分布于泰城、大汶口、上高、西张店、西羊楼、颜张、后省庄、旧县、逯家庄、邱家店、许家庄、红庙、后燕家庄、山口、黄前、范家庄、祝阳、梭庄、下港、里官庄、上港、姚庄、崔家庄、化马湾、茌家庄、崅峪、西庄、苏家庄、留送、上庄、渐汶河、东牛、满庄、洪沟、北集坡、篦子店、许家埠、宅子、柏子、颜谢、西遥、南留、崔村、朱家庄、东良庄、东良父、茅茨、西良父、阳关、大房村、北腾村、
乡城、南良父、南望、北望、桥沟、山阳、石崮、柴城、尧山、沈于、楼德、延东、宣洛、宫里、天宝寨、时家庄、山东、绳家峪、高平、石莱、放城、华村、涝坡、孙家泉、崔家庄、粥店、辛庄、六郎坟、大堰堤、黑水湾、天平店、夏张、鱼池、白楼、道朗、玄家楼、王士店、西界、砖舍、东向、马庄、孙家庙、孝门、河口、埠上、吴家店、洼里、边家院、安驾庄、高淤、上庄炉、坡庄、李家店、张侯、孙伯、南栾任。
1931-1937年，境内政局稳定，有20多个大村镇先后发展成为农村市场贸易中心，较大者有天宝寨、楼德、山口（各有商店50余家）、宫里、范镇、夏张、崅峪、安驾庄、边家院（各有商店30余家）、渐汶河、化马湾、崔家庄、邱家店、颜张、旧县、鱼池、道朗、北集坡、满庄、良庄、东牛（各有商店20余家）。1938?1948年,境内战事频仍，泰城、大汶口及较大村镇的市场贸易均趋衰落,其他农村集市，一般尚能维持。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有些集市越赶越大（如渐汶河集），有些靠近敌伪据点的集市则成了半天集，有些集市则渐渐萎缩以至消失（如留送集，西庄集）。
建国后，泰城下河桥市场一带发展为城乡物资交流中心，天天成集。农村集市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划岀者除外，至1953年共有69个，其中万人以上的大集2个（大汶口、山口）、5千人以上的12个、3千人以上的10个、2千人左右的25个、千人左右的20个。1958年“大跃进”兴起后，许多集市被取消或关闭，保留的少数集市大大衰落，原来的整天集从此成了半天集或早集。1963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集市逐渐恢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集市被诬为“资本主义阵地”，撤销32个，保留37个。撤销的集市有上高、西羊楼、西张店、颜张、燕家庄、东张、赵汶、宋家庄、石屋志、茌家庄、苏庄、鲁西、北望、许家庄、朱家庄、东良父、乡城、延东、宣洛、山阳、西界、西遥、大汶口三八集、孙庙、东牛、对臼、白峪、篦子店、赵家店、黑水湾、小辛庄、白楼集。保留的集市有省庄、徐家庄、刘家庄、旧县、渐汶河、邱家店、山口、范镇、祝阳、姚庄、麻塔、黄前、大津口、下港、下里、上港、崅峪、化马湾、上庄、崔家庄、房村、东南望、良庄、茅茨、大汶口、颜西、马庄、满庄、南留、北集坡、洪沟、夏张、玄家楼、道朗、鱼池、粥店、六郎坟集。其后，合并集市，统一集日，反复变动数次,给人民群众造成很多困难。
1979年后，城乡集市发展很快，恢复了原撤销的32个集市，同时又岀现万人以上的大集2个（范镇、崅峪）。泰城新建了岱北、南门、东关、洼子街、顺河北路、文化西路、小桥子、车站街、青山街、三里等市场。至1981年，万人以上的大集又增2个（夏张、黄前），5千人以上的集市发展到20个，3千人以上的集市发展到12个,2千人以上的集市发展到30个，千人以上的集市2个。
1983年，城乡集市共107个。其中五天一集改为五天二集的有省庄、渐汶河、山口、范镇、祝阳、下港、崅峪、上庄、良庄、北集坡、夏张、道朗12个，大汶口改为天天集，渐汶河成为小商品市场，车站街成为农副产品批发专业市场，各办事处（原公社）驻地都岀现天天市，基本解决了集期少、场地小、人群拥挤、交易不便的问题。
1984年，全市共有集市120处，其中农村集市107处，泰城市场13处。城乡集市贸易日期表（1984年）第二节市场建设
30年代，泰城、大汶口的市场设有固定货棚、货摊。其他集市，固定摊贩均有布棚、货床，一般行业有场地。解放初期，泰城多数小商小贩无固定经营场地。建国后，泰城除有固定门市外，凡农民进城岀售农副产品均在指定地点进行交易。泰城确定洼子街和下河桥以南十二连桥以北为农贸市场，场内划分粮食、蔬菜、家禽、鲜蛋、百货、木料等市口。1963年，在48个集市的粮食交易市场配备磅秤24台、手秤17杆。其后，又在泰城、大汶口、山口等大集市设立标准尺、标准秤。
1980年，在泰城文化西路、顺河北路、洼子街市场建立固定货棚2500米、货台1500米。1981年,建成岱北市场，面积4500平方米;顺河北路市场因选点不当，建成后无人问津，被迫拆除，损失7万元。1983年,新建扩建岱北、文化西路、东关、新市场等大小市场13个，内设固定摊位8900个。1984年，建设玻璃钢瓦棚783米（其中泰城批发服务部市场523米、祝阳260米）、水泥服务台780米（其中夏张500米、北集坡120米、邱家店30米、满庄130米），崅峪扩建市场长1000余米、宽20米，搬迁农民45户。
第三节经营管理
清末至1945年前,集市管理除税收由牙纪承包外,其他有关分行划市、场地设置等问题均由地方基层行政组织负责。
人民政权工商部门于1943年开始对辖区集市进行管理，主要是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防止粮、棉、油等重要物资资敌。
