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二章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鲁南工人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加紧控制和掠夺下，中国经济凋敝、政局陷入内争迭起、战乱延绵的极端混乱境地，中国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镇压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勇敢地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任。党首先以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这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原设在上海，后迁往北京，张国焘、邓中夏曾先后担任主任，下设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上海、济南等地方分部。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在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把斗争矛头直指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官僚，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独立、解放的道路。
党首先以主要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从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党领导较大规模工人罢工斗争先后有陇海铁路工人罢工、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涞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在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北伐，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发展和农民运动的高涨。
富有革命传统的鲁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也掀起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共鲁南地方组织在领导和参与工农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21年11月20日爆发的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也是党在鲁南领导的第一次工人罢工斗争。
陇海铁路始建于20世纪初，是北洋军阀政府依赖法国、比利时等帝国主义国家修建起来的，陇海铁路大权全部控制在法国、比利时资本家手中。北洋军阀政府甘当帝国主义的鹰犬，对中国铁路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全年劳动340多天，每天劳动在12小时左右，而工人月薪仅4至12元，加上种种克扣，所剩无几。更不能忍受的是外国资本家和把头对工人虐待及人格侮辱。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成立后，选派人员到陇海铁路沿线的郑州、洛阳、开封、徐州四大车站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工人运动。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徐州为中心，于11月20日爆发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徐州400名铁路大厂工人集会，徐州车站罢工委员会领导姚佐唐宣读了《陇海铁路罢工宣言》，号召工人弟兄团结起来，坚决进行“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的斗争，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同时派员到开封、洛阳、郑州等地串联，举行陇海全线铁路工人大罢工。
获悉陇海铁路罢工的消息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来到陇海铁路徐州站，领导全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罢工斗争中，徐州、洛阳、郑州、开封等站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全路工会隶属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这次罢工坚持了7天，造成陇海铁路全线交通中断,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恐慌万状，指令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和路局代表尽快解决。迫于压力，铁路当局只好答复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了洋总管若里，被开除的工人复工,给工人加薪等，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影响深远。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写给罗章龙的信中指出：“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次大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在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局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建议，于1922年2月派共产党员李震瀛到陇海铁路沿线筹建党组织。他在徐州站发展了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姚佐唐、程圣贤、黄钰成3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徐州站支部，姚佐唐任书记。同时，发展了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建立了团支部。
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驻徐州的军阀紧步其后尘，封闭了陇海、津浦两铁路工会，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姚佐唐不得不带领部分党团员转移到外地，徐州站的党团活动和工人运动被迫停止。
