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其学术活动的时间，大致为公元前298至公元前238年。早年游学齐国稷下学宫，中年的大部分时间在稷下学宫任教。其间访问过秦国，居留过赵国，后到楚国，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罢官，荀子便在兰陵安家，死后“葬于兰陵” (《史记•荀卿列传》)。 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割据局面行将结束，“统一”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相一致，思想学术的发展也出现了融合的趋向。荀况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集诸子百家之大成，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理论做了批判性的总结和继承。他是一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自成体系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现存《荀子》32篇，是荀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述,内容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 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之一的孙氏之儒的创始人。曾师从根牟子、虞卿等儒学大师，因而儒学根底深厚。荀子曾三次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因学识渊博，在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史记•荀卿列传》)，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稷下学宫的发展,对稷下学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稷下学宫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各家学派并存，使得荀子有可能向各家学习。荀子身体力行，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为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荀子热衷于政治，希望当权者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多遭到冷遇。于是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其游踪遍及赵、燕、齐、楚、秦等国，极其广泛地接触并研究了各个政派与学派的理论与著述，这也是他后来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 荀子的自然观，继承了“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论点。他肯定“天”完全是自然的天，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从这个自然之“天”出发，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荀子的“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强有力的否定和批判。荀子在明确地把人与自然分开的同时，又强调人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指出:“大天而思之，孰物莆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这是说，人如果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做到“天地官而万物役”，使天地万物为人类服务。这与黄老道家和先秦各家的思想相比，都显出荀子的思想富有生气、充满活力,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其重要价值在于强调主体(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把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思想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强调要区别地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第一次明确指出认识的对象是客体。他强调“缘天官”(根据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征知”(理性分析)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何谓天官？他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荀子•天论》)人为什么会产生认识呢？荀子指出:人的认识开始于“缘天官”和“天官之意物”(《荀子•正名》)。所谓“意物”，是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而对事物产生的意象。不同的天官接触不同的事物，“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 以口异。”(《荀子•正名》)“耳、鼻、目、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荀子•君道》)。但是，他认为这样产生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有时会受到各种“冥蔽”，因而必须做“解蔽”的工作。如何“解蔽”呢？荀子的答案是:“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荀子•解蔽》)也就是说，运用思维(心)把天官接受来的各种意象进行归类分析，得出类似理性的认识;不能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要对事物做出客观权衡后，再予以取舍。何谓“征知”？在认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心”主神明功能。“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古人以“心”为思维器官，“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荀子.解蔽》)。因而荀子认为，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荀子•天论》）,即正确发挥“感官”与“思维”的作用。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趋利避害的，“生而有好利焉”。人们为了争夺利益而“辞让亡焉”。人生来就有忌妒和好恶之心，因而“残贼生而忠信亡焉”；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喜好声色，因而“注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这就是人性之“恶”。荀子在对人的考察中，不仅仅看到人性之“恶”，还看到了人之能“伪”，即人为的努力。他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圣人能“伪”。如果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通过后天的“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导)”，性恶之人也可以向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化性起伪”。人之所以有礼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是因为君主或圣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的结果。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力图通过性恶论，说明建立封建法制和对人民进行教化的必要性。 荀子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应以培养大儒为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的“贤能之士”。他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俗儒这类人，只有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对《诗》、《书》等经典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虽然在有些问题面前拙于对策,却能承认无知，光明坦荡，能使“千乘之国安”;而大儒是最理想的人才，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要成为大儒，就得“学不可以已”。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孰必困。”(《荀子•儒效篇》)也就是说，学习又是一个由“闻、见、知、行等阶段构成的渐进过程”，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就必然会陷人“谬”、“妄”、“困”的境地。闻见仅是学习的起点和知识的来源，只有“知通统类”，即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方可成为大儒。“行”是学习的最高阶段。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在他看来，由“学”、“思”得来的知识，是否切实可靠，惟有通过“行'才能得到验证;也就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所学、所思正确与否。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荀况对教育的功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他又指出:“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 ”(《荀子•儒效篇》)。他认为,只要有学习和教育，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改变他自己。荀子同时强调，环境对人的改造作用。东西南北各地的儿童，出生时啼哭声没有什么差异,但等到他们长大成人，生活习性却大相径庭,就是环境作用的结果。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 荀子非常重视和尊重教师。他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可见，在荀子眼里，教师乃治国之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教师也在参与治理国家。他说:“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荀子•儒效篇》)。也就是说，没有师长的教导，人就会加重本性的放纵;有了师长的教导，就能不断积善改变自己。由此荀子推论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这里，他将国家的兴亡与尊师重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发人深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荀子十分强调教师的尊严。他认为，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教师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师云亦云”，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者，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荀子•大略》)。教师是礼义的化身，必须绝对服从。绝不容许有人背叛、怀疑、非议教师，否则人人都要唾弃他，还要受到刑法的处罚。荀子在这里固然把教师的权威绝对化了，但其中蕴含的尊敬师长的主张，在今天不无现实意义。 对于教师，荀子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这表明教师除了要具有渊博的学识外，还应该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信仰;有讲授儒家经典的能力，能够根据教材的内在逻辑讲解，有条理而不凌乱;能钻研和精通教材，并且善于阐发微言大义，而不仅仅是记问之学。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调和儒法两大学派，“隆礼重法”。他指出“礼”与“法”的关系是:“礼者，法之大分”(《荀子•劝学》)。“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二者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荀子强调做为人君，要“隆礼尊贤”才能称王，必须做到“重法爱民”才能称霸天下(《荀子•大略》)。“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荀子•君道》。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等级制度的愿望在理论上的反映。 总之，荀子对先秦的思想文化做了综合的批判性的总结与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格局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他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的重要著述都是在定居于兰陵后完成的。 荀子去世后，被安葬于古兰陵。墓地在今枣庄市峄城东约25公里的兰陵镇南郊。在今峄城北5公里处的十里泉边有“荀子祠堂”。荀子墓历代多有重修。进入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政府又对其重新修缮，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