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第三节、实施各项措施开展全面对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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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实施各项措施开展全面对敌斗争
一、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1939年，鲁南各地党组织遵照上级的指示，发展了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地方武装是游击性较大而又限制在一定地区活动的部队。人民武装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武装。自卫团是人民武装的普通组织，民兵是自卫团中的骨干。1939年7月，山东第一军区建立后，在鲁南地区分别建立了第三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开始形成了地方武装的领导体制。它是积蓄和使用武装力量的军事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战争动员，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补充主力军的兵员，配合主力军作战，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游击战争。但这时军区、军分区都由主力部队兼管，主要任务是补充兵员、配合主力作战。
鲁南第三、四军分区建立之后，在一一五师主力的帮助下，对地方武装开始有计划地集中训练整顿，充实干部，建立与健全各种组织制度，整顿党支部，审查内部成员，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政策观念的教育，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通过整顿工作，地方武装的战斗力逐渐提高。他们配合主力军，带领人民武装开展了分散的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坚持所在地区的斗争；同时还大量升级，补充了主力部队。第三、四军分区还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对人民武装进行了初步整顿，开始注意自卫团成分的选择和武装的调配，并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分别把自卫团中的骨干分子，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和基干自卫团，后来这三种组织统一组成民兵。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地区各级党组织就十分重视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建设。如1937年11月，部县县委在邹西南亢埠一带组织的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有600余人；同时，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协助万春圃建立的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武装；1938年3月成立的邳县青年救国团，有团员1000余人；5月，临郯县委发动建立的临郯青年救国团，到1939年上半年已发展到上万名团员；1938年8月，经郭洪涛批准在临郯地区老屯村建立的山东农民抗日自卫总团；1939年1月，鲁南特委和边联县委抽调百余名干部分区发动群众，在边联县掀起了组建自卫团的热潮，仅月余即有上万名青年参加自卫团。这些不脱产的鲁南人民抗日武装，是鲁南地方武装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并有力地配合地方武装坚持了所在地的抗日斗争。但这时，鲁南地区还没有统一的人民武装各级领导机构，所以当时各地的人民武装名称各异，归属不一，各自为战。鲁南第三、四军分区建立后，开始建立人民武装的各级领导机构，鲁南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县政府机构以上成立人民武装科，区以下成立自卫团团部。1940年10月，鲁南军区和所辖的第一、三军分区建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并于11月6日以鲁南专署的名义作出决定，要求1941年1月底前，各县都要建立县大队，各区设立中队，中队以下设分队。但从总体看，这时期由于党的领导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重视不够，军区、军分区机构不健全，因而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没有得以应有的发展和提高。加之地方武装过多过快地升编主力，县区武装和人民武装既难以稳定发展，也缺少必要的骨干。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的同时，应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山区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为二与一之比，平原根据地为一与一之比，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无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分，全部地方化，人民武装（自卫团、民兵）应包括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其中民兵的数量应超过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全部。建立军区、军分区的独立建制与指挥机关，以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使地方军真正做到地方化。
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改为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在此前后除划归一一五师建制的第一旅外，全部实行主力地方化。这时，一一五师将隶属于其建制的鲁南军区划归山东军区指挥。至此，山东全区建立了军区、军分区的独立建制与指挥机关，为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山东军区成立的同时，山东军区发布了《八一训令》，对加强地方武装，建立健全人民武装机构，分别提出了要求。9月1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颁布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和《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在这两个《条例》中，具体规定了自卫团和武委会的性质、任务、领导关系，确定了对参加不脱产的农村游击基干队、青抗先、游击小组的人员，统称为民兵。同时确定了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同级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双重领导的制度。有关民兵建设的方针、原则问题，由地方党委讨论决定，经武委会组织贯彻执行；有关民兵的作战指挥与训练教育，则由武委会按军事系统的部署具体实施。这样，过去几经变化的人民武装领导体制，终于实行了由各级军区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这为民兵建设的日臻完善，提供了可靠的保证61943年3月，新的山东军区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县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鲁南地区的县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也普遍得到加强。同年9月9日，山东省人民武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鲁中、滨海、鲁南、胶东等地44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黎玉作了《当前山东人民武装工作的报告》，萧华作了《人民武装政治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要更加普遍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战争与生产结合;组织与健全自卫团；支部要掌握人民武装。大会产生了山东省武委会，朱则民任主任。10月20日大会闭幕。会后，鲁南地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落实大会通过的《山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组织条例》，更加重视民兵和自卫团人民武装的建设，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模范集体和民兵英雄。
二、组织武工队深人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为了粉碎日伪军“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教育团结敌占区人民，争取和瓦解日伪军、伪组织，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日特，歼灭小股、零星敌人，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和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从1941年第四季度开始，就从党政军各部门抽调一批政治坚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员，组成短小精干、有较强战斗力的武装工作队，采用隐蔽斗争方式，深入敌占区宣传组织群众，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开展对敌斗争。武工队以战斗姿态，积极主动地打击和削弱敌人，扩大抗日力量；但在活动方式上则力求隐蔽，尽量不露痕迹，不大吹大擂，不引起敌之注意。一切公开打击敌人的斗争（如捕杀特务汉奸等）则以小部队的活动作掩护。
武工队身着便衣，腰藏短枪，首先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少数人员，尽量以合法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由点到面地展开活动。武工队建立基点，了解社会情况和敌伪情况，即进行反特务的斗争，以清除敌人的耳目爪牙。1942年，除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外，各地委、军分区及县也相应组织了武工队，武工队的斗争空前活跃，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1942年6月，栗培元带领邳县武工队插到汉庄、小冯庄一带，打击罪恶多端的伪乡长、保长，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并利用“帮会”等多种关系，做伪军的工作，促使伪军向人民靠拢。同月，临沂县武工队由危益民的带领，在卞庄附近伏击了日军宪兵队，毙伤日军十几人。从1941年冬至1942年夏，中共边联县委军事部长崔梦坡，多次带领武工队化装深入敌占区锄奸，先后在贾庄、向城和尚岩等敌据点内，将特务、叛徒和伪警察所长击毙，打击了伪军、特务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对巩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神出鬼没的小部队、武工队、游击队被群众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在广泛开展的小部队、武工队、游击队的活动中，鲁南铁道大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他们那种可以在火车急驰的时候跃上跳下的超人本领，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支线上，人们时常看到，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敌人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们的手送往鲁南根据地。有时候，敌人赶到出事地点搜捕，然而车皮早已化为灰烬。追到微山湖边，也只有一片茫茫湖水。这些列车英雄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捕捉汉奸特务，进行宣传，开辟敌占区工作。愈演愈奇的活动方法，使敌人又怕又恨，千方百计想消灭他们。但是，这支游击队进入一个地区后，和他们鱼水相依的群众都严密封锁消息，站岗放哨，使他们避免了多次极其危险的袭击。
1943年6月，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针对当时的对敌斗争情况，在总结了以往各地武工队不断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军区建立武工队领导机构，加强对武工队的领导。抽调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明桃任军区武工队总队长，区党委城工部长王少庸兼任武工总队政委。城工部兼武工总队机关工作。在总队部工作的除原城市工作科长丁平和干事聂桂田以外，又调来了冯克玉、刘金鼎、高原等人。总队下辖微滕、临枣、兖济和兰西武工队，队长、副队长分别由宋献璋、王俊清、高照民、王玉林、王芗南、郑惕、亓安昌等担任。
武工队主要在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他们身穿便衣，利用社会关系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打击和钳制敌人的“蚕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分化、瓦解敌伪顽反动势力，争取抗日力量，以突袭的方式打击坏中坏。通过对敌一系列的斗争，在敌占区群众不断觉悟的基础上，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向外发展。
武工队在行动上采取高度分散的战术，昼伏夜出，行踪不定，力求隐蔽。在战斗时要求特别机动灵活，对小股敌人和最坏的汉奸打完即走，使敌人找不到行踪。当武工队在某一地区站住脚根，八路军小部队随即跟入，支援武工队活动，扩大对敌斗争规模。
鲁南军区武工总队成立之后，各军分区和部分县、区都相继建立了武工队，并配备了坚强的领导骨干，挑选当地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武工队工作，并兼任当地的党政领导职务，以利开展活动。军区对调到武工队工作的人员，事先对其进行一些特别的训练，提高其军事、政治素质，特别是提高机动灵活地对敌斗争的战术水平，专打小股敌人和最反动的汉奸，打了就走，使敌人摸不到武工队的行踪。公开打击敌人时，则以小部队作掩护。镇压汉奸特务时，均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公布其罪状，以杀一儆百，争取群众。对一般的敌伪人员.则以武力威胁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迫其成为倾向八路军的两面人员，使其名干伪事，实为八路军办事。对伪军经过做工作，能促使其投诚起义的则采取其早日反正投诚；一时不能投诚的，则争取其成为人民抗日武装的内线，及时提供敌伪情报。
