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市图书馆

自清代起，郯城县所产白果均用船外运，北到京、津，南到淮、扬、苏、杭，有“舟舶填塞，帆桅锚动”之描述。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但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商品流通欠发达，银杏市场也只是买卖两方聚集一起进行交易，呈现市场的原始状态。正如古人所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据新村80多岁的老农禚宝渠回忆，年幼时曾随父亲担挑着白果去重坊、马头的商行，换来洋布（纱布）、洋火（火柴），洋油（煤油）。及至战乱稍平，银杏贸易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起来。最盛时县城有40家、马头有96家商行经营白果，如源兴城、东增圣、西增圣等在当时颇有名气。农民大都将白果直接送至各商号，换取生活、生产必需品。商行则主要通过英、德在上海开设的太古、怡和洋行和美国在天津开设的康宣洋行外销。民国8年（1919年）林修竹编纂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中，即把郯城县白果列入重要产品。民国23年（1934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亦有1500包白果销往欧、美的记载。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战乱使银杏种植和银杏市场受到极大的冲击，银杏树木频遭破坏，农民丧失了种植积极性，商家失去了白果经营的胆量与信心，往日繁闹的银杏市场一度不复存在。
  1938年4月，日军侵占郯城县，大肆掳掠烧杀，县城、马头等地的商号、民房被抢劫一空。当时马头镇的聚盛德、丰聚同、于恒顺、西增圣、东增圣等商号都存有大量白果。甫初，日军还不知道白果可食，随混于其他商品中大火焚烧，烟浪冲起树梢高，三天而不绝。后来知道可以食用，便一车车的往外运。日军的侵占使商家纷纷关门停业，白果市场从此萧条，一蹶不振。昔日沂河各渡口车船穿梭、人稠物穰的繁茂景象荡然无存。
  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战争时期开始，银杏产业仍难以发展。不仅群众无法收获果实，而且国民党军大肆杀银杏树构筑所谓“木寨”。港上镇王桥村：当时村中被杀掉碗口粗以上的银杏树不下千棵，许多百年生银杏一时被毁于刀斧之下。有一年全村约有15万千克白果因无法采收，散落于园地，全部烂掉。商贸
  也几近停止，当时无官办的商家。作为鲁南、苏北贸易中心的马头镇，只是保留有清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商会”，松散性的管理着各商号和集市贸易。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仅有少量白果销往南方。1947年，一商号老板曾作为药材往安徽亳州运白果500余千克，行至徐州西大约15千米处，遭兵痞抢劫，从此再不敢远途经商了。
  【计划经济时期】
  1949年，郯城县未形成银杏市场，农民所产白果仍是提篮小卖，苗木多为自产自用或馈赠亲朋。1953年始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各类物资按国家计划统一生产、收购、运输、销售。郯城县白果的收购销售由国营商业和供销部门负责。此时期银杏市场比较稳定，收购渠道、销售门路单一。白果主要由供销、夕卜贸部门收购、经销。作为土特产出口，销往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及东南亚地区，不经过加工，附加值相当低。银杏木材仅有樊埝等村承袭清朝以来的玩具工艺雕刻，产品量也很少。
  20世纪50年代初，县供销社是白果经销的中坚力量，先后成立了土产杂品公司、推销经理部、盐业果品公司等，在白果重点产区设立代购站点，收购数量、价格、销往何地，均按国家计划执行。为完成收购任务，供销系统广大职工发扬’一条扁担’的创业精神，肩挑车推、走村串巷收购白果。据资料，1955〜1978年（缺1963年）供销部门共收购白果117312担（注：每担50千克），年均5100担。20世纪50年代，江苏徐州、南京、镇江和河北保定的土产公司均有客户前来购买白果。