1926年6月，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建立后，便积极组织工人运动。枣庄煤矿工人在资本家和封建包工头的压迫和剥削下，过着下井挨打受骂出大力、上井饥寒交迫缺吃少穿的悲惨生活。而资本家和包工头却花天酒地，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非常尖锐。9月下旬，全国总工会转来一张“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布告。党支部将此布告贴在南大井绞车房旁边。这张布告在工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也大大触动了资本家的痛处。资本家立即将布告刷掉，并在工人中间散布流言蜚语，企图破坏工人的团结，阻止工人运动。
12月下旬，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枣庄矿区党支部以机电工人为主，组建了枣庄矿区劳工会，由共产党员张福林任工会主席，发展会员50多人，为工人公开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创造了条件。劳工会活动的中心地址设在机务处，工会用的笔墨、纸张、传单、标语等宣传品，便于利用翻砂车间来掩藏，开会地点大都选在绞车房，因绞车房是煤矿重地，不准随便出入，比较安全。自从成立劳工会后，矿工们的自发斗争走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自觉斗争。
1927年6月26日，北伐军李宗仁部第三路军第四十军到达枣庄。这天下午4点左右，中共枣庄矿区支部书记纪子瑞组织工人队伍，欢迎北伐军进矿，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欢迎北伐军！”“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等标语。在枣庄煤矿大楼召开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纪子瑞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讲了话。
这时，中共枣庄矿区支部看到全矿大多数工人都发动起来了，认为把煤矿工人组织起来公开同资本家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即在南大井绞车房召开了有张福林、蒋福义、程洪年、梁棠、郭长清、王文彬、陈亚伦等30多名党员和积极活动分子参加的会议，纪子瑞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第二天召开全矿工人大会，控诉资本家的罪恶，公开劳工会组织，并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条件。
第二天早上，千余名矿工上井后，每人一面小旗，排着长队洁浩荡荡地涌向会场，沉闷的矿山沸腾了。资本家非常害怕，赶忙命令护矿队关闭煤矿大门，造遥说外面有土匪滋事，工人出去有危险。但工人们谁也不信那一套，越聚越多。资本家看到这支庞大的队伍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只好开门放行。矿里的工人涌向矿外，与张福林在窑户铺内组织的矿外工人汇合在一起，奔赴会场。附近农村赶集的农民也涌进会场，更壮大了大会的阵容和气势。
会场北面临时搭了个台子，会场四周贴满了标语。大会由纪子瑞主持，北伐军代表应邀参加。中兴公司副经理胡希林被迫站在台前接受工人的提问。张福林等人以铁的事实控诉了资本家、封建把头欺压工人的罪行。许多工人都流下了眼泪，会场上顿时响起了 “劳工万岁！ ”“实行民主自由！ ”“打倒土豪劣绅！ ”等口号声。胡希林也只好低头认罪。这次大会大长了矿工们的志气，大灭了资本家的威风，充分显示出煤矿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
大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纪子瑞主持召开了有几百名工人代表参加的枣矿工人代表大会，宣布公开成立枣庄矿区工会。选出工会委员21人，张福林当选为工会书记，梁棠任会长兼宣传委员，程洪年任秘书，蒋福义、王文彬、郭长清、杜宝财等为委员。大会拟出了工会有权代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等16项条件。27曰上午送交中兴公司副经理胡希林。胡看完16条，推三阻四不肯答应。工人代表程洪年识破胡的阴谋，据理力争，迫胡立即当众签字，并警告他，如不签字，马上通告锅炉房拉响汽笛举行全矿罢工。迫于压力，胡希林才勉强在条件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矿工会还在煤矿大楼前斗争了警察局长杨竞业（外号杨八）。杨经常随意打骂工人，挨过他打的工人数不胜数，工人们都恨透了他。斗争会上，他一扫过去专横跋扈的态度，像泄了气的皮球，在愤怒的工人面前低头认罪，并保证今后不再打骂工人。
正当枣庄矿工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北洋军阀安国军第七军团长褚玉璞亲督徐源泉第六军、许琨第七军，分三路南下报复。7月20日，北伐军奉命南下，枣庄矿区工会决定组织500工人随军工程营，由张福林、巩继伦负责率领随军南下，为阻止北洋军阀南侵，工程营在北伐军撤出枣庄之前,首先破坏了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炸毁了王沟、峄县南关等几座大桥。一直随北伐军到达南京。此时，国共分裂已十分明显，张福林等负责人商量决定，工程营就地解散。多数人到了淮南、贾汪煤矿，一部分人随张福林于1928年初回到枣庄。
北伐军撤走后，枣庄又落入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原来资本家签字答复工人的16条从而化为泡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巨大摧残。处在资本家统治下的矿工更是倍受苦难。到1927年底，2万多名工人的枣庄煤矿，被资本家裁减得只剩下四五百人。大批工人失业，许多矿工及其家属饥寒交迫，有的冻饿而死。为了争取生存，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组织正是适应了这一形势，因势利导地将工人团结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鲁南工人运动的兴起，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是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鲁南工人运动的兴起，揭开了鲁南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第二节鲁南农民的反抗斗争
鲁南农民深受封建剥削压迫，历来就有反抗斗争的传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斗争又有了新的发展。
1922年11月，临沂西北部500多农民，手持木棍汇集在临沂县公署门前广场，要求减征苛税。当局被迫答应了农民的要求。