临枣武工队在军区武工总队的领导下，自1943年夏出山之后，活跃在临城至枣庄铁路支线两旁，同铁道大队、峄县县大队密切配合，战绩突出。在一个隆冬的黄昏时刻，武工队队长王俊清率队员褚思珍、黄敬让等在县大队刘钢连的配合下，巧妙地进入伪邹坞乡公所，首先制服哨兵，缴了20余名伪军的枪，击毙了伪乡长王子绍，临走放火烧了伪乡公所。待日军前去增援时，武工队及峄县县大队早已远走高飞。
临枣武工队第二次战斗是搞掉了齐村的“钻眼”。武工队住在临枣铁路南侧的夏庄村联络员王玉成家时，据王介绍，日军为掠夺枣庄煤炭资源，在枣庄周围设了很多钻井队，每个钻井队都有曰军和伪军警卫，齐村钻井队驻有5名日军、30名伪军和一名日本工程师。伪军中有一名叫吴宝富的永安人，家境贫寒，而且干伪军时间不到一个月。武工队按照王玉成的介绍，很快将吴捉来，经教育后放回。半月后，吴宝富主动向武工队报告齐村伪钻井队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并提出协助搞掉齐村钻井队。在一天晚上8点钟左右，临枣武工队和峄县县大队一个班从天生桥出发，吴宝富担当向导在前面引路，很快抵达齐村伪钻井队附近，首先由队员刘炳南、褚思珍生擒了两名伪军岗哨，接着发出信号，部队冲上来，迅速进入日伪军居住的屋内，击毙了5名日本兵，活捉了两名日本工程师和30名伪军。缴获步枪35支、机枪1挺、掷弹筒1个和子弹数千发以及自行车1辆。直至第二天上午，枣庄日军才发现齐村钻井队日伪军被全歼。
1943年隆冬一天，永安地下交通员马文法在枣庄澡塘洗澡时获悉，枣庄日伪军第二天要到临枣铁路南侧几个村庄抢粮的情报之后，马上报告给武工队。第二天拂晓，武工队和峄县县大队一部在香城村北设伏，击毙了作恶多端的伪军头子郭万有，生俘伪军20余名，使日伪军的抢粮计划彻底破灭。时隔不久，武工队又经过多方侦察，没费一枪一弹，又全歼了十里泉日军卫星据点山阴保安队队长李培勤以下32人。从此，临枣武工队在枣庄地区声威大振。
兰西武工队是由鲁南军区五团一部和兰陵县第三区中队合编而成的，他们在正副队长王芗南、郑惕和正副政委郝维实、郭仲选率领下，活动于枣庄东部的新兴、黄山屯和郭里集一带，做伪军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例如，石城崮伪据点的伪军副大队长王怀芝被武工队争取之后，为武工队提供了许多敌伪情报，敌人多次“扫荡”都惨遭失败。王病死后，伪军内部分裂,兰西武工队在军区五团四大队配合下，立即拔除了这个据点，生俘全部伪军。但是不久，峄县日军又派了一个分队和200名伪军再次占领石城崮并安插了据点，兰西武工队不断袭扰，不到两个月，日伪军怕复被全歼，便连夜撤走，石城圍被解放。
微滕武工队由正副队长宋宪璋、鲁周率领范有功、庄玉铭和岳岱衡等12名队员，活动于滕县津浦铁路以西至微山湖一带。他们在搞好上层统战关系和维护好地方治安的同时，狠狠镇压了通敌叛国，残害抗日干群、鱼肉百姓的叛徒、汉奸、特务、伪乡长等，为民除了害。他们还配合滕沛县大队先后拔除了多处日伪据点。
另外，鲁南军区还于1943年夏组建了一支由军区营、连、排干部和一一五师民运部工作人员组成的武工队，队长亓安昌、政委靳怀刚，在邹滕东部边沿区开展活动。该武工队分为四个小组，其主要活动地区为：毕秀山小组于冯卯、城头一带，韩成钧小组于桑村一带，朱英小组于仓沟、王井一带，张西池小组在津浦路西部的鲍沟一带。后来这些小组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在这一地区相继拔除了许多敌伪顽据点，巩固和扩大了鲁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底，中共滕东县委书记王右池因赴区党委参加高干会议，武工队长亓安昌奉命主持滕县县委工作。
1943年6月，冯起遵照鲁南军区的指示，率韩继堂、郑西琴等8名精干队员插入湖东地区开辟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在武工队的基础上发展了7个区中队，并组建了湖东县大队，冯起任大队政委，张文桐、郑西琴分别任正副大队长。湖东县大队在鲁南军区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很快打开湖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并相继建立了中共湖东县委和湖东办事处。保卫麦收，挫败日伪顽军的抢粮计划是鲁南武工队和游击队又一重大历史功绩。
1943年5月，微山湖区的小麦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这是湖区抗曰军民忍饥挨饿战胜种种困难开荒耕耘、辛勤劳作的成果。驻沛、滕两县的日伪军却强令区、乡、保长进行征粮，以达到“以战养战”和经济封锁抗日军民的双重罪恶目的。驻湖区的国民党顽军申宪武部、冯子固部亦想坐享其成，先后下令征收麦子，并准备抢粮。为了粉碎日伪顽的抢粮计划，保卫湖区群众的利益和解决抗日根据地粮食供给困难，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在麦收之前搞一次“武装大请客”一一把以临城、夏镇为中心的沿湖一带的区乡保长“请”到鲁南山区，使敌人失去耳目，结合武装斗争，粉碎其征粮计划。这次行动，以武工队、铁道大队、微湖大队为主，湖区党政军民统一部署，联合行动。文“请”为主，武“请”辅之。
鲁南区党委敌工部长韩去非召集参加“请客”的武工队、游击队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临城、沙沟铁路沿线由铁道大队负责；张汪、欢城由鲁南军区武工队负责；夏镇、傅村一带由微湖大队负责。三支武装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将伪警备大队长、伪警察局长、伪区乡保长、叛徒、汉奸等110多人全部“请”来，并将“客人”“护送”到鲁南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这批“客人”经一个多月的教育后，除罪大恶极的夏镇伪警备大队大队长张德普、伪乡长朱恒森、叛徒伪区长朱继广三人被镇压外，其余全部放回。这些人回来后，有的洗手不干了，有的虽然继续干，但已是“明保曹操，暗通汉室”了。沿湖地区的伪政权经过这次打击，基本上被摧垮了，为湖区抗日斗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广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在坚持边沿区、游击区的斗争和开展敌占区工作中，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广泛地开展了政治攻势，加强了对敌伪军、伪组织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和对敌占区人民的宣传工作。除了经常的政治攻势之外，在战争形势发生某些变化时，或者在敌人的一些传统节日里(如日本的樱花节），还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政治攻势。政治攻势是和游击战争相结合的，在边沿区，可以包围据点喊话，散发张贴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在敌伪控制较严的地区，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进行，以免暴露自己的力量和过分刺激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主要力量就是活跃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小部队、武工队、地方武装和民兵。
政治攻势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敌伪军。由于伪军与日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武工队争取瓦解的主要对象又是伪军；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武工队也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对敌伪军喊话和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电话是开展政治攻势的重要手段。在喊话或通电话中，武工队以生动的事实揭露日军对伪军的各种欺骗，揭露了日军利用伪军“推完磨杀驴吃”的阴谋和国民党错误的“曲线救国”政策，说明人民力量强大，指出他们的出路。在喊话时，武工队以说服教育的口气，不使用谩骂讽刺的语言，使敌伪军很受感动。经武工队员反复喊话之后，一些敌伪据点之敌对武工队员的态度逐渐改变，有的在喊话完毕时鼓掌致谢，有的日军把喊话人员称为“八路军朋友”。
武工队还普遍地利用伪军家属作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1943年以来，各地都进行伪属登记，不断地召集伪属开座谈会，经常向伪属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宣传八路军的胜利和抗战形势，要求伪属劝说其亲属改邪归正，在伪属中展开了“唤子索夫运动”。为了配合这一工作，抗日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回归伪军招待所”，大量印制和散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这些办法，对瓦解伪军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武工队还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争取伪军的方法。伪军人员中谁作了一件对八路军、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记一个红点，谁作了坏事，就给记一个黑点，并把事实登记起来，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到惩罚。武工队先将这种方法向伪军喊话宣传，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黑点”多而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以打击镇压。如济宁县石佛集据点的伪军中队，在济宁日军宪兵队长高桥的直接掌握下，经常为非作歹，不理睬人民抗日武装之警告，八路军兖济武工队即在伪中队长倪令霭赶集之时将其击毙，以后该据点伪军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伪军害怕惩罚，有的利用“关系”询问武工队“作了坏事改了行不行？”有的伪军官因怕记“黑点”，注意了约束士兵。这种办法，限制了伪军作恶，维护了群众利益，便利了对伪军的争取。
鲁南八路军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争取瓦解日伪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八路军对日伪军俘虏一律不没收其私人财物，不侮辱人格；对伪军俘虏，经过教育后，根据本人自愿，愿留者欢迎其参加抗战，愿去者发给路费，欢送回乡。这种优待俘虏的政策，大大削弱了日伪军的战斗力。在滨海之赣榆地区，八路军曾先后释放俘虏五六百人，有的伪军被人民抗日武装捉、放达六七次之多，以后人民抗日武装攻打赣榆时，伪军大批投降。对日军俘虏，除少数释放外，多数送交日本反战同盟进行教育感化。
日本反战同盟在对日军的争取瓦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揭露日本军阀对士兵的种种欺骗，揭露日军中的黑暗、日军的侵华罪行、日本士兵所受的压迫以及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反战同盟是在华的日本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自动组织起来的一个进步组织，总部设在延安。全国14个省(市）都设有支部，部分地区设有分支部。日本反战同盟山东支部鲁南分支部于1943年5月12日在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成立，在鲁南的日本人及部分朝鲜籍抗日工作人员参加了该会。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负责人、军区城工部负责人以及反战同盟山东分会负责人本桥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小岛为分支部负责人，田中为组织部长。分支部成立后，盟员在小岛的领导下，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经常协助八路军主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向敌人喊话、通电话，“现身说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谣言。他们还经常到敌占区用日文写标语、传单、教唱思乡歌曲。每逢日本人民的传统节日，他们便带领敌工人员秘密向敌据点里送樱花、食物、宣传品及慰问袋，使日本侵华军政人员深受启发和教育。
日本反战同盟鲁南分支部的盟员积极进行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取得很好的战果。同时，他们还经常拿起武器，同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起，投入反击敌人的“扫荡”。盟员田村伸树和小山口，于1943年夏被分配到鲁南独立支队工作。他们二人同支队的广大官兵同吃同住同战斗，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尤其是同鲁南铁道大队官兵一起战斗生活的时间长，友谊深厚，直到二人回国后还同铁道大队的刘金山大队长有通信联系。
政治攻势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敌占区人民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武工队在敌占区是以秘密召开群众会、士绅会、知识分子会，传递宣传品或耳语等方式，向人民宣传抗战形势和对敌斗争方法等，对提高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热情起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攻势中，武工队充分利用了宣传品这一有力的斗争武器，把大量的宣传品送进敌据点。为了加强宣传品的效果，对日军的宣传品，特别注意了印刷精美、文字生动和富于日本民族色彩；对伪军和敌占区人民的宣传品，则采用年画、唱本、戏剧、历书等不引敌注意的形式和编印《岳飞传》、《灭曹归汉》、《八月十五杀鞑子》等暗示抗日的故事书，以利于流传。各种宣传品，通过邮局寄递、秘密传送、散发、张贴等方式，不断地散布到敌伪据点和敌占区去，有的贴到了敌伪的炮楼和城墙上，有的被送到敌人的枕头下。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不断胜利和政治攻势的深入开展，伪军逐渐转向人民，纷纷与八路军拉关系。加之，鲁南军区还有计划地派遣了一些忠实可靠的骨干，打入伪军组织内部，进行瓦解工作，使伪军与八路军建立关系者日益增多。1943年，鲁南地区的伪军、伪组织中的革命两面派“关系”，已发展到上百个。八路军对伪军中的“关系”一般采取令其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策略。根据不同对象，或令其提供情报，或掩护武工队活动，或继续扩大抗日力量，只有在工作需要或被敌发觉时才组织起义。一般伪军都不敢坚决与人民为敌，在参加“扫荡”、“蚕食”时，作战消极，有的故意闪出空隙，放出被围的部队和群众。有些伪军、伪组织能够掩护进入敌占区活动的人员，或帮助这些人员通过敌封锁线。伪军被瓦解逃亡者数量大大增加，日军投诚和被俘的人数也迅速上升。敌占区人民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八路军，有的人搬家到根据地，广大青年纷纷到根据地求学、参军。日军对政治攻势非常恐慌，在其内部通报中不断惊呼“中共反正谋叛工作在各地推行，逐渐奏效”，“各据点连续发现日本反战同盟喊话宣传，应严加戒备”。但是，敌人无法阻止政治攻势的开展。政治攻势已成为配合军事斗争、孤立打击日军的锐利武器。
