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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昆嵛山道人没有多少道教著述传下来，然而昆嵛山道教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许多正一派有道之士都深受全真教理影响，秉承全真北宗之传，道教在修丹哲理上进一步融汇儒、释，和会理学，在修炼方法上进一步具体化、通俗化，表现出世俗化特征。
明中叶以后，正一道在上层的地位日衰，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全真道却又逐渐崭露头角，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大，所持内丹学不仅在道教内部，就是社会上对此有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得益于内丹学走向民间（参见1994年卿希泰、唐万潮《道教史》第六章）。特别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61)四月，皇帝颁诏（见本志第八编）向昆嵛山神清宫、玉虚观敕颁《道大藏经》。诏文碑至今尚存神清观中。这是对昆嵛山全真道道士的巨大鼓舞。
清代统治者基本延续明代的道教政策，但正一道的影响和恩宠渐衰，全真道经受长期寂寞，以丘长春门下的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如王常月、陶靖庵、周明阳、范青云、高东篱、沈轻云等，呈复苏之势，著述颇丰，如王常月《初真戒律》1卷、《钵鉴》5卷、《龙门心法》52卷；闵懒云的《金盖心灯》8卷；范青云撰《钵鉴续》9卷；刘一明撰《修真辩难》、《修真九要》、《悟真阐幽》、《周易阐真》，辑为《道书十二种》等。
从清顺治帝起，认可了全真道龙门派的公开传戒制度。顺治十三年(1656)，王常月“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白云观志》）”。一时南北道派（包括昆嵛山的道士）纷纷来京求戒。王常月于康熙十九年(1680)卒，康熙帝追赠其为“抱一高士”，命在其墓上建享堂、塑像，每年忌日还遣官致祭。雍正帝敕封全真南宗祖师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乾隆帝敕命拨内帑修葺全真祖庭白云观，并为白云观书楹联赞丘长春“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代刘昌编辑的《中州名贤文表》收录了《大元奉元明道宫修建碑铭并序》，内载：“惟太祖圣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寤宸聪，使车驰召长春丘仙翁昆嵛之山，历数年，逾万里，觐遐朔．，推道馀，沃渊哀，拯生灵，仁万有，其功大矣……我皇明华有馀彩。昔我太祖雷厉八紘，昆嵛赴召，轩辕广成，坐进元宫，天心沃君，宇宙在手，天慈救卫，有赫世皇，光绳祖武，乾隆龙飞，万物斯覩，溥浃寰海，如天之仁，知风之自，道系有真。”这说明元代全真的辉煌，丘处机的奇勋，不论在乾隆皇帝那里，还是在民间，包括昆嵛山，都还有广泛的影响。道光九年(1829)加封全真教五祖之一的吕洞宾。光绪年间，白云观的第二十代住持高仁峒，颇得慈禧太后宠信。这一切虽没能使全真教得到朝廷的特别宠遇、扶持，但多少改善了全真教的大环境，全真教逐步深入民间，在昆嵛山区发展仍然可观。
一方面明清两代朝廷怕信众闹事，对道教都加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历任皇帝大都又热衷崇奉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如永乐十年(1412)朝廷大兴武当山宫观，每日役使30万军民工匠，6年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历次禁教圣旨，并不能贯彻始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昆嵛山区的信众往往借用“旧有宫观额”为名，建修新观。嘉靖《宁海州志》记载寺观61处，纂志者焦希程大为不解，认为有违政令，多是宜拆毁的“淫祠”。为什么道观、寺庙仍林立？主要是广大民众信奉，众多地方士绅、财主，舍钱舍地建庙，作功德，禁而不止，屡禁屡建，地方官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认真不得。在这期间，昆嵛山北、南区的著名全真道观，在明清两代都有重修，甚至有新建的；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小的道观烟火不旺、年久失修而塌。
明中叶以后，正一道在上层的地位日衰，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全真道却又逐渐崭露头角，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大，所持内丹学不仅在道教内部，就是社会上对此有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得益于内丹学走向民间（参见1994年卿希泰、唐万潮《道教史》第六章）。特别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61)四月，皇帝颁诏（见本志第八编）向昆嵛山神清宫、玉虚观敕颁《道大藏经》。诏文碑至今尚存神清观中。这是对昆嵛山全真道道士的巨大鼓舞。
清代统治者基本延续明代的道教政策，但正一道的影响和恩宠渐衰，全真道经受长期寂寞，以丘长春门下的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如王常月、陶靖庵、周明阳、范青云、高东篱、沈轻云等，呈复苏之势，著述颇丰，如王常月《初真戒律》1卷、《钵鉴》5卷、《龙门心法》52卷；闵懒云的《金盖心灯》8卷；范青云撰《钵鉴续》9卷；刘一明撰《修真辩难》、《修真九要》、《悟真阐幽》、《周易阐真》，辑为《道书十二种》等。
从清顺治帝起，认可了全真道龙门派的公开传戒制度。顺治十三年(1656)，王常月“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白云观志》）”。一时南北道派（包括昆嵛山的道士）纷纷来京求戒。王常月于康熙十九年(1680)卒，康熙帝追赠其为“抱一高士”，命在其墓上建享堂、塑像，每年忌日还遣官致祭。雍正帝敕封全真南宗祖师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乾隆帝敕命拨内帑修葺全真祖庭白云观，并为白云观书楹联赞丘长春“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代刘昌编辑的《中州名贤文表》收录了《大元奉元明道宫修建碑铭并序》，内载：“惟太祖圣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寤宸聪，使车驰召长春丘仙翁昆嵛之山，历数年，逾万里，觐遐朔．，推道馀，沃渊哀，拯生灵，仁万有，其功大矣……我皇明华有馀彩。昔我太祖雷厉八紘，昆嵛赴召，轩辕广成，坐进元宫，天心沃君，宇宙在手，天慈救卫，有赫世皇，光绳祖武，乾隆龙飞，万物斯覩，溥浃寰海，如天之仁，知风之自，道系有真。”这说明元代全真的辉煌，丘处机的奇勋，不论在乾隆皇帝那里，还是在民间，包括昆嵛山，都还有广泛的影响。道光九年(1829)加封全真教五祖之一的吕洞宾。光绪年间，白云观的第二十代住持高仁峒，颇得慈禧太后宠信。这一切虽没能使全真教得到朝廷的特别宠遇、扶持，但多少改善了全真教的大环境，全真教逐步深入民间，在昆嵛山区发展仍然可观。
一方面明清两代朝廷怕信众闹事，对道教都加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历任皇帝大都又热衷崇奉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如永乐十年(1412)朝廷大兴武当山宫观，每日役使30万军民工匠，6年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历次禁教圣旨，并不能贯彻始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昆嵛山区的信众往往借用“旧有宫观额”为名，建修新观。嘉靖《宁海州志》记载寺观61处，纂志者焦希程大为不解，认为有违政令，多是宜拆毁的“淫祠”。为什么道观、寺庙仍林立？主要是广大民众信奉，众多地方士绅、财主，舍钱舍地建庙，作功德，禁而不止，屡禁屡建，地方官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认真不得。在这期间，昆嵛山北、南区的著名全真道观，在明清两代都有重修，甚至有新建的；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小的道观烟火不旺、年久失修而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