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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历8年（公元1048年）包公由河北转运使升为三司户部副使，主要掌管天下的户籍、赋税等，他根据北宋当时政治方面的问题，即文武官员数量剧增，国家财政和民力窘乏，向宋仁宗上疏《论冗官财用等》。 他在奏疏中指出：在真宗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员总数为9785员，现今为17300余员，还有那些等候差遣及中举后等候做官的人不在数内，比较起来才四十多年，已超过一倍。从州郡来说，全国320州郡、1250个县，一州一县的官吏，都素有定额，总共不过五六千员，但目前已超过3倍。现今又三年开贡举，每次取士达千人，还有台寺小吏、府监杂工，通过荫庇、进纳所授之官，合计起来又不止三倍。这样“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之哉”！ 包公指出，全国的税赋收入有规定的常数，从全国的土地和财政来说，目前并不能增加一倍，既不能自天而降，又不能从土地而出，惟一的办法是对百姓进行勒索剥削。 他还在奏疏中指出：目前“输者已竭，取者未足”，陷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国家如何巩固？包公认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如果不果断改图，因循下去，就会造成不可挽救的错误。包公建议仁宗“上体祖宗之成宪，下恤生灵之重困”，对冗官、冗兵进行裁减淘汰。宋仁宗采纳了包公上疏中“减冗杂而节用度”的一些建议，对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