四、开展敌占城市工作，建立情报网开展敌占区城市秘密工作，是与根据地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的另一战线，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掌握敌占城市情况，了解敌人的动向，配合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共鲁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历来十分重视敌占城市的秘密工作，不断派遣精干人员通过社会关系打入枣庄、峄县城、临城、台儿庄、贾汪及徐州、济宁、兖州等地，发展情报员，建立情报站，搜集情报，分化瓦解敌人。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就选派人员打入敌占区，甚至打入伪军内部，侦察敌情，发展力量，筹集资金或购买物资，掩护共产党军政人员，待机里应外合歼灭敌人。如1938年秋，义勇队第一总队，派孙继德打入峄县伪警察局任二等巡官，经过孙继德一年的争取和瓦解工作，团结了许多伪军士兵，获得了峄县城日伪军大批重要情报，并及时转送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日军纠集大批兵力进山“扫荡”，峄县城敌兵力空虚，人民抗日义勇队在孙继德的配合下夜袭峄县城，一举成功。
1939年4月，中共峄县县委为了开辟峄县城内的工作，决定建立峄县城市工作支部，张捷三任书记，张逸轩任副书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鲁南抱犊崮根据地提供情报和购买笔、墨、纸张等用品。同年11月，峄县城市工作支部扩建为城区工作委员会，张逸轩任书记。翌年10月，城区工委被敌发觉，张逸轩和部分成员先后转移到外地，工委遂停止活动。
1938年10月，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在抱犊崮山区东部埠阳一带活动时，为及时掌握枣庄矿区敌情，派遣三大队排长洪振海、王志胜返回故乡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经过洪、王二人一年多的努力，在敌人心脏枣庄矿区发展抗日情报员十余人，后经上级批准，建立了八路军鲁南铁道队，即后来举世闻名的铁道游击队。与此同时，中共鲁南特委相继派遣鹿广连、马平、李康和史天放等人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掩护从事抗日情报工作，并建立了党的矿区支部，1940年初遭敌破坏。鲁南特委还派遣会门工作科长丁平到滕县开展对道会门团结瓦解工作，很快瓦解了“九宫道”，争取了培贤道，并对道首和骨干分子加以教育培养，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1942年春，中共鲁南区党委更有计划地抓了城市地下工作，在区党委组织部设立点线工作科，调原鲁南区党委会门工作科长丁平任科长，后来调聂桂田任干事。同年秋，点线工作科改名为城市工作科，重点抓敌占区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地下工作。1943年春，鲁南区党委为加强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把城工科改为城工部，王少庸任部长，丁平任科长，干事除聂桂田外，还有刘金鼎、冯克玉和高原等人。与此同时，中共鲁南一地委亦成立了城工科，王玉林任科长。鲁南一地委城工科主要领导济宁、兖州、曲阜、泗水和邹县的地下党的工作。1943年夏，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刚在鲁南干校学习结业的阎洪元打入兖州，通过社会关系到兖州警务段工作，后转到兖州北部的一个小车站。经过阎洪元积极工作，不仅团结了警务人员，还团结了大批铁路工人，后因被敌特发现，阎安全撤出，兖州地下党组织也安然无恙。兖州南娄庄地下关系程敬平、冯长进除积极开展兖州敌伪据点的伪军工作外，还掩护了城工部派去的冯克玉以小商贩为职业掩护，在兖州南部一带活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久，李希亭又到这一地区工作。他们经过敌伪军多次搜捕，在群众的保护下，都机智地脱了险，党的工作没受任何损失。但是，程敬平不幸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济宁市水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敌人派重兵把守。早在1941年5月，中共湖西地委就派专署贸易局长王志成带领张振东、李健民、杜玉森和汪洋5人以粮商为职业掩护打入济宁城内。开始在四明粮行经销小麦，稳住脚以后，又在地下交通员刘永海的协助下在南关外小闸口运河西岸的三官庙开设“复兴炭厂”，经销由枣庄运来的煤炭。贩运煤和焦炭的商贩多系王志成家乡夏镇南庄一带的老乡、熟人，有的本身就是地下交通员，传递敌情报很方便。同年秋，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急需的文具用品不好解决，王志成利用开炭厂赚来的钱购买了钢板、钢笔、腊纸、油墨和油印机等，派人送往根据地。同时，还协助专署总务股的王友明采购了根据地急需的其他物品。王志成等人由于有了职业掩护，还很快发展了一批抗日情报员，并吸收了伪水上自卫团团长顾维新入党，掌握该部武装。同年夏末，以王志成为书记的济宁地下县委在济宁小闸口建立，同时，还在这里建立交通站，购买药品、子弹等，动员了许多青年奔赴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同年秋被日特察觉，炭厂和济宁城乡的几个联络点都遭破坏，王志成、张振东等被日军宪兵捕去，押解济南。王志成、张振东英勇不屈，就义于白马山下。济宁地下县委遭敌破坏，顾维新也遭敌杀害，汪洋成了可耻的叛徒。
鲁南一地委城工科先后派周建华、李希亭等人打入日军占领的济宁从事地下工作。周建华是回民，他利用阿訇的关系，在济宁市隐蔽工作较久，团结了大批回族抗日群众。李希亭在济宁是以手工业工人身份出现的，和该行业中广大手工业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周、李二人密切合作，在济宁获得了大量的敌伪情报。
鲁南区党委于1942年秋派杨萍到曲阜、泗水的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他隐蔽在其姐夫、地下党员刘玉文家中，领导曲、泗边区的党的工作。他在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发展党员等项工作中，成绩非常突出。1943年春，中共鲁南一地委派冯克玉到曲阜，与在曲阜城开展地下工作的孔广洞、王鹤仁组成中共曲泗邹城市工委，冯任书记，孔、王为委员。他们与地下党员乔尚祯、乔志洞父子俩人，协力展工作，不但为抗日根据地提供大量敌伪军情报，而且动员了一批知识青年和上层人物参加抗日斗争。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冯克玉察觉后及时转移脱险，孔广洞和乔尚祯、乔志洞三人被顽军抓捕后活埋，壮烈牺牲。同时，汤一彭奉命到泗水城，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动员一些爱国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武装。1943年初，中共鲁南一地委城工部派张文适到邹西从事地下工作，他以雇工身份为职业掩护，同该地的地下党员彭建民密切合作，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在枣庄矿区，鲁南铁道大队离开枣庄之后，1942年秋，鲁南区党委城工科派韩廷瑞到齐村寨子煤矿从事地下工作，获取了大量敌伪情报。同年10月，鲁南区党委城工科派张协打入枣庄矿区，住在老火车站杨学升家，以拉黄包车为职业掩护开展工作，与煤矿工人建立了密切关系，搜集到大量枣庄敌伪军情报，并及时传递到根据地。同时搞到一些雷管、炸药和医药品送往根据地。1943年夏，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鹿广连（黄牧平）到枣庄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担负着徐州、临城、峄县、枣庄等地下工作网的联络工作，使党的地下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发展了许多情报员，设立了联络点，建立了交通线、交通网。同年夏末的一天深夜，鹿广连和铁道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刘依勤在枣庄西部的聂庄完成争取伪军工作后，向其他村转移的途中与日伪军遭遇，突围中壮烈牺牲。日军将鹿广连的头颅割下挂在枣庄示众，后被地下工作者偷回与其遗体一起掩埋。
1943年4月，聂桂田受鲁南区党委城工科的派遣，利用帮会关系打入峄县城伪警备大队，在伪警备大队长庞明学处当文书，保管大队的关防大印、机密文件和武器弹药。他利用职务之便，广交朋友，争取伪军官兵；获取大量情报，送往根据地；破坏伪军的枪支、弹药，使伪军与抗日游击队交火时枪弹变“哑”；还将盖有关防大印的空白公文信笺送往抗日地下工作者手中，为开展抗日活动提供方便。后来，聂桂田又拜伪军中队长孙敬臣为师，利用师徒关系开导争取孙敬臣。直至1944年8月安全撤出。1945年8月，聂桂田又奉命潜入枣庄，争取了驻守枣庄西车站的孙敬臣部队，在八路军鲁南部队进攻枣庄时，孙敬臣如约让开通路，鲁南部队兵不血刃突入城里，全歼庞学明部。
临城是徐州、枣庄、峄县城的枢纽。日伪临城据点是威胁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钉子。1940年秋，铁道大队由枣庄转移这一带之后，为开辟该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在中共鲁南运河地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临城特区，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任区长，魏尚武任副区长，不久，魏调离，由铁道大队短枪队指导员黄岱牲兼任副区长。从此，铁道大队领导经常以区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开展对敌斗争，掩护党政军领导人过路.有时也为根据地征收部分税款。1943年初，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程秉文到临城以商人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并很快与铁道大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利用干商业的有利条件，为八路军购买了大批药品和军需物品。临城火车站老铁路工人李连生家属宋安是党的出色的女交通员，她在抗日情报站的刘金鼎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积极搜集临城的敌伪情报，多次完成了非常艰险的递送抗曰情报任务。同时，她还动员了许多青年和自己的子女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地下党员许广友在刘金鼎领导下，在临城火车站也搜集大批抗日情报，后因暴露身份，奉命参加了铁道大队。后来，丁平又以小商贩身份打入临城、官桥一带，团结了一批铁路工人、搬运工人和小商贩，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沙沟地下党员赵玉胜、王懔昌以卖卷烟、馒头和跑单帮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还有临城吕沟的曹伯越自1943年参加鲁南区党委城工部训练班结业返回原籍后，很快发展了一批抗日情报员，在吕沟建立联络点，为后来铁道大队护送干部过路提供了方便。
1943年春，刘向一、王磊和李益民等按照鲁南区党委的指示，在峄县南部地区组建了峄南秘密县委，刘向一任书记。峄南秘密县委在城工部的领导下，重点负责徐州东部和临城、枣庄之间的党的地下工作。刘向一以开笔墨文具店做职业掩护，有时肩挑文具到四乡串买，以领导地下党员开展对敌斗争。县委组织部长王磊以油挑小贩作职业掩护，串乡叫卖，身穿破衣，满身油溃。后来，王磊的夫人李芳奉命也到峄南活动，佯装同王不相识，经刘向一和其他地下党的人员“说媒”，导演了一出“卖油郎喜娶花魁女”的喜剧。县委宣传部长李益民以教小学为掩护，向青年和学生宣传抗日，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军参战。1943年秋，刘向一因身份暴露撤出，王磊、李益民和李芳仍在当地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地下工作。
另外，鲁南区党委城工部自1943年起，还相继将张宪金、王翰秋、陈济、程振海、张华友和王坤等人派往日本重兵把守的徐州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有的在面粉厂当工人，有的在铁路上当搬运工，有的在汽车修理厂当技工、木工，还有的在天主教堂当杂工、在理发店干小工和在运输队当搬运工，无论以什么职业作掩护，都能在徐州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把敌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鲁南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在鲁南区党委城工部的领导下，由于鲁南广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积极努力，自1943年夏，鲁南敌占区的各个重要城镇和交通沿线均建立情报站，很快形成了抗日情报网，培养了大批地下党的干部，在敌占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了群众，瓦解了一大批敌伪顽军，协助武工队、地方武装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同时，还对敌占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等问题作了调查，为共产党、八路军制定新区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五、搞好军工生产，保障后勤供应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扩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到抗日战争后期，仅鲁南军区所属的军工企业已发展到7个，有手榴弹厂、枪榴弹厂、被服厂、鞋厂、绑带厂和木工厂等，军工人员达1100余人。有些兵工厂起初都是非常简陋的，几间草屋加上烘炉、锤子、钳子和简易工作台，几乎完全是手工操作，尽管条件非常差，但是由于工人们怀着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辛勤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还是非常好的。随着设备的不断更新改造，工人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从单一产品很快发展到多种产品，产品性能和质量亦提高很快，深受鲁南广大抗日官兵的欢迎。