1923年秋，徐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郭子化从徐州七师毕业回到家乡，与本乡同学宋学端、王昌龙、许季诺、许锡三、王子愚、花子爱等人一起酝酿组织“峄黄植树公司”，进行“实业救国”的尝试。计划用林业收入兴办乡村教育事业，解决穷人子弟入学的困难。不料受到恶霸豪绅宋席珍、宋贯一等人的破坏，他们不仅企图暗杀郭子化等人，而且造谣郭子化等人把巨山卖给洋人栽树，要迁民房、挖祖坟。不久，受蒙蔽的数百名群众，手持各种凶器，到郭子化等七家抓人、放火。郭子化之父被抓，七家房舍、家具全被烧光。这就是封建势力一手制造的“巨山纵火案'事发后第二天，郭子化等七家受害者聚集到邳县城，除在县城控告外，还打电报到省督军署、省长公署，要求惩办祸首宋席珍和帮凶宋贯一、纵火犯李卓然和李明会。与此同时，“峄黄植树公司”派人去徐州、南京呼吁邳县旅外学生支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半年的斗争，罪犯终于受到惩处，受害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是五四运动之后邳县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枣庄抱犊圍山区在民国初年有数股被北洋政府称为“匪”的农民武装，尤以孙美瑶，孙美珠兄弟带领的武装为巨，他们联合起来抢劫富户，成立了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军与官府作对，1923年北洋政府派兵进剿，把抱犊崮团团包围。在紧急情况下，孙部出其不意在枣庄境内临城、沙沟之间的津浦铁路上拦截了一列北开的第二次特快列车，将包括美英法等5国外籍人在内的中外旅客200多人劫持上抱犊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此举，虽然以孙美瑶的被招安、遭杀害而告终，但却给予列强和北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初，铜山县东部花山一带，在张智冠率领下举行了农民暴动，抗议官田变价，红白枪会党也参加了暴动。徐州镇守使公署下令八义集、徐营全部军警前往镇压，结果暴动失败。
1925年9月，兰陵人袁永平为响应北伐战争，组织了国民革命军第一支队并任司令。9月30日，他率部与鲁军黄凤歧部在兰陵北边的向城展开了大战，一举挫败黄部，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紧接着向东开进，直逼临沂城下。这时驻城内的北洋守军保安团约1000余人，慑于革命军的声威，不战而降，革命军兵不血刃，顺利入城。但起义军缺乏经验，没有收缴北洋军的枪支，也未对其改编。后来革命军军需长又携军费外逃，致使部队失去了后勤供应，而北洋军却得到了喘息的时机。他们勾结江苏军阀，里应外合，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革命军仓猝应战，结果被赶出城，司令袁永平被诱杀。革命军秘书、投笔从戎的青年文学家王思玷率领余部转战沂蒙，返回鲁南路经抱犊嵐山区的孔庄村，到其同学杜若堂家，打算为革命军筹措给养，竟被反动同学暗杀，战士则零星散去。
上述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斗争，虽然打击地主、军阀官僚反动势力，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但由于这些斗争大都是自发的，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又提不出正确的政治纲领，因而得不到人民群众普遍支持和拥护，结果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大革命时期，鲁南地区的党团组织主要集中在徐州、邳县、曲阜、济宁、兖州等城镇和枣庄矿区，党团员总数大约15〇人左右，其成分大多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鲁南党的力量虽然十分弱小，但勇敢地领导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揭开了鲁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第一节鲁南工人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加紧控制和掠夺下，中国经济凋敝、政局陷入内争迭起、战乱延绵的极端混乱境地，中国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镇压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勇敢地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任。党首先以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这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原设在上海，后迁往北京，张国焘、邓中夏曾先后担任主任，下设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上海、济南等地方分部。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在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把斗争矛头直指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官僚，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独立、解放的道路。
党首先以主要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从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党领导较大规模工人罢工斗争先后有陇海铁路工人罢工、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涞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在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北伐，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发展和农民运动的高涨。
富有革命传统的鲁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也掀起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共鲁南地方组织在领导和参与工农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21年11月20日爆发的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也是党在鲁南领导的第一次工人罢工斗争。
