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市图书馆 内容
土地改革时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将农田和庙地大部分分给农民，只有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龙居驻地以西一公里，龙麻路以北盖家地（盖家园子）约一百亩左右收归国有。1948年蒲台县在此建立了国营农场，杨文杰任场长，以种棉花为主，作为棉花试验基地，1958年政社合一，农场的土地、房屋交给了龙居公社。成立了棉花试验队，在农场内设立了酒厂。1958年土地统一调整，麻湾修配厂迁入龙居改为铁木厂。1980年铁木厂迁往博兴，原厂址由龙居公社接收。1985年，在此成立了建筑公司和木器厂。1993年8月，建筑公司和木器厂迁址，地基和厂房由东营区农行龙居营业所和信用社征用。
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区撤乡并社，成立了龙居人民公社，社址在龙居村。当时共有7278户、29112人，耕地78100亩。人民公社化初期掀起“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一步登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口号的鼓动下，随之而来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时称“五风”）盛行。当时的主要特点是：
一、实行全民供给制。废除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1958年，兴办全民食堂，吃饭不要钱。全社共办食堂157所，就餐人数29112人，占用炊事员942人，食堂管理员168人，社员每天排长队领饭，食堂内外一窝蜂，大街小巷乱哄哄，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60年冬，食堂解散，家庭重设锅灶。
二、大搞四通八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起后，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均可无偿调用，为适应形势需要，小村并大村、拆屋并户，家庭院墙拆除，有的留小门、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畅通无阻。社员住宅除生产队办公室、保管室、食堂、学校、饲养棚占用外，其余由集体统一调整安排社员住宿，有的户一年搬家两三次，干扰了社会秩序。
三、兴修水利。青壮年劳力全部投入水利建设，实行大兵团作战。1958年秋，全社民工5000多人进行总干清淤。昼夜苦干，其口号是：“大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就下手”。当时把参加水利建设的民工叫第一线人员，老、弱、病、残和妇女为后勤人员。并抽调30%的劳力，打井修渠，引河水灌溉。据1958年春统计，自1956年春开始，全社参加打井的1260人，打井143眼，后不适用，均废除。
四、深翻土地，麻湾一带大兵团作战翻红压沙；全社在龙西村集中会战深翻土地；龙居公社调动千人到纯化公社支援深翻土地等。深翻土地口号是：“拼拼拼、干千千、千军万马搞深翻”。采用人力锨翻，深度一般要求0.5米以上，试验田的深度务必在一米以上。同时提出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了赶进度求数量，有时不顾秋收、只顾深翻、学生停课与劳力昼夜兼程。“白天战太阳、晚上战月亮、没有月亮战灯光。”战棚遍野，吃住在田间，深翻地现场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有的专设吹鼓手，吹吹打打，名曰：“迎接检查”。当时，全社深翻土地的人数最多达到13000多人，由于深翻打乱了土层，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了严重减产。
种植不讲科学，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亩产双千斤，有的亩产指标竟为两万斤。小麦种植改条播为畦播，亩下种量几十斤，甚至百多斤，致小麦倒伏。1959年粮食亩产量仅比1949年多了4.7公斤。
五、大炼钢铁。1958年“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口号是：“大干苦干拼命干，要把钢铁堆成山，共产主义早实现”。为炼钢需要，拆屋并户，用木料、砖石搭工棚，甚至把铁锅、铁炉砸坏用来炼铁。当时用的是“一脚蹬”烘炉炼铁，炼出竟是一堆堆铁疙瘩。浪费人力物力之多，不可计数。由于全民大炼钢铁，放松了农业生产，以致秋作物成熟后无人收，只得组织老、弱社员及学校师生秋收，花生收了无人管，地瓜未收烂在地里，棉花拾了放大街没人要。失收严重，劳民伤财。
六、大批促大干，大批“唯生产力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现象，劳动日值下降，农业生产徘徊不前。
1960年，公社党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开展了以“反五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对“刮五风”平调的物资进行退赔，为“反右倾”“拔白旗”中受批判的干部平反，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落实。
1961年，公社党委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并根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精神，确立“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定额包工克服平均主义，调整了生产关系，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1962年始，中共中央放宽了农村政策，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暂时允许社员搞多种经营和发展家庭副业，种植少量的自留地。以求尽快提高社员生活水平，恢复了劳动力评工记分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1963年—1965年是龙居公社农业调整时间，通过整党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建立健全了经营管理办法，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好转。