鲁南区在战争频繁、人力和物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军区所属军工企业不仅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生产，还抽出部分军工厂的工人协助军分区建立了军工厂，帮助部分中心县委建立硝磺局，并从部队抽调一批战士培养成技术工人。鲁南军区所属军工企业主要产品分两大类：一类是军用被服鞋袜，另一类是枪械弹药，这都是部队必不可少的。早在1940年夏天，八路军苏鲁支队就在夏镇的三孔桥办起了被服厂。当时苏鲁支队活动于抱犊崮山区，缺衣少食，搞到了白布没办法染，即使染了的布，也没法做成军衣。为解决这个问题，支队长张光中便派军械股长傅保田回到其家乡夏镇三孔桥办起了苏鲁支队被服厂。他在战前老共产党员郑安良（郑一鸣）、张新华（张运海）、王志成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搞来了白布，还能将白布涂上桐油，做成油布供部队防雨用。这个被服厂坚持了半年，便被日伪查封。
1941年7月，鲁南军区为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冲破敌伪顽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自力更生渡过难关，又在荆山寺建立军区被服厂和制鞋厂，同时在康阜庄还建立棉纺织厂，经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基本解决了鲁南部队被服供应问题。同年11月，日军纠集5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后，又返回“扫荡”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军区被服厂、纺织厂和制鞋厂均遭敌破坏，原料被日伪军洗劫一空，部队越冬服装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同年冬，鲁南军区抽调参军前曾学过裁缝的苏鲁豫京队第一大队干部宋养春重新筹建军区被服厂。当时，军区只有一架缝纫机，又抽调十几名学徒工，在抱犊崮山区建厂，条件很艰苦，机器少，原料不足，困难重重。宋养春一面教学员裁剪和缝纫技术，一面采购土布和染料，经过土法漂染后制成军衣，供应部队。当他们在费南刘井村杨大娘家制军衣时，突遭顽五十一军包围。顽军抢走了唯一的一架缝纫机，并抢走了制衣原料。教二旅五团奉命立即组织了便衣队，又巧妙地从顽军手中夺了回来。尔后，五团又派出夜袭队，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重兵把守的枣庄从敌人手中夺回了3架缝纫机。为解决制衣原料问题，鲁南铁道大队奉军区之命，又在临城南部津浦铁路线上成功地截击了敌军用列车，缴获细棉布千余匹，还有7架缝纫机。后来，军区又筹集到部分资金，先后又从济南和连云港购买46架缝纫机。这样，加上原来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有57架缝纫机，很快办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被服厂，解决了1941年冬季部队被服问题。
1942年，敌人继续疯狂地“扫荡”、“蚕食”和封锁鲁南抗日根据地，制衣原料非常缺乏，军民自力更生，利用土法纺线织布，然后将白布用谷草灰染成灰布。把槐籽、槐叶、石榴皮和石头上长的暗绿色苔藓等混合成绿色染料，将白布染成草绿色。后来，还动员根据地商人到敌人占领的平邑、滕县、邹县和徐州采购布匹与染料，使鲁南军区被服厂制成的军衣和被服源源不断地供应部队，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鲁南军区被服厂曾涌现出许多心灵手巧、爱厂如家、舍身救厂、不怕困难的好工人，马文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废寝忘食，改进染布工艺，一年就为厂里节约了200万元钱，四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整个鲁南军工系统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学习劳动模范马文忠的运动。
1943年春，鲁南一行署在邹县尼山区大峪口建立了拥有23台织布机的织布合作社，不久改称鲁南织布厂，张保臻、张坤先后任厂长。织布厂从外地购来棉花，分发给各妇救会组织妇女纺线，每1.5斤棉花交1斤线，剩余棉花作为报酬。鲁南织布厂生产了大量棉布供应部队和党政机关，不但解决了鲁南区党政军被服困难，而且增加了根据地群众的收入，密切了军民关系。
鲁南军区枪械弹药生产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成立之初，总队就建立了军械所。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在军械所基础上，扩建成炸弹厂、子弹厂，军工人员发展到100余人。1941年3月，随一一五师后勤机关迁移到滨海地区。
1941年6月，鲁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由军区供给处招收当地的木工、小炉匠、爆竹火药工匠等20余名乡间手艺人，在赵锝县（今苍山县）大冶村建立第一(直属）兵工厂，主要试制手榴弹。同年11月，因日军“扫荡”，第一兵工厂由大冶村迁至滕县四乡公家庄，又调来几名技术工人，从此开始生产手榴弹和修理枪械。1942年2月，鲁南军区派吴占奎到第一兵工厂（又称手榴弹厂）任厂长，同时又派来15名学员。这时，该厂日产手榴弹300枚。到1944年初，该厂转移到费县葛家峪村，全厂职工已发展到140多人，除生产手榴弹外，开始生产地雷、枪榴弹。
1943年2月，鲁南军区决定：将分散的小型兵工单位集中到平邑县五区王家庄合建成鲁南军区兵工厂，黄少华任厂长。后厂址由王家庄迁到梧桐沟，开始生产各种型号的子弹和研制迫击炮。
1943年10月，鲁南军区从直属兵工厂抽调骨干，在赵锝县牡丹池村建立第三军分区兵工厂，张喜山任厂长，刘宝俊任政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打制剌刀、修枪械和试制手榴弹。第二年3月，该兵工厂正式投产，月产手榴弹3000枚，刺刀200把。
1944年9月，鲁南军区由直属兵工厂派出骨干，并从部队和地方抽调和招收部分青年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邹县独山湖畔的苗家村建立第二军分区兵工厂，张耀林任厂长，邢凤军、胡晓凤先后任政治指导员，共有职工100余人，主要任务是修枪械和制造手榴弹。
1944年12月，鲁南军区从直属兵工厂抽调骨干，并从部队和地方抽调部分战士和雇请一些工匠，共计100余人，在邹县城前附近建立第一军分区兵工厂，蔡宝山任厂长，王振南任政治指导员。主要生产手榴弹和修枪械。
至此，鲁南军区和3个军分区都建立了兵工厂。鲁南直属的兵工厂，从制造手榴弹开始发展到生产枪榴弹。尔后，经过全体工人的艰苦努力，不仅枪榴弹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还能生产枪榴弹筒和反坦克燃烧弹。鲁南军区兵工厂从开始只能翻新各种型号的子弹，到后来能够研制成功迫击炮。迫击炮和反坦克燃烧弹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反攻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迫击炮能打死角的优点，多次较顺利地攻克敌人盘踞的城堡和据点；利用燃烧弹多次击毁日军的辎重汽车和坦克，迫敌辎重部队不敢轻举妄动。总之，枪榴弹、燃烧弹、迫击炮成为鲁南八路军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鲁南兵工厂生产的大发展，改善了鲁南八路军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实施对日伪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六、进行货币斗争，加强财政经济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流行着三种货币，即北海币、法币和伪币。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1941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决定：为了统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币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巩固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海银行总行于4月1日发行新钞。要求山东各界人民所有持法币者悉数兑换新钞。一切公粮、纳税、交易、存款等，一律使用新钞。1942年秋，法币贬值，敌人向抗日根据地大量投放法币用以掠夺物资，加剧了根据地的困难。为此，山东抗日军民展开了对敌货币斗争。其方针是：排挤法币、伪币（亦称伪钞），建立北海币市场。胶东、鲁西和鲁南相继停用法币和伪钞，与敌进行货市斗争，粉碎敌人向抗日根据地倾投法币和伪币、操纵贸易、掠夺资源的阴谋。
鲁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帮助下，对日伪顽军的斗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即使在对敌斗争比较艰苦的1942年，鲁南抗日军民在对敌人展开军事斗争的同时，亦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尤其是对敌货币斗争方面，为了阻止敌人向鲁南抗日根据地倾入大量的法币和伪钞，掠夺抗日根据地的资源，搜刮根据地财富，北海银行鲁南支行于1942年秋在滕县、峄县和边联县等县设立办事处，统一领导该县的排挤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北海币的工作，建立人民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
1943年鲁南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斗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资基础。
鲁南抗日军民对敌展开货币斗争取得较大胜利。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币升值，已达到1:6。1943年以后，由于日军在各个战场上惨败，在敌占区大量发行伪钞，使伪钞一天天贬值。由于鲁南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对敌斗争不断胜利，至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日伪发行的伪钞在解放区几乎绝迹。
1944年春，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在滕县、峄县等大部分县（市）工商局设立了金融股，主要管理银行货币的发行和回收，进行农业货款和合作社贷款工作，大力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扶植工作，并取得可喜成绩。
1942年，山东省党政领导向全省发出发展农业、手工业，稳定金融，厉行节约，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号召。1943年鲁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税务局的主要职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全年内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同时，鲁南区还加强了财政管理，实行财政预决算，规定了开支标准，尽力减少支出，厉行节约。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建立之后，停止了四县边联流通券的使用，禁止伪钞在市场上流通，使法币继续贬值。全区通用山东抗日根据地印制的北海币。
鲁南区自1942年开始，改进公粮征收办法，由原来按地亩平均征收，改为累进合理负担，按户按地亩的实际收入，故定了起征点和最高限额。起征点以下者免征，起征点以上者实行累进。这样，既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又增加了公粮的收入，很受解放区农民的欢迎。
1942年以前，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多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根据地内的粮食、棉花、食盐和花生油、羊毛等物资要限制出境，以限制法币和伪钞流入根据地，同时也防止日伪利用非法印制的大量伪钞到根据地掠夺物资，粉碎了敌人对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工作，1943年11月鲁南工商管理局成立。专员李乐平兼任局长，耿荆山、宋鲁泉任副局长，李作森任监察委员。同时，鲁南各县都相继建立了工商管理分局。根据鲁南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鲁南工商管理总局及各县工商管理分局与同级银行合署办公，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加强贸易管理，发放贷款，扶植工农业生产。1944年，该机构还担负着保障供给、发展公营企业的责任。主要措施是：实行主要商品专营制度，防止私商招商或过于压低物价，影响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同敌占区经济往来中，力争高价输出根据地的土特产品，低价输入工业品，以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同时，还禁止棉花、羊毛等物资流入敌占区，以利抗日军民的战备供应。对食盐和花生油实行专卖，对白酒实行专酿、专卖。
鲁南抗日根据地自实行新的贸易政策之后，经济形势大有好转，调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植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品的供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因统一领导了对敌经济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经济封锁，还利用输出的物资换回了根据地必需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械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鲁南工商管理部门还鼓励城镇居民和农民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人民纺纱织布，组织群众榨油、酿酒等。这些土特产品除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外，还设法输入大城市，换回大批的军需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以改善鲁南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装备和人民生活。
