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第一章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一节封建土地制度官桥境内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土地私有制度，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土地典当、买卖，大批兼并土地，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他们利用租佃制度、高额地租、高利贷等方式剥削人民的劳动成果。封建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段通常有三种形式：即出租土地、雇工、放高利贷.农民称之为“三把刀”。一.地租官桥区地主大部分是出租一部分土地，自种一部分土地。出租地大体分为“长期租”“短期租”“合种租”三种。长期租：即租期不定，根据土地的好坏，一般每年是每亩地租（粮食）二斗半（1斗约80斤），其中小麦约占60%,杂粮（高粱、豆子、谷子）占40%(高粱20%,大豆、谷子各占10%)。交纳粮食一般是一年内2次交租，第一次在麦收后，第二次在秋收后。部分地主怕农民到麦后交不上租子，便在小麦成熟时，“抽垄子”割麦，作为收租。具体办法是，如这块地共耩多少垄小麦，按垄分开，地主、农民各割一半。这种收租法，主要是小麦。短期租：是地主掠夺地力的一种办法。_他们把孬地租给农民种瓜、种菜，租期为一至三年，一年为最多，即春租秋收，倒茬种麦。一般租价毎亩地二斗高粱或谷子。合种租：也叫分种地。地主出地、出种子、粪肥，农民出力，名曰合伙种地。收成一般是地主得60%,劳力得40%,也有的是“五五” 分成。种小麦多是采用“抽垄子”割麦收租法。以上三种租地办法，都是地主直接剥削农民的手段。无论何种租法，必须先立租约，还有中人作保，订出条款，方获得租权。农民租地时，大都要经过三关，即立约关、交租关、节曰关。立约关：立约前先请客找中人（即保人），由中人与地主协商后，双方议定租价，租期满后，再换租约。立租时，悃户要请中人的客或送点小礼。交租关：交租前先给管账先生送点小礼，不然在收租时，就要用大斗量、大秤称、风车吹，多除杂质、潮气等，加重盘剥。节曰关：每年中秋节、春节，佃户要向地主送礼。除了两节之外，还得到地主家帮忙，如遇有婚、丧、嫁、娶等；逢年过节需做无偿劳动（地主称种地农户为“种地贩子” “佃户”）。不然地主解除了租约，农民便无地种。-雇工-分长工、短工、季节工、月工、女工、童工、杂工等。长工：长工又叫“做活的”（即扛大活的），能做耕、耩、收割庄稼等活的长工称为“大领”。一般雇用时间为一年，即从二月二上工，到十月一日下工。工钱一般是六至八斗粮食。长工不但要负担田间沉重的劳动，还得负担喂牲口、挑水、打扫院子、整修农具、看守门户等一些曰常杂活。短工：也叫日工，俗称“短工子”。雇佣时间一般是按天数计算，地主一般在农活集中的时候才雇短工，以补长工不足。短工都是按天支付工资，数额不定，忙时最多半升粮（4~5斤）钱。短工在闲暇时要给地主修墙、垫院子，编席打篓、铡草，只为挣饭吃，没有工钱。季节工：即月工，是夏忙或秋忙时节的雇工，有一月、两月、一季不等，主要是给地主干季节性的活路，工钱高低不等。女工：专门从事饭菜、茶水、家务、杂活的女工，也叫“做饭的”；从事侍候主人（包括缝、补、浆、洗）的叫“老妈子”；从事喂看孩子的叫“奶妈子”。这些女工多数支付年工资，二斗（160斤）左右粮食，年轻点的女工，还常带个孩子吃饭，这样即可给少量工钱或无工钱，维持生计而已。童工：分男童工、女童工。男童工也叫“小伙计”或“跑堂”的，专管提茶倒水，抹桌子，扫地，里外小跑；女童工专管服侍老人、姑娘小姐的，叫“丫环”。童工一般没有工资，根据干的好坏，地主按年随意赏几吊钱，或在年节遇有喜庆事，主人高兴，赏点小礼。杂工：凡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都必须无代价的给地主干一定数量的杂活，出夫、打更、护庄园等。无论何种工役，地主都明确规定：必须忠于主人，遵守雇约，不得欺骗顶撞主人，不得丢失或损坏物品，必须干好各项活落。否则立即解除雇约或叫“打半截工”，赶走不发工钱。农民常说：“十个长工十个穷，十个短工十个空。”许多农民当一辈子长工，还得过着贫穷生活。如轩辕庄的庞延玲家父兄五人，全当长工，常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后来有一个兄弟被饿死，有一个兄弟到老还打着光棍。卨利贷盘剥地主除雇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外，还兼放粮、放高利贷盘剥穷苦农民。高利贷在解放前花样繁多，放高利贷俗称 “放账”“放粮”。借高利贷的叫“接线”“接粮”，通称“接钱粮”。利息特别高，周期特别短的叫“割钱”或“割粮”。有“驴打滚”“利滚利”“粮滚粮” “庄头利”“地租滚利”等花样。放粮：也叫高粮贷，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放粮时间很短，一般是3个月至6个月。春借一升高粱或谷子，麦收后要还一升半麦子，最高还两升新麦，若当年还不上，下年就得还四升，这叫“粮滚粮”。高利贷：地主高利贷盘剥也很普通，借钱利息都在4分以上。如借10元钱，月利5分，10个月后得还本息15元，到期还不上，起码得还5元，这叫上利。如果本利都不还，那就换约以15元生息，这叫“驴打滚、利滚利”。当铺：也叫典当，就是将衣物或珍藏品作价交当铺抵押求借。如一物价值值10元，只能当借5元生息，在定期内拿本利赎物，过期不回，当铺自作处理。拿本利也不能赎回，叫“死当”。当铺变卖或自用，原物主失权，这叫“上当”。出票子：抗日战争时期，市币繁多，币值不稳，造成通货膨胀，今天卖头牛，明天买不到一只鸡。财主看到这个窍门，就自出票子作货币流通，买进大量物资。