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内容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员徐麟村、李文甫、王少芬等相继从南京国民党监狱获释回到家乡，与当地的共产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一起，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武器，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工作。9月，共产党员张维之从巨野回到肥城，同进步教师赵宝衡、葛阳斋、李森堂等，在王晋高小集会，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会同第三路军政训处战地服务团组织抗日救国训练班。10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远静沧到安驾庄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并动员泰安县第十区区长武圣域参加抗日。11月中旬，山东省委派遣干部张北华传达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日军侵入后，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指示肥城组织武装，建立人民抗敌自卫团。1938年1月中旬，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领导的夏张（现属泰安市郊区）武装起义，建立了30余人的游击队；王仲范、张韶三、张魁三在边院一带，发展游击队40余人；徐麟村、葛阳斋、乔绶卿、陈惠民、林克在安临站一带，组织游击队80余人。这几支游击队在空杏寺会师，正式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自卫团主席，葛阳斋任副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程重远任供给部长，徐麟村任总务部长。17日拂晓，自卫团攻克肥城县城，摧毁维持会组织，生擒并镇压了维持会会长范维新，打击了投降势力，争取了中间力量，稳定了泰西的局势。至3月底，自卫团发展到17个大队，2700余人。为中共肥城县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8年6月，中共肥城县委建立后，积极建立发展地方基层党组织。先后在五区、三区、四区以及仪（仙）马（庄）、葛台、南尚任建了区委会和党支部。年底基层党支部发展到50个，党员逾500人。同时，各级抗日动员委员会等群众团体开始建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1939年是抗日斗争全面发展的一年。县委紧紧围绕建党、建政、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时年4月，县委在高王庄召开县区干部党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分析了肥城抗日形势，确定把建政、建立根据地作为工作的重点。同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泰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抗日工作的行政领导，县委根据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关于“既要建立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又要避免同国民党政权正面冲突”的指示，成立了肥城县九区联合办事处。
5月11日陆房战斗的胜利，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县委乘大好形势，健全县委机关，建立区委。还在大部分区乡建立了数量不等的中共中心支部，党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仅三区即建立中共中心支部8个，村支部45个，共产党员发展到1000余人。与此同时，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和区抗日武装、青年、妇女、工人、农民救国会、儿童团、自卫队等抗日群众组织也普遍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1940年5月，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借粮和增资运动，即“红五月”运动。共借粮169万公斤，增资折粮75万公斤，减租214万公斤，减息折粮527万公斤。减轻了农民负担，渡过了灾荒，发展了生产。但在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个别地方出现了“斗争过火，违背政策”等现象，给党的工作造成一定损失。同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责成鲁西区党委对“红五月”运动中所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予以纠正。
1941年，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日伪据点增加到34个，根据地逐渐变成游击区。县委宣传部长李浩等被捕，许多基层党组织被破坏，抗日斗争进入艰苦岁月。县委在逆境中本着“精干隐蔽，大部转移，少数坚持”的原则，组织200多名党员干部转移外地，留不足百人就地坚持斗争。
1942年初，由于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原县大队大队长安振田叛变投敌，县委、区委等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抗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县委面对困境，以大峰山区为依托，不断派遣精干的武工队深入敌后进行武装斗争，打击死心塌地、为非作歹的汉奸，杀一儆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县委实行精兵简政。县、区干部保留50余人，区武装300余人。下半年，县委集中力量开展改造“两面政权”和敌伪工作，分化瓦解敌人。至年底，县委基本上控制了村、乡级政权。三区所控制范围占90％，六区、二区、五区、四区和安驾庄、汶阳一带占50％，一区、七区占30％。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打下了基础。
1943年，由于连年干旱和日伪军的掠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全县饿死者近万人，卖儿鬻女的5079人，外出逃荒者14.3万人。县委一方面组织部分干部深入各区乡，发动群众生产救灾，动员各界募捐赈济；一方面以小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下半年，组织较大规模的战斗。打击敌人，拔除日伪据点。县委带领人民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抗日根据地逐步恢复。