鲁南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经验,培养造就了大批懂经济会管理的经济干部，为解放区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公营企业的大发展，根据地经济收入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到抗日战争末期，公营企业的利润已成为鲁南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一、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1939年，鲁南各地党组织遵照上级的指示，发展了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地方武装是游击性较大而又限制在一定地区活动的部队。人民武装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武装。自卫团是人民武装的普通组织，民兵是自卫团中的骨干。1939年7月，山东第一军区建立后，在鲁南地区分别建立了第三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开始形成了地方武装的领导体制。它是积蓄和使用武装力量的军事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战争动员，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补充主力军的兵员，配合主力军作战，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游击战争。但这时军区、军分区都由主力部队兼管，主要任务是补充兵员、配合主力作战。
鲁南第三、四军分区建立之后，在一一五师主力的帮助下，对地方武装开始有计划地集中训练整顿，充实干部，建立与健全各种组织制度，整顿党支部，审查内部成员，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政策观念的教育，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通过整顿工作，地方武装的战斗力逐渐提高。他们配合主力军，带领人民武装开展了分散的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坚持所在地区的斗争；同时还大量升级，补充了主力部队。第三、四军分区还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对人民武装进行了初步整顿，开始注意自卫团成分的选择和武装的调配，并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分别把自卫团中的骨干分子，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和基干自卫团，后来这三种组织统一组成民兵。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地区各级党组织就十分重视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建设。如1937年11月，部县县委在邹西南亢埠一带组织的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有600余人；同时，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协助万春圃建立的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武装；1938年3月成立的邳县青年救国团，有团员1000余人；5月，临郯县委发动建立的临郯青年救国团，到1939年上半年已发展到上万名团员；1938年8月，经郭洪涛批准在临郯地区老屯村建立的山东农民抗日自卫总团；1939年1月，鲁南特委和边联县委抽调百余名干部分区发动群众，在边联县掀起了组建自卫团的热潮，仅月余即有上万名青年参加自卫团。这些不脱产的鲁南人民抗日武装，是鲁南地方武装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并有力地配合地方武装坚持了所在地的抗日斗争。但这时，鲁南地区还没有统一的人民武装各级领导机构，所以当时各地的人民武装名称各异，归属不一，各自为战。鲁南第三、四军分区建立后，开始建立人民武装的各级领导机构，鲁南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县政府机构以上成立人民武装科，区以下成立自卫团团部。1940年10月，鲁南军区和所辖的第一、三军分区建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并于11月6日以鲁南专署的名义作出决定，要求1941年1月底前，各县都要建立县大队，各区设立中队，中队以下设分队。但从总体看，这时期由于党的领导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重视不够，军区、军分区机构不健全，因而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没有得以应有的发展和提高。加之地方武装过多过快地升编主力，县区武装和人民武装既难以稳定发展，也缺少必要的骨干。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的同时，应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山区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为二与一之比，平原根据地为一与一之比，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无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分，全部地方化，人民武装（自卫团、民兵）应包括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其中民兵的数量应超过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全部。建立军区、军分区的独立建制与指挥机关，以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使地方军真正做到地方化。
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改为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在此前后除划归一一五师建制的第一旅外，全部实行主力地方化。这时，一一五师将隶属于其建制的鲁南军区划归山东军区指挥。至此，山东全区建立了军区、军分区的独立建制与指挥机关，为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山东军区成立的同时，山东军区发布了《八一训令》，对加强地方武装，建立健全人民武装机构，分别提出了要求。9月1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颁布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和《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在这两个《条例》中，具体规定了自卫团和武委会的性质、任务、领导关系，确定了对参加不脱产的农村游击基干队、青抗先、游击小组的人员，统称为民兵。同时确定了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同级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双重领导的制度。有关民兵建设的方针、原则问题，由地方党委讨论决定，经武委会组织贯彻执行；有关民兵的作战指挥与训练教育，则由武委会按军事系统的部署具体实施。这样，过去几经变化的人民武装领导体制，终于实行了由各级军区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这为民兵建设的日臻完善，提供了可靠的保证61943年3月，新的山东军区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县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鲁南地区的县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也普遍得到加强。同年9月9日，山东省人民武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鲁中、滨海、鲁南、胶东等地44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黎玉作了《当前山东人民武装工作的报告》，萧华作了《人民武装政治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要更加普遍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战争与生产结合;组织与健全自卫团；支部要掌握人民武装。大会产生了山东省武委会，朱则民任主任。10月20日大会闭幕。会后，鲁南地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落实大会通过的《山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组织条例》，更加重视民兵和自卫团人民武装的建设，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模范集体和民兵英雄。
二、组织武工队深人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为了粉碎日伪军“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教育团结敌占区人民，争取和瓦解日伪军、伪组织，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日特，歼灭小股、零星敌人，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和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从1941年第四季度开始，就从党政军各部门抽调一批政治坚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员，组成短小精干、有较强战斗力的武装工作队，采用隐蔽斗争方式，深入敌占区宣传组织群众，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开展对敌斗争。武工队以战斗姿态，积极主动地打击和削弱敌人，扩大抗日力量；但在活动方式上则力求隐蔽，尽量不露痕迹，不大吹大擂，不引起敌之注意。一切公开打击敌人的斗争（如捕杀特务汉奸等）则以小部队的活动作掩护。
武工队身着便衣，腰藏短枪，首先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少数人员，尽量以合法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由点到面地展开活动。武工队建立基点，了解社会情况和敌伪情况，即进行反特务的斗争，以清除敌人的耳目爪牙。1942年，除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外，各地委、军分区及县也相应组织了武工队，武工队的斗争空前活跃，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1942年6月，栗培元带领邳县武工队插到汉庄、小冯庄一带，打击罪恶多端的伪乡长、保长，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并利用“帮会”等多种关系，做伪军的工作，促使伪军向人民靠拢。同月，临沂县武工队由危益民的带领，在卞庄附近伏击了日军宪兵队，毙伤日军十几人。从1941年冬至1942年夏，中共边联县委军事部长崔梦坡，多次带领武工队化装深入敌占区锄奸，先后在贾庄、向城和尚岩等敌据点内，将特务、叛徒和伪警察所长击毙，打击了伪军、特务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对巩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神出鬼没的小部队、武工队、游击队被群众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在广泛开展的小部队、武工队、游击队的活动中，鲁南铁道大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他们那种可以在火车急驰的时候跃上跳下的超人本领，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支线上，人们时常看到，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敌人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们的手送往鲁南根据地。有时候，敌人赶到出事地点搜捕，然而车皮早已化为灰烬。追到微山湖边，也只有一片茫茫湖水。这些列车英雄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捕捉汉奸特务，进行宣传，开辟敌占区工作。愈演愈奇的活动方法，使敌人又怕又恨，千方百计想消灭他们。但是，这支游击队进入一个地区后，和他们鱼水相依的群众都严密封锁消息，站岗放哨，使他们避免了多次极其危险的袭击。
1943年6月，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针对当时的对敌斗争情况，在总结了以往各地武工队不断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军区建立武工队领导机构，加强对武工队的领导。抽调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明桃任军区武工队总队长，区党委城工部长王少庸兼任武工总队政委。城工部兼武工总队机关工作。在总队部工作的除原城市工作科长丁平和干事聂桂田以外，又调来了冯克玉、刘金鼎、高原等人。总队下辖微滕、临枣、兖济和兰西武工队，队长、副队长分别由宋献璋、王俊清、高照民、王玉林、王芗南、郑惕、亓安昌等担任。
武工队主要在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他们身穿便衣，利用社会关系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打击和钳制敌人的“蚕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分化、瓦解敌伪顽反动势力，争取抗日力量，以突袭的方式打击坏中坏。通过对敌一系列的斗争，在敌占区群众不断觉悟的基础上，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向外发展。
武工队在行动上采取高度分散的战术，昼伏夜出，行踪不定，力求隐蔽。在战斗时要求特别机动灵活，对小股敌人和最坏的汉奸打完即走，使敌人找不到行踪。当武工队在某一地区站住脚根，八路军小部队随即跟入，支援武工队活动，扩大对敌斗争规模。
鲁南军区武工总队成立之后，各军分区和部分县、区都相继建立了武工队，并配备了坚强的领导骨干，挑选当地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武工队工作，并兼任当地的党政领导职务，以利开展活动。军区对调到武工队工作的人员，事先对其进行一些特别的训练，提高其军事、政治素质，特别是提高机动灵活地对敌斗争的战术水平，专打小股敌人和最反动的汉奸，打了就走，使敌人摸不到武工队的行踪。公开打击敌人时，则以小部队作掩护。镇压汉奸特务时，均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公布其罪状，以杀一儆百，争取群众。对一般的敌伪人员.则以武力威胁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迫其成为倾向八路军的两面人员，使其名干伪事，实为八路军办事。对伪军经过做工作，能促使其投诚起义的则采取其早日反正投诚；一时不能投诚的，则争取其成为人民抗日武装的内线，及时提供敌伪情报。