如一户油坊用自己出的票子，买进大量豆子，等到人家韋票子来打油、买饼，物价翻了几番，收回了票子，嫌了豆子，发了财。有一户面坊倒闭，自己出“善成功”的票子买了5000斤小麦，之后小麦涨价，只卖了1000斤小麦的面粉钱就把5000元票子收回来了，从中牟取暴利发财。不管何种取贷方式，都必须由借贷人找好保人，出具借贷字据，签名画押。凡到期还不上者，将家产折价偿还。新中国成立前放髙利贷者，多是：钱桌子 (民国时期仅官桥街就有7家），是一种专门从事高利贷的商业；地主专靠放钱粮来进行高利盘剥；商业户兼营高利贷。部分财主家的闺女、媳妇，将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放贷。在旧社会，高利贷的高利盘剥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及政治压迫，造成大批农民贫困、破产、离乡背井、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等现象。仅1947—1948年官桥地区常年讨饭者有674户，2723人；外出逃荒者588户，2096人；成人当长工者864人，打短工的每年有3600余人，当童工的273人，当奴婢的460人，当童养媳的748人，卖儿卖女的863户。第二节土地制度改革1943年夏，中共山东省委派陶有亮、王宝石等80人到滕县革命根据地——滕县二区 (区驻地羊庄>开展“双减”运动，即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反恶霸、反封建势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区政府召开了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有的乡迅速掀起高潮，各村“农救会”发动农民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没收了地主的部分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五大项。1944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纲》，滕县二区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动员富农献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提出：“扎富根，挖穷根，土地还家”的口号。1945年12月14日，滕县解放。1946年6月，官桥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各村农救会发动农民，对地主和财阀进行了斗争，没收了他们的一部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五区（官桥）东部村庄，距老解放区近，对土改工作开展较为热烈，西部村庄靠近铁路线，原是敌伪统治中心，敌人到处散布“变天” 威胁群众，农民顾虑较大，出现了“明斗暗送”，漏网者甚多，土改很不彻底。接着又进行了土改复査，通过反奸诉苦，镇压了一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豪绅、反革命分子。1947年至1948年，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敌我双方正处于拉锯形势，有的地主趁机反攻倒算，加之战事又日趋激烈，急需支援前线，土改复查难以进行。1948年7月2日，滕县二次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基本解放，境内基层政权稳定。1950年11月，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重新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县、区派土改工作组，深入各村宣传贯彻党的土改方针政策，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阶级”政策，进行摸底排队，组织发动群众，按照经济地位、剥削程度划分阶级，确定了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种阶级成份。1951年2月官桥区土改基本结束（土改工作中，全区斗争地主173户，没收其多余的土地27850亩，房屋3869间，分给了无地少地的雇农和贫农）。是年5月进行复查，8月颁发土地证，全区人均获得耕地面积约2.5亩，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耕畜、农具、粮食、房屋等，至此，土改工作全部完成。土改工作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制度，农民开始成为自己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个个兴高采烈，扬眉吐气，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51年，全区共有耕地6〇795亩，总人口5826户、25847人。据统计，解放前境内拥有土地100亩以上的地主59户，1000亩以上的4户；3971户贫雇农只有土地5065亩，人均耕地0.29亩。