1944年，抗日形势迅速好转，转移外地的干部大部返回。县委抓紧战机，健全县、区办事机构，发展壮大抗日武装，配合军分区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强大攻势，连续拔除日伪据点17个。同时，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土地回赎”工作，使农民丧失的土地大部归还原主，振奋了群众的情绪，促进了农业生产。年末，县委为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在大董庄组织县、区党员干部进行整风。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至1945年7月，先后攻克了境内残存的县城、石横、演马庄3个日伪据点。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肥城全境收复。
在抗日战争中，县委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全县4000多名英雄儿女参加了抗日武装，进行大小战斗140余次，有1000多名志士仁人为国捐躯，上千名群众残遭杀害。
1938年6月，中共肥城县委建立后，积极建立发展地方基层党组织。先后在五区、三区、四区以及仪（仙）马（庄）、葛台、南尚任建了区委会和党支部。年底基层党支部发展到50个，党员逾500人。同时，各级抗日动员委员会等群众团体开始建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1939年是抗日斗争全面发展的一年。县委紧紧围绕建党、建政、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时年4月，县委在高王庄召开县区干部党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分析了肥城抗日形势，确定把建政、建立根据地作为工作的重点。同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泰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抗日工作的行政领导，县委根据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关于“既要建立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又要避免同国民党政权正面冲突”的指示，成立了肥城县九区联合办事处。
5月11日陆房战斗的胜利，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县委乘大好形势，健全县委机关，建立区委。还在大部分区乡建立了数量不等的中共中心支部，党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仅三区即建立中共中心支部8个，村支部45个，共产党员发展到1000余人。与此同时，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和区抗日武装、青年、妇女、工人、农民救国会、儿童团、自卫队等抗日群众组织也普遍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1940年5月，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借粮和增资运动，即“红五月”运动。共借粮169万公斤，增资折粮75万公斤，减租214万公斤，减息折粮527万公斤。减轻了农民负担，渡过了灾荒，发展了生产。但在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个别地方出现了“斗争过火，违背政策”等现象，给党的工作造成一定损失。同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责成鲁西区党委对“红五月”运动中所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予以纠正。
1941年，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日伪据点增加到34个，根据地逐渐变成游击区。县委宣传部长李浩等被捕，许多基层党组织被破坏，抗日斗争进入艰苦岁月。县委在逆境中本着“精干隐蔽，大部转移，少数坚持”的原则，组织200多名党员干部转移外地，留不足百人就地坚持斗争。
1942年初，由于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原县大队大队长安振田叛变投敌，县委、区委等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抗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县委面对困境，以大峰山区为依托，不断派遣精干的武工队深入敌后进行武装斗争，打击死心塌地、为非作歹的汉奸，杀一儆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县委实行精兵简政。县、区干部保留50余人，区武装300余人。下半年，县委集中力量开展改造“两面政权”和敌伪工作，分化瓦解敌人。至年底，县委基本上控制了村、乡级政权。三区所控制范围占90％，六区、二区、五区、四区和安驾庄、汶阳一带占50％，一区、七区占30％。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打下了基础。
1943年，由于连年干旱和日伪军的掠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全县饿死者近万人，卖儿鬻女的5079人，外出逃荒者14.3万人。县委一方面组织部分干部深入各区乡，发动群众生产救灾，动员各界募捐赈济；一方面以小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下半年，组织较大规模的战斗。打击敌人，拔除日伪据点。县委带领人民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抗日根据地逐步恢复。
1944年，抗日形势迅速好转，转移外地的干部大部返回。县委抓紧战机，健全县、区办事机构，发展壮大抗日武装，配合军分区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强大攻势，连续拔除日伪据点17个。同时，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土地回赎”工作，使农民丧失的土地大部归还原主，振奋了群众的情绪，促进了农业生产。年末，县委为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在大董庄组织县、区党员干部进行整风。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至1945年7月，先后攻克了境内残存的县城、石横、演马庄3个日伪据点。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肥城全境收复。
在抗日战争中，县委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全县4000多名英雄儿女参加了抗日武装，进行大小战斗140余次，有1000多名志士仁人为国捐躯，上千名群众残遭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