1964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社，修大寨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力批判“物质刺激”、“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冲击了生产秩序。1967年以后，在龙居大抓“走资派”，反复辟、反回潮、抓黑线，大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散布什么“特务成堆”、“黑线如毛”，把所有干部逐个审查，大搞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从公社到大队党组织瘫痪了，生产无人过问，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扣上“走资派”或黑线的帽子拘留起来，批斗、审查、游街、劳动改造，摧残、折磨至极。少数未被揪斗者，也“靠边站”。农村各项政策被废除，出现了“同工不同酬”、“评政治分”、“语录分”，农业生产损失惨重。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搞的哲学是穷过度、穷光荣，集体生产只许种小麦、玉米、地瓜、花生，严禁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至于搞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均属禁区。如稍有超越规定，就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狠狠打击，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由于生产单一化，社员劳动日值逐年下降，有的甚至降到一角六分钱，在社员的自留地里，如果发现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都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社员利用夜间编筐、编席，查出后同样受批判，社员的饲养业更受限制。
1970年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继续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提倡科学种田。
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了落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落实了农村农业发展的政策。
1974年粮食亩产上“纲要”（500斤）的大队据1960年12月龙居公社对一平二调处理情况记载：
调出生产队劳力6000人，土地119亩，房屋278间，大、小车辆86辆，木材5144立方米，生猪220头，农具2691件，家具3120件，粮食266500斤，牲畜8头。
12月，去广北清淤，二甲张大队遇雨，冻死牛17头，占总数的55%。公社常年投入水利劳力960人，占总劳力的20%，仅1959年1月，投入水利工程345600工日，每个劳力平均占有96个工日。王旺庄工程调去劳力400人，1年多的时间，开支达134200元，收入仅52000元。大批工具被破坏。双庙生产队出动43个小车，回来时只有一个破小车。
“五风”造成的损失：全社每人平均损失33.30元，多者达50-80元。三里村损失67000元，每人平均81元。该村1958年，收入73230元，每人平均62.59元。1959年，收入59000元，每人平均43.50元。1960年，收入27400元，支出27300元。
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区撤乡并社，成立了龙居人民公社，社址在龙居村。当时共有7278户、29112人，耕地78100亩。人民公社化初期掀起“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一步登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口号的鼓动下，随之而来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时称“五风”）盛行。当时的主要特点是：
一、实行全民供给制。废除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1958年，兴办全民食堂，吃饭不要钱。全社共办食堂157所，就餐人数29112人，占用炊事员942人，食堂管理员168人，社员每天排长队领饭，食堂内外一窝蜂，大街小巷乱哄哄，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60年冬，食堂解散，家庭重设锅灶。
二、大搞四通八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起后，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均可无偿调用，为适应形势需要，小村并大村、拆屋并户，家庭院墙拆除，有的留小门、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畅通无阻。社员住宅除生产队办公室、保管室、食堂、学校、饲养棚占用外，其余由集体统一调整安排社员住宿，有的户一年搬家两三次，干扰了社会秩序。
三、兴修水利。青壮年劳力全部投入水利建设，实行大兵团作战。1958年秋，全社民工5000多人进行总干清淤。昼夜苦干，其口号是：“大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就下手”。当时把参加水利建设的民工叫第一线人员，老、弱、病、残和妇女为后勤人员。并抽调30%的劳力，打井修渠，引河水灌溉。据1958年春统计，自1956年春开始，全社参加打井的1260人，打井143眼，后不适用，均废除。
四、深翻土地，麻湾一带大兵团作战翻红压沙；全社在龙西村集中会战深翻土地；龙居公社调动千人到纯化公社支援深翻土地等。深翻土地口号是：“拼拼拼、干千千、千军万马搞深翻”。采用人力锨翻，深度一般要求0.5米以上，试验田的深度务必在一米以上。同时提出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了赶进度求数量，有时不顾秋收、只顾深翻、学生停课与劳力昼夜兼程。“白天战太阳、晚上战月亮、没有月亮战灯光。”战棚遍野，吃住在田间，深翻地现场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有的专设吹鼓手，吹吹打打，名曰：“迎接检查”。当时，全社深翻土地的人数最多达到13000多人，由于深翻打乱了土层，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了严重减产。