陇海铁路始建于20世纪初，是北洋军阀政府依赖法国、比利时等帝国主义国家修建起来的，陇海铁路大权全部控制在法国、比利时资本家手中。北洋军阀政府甘当帝国主义的鹰犬，对中国铁路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全年劳动340多天，每天劳动在12小时左右，而工人月薪仅4至12元，加上种种克扣，所剩无几。更不能忍受的是外国资本家和把头对工人虐待及人格侮辱。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成立后，选派人员到陇海铁路沿线的郑州、洛阳、开封、徐州四大车站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工人运动。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徐州为中心，于11月20日爆发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徐州400名铁路大厂工人集会，徐州车站罢工委员会领导姚佐唐宣读了《陇海铁路罢工宣言》，号召工人弟兄团结起来，坚决进行“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的斗争，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同时派员到开封、洛阳、郑州等地串联，举行陇海全线铁路工人大罢工。
获悉陇海铁路罢工的消息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来到陇海铁路徐州站，领导全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罢工斗争中，徐州、洛阳、郑州、开封等站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全路工会隶属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这次罢工坚持了7天，造成陇海铁路全线交通中断,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恐慌万状，指令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和路局代表尽快解决。迫于压力，铁路当局只好答复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了洋总管若里，被开除的工人复工,给工人加薪等，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影响深远。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写给罗章龙的信中指出：“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次大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在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局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建议，于1922年2月派共产党员李震瀛到陇海铁路沿线筹建党组织。他在徐州站发展了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姚佐唐、程圣贤、黄钰成3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徐州站支部，姚佐唐任书记。同时，发展了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建立了团支部。
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驻徐州的军阀紧步其后尘，封闭了陇海、津浦两铁路工会，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姚佐唐不得不带领部分党团员转移到外地，徐州站的党团活动和工人运动被迫停止。
1926年6月，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建立后，便积极组织工人运动。枣庄煤矿工人在资本家和封建包工头的压迫和剥削下，过着下井挨打受骂出大力、上井饥寒交迫缺吃少穿的悲惨生活。而资本家和包工头却花天酒地，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非常尖锐。9月下旬，全国总工会转来一张“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布告。党支部将此布告贴在南大井绞车房旁边。这张布告在工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也大大触动了资本家的痛处。资本家立即将布告刷掉，并在工人中间散布流言蜚语，企图破坏工人的团结，阻止工人运动。
12月下旬，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枣庄矿区党支部以机电工人为主，组建了枣庄矿区劳工会，由共产党员张福林任工会主席，发展会员50多人，为工人公开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创造了条件。劳工会活动的中心地址设在机务处，工会用的笔墨、纸张、传单、标语等宣传品，便于利用翻砂车间来掩藏，开会地点大都选在绞车房，因绞车房是煤矿重地，不准随便出入，比较安全。自从成立劳工会后，矿工们的自发斗争走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自觉斗争。
1927年6月26日，北伐军李宗仁部第三路军第四十军到达枣庄。这天下午4点左右，中共枣庄矿区支部书记纪子瑞组织工人队伍，欢迎北伐军进矿，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欢迎北伐军！”“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等标语。在枣庄煤矿大楼召开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纪子瑞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讲了话。
这时，中共枣庄矿区支部看到全矿大多数工人都发动起来了，认为把煤矿工人组织起来公开同资本家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即在南大井绞车房召开了有张福林、蒋福义、程洪年、梁棠、郭长清、王文彬、陈亚伦等30多名党员和积极活动分子参加的会议，纪子瑞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第二天召开全矿工人大会，控诉资本家的罪恶，公开劳工会组织，并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条件。
第二天早上，千余名矿工上井后，每人一面小旗，排着长队洁浩荡荡地涌向会场，沉闷的矿山沸腾了。资本家非常害怕，赶忙命令护矿队关闭煤矿大门，造遥说外面有土匪滋事，工人出去有危险。但工人们谁也不信那一套，越聚越多。资本家看到这支庞大的队伍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只好开门放行。矿里的工人涌向矿外，与张福林在窑户铺内组织的矿外工人汇合在一起，奔赴会场。附近农村赶集的农民也涌进会场，更壮大了大会的阵容和气势。
会场北面临时搭了个台子，会场四周贴满了标语。大会由纪子瑞主持，北伐军代表应邀参加。中兴公司副经理胡希林被迫站在台前接受工人的提问。张福林等人以铁的事实控诉了资本家、封建把头欺压工人的罪行。许多工人都流下了眼泪，会场上顿时响起了 “劳工万岁！ ”“实行民主自由！ ”“打倒土豪劣绅！ ”等口号声。胡希林也只好低头认罪。这次大会大长了矿工们的志气，大灭了资本家的威风，充分显示出煤矿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