建国初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经济在集市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粮、油、畜、菜等农副产品主要通过集市进行交换。市场管理的原则是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53年下半年起，市场管理采取紧缩、限制、关闭等措施，时松时紧，多次反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关闭了粮油市场。由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岀现了粮油倒流，养猪量下降的局面。1954年4月，经专署批准，在九区试办粮食市场，其后推广到各大集市。1956年,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集市贸易纳入以国家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体系。1958年“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集市贸易被取缔，随之而来的黑市交易充斥城乡，禁而难止。至1960年期间，物资紧缺,物价暴涨,小麦每公斤由2元涨至6元，地瓜干由1元涨至4元，一个煎饼5~8角，蔬菜高出牌价5~10倍。为恢复农村经济，搞好集市管理，禁止乱检查、乱没收、乱处理等违纪现象。是年，共查获各类投机贩运案件11675起，总价值7.34万元，其中属一类物资661起、二类物资2497起、三类物资8517起，同时取缔无证商贩。
1961年，开展以整顿集市、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为内容的市场管理。对战备战略物资和重要农副产品优先管好，压缩集市贸易。对粮、棉（土纺、土织）、油（油料、油脂）、建筑器材、有色金属等严加管理,控制集市贸易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岀“胡萝卜芫荽葱，阶级斗争在其中”的口号，农民不敢上市经营自产的肉、蛋、菜。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诬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批判，加以取缔或限制。撤销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行归口管理，到处设立关卡,采取撵、管、训、查、扣、罚等方法。农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粮食（口粮和自留地小杂粮），有些被没收拍卖。家庭副业产品很少上市。农村粮、棉、油及农副产品不准进城买卖，市场越管越死。与此同时，集市以外的投机倒把活动却盛行一时。
1970年10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建立健全了工商管理机构，集市经营管理有所进展。但在“左”倾错误干扰下，工商管理部门被当作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专政工具，集市管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宁左勿右，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过宽的现象相当普遍。对集市贸易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政策，堵塞了商品流通渠道，损害了群众利益,给城乡人民带来极大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集市贸易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要求实现“四好"（管理好、宣传好、卫生好、秩序好）和“三化”（制度化、规格化、经常化）。上市人数和经营品种显著增加，贸易规模扩大，购销两旺，价格回落。1979年集市成交额214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2.9%,比1978年上升138.7%。1980年，集市成交额3422.1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6.7%。1981年，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交额比上年又上升12.6%。1982年，集市不断扩大,赶集时间延长，上市品种由300多种增至500多种，集市成交额4945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7.53%。