  20世纪70年代初，县商业局设立外贸组。
  1976年县政府成立外贸局，后改称外贸公司，均参与白果的收购与出口，采取以直购为主，直购与代购相结合的经营方式，管理、收购、调运一条龙。每年年底，由县外贸部门根据货源情况，编制次年度的收购计划方案，国家审批下达计划后,除在重点产区设收购网点外，还与供销部门签订收购合同。收购的白果按计划调拨给青岛等口岸组织出口。
  【改革开放以后】
  20世纪80年代前，县内银杏市场并不活跃，产业经济效益甚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一系列兴国富民政策的大力推行、银杏利用价值的广泛开发，银杏市场逐渐兴起并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是发展的鼎盛时期，果、叶、苗、接穗、花粉、盆景及技术均已进入市场。1996年县外贸总公司获得自营出口权后，促进了银杏产品的出口，使银杏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以新村、胜利、重坊、郯城4乡镇为重点形成了国内最大的银杏及其产品的集散地。鼎盛期白果价格达每千克60元，青干叶每千克16元，1年生苗（苗高不足1（）厘米）每株1.6元。据统计，县、乡、村三级从事银杏果、叶、苗、茶经销者达千户以上。新一村有“家家出经理，户户有老板”之说。1990年6月14日《大众日报》载：“郯城银杏撐起农业的半壁河山.综合效益达6.5亿元”。据1993年9月25日《郯城报》载，全县已形成果、叶、苗、盆景、栽培技术、产品加工六大创汇、创收市场体系，年收入近亿元。年出口白果50万千克，创汇600万美元；成交银杏叶150万千克，收入100万元。向全国各地供应苗木200多万株，种子30万千克，直接收入1900多万元。销售盆景
  500余盆，获利20万元；有500多名“土专家”分赴各地传技献艺。建成果、叶加工企业4个，开发产品有银杏汁、银杏口服液、银杏药枕等9种，畅销国内194个城市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
  在国内，白果主要是作为种子和制成加工品销售，重点销往京、津、浙、豫、皖等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银杏种植热的出现，形成了种子抢购风，大半个中国都来本县购买，年最高销售量达200万千克以上。白果加工品主要有罐头、脱水白果、八宝粥、银杏精、银杏露、银杏白酒、银杏啤酒等。仅县城驻地就有38家白果个体加工企业。白果及其加工品外销的主力军是获取自营出口权的县外贸局及其他涉外企业，主要销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东南亚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1984年县经济协作办公室在深圳设立窗口，吸引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客户；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有关乡镇、外贸出口企业、三资企业参加“广交会”、“青交会”，为白果及其加工品走出国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日本东京、大板、神户的大型’量贩’(超市)都能看到本县的白果产品。
