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内容
土地占有
清末民初，石横80％的土地归地主所有。解放前的1946年，有土地94209亩，总人口不到9％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土地总数的50％，而占总人口70％以上的贫农、下中农，仅占土地总数的25％。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状况，造成了如下的社会现实：地主不劳而获，大量出租土地或雇工，掠取剩余价值。
土地买卖
旧中国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土地私有，农民遇有天灾人祸，多以出卖土地以顾燃眉之急。1937年前，土地买卖多以现金交易。抗日战争时期，多以现粮交易。1936年，境内出卖土地的农民430户，出卖土地1433亩。1943年，出卖土地的农民875户，出卖土地2213亩，1949年出卖土地的农民467户，出卖土地1213亩。土地出售价格主要取决于年景好坏，年景越差，售价越低。逢灾荒年景，地主、富农趁机大量收买土地。
农民遇有天灾人祸，以土地作抵押借债，以后原价赎回，称典当土地。农民常因无力赎回而丧失土地。
剥削方式
封建地主阶级依靠土地所有权残酷剥削农民，剥削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出租：地主出租土地有包租制、分租制和钱租制3种。包租制，即一切耕种费用归佃户负担，地主坐享收租，有物纳和钱纳。物纳因地区作物种类而异，一般分夏秋两季交纳，也有的分3期交纳。包租制凭契约，时间3～5年，规定无论丰歉须如数交纳。若无力交纳，可将地租转为债务或以他物抵租，或以劳务抵租。分租制，即佃户和佃主同分产品，人工、畜力、农具及一切田间操作归佃户负担，肥料种子多由佃主负担，农产品分配方法有3种：其一、平均分配。其二、佃户4成，佃主6成。其三、佃户3成，佃主7成。分租制有1年、多年两种，无押金，不立约。钱租制，基本与包租制相同，不同的是以钱交易。一年两次交纳，一次在清明前后，一次在霜降前后。
放债：地主放债一般月息3分，称高利贷。农民借债指地做保，无地户借债无门。借粮，春借100斤玉米或高梁，麦后还100斤麦子，如麦后不归，秋后还200斤玉米。无论何种借贷，必须由借贷人找好保人，立借约，签字画押，方可借贷。
雇工：分为短工、长工。长工大都农历二月二上工，十月一下工，待遇一般为500斤至800斤粗粮。长工主要负责田间劳动，兼干挑水、喂牲畜等杂活。麦秋农忙，地主还要雇月工或日工，称“短工”，日工资5～20斤粗粮或小麦不等。还有雇割草或放牛的儿童，称雇牧童。
附：石横村地主尹祚廷调查材料
石横村尹祚廷，是解放前石横一带的头号大地主，俗称“北楼”。
全家9口人，有土地2600亩，住房面积占地近百亩，能驻军队一个营，其中楼房3幢，平房200余间。正方形的围墙高10余米（含女墙），围墙四角建有四个“炮楼”。南正阳门，仿北京的崇武门建筑模型，不过门高仅比崇武门低矮三层砖，以示“不犯上”。还有东大门和偏西正阳门。
“北楼”南面有10亩花园，内有假山真水，苍松翠柏，奇花异卉。
自己种着护庄地500亩，耕耩锄割收全靠雇工操作，另外2000余亩土地，由几十户佃户分种，南高余，范家庄、邱家林等村都有他的种地户（当时称“庄子”）。两名掌柜（闫英廷、王昭峰）掌握经济收入和支出的大权。
雇长工20人（守门、管花园、赶车等），饲养员6人，8名厨师（男、女各4人），农忙时雇短工若干人。尹祚廷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日三餐，均得三荤三素。聘塾师1名，教其二子读经书。
为出村方便，修建了略小于城门（原来石横村周围有城墙）的东便门和西便门，并有守门卫士1名，早开晚关，其马车出入不绕道而行。
大牲畜有：马4匹、骡子8头，驴2头（推磨用），出车四大套，农忙三犋齐耕。大车2辆，马车（轿车）2辆。
年剥削量520,000斤（市米）。
减租减息
1945年11月，七区区委遵照中共中央《十月指示》中关于抓紧减租减息的精神，领导全区人民开展了减租减息。执行“二五”减租，即减25％，减息一般减到月息一分半，也叫“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全区共减租粮72万斤，减息粮20万斤、款4万元。1946年在减租减息后，开展了“雇工增加工资”的工作，雇工组织劳工会，民主选举了会长。结果地主给雇工增加工资折合粮食6万斤。
土地回赎
1941～1943年连续几年大旱庄稼失收，加之日伪军横征暴敛、敲榨勒索，农民生活极端困难。农民为了活命，吃尽了树皮树叶和野菜，仍无法生活，只得卖掉土地，以顾活命。地主富农趁机廉价购地。1945年，区委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土地回赎工作。政策规定：凡1941～1943年农民为生存典卖给地主、富农的土地，一律按原价赎回，中贫农相互典卖的土地回赎50％，或增价。各阶层卖给汉奸的土地全部无偿收回。凡烈军属买的土地，不在回赎之列。全区共回赎土地7784亩，加价620亩。农民原有的土地，大部回到自己手中。