临枣武工队在军区武工总队的领导下，自1943年夏出山之后，活跃在临城至枣庄铁路支线两旁，同铁道大队、峄县县大队密切配合，战绩突出。在一个隆冬的黄昏时刻，武工队队长王俊清率队员褚思珍、黄敬让等在县大队刘钢连的配合下，巧妙地进入伪邹坞乡公所，首先制服哨兵，缴了20余名伪军的枪，击毙了伪乡长王子绍，临走放火烧了伪乡公所。待日军前去增援时，武工队及峄县县大队早已远走高飞。
临枣武工队第二次战斗是搞掉了齐村的“钻眼”。武工队住在临枣铁路南侧的夏庄村联络员王玉成家时，据王介绍，日军为掠夺枣庄煤炭资源，在枣庄周围设了很多钻井队，每个钻井队都有曰军和伪军警卫，齐村钻井队驻有5名日军、30名伪军和一名日本工程师。伪军中有一名叫吴宝富的永安人，家境贫寒，而且干伪军时间不到一个月。武工队按照王玉成的介绍，很快将吴捉来，经教育后放回。半月后，吴宝富主动向武工队报告齐村伪钻井队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并提出协助搞掉齐村钻井队。在一天晚上8点钟左右，临枣武工队和峄县县大队一个班从天生桥出发，吴宝富担当向导在前面引路，很快抵达齐村伪钻井队附近，首先由队员刘炳南、褚思珍生擒了两名伪军岗哨，接着发出信号，部队冲上来，迅速进入日伪军居住的屋内，击毙了5名日本兵，活捉了两名日本工程师和30名伪军。缴获步枪35支、机枪1挺、掷弹筒1个和子弹数千发以及自行车1辆。直至第二天上午，枣庄日军才发现齐村钻井队日伪军被全歼。
1943年隆冬一天，永安地下交通员马文法在枣庄澡塘洗澡时获悉，枣庄日伪军第二天要到临枣铁路南侧几个村庄抢粮的情报之后，马上报告给武工队。第二天拂晓，武工队和峄县县大队一部在香城村北设伏，击毙了作恶多端的伪军头子郭万有，生俘伪军20余名，使日伪军的抢粮计划彻底破灭。时隔不久，武工队又经过多方侦察，没费一枪一弹，又全歼了十里泉日军卫星据点山阴保安队队长李培勤以下32人。从此，临枣武工队在枣庄地区声威大振。
兰西武工队是由鲁南军区五团一部和兰陵县第三区中队合编而成的，他们在正副队长王芗南、郑惕和正副政委郝维实、郭仲选率领下，活动于枣庄东部的新兴、黄山屯和郭里集一带，做伪军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例如，石城崮伪据点的伪军副大队长王怀芝被武工队争取之后，为武工队提供了许多敌伪情报，敌人多次“扫荡”都惨遭失败。王病死后，伪军内部分裂,兰西武工队在军区五团四大队配合下，立即拔除了这个据点，生俘全部伪军。但是不久，峄县日军又派了一个分队和200名伪军再次占领石城崮并安插了据点，兰西武工队不断袭扰，不到两个月，日伪军怕复被全歼，便连夜撤走，石城圍被解放。
微滕武工队由正副队长宋宪璋、鲁周率领范有功、庄玉铭和岳岱衡等12名队员，活动于滕县津浦铁路以西至微山湖一带。他们在搞好上层统战关系和维护好地方治安的同时，狠狠镇压了通敌叛国，残害抗日干群、鱼肉百姓的叛徒、汉奸、特务、伪乡长等，为民除了害。他们还配合滕沛县大队先后拔除了多处日伪据点。
另外，鲁南军区还于1943年夏组建了一支由军区营、连、排干部和一一五师民运部工作人员组成的武工队，队长亓安昌、政委靳怀刚，在邹滕东部边沿区开展活动。该武工队分为四个小组，其主要活动地区为：毕秀山小组于冯卯、城头一带，韩成钧小组于桑村一带，朱英小组于仓沟、王井一带，张西池小组在津浦路西部的鲍沟一带。后来这些小组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在这一地区相继拔除了许多敌伪顽据点，巩固和扩大了鲁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底，中共滕东县委书记王右池因赴区党委参加高干会议，武工队长亓安昌奉命主持滕县县委工作。
1943年6月，冯起遵照鲁南军区的指示，率韩继堂、郑西琴等8名精干队员插入湖东地区开辟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在武工队的基础上发展了7个区中队，并组建了湖东县大队，冯起任大队政委，张文桐、郑西琴分别任正副大队长。湖东县大队在鲁南军区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很快打开湖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并相继建立了中共湖东县委和湖东办事处。保卫麦收，挫败日伪顽军的抢粮计划是鲁南武工队和游击队又一重大历史功绩。
1943年5月，微山湖区的小麦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这是湖区抗曰军民忍饥挨饿战胜种种困难开荒耕耘、辛勤劳作的成果。驻沛、滕两县的日伪军却强令区、乡、保长进行征粮，以达到“以战养战”和经济封锁抗日军民的双重罪恶目的。驻湖区的国民党顽军申宪武部、冯子固部亦想坐享其成，先后下令征收麦子，并准备抢粮。为了粉碎日伪顽的抢粮计划，保卫湖区群众的利益和解决抗日根据地粮食供给困难，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在麦收之前搞一次“武装大请客”一一把以临城、夏镇为中心的沿湖一带的区乡保长“请”到鲁南山区，使敌人失去耳目，结合武装斗争，粉碎其征粮计划。这次行动，以武工队、铁道大队、微湖大队为主，湖区党政军民统一部署，联合行动。文“请”为主，武“请”辅之。
鲁南区党委敌工部长韩去非召集参加“请客”的武工队、游击队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临城、沙沟铁路沿线由铁道大队负责；张汪、欢城由鲁南军区武工队负责；夏镇、傅村一带由微湖大队负责。三支武装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将伪警备大队长、伪警察局长、伪区乡保长、叛徒、汉奸等110多人全部“请”来，并将“客人”“护送”到鲁南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这批“客人”经一个多月的教育后，除罪大恶极的夏镇伪警备大队大队长张德普、伪乡长朱恒森、叛徒伪区长朱继广三人被镇压外，其余全部放回。这些人回来后，有的洗手不干了，有的虽然继续干，但已是“明保曹操，暗通汉室”了。沿湖地区的伪政权经过这次打击，基本上被摧垮了，为湖区抗日斗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广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在坚持边沿区、游击区的斗争和开展敌占区工作中，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广泛地开展了政治攻势，加强了对敌伪军、伪组织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和对敌占区人民的宣传工作。除了经常的政治攻势之外，在战争形势发生某些变化时，或者在敌人的一些传统节日里(如日本的樱花节），还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政治攻势。政治攻势是和游击战争相结合的，在边沿区，可以包围据点喊话，散发张贴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在敌伪控制较严的地区，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进行，以免暴露自己的力量和过分刺激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主要力量就是活跃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小部队、武工队、地方武装和民兵。
政治攻势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敌伪军。由于伪军与日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武工队争取瓦解的主要对象又是伪军；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武工队也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对敌伪军喊话和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电话是开展政治攻势的重要手段。在喊话或通电话中，武工队以生动的事实揭露日军对伪军的各种欺骗，揭露了日军利用伪军“推完磨杀驴吃”的阴谋和国民党错误的“曲线救国”政策，说明人民力量强大，指出他们的出路。在喊话时，武工队以说服教育的口气，不使用谩骂讽刺的语言，使敌伪军很受感动。经武工队员反复喊话之后，一些敌伪据点之敌对武工队员的态度逐渐改变，有的在喊话完毕时鼓掌致谢，有的日军把喊话人员称为“八路军朋友”。
武工队还普遍地利用伪军家属作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1943年以来，各地都进行伪属登记，不断地召集伪属开座谈会，经常向伪属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宣传八路军的胜利和抗战形势，要求伪属劝说其亲属改邪归正，在伪属中展开了“唤子索夫运动”。为了配合这一工作，抗日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回归伪军招待所”，大量印制和散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这些办法，对瓦解伪军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武工队还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争取伪军的方法。伪军人员中谁作了一件对八路军、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记一个红点，谁作了坏事，就给记一个黑点，并把事实登记起来，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到惩罚。武工队先将这种方法向伪军喊话宣传，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黑点”多而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以打击镇压。如济宁县石佛集据点的伪军中队，在济宁日军宪兵队长高桥的直接掌握下，经常为非作歹，不理睬人民抗日武装之警告，八路军兖济武工队即在伪中队长倪令霭赶集之时将其击毙，以后该据点伪军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伪军害怕惩罚，有的利用“关系”询问武工队“作了坏事改了行不行？”有的伪军官因怕记“黑点”，注意了约束士兵。这种办法，限制了伪军作恶，维护了群众利益，便利了对伪军的争取。
鲁南八路军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争取瓦解日伪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八路军对日伪军俘虏一律不没收其私人财物，不侮辱人格；对伪军俘虏，经过教育后，根据本人自愿，愿留者欢迎其参加抗战，愿去者发给路费，欢送回乡。这种优待俘虏的政策，大大削弱了日伪军的战斗力。在滨海之赣榆地区，八路军曾先后释放俘虏五六百人，有的伪军被人民抗日武装捉、放达六七次之多，以后人民抗日武装攻打赣榆时，伪军大批投降。对日军俘虏，除少数释放外，多数送交日本反战同盟进行教育感化。
日本反战同盟在对日军的争取瓦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揭露日本军阀对士兵的种种欺骗，揭露日军中的黑暗、日军的侵华罪行、日本士兵所受的压迫以及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反战同盟是在华的日本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自动组织起来的一个进步组织，总部设在延安。全国14个省(市）都设有支部，部分地区设有分支部。日本反战同盟山东支部鲁南分支部于1943年5月12日在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成立，在鲁南的日本人及部分朝鲜籍抗日工作人员参加了该会。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负责人、军区城工部负责人以及反战同盟山东分会负责人本桥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小岛为分支部负责人，田中为组织部长。分支部成立后，盟员在小岛的领导下，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经常协助八路军主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向敌人喊话、通电话，“现身说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谣言。他们还经常到敌占区用日文写标语、传单、教唱思乡歌曲。每逢日本人民的传统节日，他们便带领敌工人员秘密向敌据点里送樱花、食物、宣传品及慰问袋，使日本侵华军政人员深受启发和教育。
日本反战同盟鲁南分支部的盟员积极进行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取得很好的战果。同时，他们还经常拿起武器，同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起，投入反击敌人的“扫荡”。盟员田村伸树和小山口，于1943年夏被分配到鲁南独立支队工作。他们二人同支队的广大官兵同吃同住同战斗，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尤其是同鲁南铁道大队官兵一起战斗生活的时间长，友谊深厚，直到二人回国后还同铁道大队的刘金山大队长有通信联系。
政治攻势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敌占区人民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武工队在敌占区是以秘密召开群众会、士绅会、知识分子会，传递宣传品或耳语等方式，向人民宣传抗战形势和对敌斗争方法等，对提高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热情起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攻势中，武工队充分利用了宣传品这一有力的斗争武器，把大量的宣传品送进敌据点。为了加强宣传品的效果，对日军的宣传品，特别注意了印刷精美、文字生动和富于日本民族色彩；对伪军和敌占区人民的宣传品，则采用年画、唱本、戏剧、历书等不引敌注意的形式和编印《岳飞传》、《灭曹归汉》、《八月十五杀鞑子》等暗示抗日的故事书，以利于流传。各种宣传品，通过邮局寄递、秘密传送、散发、张贴等方式，不断地散布到敌伪据点和敌占区去，有的贴到了敌伪的炮楼和城墙上，有的被送到敌人的枕头下。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不断胜利和政治攻势的深入开展，伪军逐渐转向人民，纷纷与八路军拉关系。加之，鲁南军区还有计划地派遣了一些忠实可靠的骨干，打入伪军组织内部，进行瓦解工作，使伪军与八路军建立关系者日益增多。1943年，鲁南地区的伪军、伪组织中的革命两面派“关系”，已发展到上百个。八路军对伪军中的“关系”一般采取令其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策略。根据不同对象，或令其提供情报，或掩护武工队活动，或继续扩大抗日力量，只有在工作需要或被敌发觉时才组织起义。一般伪军都不敢坚决与人民为敌，在参加“扫荡”、“蚕食”时，作战消极，有的故意闪出空隙，放出被围的部队和群众。有些伪军、伪组织能够掩护进入敌占区活动的人员，或帮助这些人员通过敌封锁线。伪军被瓦解逃亡者数量大大增加，日军投诚和被俘的人数也迅速上升。敌占区人民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八路军，有的人搬家到根据地，广大青年纷纷到根据地求学、参军。日军对政治攻势非常恐慌，在其内部通报中不断惊呼“中共反正谋叛工作在各地推行，逐渐奏效”，“各据点连续发现日本反战同盟喊话宣传，应严加戒备”。但是，敌人无法阻止政治攻势的开展。政治攻势已成为配合军事斗争、孤立打击日军的锐利武器。