1983年，贯彻国务院《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发展集市，增加集期。同时,加强市场管理，治理脏、乱、差,上市商品实行分行划市分片经营，不得在场外成交,并规定:①不准以各种证券换取商品,严禁倒卖各种票证;②无县级以上医药卫生和工商管理机关证明，不准在集市上行医、出售药品；③严禁出售伪劣商品，以次顶好、以假充真、少秤短尺、掺杂使假、欺骗群众;④严禁在集市上赌博、测字、算命;⑤严禁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⑥严禁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是年集市交易额5797万元, 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8.46%。1984年集市贸易额继续上升，达6498万元。
第四节山会、庙会、物资交流会山会、庙会清末至抗战前，境内有大小山会、庙会50多个,每年在既定日期举行，会期3天、6天、8天、10天、12天不等，与会者数万乃至十数万不等，外埠人士亦来赴会。山会、庙会主要开展物资交流，一般有戏剧、曲艺、武术、马戏等活动助兴，赴会民众中盛行酬神、祈祷之风。上市物品有杂货、棉布、丝绸、皮毛、中药材、农具、牲畜和土特产品，各种饮食摊点、酒棚、茶座一应俱全，对繁荣经济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境内还有骡马大会80余处，多在麦收，秋收前举行。抗日战争初期，所有山会、庙会及骡马大会陆续停办。
物资交流会建国后，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掌握，于1951年5月，在泰城举办首次物资交流大会,每天上市逾万人，成交总额10余万元。交流会期间,牲畜成交700多头，农具成交64700余件。此后,农村各地亦相继举办大会。1962年后，规模越办越大,次数亦越多。是年在泰城下河桥举办秋季物资交流大会15天，与会者有河南、河北、安徽、上海、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等10多省市的124个单位，成交总额165万元,其中成交生产资料占17%、生活资料占27%、农副产品占19%、副食品占7%、饮食物品占12%、其他占18%。至1965年，全境城乡各地共举办物资交流会20次,上市物品少者千种，多至2600余种;成交额少者20余万元，多至219万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秩序混乱，物资交流会停办。1979年秋季，大汶口恢复物资交流会，会期10天，上市品种2000余种，与会22万多人，成交大牲畜1909头,成交额121万元。之后，泰城、大汶口两地又举办物资交流会4次，农村各地未再举办。1982年,城乡皆停办。1983?1984年仅有大汶口举办秋季物资交流会2次，成交总额43万元。
著名庙会、山会一览表物资交流大会基本情况表
乡城、南良父、南望、北望、桥沟、山阳、石崮、柴城、尧山、沈于、楼德、延东、宣洛、宫里、天宝寨、时家庄、山东、绳家峪、高平、石莱、放城、华村、涝坡、孙家泉、崔家庄、粥店、辛庄、六郎坟、大堰堤、黑水湾、天平店、夏张、鱼池、白楼、道朗、玄家楼、王士店、西界、砖舍、东向、马庄、孙家庙、孝门、河口、埠上、吴家店、洼里、边家院、安驾庄、高淤、上庄炉、坡庄、李家店、张侯、孙伯、南栾任。
1931-1937年，境内政局稳定，有20多个大村镇先后发展成为农村市场贸易中心，较大者有天宝寨、楼德、山口（各有商店50余家）、宫里、范镇、夏张、崅峪、安驾庄、边家院（各有商店30余家）、渐汶河、化马湾、崔家庄、邱家店、颜张、旧县、鱼池、道朗、北集坡、满庄、良庄、东牛（各有商店20余家）。1938?1948年,境内战事频仍，泰城、大汶口及较大村镇的市场贸易均趋衰落,其他农村集市，一般尚能维持。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有些集市越赶越大（如渐汶河集），有些靠近敌伪据点的集市则成了半天集，有些集市则渐渐萎缩以至消失（如留送集，西庄集）。
建国后，泰城下河桥市场一带发展为城乡物资交流中心，天天成集。农村集市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划岀者除外，至1953年共有69个，其中万人以上的大集2个（大汶口、山口）、5千人以上的12个、3千人以上的10个、2千人左右的25个、千人左右的20个。1958年“大跃进”兴起后，许多集市被取消或关闭，保留的少数集市大大衰落，原来的整天集从此成了半天集或早集。1963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集市逐渐恢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集市被诬为“资本主义阵地”，撤销32个，保留37个。撤销的集市有上高、西羊楼、西张店、颜张、燕家庄、东张、赵汶、宋家庄、石屋志、茌家庄、苏庄、鲁西、北望、许家庄、朱家庄、东良父、乡城、延东、宣洛、山阳、西界、西遥、大汶口三八集、孙庙、东牛、对臼、白峪、篦子店、赵家店、黑水湾、小辛庄、白楼集。保留的集市有省庄、徐家庄、刘家庄、旧县、渐汶河、邱家店、山口、范镇、祝阳、姚庄、麻塔、黄前、大津口、下港、下里、上港、崅峪、化马湾、上庄、崔家庄、房村、东南望、良庄、茅茨、大汶口、颜西、马庄、满庄、南留、北集坡、洪沟、夏张、玄家楼、道朗、鱼池、粥店、六郎坟集。其后，合并集市，统一集日，反复变动数次,给人民群众造成很多困难。
