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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定鼎刚刚二十余年，就迫不及待地沿袭汉族文化，下令直省各郡县普遍修纂地方志，于是，便有了按部就班重修的第二部《栖霞县志》，是为康熙《栖霞县志》。
  为康熙《栖霞县志》作序的共五人，他们是县令胡璘；赐进士礼科给事中，邑人李唐裔；赐进士，候选知县邑人牟国须；赐进士，原任清水县知县，邑人孙镜和该志主笔，举人（后为进士——编者）牟国玠。
  通过这些序言，作者隐约反映出发生在距修志不到十年之久的往事一一于七抗清及其被清兵血腥镇压。一方面，当政者迫不及待地要歌其功，颂其德。另方面，所有执笔者又共同面对着一个“兵燹后疮痍久未复”的事实。那么婉转地表达那些难言之隐，也便成了心照不宣的宗旨。
  胡说：“栖邑僻处东陲，民贫地瘠，而兵燹之后凋瘵尤甚”，“征志于栖，盖难言之”。李唐裔说：“其道里犹是也，而今所见无非筚路蓝缕矣；山犹是也，而今林木濯濯，且有野豕害苗矣；川犹是也，而迁徙不常。平田强半砂石矣；土地则屡易其主，耕耘不时而沃者瘠，瘠者荒矣！风俗则终且贫，冠婚丧祭莫备矣；人士则衣食不赡，无暇礼义矣；物产惟粟而值钱如土，正供难办矣；户口则万余者今止三千余矣；每丁一钱余者，今每丁六钱五分矣”！他连用两个“何忍下笔”而终要下笔者，无非想“藉此汇呈御览”，要让皇帝知道“昔之为栖者如彼，今之为栖者如此，思所以修复而存恤之，还定而安集之，未必非栖人苦尽甘来之一会也”。
  看，李先生哪里是在作序，是在和着泪，甚至是在和着血写《陈情表》啊！ 据牟国玠先生序，知其先父牟镗亦曾关心重修县志事，早在兵燹后万历志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他从宜阳寻得牟道行残稿回栖并视为至宝。思补之而英年早逝。
  康熙壬子《栖霞县志》出版后三十年，县令郑占春和牟国玠的八弟牟国珑又为县志作了一次增修，牟国珑的侄子，时任内阁掌诰勅中书舍人的牟恒则对付梓一事多有关照，此又一修志趣语也。
  然不管怎么说，康熙县志及其增补在内容上是贫乏的，原因已如上述，倒是那些序跋、艺文之类，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研究的东西。更有牟氏四代人为《栖霞县志》之创续，作了持续的贡献，且往是关键性的贡献，这是值得来者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