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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统治者重视正一道，排斥全真道。一因全真道起源于北方，曾受到元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作为灭元建明朝的朱元璋，自然对全真道有抵触；二因朱元璋等利用正一道神化自己，笼络民心，得心应手，而“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不适合他的政治需要；三因全真道上层“贵盛”，腐化堕落。朱氏王朝多次下达圣旨，既申明“三教并用”，又严格控制僧道会众的数量和活动范围。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下令在京师设道录司，省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全面管理道教。
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令民家女子年不过40以上者，不得出家为尼姑、女道士。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诏男子年20以上者，不许出家为僧、道。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禁收民家14岁以下出家者为僧、道，并禁止军人、工匠及犯罪黥刺者作僧人、道士，定下由国家颁发给僧道身份凭证——度牒。洪武六年(1373)指出：“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重申：“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同年七月，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皆毁之。”甚至规定：“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毋得私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各路费，毋索取于民。”“道士设醮，不许拜奏青词。各遵颁降科仪。”还令僧道录司造“周知册”，将在京和各府州县的僧人道士列成名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其度牒对册，如有不同，即为伪冒，许送有司治罪。二十七年(1394)强调，必随师习经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规定全国僧道人数，府不过40人，州不过30人，县不过20人，全国总计僧道各3.6万人。给牒考试由3年一次改为5年一次。这些控制政策主要是政治需要，防范民众借宗教秘密结社，形成反政府势力。事实上，明中期以后，宗教控制政策得不到贯彻，皇帝崇正一道的行动，往往打破禁忌。
清代宗教政策基本延袭明代。
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令民家女子年不过40以上者，不得出家为尼姑、女道士。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诏男子年20以上者，不许出家为僧、道。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禁收民家14岁以下出家者为僧、道，并禁止军人、工匠及犯罪黥刺者作僧人、道士，定下由国家颁发给僧道身份凭证——度牒。洪武六年(1373)指出：“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重申：“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同年七月，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皆毁之。”甚至规定：“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毋得私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各路费，毋索取于民。”“道士设醮，不许拜奏青词。各遵颁降科仪。”还令僧道录司造“周知册”，将在京和各府州县的僧人道士列成名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其度牒对册，如有不同，即为伪冒，许送有司治罪。二十七年(1394)强调，必随师习经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规定全国僧道人数，府不过40人，州不过30人，县不过20人，全国总计僧道各3.6万人。给牒考试由3年一次改为5年一次。这些控制政策主要是政治需要，防范民众借宗教秘密结社，形成反政府势力。事实上，明中期以后，宗教控制政策得不到贯彻，皇帝崇正一道的行动，往往打破禁忌。
清代宗教政策基本延袭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