清末民初，石横80％的土地归地主所有。解放前的1946年，有土地94209亩，总人口不到9％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土地总数的50％，而占总人口70％以上的贫农、下中农，仅占土地总数的25％。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状况，造成了如下的社会现实：地主不劳而获，大量出租土地或雇工，掠取剩余价值。
土地买卖
旧中国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土地私有，农民遇有天灾人祸，多以出卖土地以顾燃眉之急。1937年前，土地买卖多以现金交易。抗日战争时期，多以现粮交易。1936年，境内出卖土地的农民430户，出卖土地1433亩。1943年，出卖土地的农民875户，出卖土地2213亩，1949年出卖土地的农民467户，出卖土地1213亩。土地出售价格主要取决于年景好坏，年景越差，售价越低。逢灾荒年景，地主、富农趁机大量收买土地。
农民遇有天灾人祸，以土地作抵押借债，以后原价赎回，称典当土地。农民常因无力赎回而丧失土地。
剥削方式
封建地主阶级依靠土地所有权残酷剥削农民，剥削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出租：地主出租土地有包租制、分租制和钱租制3种。包租制，即一切耕种费用归佃户负担，地主坐享收租，有物纳和钱纳。物纳因地区作物种类而异，一般分夏秋两季交纳，也有的分3期交纳。包租制凭契约，时间3～5年，规定无论丰歉须如数交纳。若无力交纳，可将地租转为债务或以他物抵租，或以劳务抵租。分租制，即佃户和佃主同分产品，人工、畜力、农具及一切田间操作归佃户负担，肥料种子多由佃主负担，农产品分配方法有3种：其一、平均分配。其二、佃户4成，佃主6成。其三、佃户3成，佃主7成。分租制有1年、多年两种，无押金，不立约。钱租制，基本与包租制相同，不同的是以钱交易。一年两次交纳，一次在清明前后，一次在霜降前后。
放债：地主放债一般月息3分，称高利贷。农民借债指地做保，无地户借债无门。借粮，春借100斤玉米或高梁，麦后还100斤麦子，如麦后不归，秋后还200斤玉米。无论何种借贷，必须由借贷人找好保人，立借约，签字画押，方可借贷。
雇工：分为短工、长工。长工大都农历二月二上工，十月一下工，待遇一般为500斤至800斤粗粮。长工主要负责田间劳动，兼干挑水、喂牲畜等杂活。麦秋农忙，地主还要雇月工或日工，称“短工”，日工资5～20斤粗粮或小麦不等。还有雇割草或放牛的儿童，称雇牧童。
附：石横村地主尹祚廷调查材料
石横村尹祚廷，是解放前石横一带的头号大地主，俗称“北楼”。
全家9口人，有土地2600亩，住房面积占地近百亩，能驻军队一个营，其中楼房3幢，平房200余间。正方形的围墙高10余米（含女墙），围墙四角建有四个“炮楼”。南正阳门，仿北京的崇武门建筑模型，不过门高仅比崇武门低矮三层砖，以示“不犯上”。还有东大门和偏西正阳门。
“北楼”南面有10亩花园，内有假山真水，苍松翠柏，奇花异卉。
自己种着护庄地500亩，耕耩锄割收全靠雇工操作，另外2000余亩土地，由几十户佃户分种，南高余，范家庄、邱家林等村都有他的种地户（当时称“庄子”）。两名掌柜（闫英廷、王昭峰）掌握经济收入和支出的大权。
雇长工20人（守门、管花园、赶车等），饲养员6人，8名厨师（男、女各4人），农忙时雇短工若干人。尹祚廷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日三餐，均得三荤三素。聘塾师1名，教其二子读经书。
为出村方便，修建了略小于城门（原来石横村周围有城墙）的东便门和西便门，并有守门卫士1名，早开晚关，其马车出入不绕道而行。
大牲畜有：马4匹、骡子8头，驴2头（推磨用），出车四大套，农忙三犋齐耕。大车2辆，马车（轿车）2辆。
年剥削量520,000斤（市米）。
减租减息
1945年11月，七区区委遵照中共中央《十月指示》中关于抓紧减租减息的精神，领导全区人民开展了减租减息。执行“二五”减租，即减25％，减息一般减到月息一分半，也叫“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全区共减租粮72万斤，减息粮20万斤、款4万元。1946年在减租减息后，开展了“雇工增加工资”的工作，雇工组织劳工会，民主选举了会长。结果地主给雇工增加工资折合粮食6万斤。
土地回赎
1941～1943年连续几年大旱庄稼失收，加之日伪军横征暴敛、敲榨勒索，农民生活极端困难。农民为了活命，吃尽了树皮树叶和野菜，仍无法生活，只得卖掉土地，以顾活命。地主富农趁机廉价购地。1945年，区委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土地回赎工作。政策规定：凡1941～1943年农民为生存典卖给地主、富农的土地，一律按原价赎回，中贫农相互典卖的土地回赎50％，或增价。各阶层卖给汉奸的土地全部无偿收回。凡烈军属买的土地，不在回赎之列。全区共回赎土地7784亩，加价620亩。农民原有的土地，大部回到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