解放前官桥境内各阶级人口与土地情况统计表表4-1__阶级成分户数占总户数比例人口占总人□比例土地占总土地比例人均土地 (户）(%)(人>(%)(亩）(%)(亩）贫雇农3971691737170506590.29中农13162670642619915322.82富农186381527968159.78地主17326452278504443.18第三节互助合作化1953年，土地改革全部结束后，境内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但在生产中缺乏农具和牲畜，尤其是在开展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抗御自然灾害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为了避免农民新的破产，农村产生新的两极分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化运动，具体形式分为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互助组1953年，官桥区政府发动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互助组273个。互助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临时互助组（季节性的>,农忙时一块干活，农闲时解散。劳动时变工或换工，牲畜、农具也算工叫“搿具”，农忙换工搿具，互助合作，农闲时进行工的余缺找补。另一种是常年互助组，各户根据劳力多少、强弱，常年互助合作，有活一齐干，牲畜大农具都算工，这样有牲畜农具户者，牲畜、农具也挣工，同时也解决了欠缺户的燃眉之急，促进了生产发展。季度结算，工的余缺以粮或钱找补，互不吃亏。是年，官桥区粮食平均亩产160千克，比1949年增长60%。这种组织虽然解决了_ 些暂时性的难题，但仍然是个体性的小农经济，对于大型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等大问题，仍无法解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春，官桥区试办初级社，1955年全区办初级社127个。初级社具有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户与户之间的地界并不取消，只是在生产上，统一计划种植，劳力统一安排使用。在粮食分配上，扣除种子、生产费用、农业税收、公共积累之外，按土地入股和投入劳力的数量进行分配。在分配比例上，大部是“四六制”（土地占40%、劳动占60%),也有采取“五五”“三七” 制的，总之劳力占多数。较互助组的优越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克服个体生产的盲目性、分散性和保守性；二是克服了天灾人祸造成的再贫困；三是改善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冬，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官桥区试办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全面推广，全区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5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达98%。高级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劳动组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由农业社统一管理使用，劳动力统一调配，分组作业，统一核算。高级社除了搞农业生产外，剩余劳动力还搞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按劳分配，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生产出现了大发展的新局面。1956年，官桥区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81千克，比1949年增长2倍，比1953年增长近1倍。第四节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官桥人民公社成立，开展了 “大跃进”运动。在“以钢为纲” “钢铁挂帅” 的口号下，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大挖煤炭，挖露天煤矿（今从莱村至木石的露天坑）和搞小煤井，轩辕皮东到前管庄一带就有小煤井6处。各生产大队，各部门抽调干部和大批劳力投入到大炼钢铁和挖露天煤矿工程当中。当时，全公社男女出动一半劳力，日夜奋战口号是：“苦干实干加油干，要让煤钢堆成山，共产主义早实现”。人民公社体制特点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这一号召下，农业生产搞“共产主义协作”，实行军事化编制，以生产大队为连，下设若干排，搞大兵团作战，取消了生产队界限，集体与私人的物产，无论任何部门均可调用，大树被杀掉，有的户用家具等物品也被抽用，破坏了集体经济所有制。大办“共产主义小学”，实行集体食宿；大办公共食堂，一排一个（一个生产队办一个），有的一个村办一个，社员一天三顿饭到食堂领饭吃，吃饭不要钱。由于全民大炼钢铁、挖煤炭，放松了农业生产，秋季作物成熟了无人收。各村动员老弱及学校师生进行秋收（当时，全体老师参加大炼钢铁、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半天劳动半天上课）。在秋收劳动中突出“快” 字，作物遗撒较多。秋种小麦时，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小麦放卫星”等口号，要求亩产小麦双千斤、双万斤等。