四、开展敌占城市工作，建立情报网开展敌占区城市秘密工作，是与根据地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的另一战线，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掌握敌占城市情况，了解敌人的动向，配合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共鲁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历来十分重视敌占城市的秘密工作，不断派遣精干人员通过社会关系打入枣庄、峄县城、临城、台儿庄、贾汪及徐州、济宁、兖州等地，发展情报员，建立情报站，搜集情报，分化瓦解敌人。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就选派人员打入敌占区，甚至打入伪军内部，侦察敌情，发展力量，筹集资金或购买物资，掩护共产党军政人员，待机里应外合歼灭敌人。如1938年秋，义勇队第一总队，派孙继德打入峄县伪警察局任二等巡官，经过孙继德一年的争取和瓦解工作，团结了许多伪军士兵，获得了峄县城日伪军大批重要情报，并及时转送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日军纠集大批兵力进山“扫荡”，峄县城敌兵力空虚，人民抗日义勇队在孙继德的配合下夜袭峄县城，一举成功。
1939年4月，中共峄县县委为了开辟峄县城内的工作，决定建立峄县城市工作支部，张捷三任书记，张逸轩任副书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鲁南抱犊崮根据地提供情报和购买笔、墨、纸张等用品。同年11月，峄县城市工作支部扩建为城区工作委员会，张逸轩任书记。翌年10月，城区工委被敌发觉，张逸轩和部分成员先后转移到外地，工委遂停止活动。
1938年10月，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在抱犊崮山区东部埠阳一带活动时，为及时掌握枣庄矿区敌情，派遣三大队排长洪振海、王志胜返回故乡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经过洪、王二人一年多的努力，在敌人心脏枣庄矿区发展抗日情报员十余人，后经上级批准，建立了八路军鲁南铁道队，即后来举世闻名的铁道游击队。与此同时，中共鲁南特委相继派遣鹿广连、马平、李康和史天放等人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掩护从事抗日情报工作，并建立了党的矿区支部，1940年初遭敌破坏。鲁南特委还派遣会门工作科长丁平到滕县开展对道会门团结瓦解工作，很快瓦解了“九宫道”，争取了培贤道，并对道首和骨干分子加以教育培养，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1942年春，中共鲁南区党委更有计划地抓了城市地下工作，在区党委组织部设立点线工作科，调原鲁南区党委会门工作科长丁平任科长，后来调聂桂田任干事。同年秋，点线工作科改名为城市工作科，重点抓敌占区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地下工作。1943年春，鲁南区党委为加强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把城工科改为城工部，王少庸任部长，丁平任科长，干事除聂桂田外，还有刘金鼎、冯克玉和高原等人。与此同时，中共鲁南一地委亦成立了城工科，王玉林任科长。鲁南一地委城工科主要领导济宁、兖州、曲阜、泗水和邹县的地下党的工作。1943年夏，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刚在鲁南干校学习结业的阎洪元打入兖州，通过社会关系到兖州警务段工作，后转到兖州北部的一个小车站。经过阎洪元积极工作，不仅团结了警务人员，还团结了大批铁路工人，后因被敌特发现，阎安全撤出，兖州地下党组织也安然无恙。兖州南娄庄地下关系程敬平、冯长进除积极开展兖州敌伪据点的伪军工作外，还掩护了城工部派去的冯克玉以小商贩为职业掩护，在兖州南部一带活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久，李希亭又到这一地区工作。他们经过敌伪军多次搜捕，在群众的保护下，都机智地脱了险，党的工作没受任何损失。但是，程敬平不幸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济宁市水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敌人派重兵把守。早在1941年5月，中共湖西地委就派专署贸易局长王志成带领张振东、李健民、杜玉森和汪洋5人以粮商为职业掩护打入济宁城内。开始在四明粮行经销小麦，稳住脚以后，又在地下交通员刘永海的协助下在南关外小闸口运河西岸的三官庙开设“复兴炭厂”，经销由枣庄运来的煤炭。贩运煤和焦炭的商贩多系王志成家乡夏镇南庄一带的老乡、熟人，有的本身就是地下交通员，传递敌情报很方便。同年秋，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急需的文具用品不好解决，王志成利用开炭厂赚来的钱购买了钢板、钢笔、腊纸、油墨和油印机等，派人送往根据地。同时，还协助专署总务股的王友明采购了根据地急需的其他物品。王志成等人由于有了职业掩护，还很快发展了一批抗日情报员，并吸收了伪水上自卫团团长顾维新入党，掌握该部武装。同年夏末，以王志成为书记的济宁地下县委在济宁小闸口建立，同时，还在这里建立交通站，购买药品、子弹等，动员了许多青年奔赴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同年秋被日特察觉，炭厂和济宁城乡的几个联络点都遭破坏，王志成、张振东等被日军宪兵捕去，押解济南。王志成、张振东英勇不屈，就义于白马山下。济宁地下县委遭敌破坏，顾维新也遭敌杀害，汪洋成了可耻的叛徒。
鲁南一地委城工科先后派周建华、李希亭等人打入日军占领的济宁从事地下工作。周建华是回民，他利用阿訇的关系，在济宁市隐蔽工作较久，团结了大批回族抗日群众。李希亭在济宁是以手工业工人身份出现的，和该行业中广大手工业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周、李二人密切合作，在济宁获得了大量的敌伪情报。
鲁南区党委于1942年秋派杨萍到曲阜、泗水的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他隐蔽在其姐夫、地下党员刘玉文家中，领导曲、泗边区的党的工作。他在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发展党员等项工作中，成绩非常突出。1943年春，中共鲁南一地委派冯克玉到曲阜，与在曲阜城开展地下工作的孔广洞、王鹤仁组成中共曲泗邹城市工委，冯任书记，孔、王为委员。他们与地下党员乔尚祯、乔志洞父子俩人，协力展工作，不但为抗日根据地提供大量敌伪军情报，而且动员了一批知识青年和上层人物参加抗日斗争。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冯克玉察觉后及时转移脱险，孔广洞和乔尚祯、乔志洞三人被顽军抓捕后活埋，壮烈牺牲。同时，汤一彭奉命到泗水城，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动员一些爱国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武装。1943年初，中共鲁南一地委城工部派张文适到邹西从事地下工作，他以雇工身份为职业掩护，同该地的地下党员彭建民密切合作，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在枣庄矿区，鲁南铁道大队离开枣庄之后，1942年秋，鲁南区党委城工科派韩廷瑞到齐村寨子煤矿从事地下工作，获取了大量敌伪情报。同年10月，鲁南区党委城工科派张协打入枣庄矿区，住在老火车站杨学升家，以拉黄包车为职业掩护开展工作，与煤矿工人建立了密切关系，搜集到大量枣庄敌伪军情报，并及时传递到根据地。同时搞到一些雷管、炸药和医药品送往根据地。1943年夏，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鹿广连（黄牧平）到枣庄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担负着徐州、临城、峄县、枣庄等地下工作网的联络工作，使党的地下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发展了许多情报员，设立了联络点，建立了交通线、交通网。同年夏末的一天深夜，鹿广连和铁道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刘依勤在枣庄西部的聂庄完成争取伪军工作后，向其他村转移的途中与日伪军遭遇，突围中壮烈牺牲。日军将鹿广连的头颅割下挂在枣庄示众，后被地下工作者偷回与其遗体一起掩埋。
1943年4月，聂桂田受鲁南区党委城工科的派遣，利用帮会关系打入峄县城伪警备大队，在伪警备大队长庞明学处当文书，保管大队的关防大印、机密文件和武器弹药。他利用职务之便，广交朋友，争取伪军官兵；获取大量情报，送往根据地；破坏伪军的枪支、弹药，使伪军与抗日游击队交火时枪弹变“哑”；还将盖有关防大印的空白公文信笺送往抗日地下工作者手中，为开展抗日活动提供方便。后来，聂桂田又拜伪军中队长孙敬臣为师，利用师徒关系开导争取孙敬臣。直至1944年8月安全撤出。1945年8月，聂桂田又奉命潜入枣庄，争取了驻守枣庄西车站的孙敬臣部队，在八路军鲁南部队进攻枣庄时，孙敬臣如约让开通路，鲁南部队兵不血刃突入城里，全歼庞学明部。
临城是徐州、枣庄、峄县城的枢纽。日伪临城据点是威胁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钉子。1940年秋，铁道大队由枣庄转移这一带之后，为开辟该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在中共鲁南运河地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临城特区，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任区长，魏尚武任副区长，不久，魏调离，由铁道大队短枪队指导员黄岱牲兼任副区长。从此，铁道大队领导经常以区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开展对敌斗争，掩护党政军领导人过路.有时也为根据地征收部分税款。1943年初，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程秉文到临城以商人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并很快与铁道大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利用干商业的有利条件，为八路军购买了大批药品和军需物品。临城火车站老铁路工人李连生家属宋安是党的出色的女交通员，她在抗日情报站的刘金鼎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积极搜集临城的敌伪情报，多次完成了非常艰险的递送抗曰情报任务。同时，她还动员了许多青年和自己的子女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地下党员许广友在刘金鼎领导下，在临城火车站也搜集大批抗日情报，后因暴露身份，奉命参加了铁道大队。后来，丁平又以小商贩身份打入临城、官桥一带，团结了一批铁路工人、搬运工人和小商贩，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沙沟地下党员赵玉胜、王懔昌以卖卷烟、馒头和跑单帮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还有临城吕沟的曹伯越自1943年参加鲁南区党委城工部训练班结业返回原籍后，很快发展了一批抗日情报员，在吕沟建立联络点，为后来铁道大队护送干部过路提供了方便。
1943年春，刘向一、王磊和李益民等按照鲁南区党委的指示，在峄县南部地区组建了峄南秘密县委，刘向一任书记。峄南秘密县委在城工部的领导下，重点负责徐州东部和临城、枣庄之间的党的地下工作。刘向一以开笔墨文具店做职业掩护，有时肩挑文具到四乡串买，以领导地下党员开展对敌斗争。县委组织部长王磊以油挑小贩作职业掩护，串乡叫卖，身穿破衣，满身油溃。后来，王磊的夫人李芳奉命也到峄南活动，佯装同王不相识，经刘向一和其他地下党的人员“说媒”，导演了一出“卖油郎喜娶花魁女”的喜剧。县委宣传部长李益民以教小学为掩护，向青年和学生宣传抗日，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军参战。1943年秋，刘向一因身份暴露撤出，王磊、李益民和李芳仍在当地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地下工作。
另外，鲁南区党委城工部自1943年起，还相继将张宪金、王翰秋、陈济、程振海、张华友和王坤等人派往日本重兵把守的徐州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有的在面粉厂当工人，有的在铁路上当搬运工，有的在汽车修理厂当技工、木工，还有的在天主教堂当杂工、在理发店干小工和在运输队当搬运工，无论以什么职业作掩护，都能在徐州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把敌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鲁南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在鲁南区党委城工部的领导下，由于鲁南广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积极努力，自1943年夏，鲁南敌占区的各个重要城镇和交通沿线均建立情报站，很快形成了抗日情报网，培养了大批地下党的干部，在敌占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了群众，瓦解了一大批敌伪顽军，协助武工队、地方武装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同时，还对敌占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等问题作了调查，为共产党、八路军制定新区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五、搞好军工生产，保障后勤供应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扩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到抗日战争后期，仅鲁南军区所属的军工企业已发展到7个，有手榴弹厂、枪榴弹厂、被服厂、鞋厂、绑带厂和木工厂等，军工人员达1100余人。有些兵工厂起初都是非常简陋的，几间草屋加上烘炉、锤子、钳子和简易工作台，几乎完全是手工操作，尽管条件非常差，但是由于工人们怀着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辛勤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还是非常好的。随着设备的不断更新改造，工人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从单一产品很快发展到多种产品，产品性能和质量亦提高很快，深受鲁南广大抗日官兵的欢迎。