  20世纪80年代始有银杏叶销售，主要是出卖银杏叶原料，也有部分企业生产银杏叶茶、银杏酒和银杏饮料，进行黄酮提取等，主要销往浙、湘、皖、沪等省及本省的临沂、威海等地的制药厂家。银杏叶出口主要是德国、法国。1996年中、法、德合资在新村乡政府驻地兴建了 “郯城绿源银杏有限公司”，采取定单农业，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保证了银杏叶国际市场的平稳发展，仅1998年就出口青干叶1494吨，创汇410.9万美元。银杏叶用于制茶，在国内亦属首创。据不完全统计，新村、胜利、郯城3乡镇就有20余家银杏叶茶加工厂，年加工能力达百万千克之多。其中刘道江的华银银杏叶茶、赵楼的佛乐银杏叶茶，先后出口日本、韩国，效益颇佳。2003年新村乡发展绿色银杏产业，实施GAP标准生产，绿源银杏公司与农户签订责任书，聘请了16名农民技术员进行指导。对30多个园片进行了检测，最终确定10片160公顷为合格。当季收购140万千克鲜叶。GAP生产标准的推行，为新村乡银杏叶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国内一些银杏叶制剂生产厂家纷纷前来抢购，加上当地新上的三家叶加工厂，使鲜叶供不应求。
  20世纪8()年代后，苗木十分热销。新村苗木市场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银杏苗木集散地。每到植树季节，新村长达两千米的街道两旁布满大大小小各种规格的苗木，各地客商熙来攘往，运苗车辆络绎不绝。初，主要是销售良种嫁接苗、小规格实生苗。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绿化对大规格苗木的不断需求，大苗、大树成为市场销售的主要对象，价格逐年提高。2001年4月17日《临沂日报》载：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需要栽植银杏树。运往西部的银杏小苗已突破亿株大关。用于大苗包装的稻草编织袋一度告急，一些客商只好到外地组织农民加工编织袋。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2009年累计外销各种苗木7亿株以上。
  随着白果价格的上涨，银杏科研的深入及科技知识的普及，果农晓知通过人工授粉可使树木结果，丰产丰收。20世纪80年代初，银杏花粉市场悄然兴起，每年4月上、中旬，在新村、重坊、港上等重点产区皆有银杏花粉交易场所，尤以港上镇王桥村最为集中，设摊长达二三百米。据王桥村农民王继沭言，1989年春
  天，曾见一个集市日银杏鲜花穗上市量达千余千克。如此繁荣的银杏花粉市场持续近20年。银杏花粉主要被浙、豫、皖、苏及本省的海阳、栖霞、东营、泰安、临沂等地的果农所购买，价格每千克60〜80元，奇缺时高达120元。
  银杏根皮属中药材，鉴于树木珍贵，历史上绝少挖取市售。2004年始重坊、新村、港上等有药材部门收购。2007年港上镇始有客商挂牌收购。初，鲜根皮价格每千克1.2〜1.6元，后逐渐上升，最高时干皮每下克4〜6元，鲜皮2.6元左右。据业内人士估计，2009年新村乡售岀银杏根皮3000〜5000千克。
  银杏盆景是盆景家族中佼佼者。20世纪80年代前银杏盆景仅供盆景爱好者自我玩赏或馈赠亲友，无批量生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银杏产业的不断发展，日渐兴旺。全县以新村乡为重点，涌现出近百家盆景专业户，年生产10万余盆，产值80余万元。高档次的银杏盆景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广州等大城市。盆景半成品等多销往江苏淮阴、沭阳，浙江金华，上海嘉定等地。价格低者10多元，高者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专业户多在农贸市场摆摊交易半成品。高档次银杏盆景十分昂贵，有许多客商慕名前来购买，北京的一客户花8000元购买了郭振华的一银杏盆景，连说“值得，值得” 。
  伴随银杏良种的选育成功和国内银杏热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郯城县形成了庞大的银杏接穗市场。主要生产者是国有苗圃和新村乡的专业户。国营苗圃建有0.7公顷银杏良种繁育基地，繁育有20余个果用良种及少数叶用和雄株良种接穗。业内人士分析统计，10年间全县卖出接穗3000余万根，收入250()万元，其中1994年春，销售接穗30万根，最高价达每根1.5元。新村乡银杏研究中心是该乡销售银杏接穗的主体。由科技副乡长禚宝洋主持，1991年建成6.7公顷基地，专司良种接穗繁育，13年中供应外地接穗30余万根，收入27万元以上。新一村禚昌民、禚洪年，黄村黄敬符，王桥村王绍生、县农委园林开发中心周兴盛等也都繁育大量良种接穗。银杏接穗主要销往湖南、河北、河南、江西、陕西等省及本省胶南、平度、莱州、滕州、泰安、德州、东营等县市。胜利油田先后调去接穗9万余根，营建了55公顷结果园和良种繁育圃。山东巨野县王楼村、莱芜市圣水庵村、莱州市小草沟村，江西上饶县黎坤宏，河南偃师市郭欣，安徽霍邱县王怀先、利辛县黄志轩等，甚至连续二、三年都来购买接穗。