1979年后，城乡集市发展很快，恢复了原撤销的32个集市，同时又岀现万人以上的大集2个（范镇、崅峪）。泰城新建了岱北、南门、东关、洼子街、顺河北路、文化西路、小桥子、车站街、青山街、三里等市场。至1981年，万人以上的大集又增2个（夏张、黄前），5千人以上的集市发展到20个，3千人以上的集市发展到12个,2千人以上的集市发展到30个，千人以上的集市2个。
1983年，城乡集市共107个。其中五天一集改为五天二集的有省庄、渐汶河、山口、范镇、祝阳、下港、崅峪、上庄、良庄、北集坡、夏张、道朗12个，大汶口改为天天集，渐汶河成为小商品市场，车站街成为农副产品批发专业市场，各办事处（原公社）驻地都岀现天天市，基本解决了集期少、场地小、人群拥挤、交易不便的问题。
1984年，全市共有集市120处，其中农村集市107处，泰城市场13处。城乡集市贸易日期表（1984年）第二节市场建设
30年代，泰城、大汶口的市场设有固定货棚、货摊。其他集市，固定摊贩均有布棚、货床，一般行业有场地。解放初期，泰城多数小商小贩无固定经营场地。建国后，泰城除有固定门市外，凡农民进城岀售农副产品均在指定地点进行交易。泰城确定洼子街和下河桥以南十二连桥以北为农贸市场，场内划分粮食、蔬菜、家禽、鲜蛋、百货、木料等市口。1963年，在48个集市的粮食交易市场配备磅秤24台、手秤17杆。其后，又在泰城、大汶口、山口等大集市设立标准尺、标准秤。
1980年，在泰城文化西路、顺河北路、洼子街市场建立固定货棚2500米、货台1500米。1981年,建成岱北市场，面积4500平方米;顺河北路市场因选点不当，建成后无人问津，被迫拆除，损失7万元。1983年,新建扩建岱北、文化西路、东关、新市场等大小市场13个，内设固定摊位8900个。1984年，建设玻璃钢瓦棚783米（其中泰城批发服务部市场523米、祝阳260米）、水泥服务台780米（其中夏张500米、北集坡120米、邱家店30米、满庄130米），崅峪扩建市场长1000余米、宽20米，搬迁农民45户。
第三节经营管理
清末至1945年前,集市管理除税收由牙纪承包外,其他有关分行划市、场地设置等问题均由地方基层行政组织负责。
人民政权工商部门于1943年开始对辖区集市进行管理，主要是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防止粮、棉、油等重要物资资敌。
建国初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经济在集市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粮、油、畜、菜等农副产品主要通过集市进行交换。市场管理的原则是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53年下半年起，市场管理采取紧缩、限制、关闭等措施，时松时紧，多次反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关闭了粮油市场。由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岀现了粮油倒流，养猪量下降的局面。1954年4月，经专署批准，在九区试办粮食市场，其后推广到各大集市。1956年,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集市贸易纳入以国家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体系。1958年“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集市贸易被取缔，随之而来的黑市交易充斥城乡，禁而难止。至1960年期间，物资紧缺,物价暴涨,小麦每公斤由2元涨至6元，地瓜干由1元涨至4元，一个煎饼5~8角，蔬菜高出牌价5~10倍。为恢复农村经济，搞好集市管理，禁止乱检查、乱没收、乱处理等违纪现象。是年，共查获各类投机贩运案件11675起，总价值7.34万元，其中属一类物资661起、二类物资2497起、三类物资8517起，同时取缔无证商贩。
1961年，开展以整顿集市、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为内容的市场管理。对战备战略物资和重要农副产品优先管好，压缩集市贸易。对粮、棉（土纺、土织）、油（油料、油脂）、建筑器材、有色金属等严加管理,控制集市贸易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岀“胡萝卜芫荽葱，阶级斗争在其中”的口号，农民不敢上市经营自产的肉、蛋、菜。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诬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批判，加以取缔或限制。撤销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行归口管理，到处设立关卡,采取撵、管、训、查、扣、罚等方法。农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粮食（口粮和自留地小杂粮），有些被没收拍卖。家庭副业产品很少上市。农村粮、棉、油及农副产品不准进城买卖，市场越管越死。与此同时，集市以外的投机倒把活动却盛行一时。