鲁南区在战争频繁、人力和物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军区所属军工企业不仅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生产，还抽出部分军工厂的工人协助军分区建立了军工厂，帮助部分中心县委建立硝磺局，并从部队抽调一批战士培养成技术工人。鲁南军区所属军工企业主要产品分两大类：一类是军用被服鞋袜，另一类是枪械弹药，这都是部队必不可少的。早在1940年夏天，八路军苏鲁支队就在夏镇的三孔桥办起了被服厂。当时苏鲁支队活动于抱犊崮山区，缺衣少食，搞到了白布没办法染，即使染了的布，也没法做成军衣。为解决这个问题，支队长张光中便派军械股长傅保田回到其家乡夏镇三孔桥办起了苏鲁支队被服厂。他在战前老共产党员郑安良（郑一鸣）、张新华（张运海）、王志成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搞来了白布，还能将白布涂上桐油，做成油布供部队防雨用。这个被服厂坚持了半年，便被日伪查封。
1941年7月，鲁南军区为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冲破敌伪顽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自力更生渡过难关，又在荆山寺建立军区被服厂和制鞋厂，同时在康阜庄还建立棉纺织厂，经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基本解决了鲁南部队被服供应问题。同年11月，日军纠集5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后，又返回“扫荡”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军区被服厂、纺织厂和制鞋厂均遭敌破坏，原料被日伪军洗劫一空，部队越冬服装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同年冬，鲁南军区抽调参军前曾学过裁缝的苏鲁豫京队第一大队干部宋养春重新筹建军区被服厂。当时，军区只有一架缝纫机，又抽调十几名学徒工，在抱犊崮山区建厂，条件很艰苦，机器少，原料不足，困难重重。宋养春一面教学员裁剪和缝纫技术，一面采购土布和染料，经过土法漂染后制成军衣，供应部队。当他们在费南刘井村杨大娘家制军衣时，突遭顽五十一军包围。顽军抢走了唯一的一架缝纫机，并抢走了制衣原料。教二旅五团奉命立即组织了便衣队，又巧妙地从顽军手中夺了回来。尔后，五团又派出夜袭队，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重兵把守的枣庄从敌人手中夺回了3架缝纫机。为解决制衣原料问题，鲁南铁道大队奉军区之命，又在临城南部津浦铁路线上成功地截击了敌军用列车，缴获细棉布千余匹，还有7架缝纫机。后来，军区又筹集到部分资金，先后又从济南和连云港购买46架缝纫机。这样，加上原来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有57架缝纫机，很快办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被服厂，解决了1941年冬季部队被服问题。
1942年，敌人继续疯狂地“扫荡”、“蚕食”和封锁鲁南抗日根据地，制衣原料非常缺乏，军民自力更生，利用土法纺线织布，然后将白布用谷草灰染成灰布。把槐籽、槐叶、石榴皮和石头上长的暗绿色苔藓等混合成绿色染料，将白布染成草绿色。后来，还动员根据地商人到敌人占领的平邑、滕县、邹县和徐州采购布匹与染料，使鲁南军区被服厂制成的军衣和被服源源不断地供应部队，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鲁南军区被服厂曾涌现出许多心灵手巧、爱厂如家、舍身救厂、不怕困难的好工人，马文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废寝忘食，改进染布工艺，一年就为厂里节约了200万元钱，四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整个鲁南军工系统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学习劳动模范马文忠的运动。
1943年春，鲁南一行署在邹县尼山区大峪口建立了拥有23台织布机的织布合作社，不久改称鲁南织布厂，张保臻、张坤先后任厂长。织布厂从外地购来棉花，分发给各妇救会组织妇女纺线，每1.5斤棉花交1斤线，剩余棉花作为报酬。鲁南织布厂生产了大量棉布供应部队和党政机关，不但解决了鲁南区党政军被服困难，而且增加了根据地群众的收入，密切了军民关系。
鲁南军区枪械弹药生产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成立之初，总队就建立了军械所。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在军械所基础上，扩建成炸弹厂、子弹厂，军工人员发展到100余人。1941年3月，随一一五师后勤机关迁移到滨海地区。
1941年6月，鲁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由军区供给处招收当地的木工、小炉匠、爆竹火药工匠等20余名乡间手艺人，在赵锝县（今苍山县）大冶村建立第一(直属）兵工厂，主要试制手榴弹。同年11月，因日军“扫荡”，第一兵工厂由大冶村迁至滕县四乡公家庄，又调来几名技术工人，从此开始生产手榴弹和修理枪械。1942年2月，鲁南军区派吴占奎到第一兵工厂（又称手榴弹厂）任厂长，同时又派来15名学员。这时，该厂日产手榴弹300枚。到1944年初，该厂转移到费县葛家峪村，全厂职工已发展到140多人，除生产手榴弹外，开始生产地雷、枪榴弹。
1943年2月，鲁南军区决定：将分散的小型兵工单位集中到平邑县五区王家庄合建成鲁南军区兵工厂，黄少华任厂长。后厂址由王家庄迁到梧桐沟，开始生产各种型号的子弹和研制迫击炮。
1943年10月，鲁南军区从直属兵工厂抽调骨干，在赵锝县牡丹池村建立第三军分区兵工厂，张喜山任厂长，刘宝俊任政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打制剌刀、修枪械和试制手榴弹。第二年3月，该兵工厂正式投产，月产手榴弹3000枚，刺刀200把。
1944年9月，鲁南军区由直属兵工厂派出骨干，并从部队和地方抽调和招收部分青年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邹县独山湖畔的苗家村建立第二军分区兵工厂，张耀林任厂长，邢凤军、胡晓凤先后任政治指导员，共有职工100余人，主要任务是修枪械和制造手榴弹。
1944年12月，鲁南军区从直属兵工厂抽调骨干，并从部队和地方抽调部分战士和雇请一些工匠，共计100余人，在邹县城前附近建立第一军分区兵工厂，蔡宝山任厂长，王振南任政治指导员。主要生产手榴弹和修枪械。
至此，鲁南军区和3个军分区都建立了兵工厂。鲁南直属的兵工厂，从制造手榴弹开始发展到生产枪榴弹。尔后，经过全体工人的艰苦努力，不仅枪榴弹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还能生产枪榴弹筒和反坦克燃烧弹。鲁南军区兵工厂从开始只能翻新各种型号的子弹，到后来能够研制成功迫击炮。迫击炮和反坦克燃烧弹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反攻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迫击炮能打死角的优点，多次较顺利地攻克敌人盘踞的城堡和据点；利用燃烧弹多次击毁日军的辎重汽车和坦克，迫敌辎重部队不敢轻举妄动。总之，枪榴弹、燃烧弹、迫击炮成为鲁南八路军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鲁南兵工厂生产的大发展，改善了鲁南八路军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实施对日伪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六、进行货币斗争，加强财政经济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流行着三种货币，即北海币、法币和伪币。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1941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决定：为了统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币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巩固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海银行总行于4月1日发行新钞。要求山东各界人民所有持法币者悉数兑换新钞。一切公粮、纳税、交易、存款等，一律使用新钞。1942年秋，法币贬值，敌人向抗日根据地大量投放法币用以掠夺物资，加剧了根据地的困难。为此，山东抗日军民展开了对敌货币斗争。其方针是：排挤法币、伪币（亦称伪钞），建立北海币市场。胶东、鲁西和鲁南相继停用法币和伪钞，与敌进行货市斗争，粉碎敌人向抗日根据地倾投法币和伪币、操纵贸易、掠夺资源的阴谋。
鲁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帮助下，对日伪顽军的斗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即使在对敌斗争比较艰苦的1942年，鲁南抗日军民在对敌人展开军事斗争的同时，亦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尤其是对敌货币斗争方面，为了阻止敌人向鲁南抗日根据地倾入大量的法币和伪钞，掠夺抗日根据地的资源，搜刮根据地财富，北海银行鲁南支行于1942年秋在滕县、峄县和边联县等县设立办事处，统一领导该县的排挤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北海币的工作，建立人民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
1943年鲁南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斗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资基础。
鲁南抗日军民对敌展开货币斗争取得较大胜利。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币升值，已达到1:6。1943年以后，由于日军在各个战场上惨败，在敌占区大量发行伪钞，使伪钞一天天贬值。由于鲁南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对敌斗争不断胜利，至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日伪发行的伪钞在解放区几乎绝迹。
1944年春，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在滕县、峄县等大部分县（市）工商局设立了金融股，主要管理银行货币的发行和回收，进行农业货款和合作社贷款工作，大力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扶植工作，并取得可喜成绩。
1942年，山东省党政领导向全省发出发展农业、手工业，稳定金融，厉行节约，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号召。1943年鲁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税务局的主要职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全年内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同时，鲁南区还加强了财政管理，实行财政预决算，规定了开支标准，尽力减少支出，厉行节约。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建立之后，停止了四县边联流通券的使用，禁止伪钞在市场上流通，使法币继续贬值。全区通用山东抗日根据地印制的北海币。
鲁南区自1942年开始，改进公粮征收办法，由原来按地亩平均征收，改为累进合理负担，按户按地亩的实际收入，故定了起征点和最高限额。起征点以下者免征，起征点以上者实行累进。这样，既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又增加了公粮的收入，很受解放区农民的欢迎。
1942年以前，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多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根据地内的粮食、棉花、食盐和花生油、羊毛等物资要限制出境，以限制法币和伪钞流入根据地，同时也防止日伪利用非法印制的大量伪钞到根据地掠夺物资，粉碎了敌人对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工作，1943年11月鲁南工商管理局成立。专员李乐平兼任局长，耿荆山、宋鲁泉任副局长，李作森任监察委员。同时，鲁南各县都相继建立了工商管理分局。根据鲁南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鲁南工商管理总局及各县工商管理分局与同级银行合署办公，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加强贸易管理，发放贷款，扶植工农业生产。1944年，该机构还担负着保障供给、发展公营企业的责任。主要措施是：实行主要商品专营制度，防止私商招商或过于压低物价，影响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同敌占区经济往来中，力争高价输出根据地的土特产品，低价输入工业品，以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同时，还禁止棉花、羊毛等物资流入敌占区，以利抗日军民的战备供应。对食盐和花生油实行专卖，对白酒实行专酿、专卖。
鲁南抗日根据地自实行新的贸易政策之后，经济形势大有好转，调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植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品的供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因统一领导了对敌经济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经济封锁，还利用输出的物资换回了根据地必需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械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鲁南工商管理部门还鼓励城镇居民和农民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人民纺纱织布，组织群众榨油、酿酒等。这些土特产品除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外，还设法输入大城市，换回大批的军需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以改善鲁南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装备和人民生活。
鲁南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经验,培养造就了大批懂经济会管理的经济干部，为解放区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公营企业的大发展，根据地经济收入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到抗日战争末期，公营企业的利润已成为鲁南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