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市图书馆

（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在全国推行警察机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郯城县成立巡警局。1908年，改称巡警分区。巡警依照《大清现行刑律》、
  《大清新刑律》，沿袭了封建旧律的传统规定，刑罚惩治盗卖、盗耕种、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等行为，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
  1913年（民国2年），郯城县警分区改为警察事务所，翌年改称警察所。警察按照北洋军阀制定的《惩治盗匪法》、《暂行新刑律》等一系列反动法规，把严厉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作为其最根本的任务。不准许政治结社或举行政治集会，甚至屋外集合、集体游戏也在被禁止和取缔之列。
  1928年，郯城县警察所改称公安局，以《惩治盗匪暂行条例》、《中华民国刑法》等法律法规来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在表面上标榜“自由”、“民主”的同时，却以“保安处分”为名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仅在1933年，国民党郯城县政府就杀害了凌云志、徐腾蛟等几十名优秀共产党员。1935年，国民党郯城县公安局长赵宝淑镇压郯七区人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打死打伤60多人。
  1938年7月，国民党郯城县警察局被改编为保安团，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成为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诸城、莒县、日照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1940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占郯城,国民党郯城县长梁钟亭为保存实力，将保安团调往费南山区，后回郯南，以王海子村为其大本营，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创建的滨海、鲁南两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竭力进行骚扰破坏，1945年6月，梁部被八路军滨海军区歼灭。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于1945年10月5日，重建了郯城县警察局，在新沂和徐州一带活动。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郯城，县警察局亦随之迁回郯城。国民党警察局以 “侦查犯罪”为名，肆意进行逮捕、搜查、拘禁等恐怖活动。特别是1947年7月，“国府委员会戡乱动员令”下达后,县警察局对一切集会和结社，均以“妨害秩序罪”实行野蛮镇压；打着“保安处分”的幌子，监视人民的革命活动，同时还配合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1948年4月，国民县长牛静峰上台后，制定了反动的“八项反革命条例”和 “十大杀令"。国民党县警察局作为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工具，对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了前所未有的血腥镇压。县警察局以清理监狱为名，一次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达30人之多。
  （二）
  在共产党开辟的解放区内，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根据地内的锄奸工作，安定社会秩序，保卫民主政权，于1942年5月成立了马陵办事处公安局。在郯城县大部分地区被日伪顽占领的情况下，马陵办事处公安局根据党的指示，坚决镇压了刘清一等一批卖身投靠、助桀为虐的汉奸、特务、土匪及日伪政权人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伪军的嚣张气焰，恢复开展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使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马陵办事处公安局的建立，对于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打通山东和苏北，滨海区与鲁南区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马陵办事处公安局改称郯城县公安局。同年7月，局下设3股、1队共40余人。公安局为了保卫根据地的安宁，在根据地内部及其周围开展了肃清土匪、奸特的斗争，并配合抗日武装开展了反“扫荡”、反“围剿”，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与此同时，公安局组织了侦察小组到敌占区侦察敌情，镇压罪大恶极的敌伪骨干。使敌伪人员受到了震慑，为虎作伥的气焰有所收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郯城县公安局明令取消一切日伪组织，并开展了对日伪人员的登记、集训等工作，安定了郯城解放区的社会秩序，争取更多的人员参加解放区的建设。在新形势下，县公安局适时将锄奸反特的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反国特斗争方面，侦破了大量反革命案件，并将逮捕的部分特务组成反省队到各区现身说法，使人民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质。公安局还参加了反奸诉苦、土改、参军支前三大运动的保卫工作。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攻占郯城，县公安局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调整，一部分人隐蔽身分做情报工作，一部分人看押罪犯留守后方，同时选拔了40余名富有战斗经验的公安人员，组成了郑南、郯北两支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还乡团、国特、土匪及国民党军队的“剿共”活动，积极地支援了整个鲁南地区的解放战争。
  （三）
  1948年11月，郯城县宣告解放。县公安局开展了剿匪反特，对反动党、团、特和回乡地富及反动军政人员的登记处理，取缔会道门，建立基层治保组织等一系列工作，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
  但是，一些溃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武装匪特化整为零，以反动教会、会道门等封建势力为依托，以流氓、土匪、地主、富农为基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0年10月起,却城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安局对县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集中逮捕。1952年底，公安局组成侦察小组，奔赴全国各地，捕回了一大批外逃的反革命分子。镇反期间处决了大匪首王其信，大地主、大恶霸王景祥，反动道首赵建堂等300多名罪犯，狠狠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