  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新村为重点，胜利、重坊、港上、郯城5乡镇共同形成了庞大的银杏技术市场，长盛不衰。概括起来有5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据粗略估计，全县从事技术服务者达数千人；二是参与面广。既有学有专长的专业技术人员，乂有身怀绝技的农民技术员；既有银杏重点产区的人员，也有非银杏重点产区的银杏爱好者；三是项目全。囊括嫁接、移植、授粉、修剪及加工等诸多生产技术；四是时间长，一年四季不辍；五是服务面广，遍及大半个中国。1992年10月8日《大众日报》报道：新一村丁凤尤帮助栖霞、昌邑等地进行银杏授粉。曾有县直机关干部外出滕州、栖霞等地探亲访友，当地人反映：沂州府郯城县年年来人给银杏“打花粉”(花粉兑水，用喷雾器打)使产量倍增。：1997年第3期《中国银杏报》报道：郯城有支23人的女子嫁接队，赴各地开展嫁接服务，一年嫁接银杏10万余株，成活率达90%以上。高峰头镇南蔺村蔺华德连
  续多年带人赴安徽六安，东营胜利油田，莱芜圣水庵村等地嫁接。县国有苗圃每年都组织职工到河北秦皇岛市、安徽利辛县、河南三门峡市、江苏丰县等地嫁接。新村乡新一村、埝东村、黄村，港上镇樊埝村、王桥村等处的许多农民，往往只身一人怀揣一把嫁接刀，每年春（4月份）、秋（7月份）两季，赴各地嫁接。胜利乡赵楼村农民张全亮，1989年指导三门峡市国牛集团建立了茶厂，使该企业133公顷银杏叶有了出路，创产值数十万元。职工中专的教师马瑞赫指导山西晋城、长治等地市，建立了银杏叶茶厂，使当地的银杏叶找到了出路。
  第—节营销方式
  银杏的营销方式主要受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科技发展水平和人们市场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1949年前，人们主要是到附近集市或商行销售白果。若遇政局动乱或天灾地荒则多是以物易物。据港上镇朗里村老农回忆：1945年前厉，一布袋白果（约25千克）在马头集上可换5尺门布（约1.6米）。有关苗木、穗条，县内并无规模培育，农家多系自产自用或亲朋相赠。1949年到1978年除部分白果由供销、外贸部门收购出口外亦大体如此。改革开放，搞活了市场，带来了果、叶、苗及其加工品经销方式的转变，销售方式多种多样。
  【市场经销】
  此为主要经营方式。以新村为核心，周围辐射港上、重坊、胜利、马头等乡镇100多个村庄，形成了果、叶、苗、盆景、加工产品5大市场。以苗木为例，每年4、5月份新村乡苗木市场及政府驻地东西、南北两条大街足有三四千米长，各类苗木堆积如山，大小车辆穿梭往来，时有堵塞；四面八方的客商云集，住满当地旅馆、饭店，甚至住到了农家院舍。据新村乡副乡长禚洪波说：“2001年春仅供应北京、上海、西安、大连等外地苗木4000多万株，收A2000多万元。本地苗木竟一度脱销。”2002年11月23日《沂蒙晚报》载：新村乡驻地大街两旁堆积如山的银杏绵延数千米。人们二五成群聚在一起，砍价、交易、装车，忙的不亦乐乎。进入11月份，每天都有外地客户来新村、重坊等收购银杏苗。外地客商蜂拥而来，使银杏苗特别是大苗的销售价格一路飙升。据不完全统计，当年销售各类银杏苗达几十万株。其中直径10厘米以上大苗占五分之一以上。一位来自北京的客商对记者说：“去年（2001年）米径10厘米的银杏苗每株也就150元左右，没想到今年涨到了200多元。”2011年7月1日《报刊文摘》载，新村乡胸径40厘米的银杏大树价格10万元。
  【电话销售】
  20世纪90年代，随着程控电话和手机的普及，为银杏信息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快捷与方便。1993年5月30日《临沂大众》载，胜利乡一度出现购银杏苗电话热线。经电话联系苗木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