种植不讲科学，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亩产双千斤，有的亩产指标竟为两万斤。小麦种植改条播为畦播，亩下种量几十斤，甚至百多斤，致小麦倒伏。1959年粮食亩产量仅比1949年多了4.7公斤。
五、大炼钢铁。1958年“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口号是：“大干苦干拼命干，要把钢铁堆成山，共产主义早实现”。为炼钢需要，拆屋并户，用木料、砖石搭工棚，甚至把铁锅、铁炉砸坏用来炼铁。当时用的是“一脚蹬”烘炉炼铁，炼出竟是一堆堆铁疙瘩。浪费人力物力之多，不可计数。由于全民大炼钢铁，放松了农业生产，以致秋作物成熟后无人收，只得组织老、弱社员及学校师生秋收，花生收了无人管，地瓜未收烂在地里，棉花拾了放大街没人要。失收严重，劳民伤财。
六、大批促大干，大批“唯生产力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现象，劳动日值下降，农业生产徘徊不前。
1960年，公社党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开展了以“反五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对“刮五风”平调的物资进行退赔，为“反右倾”“拔白旗”中受批判的干部平反，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落实。
1961年，公社党委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并根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精神，确立“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定额包工克服平均主义，调整了生产关系，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1962年始，中共中央放宽了农村政策，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暂时允许社员搞多种经营和发展家庭副业，种植少量的自留地。以求尽快提高社员生活水平，恢复了劳动力评工记分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1963年—1965年是龙居公社农业调整时间，通过整党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建立健全了经营管理办法，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好转。
1964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社，修大寨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力批判“物质刺激”、“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冲击了生产秩序。1967年以后，在龙居大抓“走资派”，反复辟、反回潮、抓黑线，大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散布什么“特务成堆”、“黑线如毛”，把所有干部逐个审查，大搞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从公社到大队党组织瘫痪了，生产无人过问，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扣上“走资派”或黑线的帽子拘留起来，批斗、审查、游街、劳动改造，摧残、折磨至极。少数未被揪斗者，也“靠边站”。农村各项政策被废除，出现了“同工不同酬”、“评政治分”、“语录分”，农业生产损失惨重。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搞的哲学是穷过度、穷光荣，集体生产只许种小麦、玉米、地瓜、花生，严禁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至于搞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均属禁区。如稍有超越规定，就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狠狠打击，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由于生产单一化，社员劳动日值逐年下降，有的甚至降到一角六分钱，在社员的自留地里，如果发现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都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社员利用夜间编筐、编席，查出后同样受批判，社员的饲养业更受限制。
1970年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继续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提倡科学种田。
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了落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落实了农村农业发展的政策。
1974年粮食亩产上“纲要”（500斤）的大队据1960年12月龙居公社对一平二调处理情况记载：
调出生产队劳力6000人，土地119亩，房屋278间，大、小车辆86辆，木材5144立方米，生猪220头，农具2691件，家具3120件，粮食266500斤，牲畜8头。
12月，去广北清淤，二甲张大队遇雨，冻死牛17头，占总数的55%。公社常年投入水利劳力960人，占总劳力的20%，仅1959年1月，投入水利工程345600工日，每个劳力平均占有96个工日。王旺庄工程调去劳力400人，1年多的时间，开支达134200元，收入仅52000元。大批工具被破坏。双庙生产队出动43个小车，回来时只有一个破小车。
“五风”造成的损失：全社每人平均损失33.30元，多者达50-80元。三里村损失67000元，每人平均81元。该村1958年，收入73230元，每人平均62.59元。1959年，收入59000元，每人平均43.50元。1960年，收入27400元，支出27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