大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纪子瑞主持召开了有几百名工人代表参加的枣矿工人代表大会，宣布公开成立枣庄矿区工会。选出工会委员21人，张福林当选为工会书记，梁棠任会长兼宣传委员，程洪年任秘书，蒋福义、王文彬、郭长清、杜宝财等为委员。大会拟出了工会有权代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等16项条件。27曰上午送交中兴公司副经理胡希林。胡看完16条，推三阻四不肯答应。工人代表程洪年识破胡的阴谋，据理力争，迫胡立即当众签字，并警告他，如不签字，马上通告锅炉房拉响汽笛举行全矿罢工。迫于压力，胡希林才勉强在条件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矿工会还在煤矿大楼前斗争了警察局长杨竞业（外号杨八）。杨经常随意打骂工人，挨过他打的工人数不胜数，工人们都恨透了他。斗争会上，他一扫过去专横跋扈的态度，像泄了气的皮球，在愤怒的工人面前低头认罪，并保证今后不再打骂工人。
正当枣庄矿工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北洋军阀安国军第七军团长褚玉璞亲督徐源泉第六军、许琨第七军，分三路南下报复。7月20日，北伐军奉命南下，枣庄矿区工会决定组织500工人随军工程营，由张福林、巩继伦负责率领随军南下，为阻止北洋军阀南侵，工程营在北伐军撤出枣庄之前,首先破坏了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炸毁了王沟、峄县南关等几座大桥。一直随北伐军到达南京。此时，国共分裂已十分明显，张福林等负责人商量决定，工程营就地解散。多数人到了淮南、贾汪煤矿，一部分人随张福林于1928年初回到枣庄。
北伐军撤走后，枣庄又落入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原来资本家签字答复工人的16条从而化为泡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巨大摧残。处在资本家统治下的矿工更是倍受苦难。到1927年底，2万多名工人的枣庄煤矿，被资本家裁减得只剩下四五百人。大批工人失业，许多矿工及其家属饥寒交迫，有的冻饿而死。为了争取生存，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组织正是适应了这一形势，因势利导地将工人团结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鲁南工人运动的兴起，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是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鲁南工人运动的兴起，揭开了鲁南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第二节鲁南农民的反抗斗争
鲁南农民深受封建剥削压迫，历来就有反抗斗争的传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斗争又有了新的发展。
1922年11月，临沂西北部500多农民，手持木棍汇集在临沂县公署门前广场，要求减征苛税。当局被迫答应了农民的要求。
1923年秋，徐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郭子化从徐州七师毕业回到家乡，与本乡同学宋学端、王昌龙、许季诺、许锡三、王子愚、花子爱等人一起酝酿组织“峄黄植树公司”，进行“实业救国”的尝试。计划用林业收入兴办乡村教育事业，解决穷人子弟入学的困难。不料受到恶霸豪绅宋席珍、宋贯一等人的破坏，他们不仅企图暗杀郭子化等人，而且造谣郭子化等人把巨山卖给洋人栽树，要迁民房、挖祖坟。不久，受蒙蔽的数百名群众，手持各种凶器，到郭子化等七家抓人、放火。郭子化之父被抓，七家房舍、家具全被烧光。这就是封建势力一手制造的“巨山纵火案'事发后第二天，郭子化等七家受害者聚集到邳县城，除在县城控告外，还打电报到省督军署、省长公署，要求惩办祸首宋席珍和帮凶宋贯一、纵火犯李卓然和李明会。与此同时，“峄黄植树公司”派人去徐州、南京呼吁邳县旅外学生支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半年的斗争，罪犯终于受到惩处，受害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是五四运动之后邳县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枣庄抱犊圍山区在民国初年有数股被北洋政府称为“匪”的农民武装，尤以孙美瑶，孙美珠兄弟带领的武装为巨，他们联合起来抢劫富户，成立了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军与官府作对，1923年北洋政府派兵进剿，把抱犊崮团团包围。在紧急情况下，孙部出其不意在枣庄境内临城、沙沟之间的津浦铁路上拦截了一列北开的第二次特快列车，将包括美英法等5国外籍人在内的中外旅客200多人劫持上抱犊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此举，虽然以孙美瑶的被招安、遭杀害而告终，但却给予列强和北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初，铜山县东部花山一带，在张智冠率领下举行了农民暴动，抗议官田变价，红白枪会党也参加了暴动。徐州镇守使公署下令八义集、徐营全部军警前往镇压，结果暴动失败。
1925年9月，兰陵人袁永平为响应北伐战争，组织了国民革命军第一支队并任司令。9月30日，他率部与鲁军黄凤歧部在兰陵北边的向城展开了大战，一举挫败黄部，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紧接着向东开进，直逼临沂城下。这时驻城内的北洋守军保安团约1000余人，慑于革命军的声威，不战而降，革命军兵不血刃，顺利入城。但起义军缺乏经验，没有收缴北洋军的枪支，也未对其改编。后来革命军军需长又携军费外逃，致使部队失去了后勤供应，而北洋军却得到了喘息的时机。他们勾结江苏军阀，里应外合，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革命军仓猝应战，结果被赶出城，司令袁永平被诱杀。革命军秘书、投笔从戎的青年文学家王思玷率领余部转战沂蒙，返回鲁南路经抱犊嵐山区的孔庄村，到其同学杜若堂家，打算为革命军筹措给养，竟被反动同学暗杀，战士则零星散去。
上述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斗争，虽然打击地主、军阀官僚反动势力，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但由于这些斗争大都是自发的，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又提不出正确的政治纲领，因而得不到人民群众普遍支持和拥护，结果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大革命时期，鲁南地区的党团组织主要集中在徐州、邳县、曲阜、济宁、兖州等城镇和枣庄矿区，党团员总数大约15〇人左右，其成分大多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鲁南党的力量虽然十分弱小，但勇敢地领导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揭开了鲁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