  1955年，郯城县的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为了保卫农业合作化运动，公安局成立了农保股，指导全县合作社的保卫组织开展工作，打击破坏农业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鉴于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突出的形势，在第二次镇反运动中，实行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并举的方针。
  1955年下半年，县公安局对反革命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按照中央“实事求是地再给反革命几个打击”的指示，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与此同时，公安局还参加了审干和内部肃反运动。经过镇反、肃反运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力地打击了特务、间谍以及其他反革
  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8年，公安局对外来人员进行了调查，开展了打击 “来路不明”分子的活动，肃清了以种种借口从外地迁入郯城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对四类分子进行了评审工作，规划入社，促进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思想改造。公安局还对敌特旧有组织进行了清理，肃清了少部分仍潜伏在全国各地的特务分子。12月，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署办公，打乱了法律程序，实行就地逮捕，就地审讯，就地起诉，就地审判，降低了办案质量。
  1962年，公安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了机关内部保卫保密工作，对郯城县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控制，对台湾有可能派遣特务分子这一新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与人武部门及各公社党委作了围歼敌特的周密部署。
  1963年起，公安局根据“打防并举”的方针，加强了对刑事犯罪的打击，特别是在打击流窜犯罪中，公安局采取了 “追、堵、限、查”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公安局还积极开展了各项社会治安工作，加强了基层治保组织的建设。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公安机构受到冲击，法律变成一纸空文，各项规章制度被打乱。1966年底，公安局成立了 “红卫兵”战斗队，发传单，写大字报，各行其是，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辩论争吵，由文斗到武斗，矛盾日趋尖锐。
  1967年2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署办公，实行军事管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郯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负责人皆为军代表，吸收了部分公、检、法人员参加。公安局领导干部被诬为“走资派”，受到批斗，部分公
  安人员被迫到“五•七”干校和桥头煤矿参加“学习”、“劳动”。公安局原有机构全部撤销。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受到破坏，办案程序混乱，逼、供、信司空见惯，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
  1973年6月，撤销了军事管制，恢复郯城县公安局，各项业务亦逐步得到恢复。但是，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公安局内部仍然存在着派性，严重影响和干扰了公安工作的正常开展。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安人员的思想一度陷入混乱。
  1976年10月，粉碎了 “四人帮”,却城县公安局开展了揭批“四人帮”利用公安机关进行纂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公安工作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
  1979年，公安局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开展了给四类分子评审摘帽的工作。还参加了案件复查，平反昭雪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公安局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充实了公安干部，加强了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举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培训班，为“两法”的实施作好了充分准备。
  1982年，公安局在开展各项公安业务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
  由于刑事案件的上升，特别是一批流氓集团活动猖獗，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生产秩序。从1983年8月起，却城县公安局与政法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靠群众，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截至1985年底，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739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910名。随着国内剥削阶级的消亡，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专政范围逐步缩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逐渐加强，公安机关在保障人民民主方面的职能也相应地扩大，公安机关担负的户口管理、特行管理、消防管理、公共场所秩序管理等工作任务，较之过去更加繁重。为此，公安局狠抓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纽织建设，特别是在1985年开展的整党工作中，公安局狠抓党的建设，提高了公安人员的思想觉悟，增强了战斗力。公安局15个股、所、队、室，23个派出所，201名职业警察，30名武装警察，为保卫全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人民群众所信赖的“金色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