1970年10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建立健全了工商管理机构，集市经营管理有所进展。但在“左”倾错误干扰下，工商管理部门被当作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专政工具，集市管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宁左勿右，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过宽的现象相当普遍。对集市贸易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政策，堵塞了商品流通渠道，损害了群众利益,给城乡人民带来极大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集市贸易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要求实现“四好"（管理好、宣传好、卫生好、秩序好）和“三化”（制度化、规格化、经常化）。上市人数和经营品种显著增加，贸易规模扩大，购销两旺，价格回落。1979年集市成交额214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2.9%,比1978年上升138.7%。1980年，集市成交额3422.1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6.7%。1981年，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交额比上年又上升12.6%。1982年，集市不断扩大,赶集时间延长，上市品种由300多种增至500多种，集市成交额4945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7.53%。
1983年，贯彻国务院《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发展集市，增加集期。同时,加强市场管理，治理脏、乱、差,上市商品实行分行划市分片经营，不得在场外成交,并规定:①不准以各种证券换取商品,严禁倒卖各种票证;②无县级以上医药卫生和工商管理机关证明，不准在集市上行医、出售药品；③严禁出售伪劣商品，以次顶好、以假充真、少秤短尺、掺杂使假、欺骗群众;④严禁在集市上赌博、测字、算命;⑤严禁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⑥严禁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是年集市交易额5797万元, 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8.46%。1984年集市贸易额继续上升，达6498万元。
第四节山会、庙会、物资交流会山会、庙会清末至抗战前，境内有大小山会、庙会50多个,每年在既定日期举行，会期3天、6天、8天、10天、12天不等，与会者数万乃至十数万不等，外埠人士亦来赴会。山会、庙会主要开展物资交流，一般有戏剧、曲艺、武术、马戏等活动助兴，赴会民众中盛行酬神、祈祷之风。上市物品有杂货、棉布、丝绸、皮毛、中药材、农具、牲畜和土特产品，各种饮食摊点、酒棚、茶座一应俱全，对繁荣经济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境内还有骡马大会80余处，多在麦收，秋收前举行。抗日战争初期，所有山会、庙会及骡马大会陆续停办。
物资交流会建国后，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掌握，于1951年5月，在泰城举办首次物资交流大会,每天上市逾万人，成交总额10余万元。交流会期间,牲畜成交700多头，农具成交64700余件。此后,农村各地亦相继举办大会。1962年后，规模越办越大,次数亦越多。是年在泰城下河桥举办秋季物资交流大会15天，与会者有河南、河北、安徽、上海、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等10多省市的124个单位，成交总额165万元,其中成交生产资料占17%、生活资料占27%、农副产品占19%、副食品占7%、饮食物品占12%、其他占18%。至1965年，全境城乡各地共举办物资交流会20次,上市物品少者千种，多至2600余种;成交额少者20余万元，多至219万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秩序混乱，物资交流会停办。1979年秋季，大汶口恢复物资交流会，会期10天，上市品种2000余种，与会22万多人，成交大牲畜1909头,成交额121万元。之后，泰城、大汶口两地又举办物资交流会4次，农村各地未再举办。1982年,城乡皆停办。1983?1984年仅有大汶口举办秋季物资交流会2次，成交总额43万元。
著名庙会、山会一览表物资交流大会基本情况表
相关地名
泰安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