在“大跃进”中，对一些思想不通、行动不积极的干部和群众，“反右倾”“拔白旗”，以“小脚女人”“保守派”等进行了批判斗争，有的干部被撤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平调风”为主要标志的“五风”左倾错误，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特别是大刮“共产风” “一平二调”风，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资，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认为快到共产主义社会“喝牛奶，吃面包”的生活阶段。有的将分得的口粮浪费掉，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造成了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1960年全社粮食亩产下降到145千克，社员全年口粮下降到94千克。社员人均口粮不足半斤粮，同时副食品奇缺。由于缺乏营养，干部群众健康状况不良，出现不少水肿病人，大批牲畜饿死，致使农村经济破产，元气大伤。1961年，党和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开展以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对1958年刮“五风”“一平二调”的资金和物资进行了退赔；发放救济粮款，安排社员生活；为“反右倾”“拔白旗”受批判的干部平反。是年冬，贯彻了中央下达的《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体制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 “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政策。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解决了严重的平均主义，调整了生产关系，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62年5月，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区调整机关，精简人员，动员部分国家干部、医务工作者、教师下放回乡支援农业生产。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民生产热情有了很大提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热爱集体在农村青年中成为一种风尚。各村在生产上搞“大寨田”，整土地、修水利，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62年到1966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群众生活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66年，全公社粮食平均亩产上升到300千克，比1960年翻了一番多；社员口粮平均201千克，比I960年增长了2倍；人均分配现金200元，创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推行了一套极左路线，批判“物质刺激”“资金挂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1971年以后，推广大寨抓阶级斗争、斗资本主义的“经验”，强调“大批促大千、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弃农经商、重副轻农、经营自留地”，强调“单一经济”，反对“多种经营”；尤其在推广大寨记工法以后，“干活 —齐拥，出工不出力”，混工分、熬时间的现象曰趋严重；在种植计划上肓目推广多穗高粱，小高粱等不高产的品种，不切实际的推行“一人一猪”，取消自留地（只有很少的自留园）；加之连年支援外地挖河、挖湖、修水库等巨大工程，出动大批男女劳动力，加重了集体与群众的负担，造成了生产关系极不正常，劳动日值下降，穷队穷户依然存在。1970年至1973年，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全社平均毎天不到3角钱，欠款户全社达30%。第五节农业生产责任制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批判“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逐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广大农村开始工作重点的转移。1979年，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集贸市场，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1980年，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批判了过去在集体经济内部“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错误做法。1981年，在前掌大大队进行试点，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土地分到户，牲畜农具仍归集体饲养管理，后陆续分到农户联户分养，农具折价。1982年春，通过总结，在全社48个大队220个生产队全面推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