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耀南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作为他的老战友、老同事，对他一生追求真理，百折不挠，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和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怀着无比的崇敬，经常在思念着。 耀南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 1901年，耀南出生于山东长清县一个叫纸坊的偏远山村。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开始寻求变革旧社会的道路。1916年至1919年，他在长清县立高小读书期间，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立志以强国富民为己任“做大事，不做大官”。毕业后，为寻求学习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机会，他考入济南济美教会中学，不久因在学校鼓动反对读圣经、做礼拜而被开除。次年，他转考省立第二师范（即曲阜二师）。在曲阜二师学习期间，他广泛探讨古今中外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并选择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1925年冬，他毅然舍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回到家乡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以自己家资和几十亩山地为办学资金办起了农民义学和农民生产合作社。他幻想从实干中摸索一条与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改良主义当然是行不通的，坚持了不到三年，就家资罄尽彻底破产了，还欠债上千元。 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队伍开进山东，他们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招摇撞骗，处于苦闷之中的张耀南一时对三民主义产生了兴趣。不久，他发动数千农民参加打倒旧军阀县长的农民运动，可是国民党在长清上台掌权后，对农民取消苛捐杂税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却置之不理，耀南多方奔走四处碰壁，遂视县农会筹委主任为粪土，对每月40元大洋的高薪不屑一顾，愤然离职到县立第一小学当了一名每月12元薪水的教员。 耀南到长清一小第二年，即被全校师生推任校长，直至抗战爆发。十年中，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他推崇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提倡“教学结合”、“学做结合”，学生参与学校的监督管理，学校事务和财务收支均向学生公开，一小在全县名声鹊起，耀南也以其正直清廉、治学严谨，对学生极端负责任而深孚众望。“七·七”事变爆发后，耀南全力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些原来在一小毕业的学生，其中如魏金三等人已加入了共产党，陆续由外地回到长清，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长清县民众抗敌后援会”，由耀南任主任。一面公开开展救亡宣传活动，一面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准备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底，济南、长清沦陷。1938年2月初，耀南、魏金三、崔健等和上级派来的万晓塘、袁振、冯乐进等同志一起发动了“马湾起义”，组织了党领导的长清抗日武装。不久，这支队伍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四大队。五月部队改编，耀南先后任十支队独立营连长，副营长、二团副团长。11月，耀南被派回地方，担任长清县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筹委主任。1939年1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同年6月，鲁西大地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长清诞生，耀南被选任县长。11月，鲁西第一个专署——泰西专署成立，耀南又被泰西八县、区长会议一致推选任专员。他担任泰西专署和冀鲁豫一专署专员达十年之久。建国后，他又历任泰安专区副专员，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林业厅厅长等职。“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冲击受到错误处理，1959年到泰山林场任场长直至逝世。 耀南同志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耀南爱国热情之高涨，立场之坚定，充分表现在伟大的抗日救亡中。“九·一八”事变后，他在长清一小任校长时，就利用一切机会，各种场合仗义执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误国政策。在一次国耻日纪念会上，国民党县党部代表演讲一通后，耀南立即登台，他说：“刚才那位先生的结束语是干、干、干，我就以此为题讲，这些年来，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他慷慨悲愤，历数政府的倒行逆施，县党部的人尴尬汗颜，台下群众则拍手称快。在长清教育界，他所在的一小民主、进步、爱国气氛最浓。抗战爆发后，耀南毅然毁家抒难投笔从戎，带领家人亲属参加了抗日工作。 耀南深知武装在抗战中的作用，很重视抓武装建设。从部队到长清县动委会工作后，他又以三支破枪起家，搞起一支小武装。他曾亲自率领这支小部队，不避艰险，身先士卒，在村自卫队联防配合下，伏击过石岗据点的伪军，偷袭过日军，拔除过伪军据点。1939年春，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泰西，罗荣桓同志了解到耀南的情况后，曾称赞说：“一个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抗日这样坚定，对党这样忠诚，十分难得啊！” 在整个抗战期间，耀南同志为创立、建设和巩固大峰山和泰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坚定地、全面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长清执教十余年，被誉为“弟子三千”。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抗战初期就投奔了共产党、八路军，有许多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耀南利用他的社会影响，与各界广泛联系，充分发挥了党的政策的威力，团结、带动一大批爱国人士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抗战，与我党同心同德，共度难关。有的国民党人士也被争取、改造为我党的好干部。这在当时对于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开辟和坚持抗日根据地起了巨大作用。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耀南对党对革命如赤子之诚，始终不渝。即使一时不被理解，甚至有时被误解，他对党的信念也没有丝毫的动摇。当他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误处理后，不少老同志替他鸣不平，他总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迟早会纠正失误的，我是这样，你们也要这样。”“文革”中他被“造反派”宣布党籍、职务“双开除”的当日，就在日记中写道：“组织上被开除之日，即是思想上重新入党之时”。信念之坚定，可见一斑。 耀南同志做人的品德是高尚的 耀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上从不搞特殊。抗战最困难时期，他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的粮食定量，一样吃糠菜树叶。上级照顾他的“老年金”，总是被用来照顾伤病员和其他同志。行军时，他的马不是驮伤病员，就是驮物资，他则坚持和同志们一起步行。部队缴获送给他的一件羊皮袄，不几天就穿在一位老年参议身上。 耀南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同志，更从政治上爱护同志。1950年泰山泰西两专署合并后，他改任副专员，原泰西的有些干部为此私下有些议论，他觉察这一苗头后，专门召集泰西的干部开会，对这种错误严肃地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了一个人干什么是由党决定的，个人无权过问，一定要搞好团结。他与刘舜卿专员工作中相互尊重，密切配合，大家无不心服口服。在对犯过错误的干部的处理问题上，他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治病救人，努力避免失误。 耀南一生坎坷，但无论身处何境，他时时不能忘记的就是尽量为党多做工作。他常说：“想想牺牲了的同志，我们活着的人就要努力把工作做好，把国家建设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始终是个实干家。1959年，在受到错误处理时，他主动要求到泰山林场，下决心把泰山建设好。1962年，组织上对他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平反，决定恢复他卫生厅厅长的职务。他说：“我在泰山建设方面刚刚开头，就让我把余生献给泰山建设吧！”婉言谢绝。不久，省里准备办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他主动要求把三分校设在泰安，他自荐兼任校长。为了办好“劳大”，贯彻毛泽东、刘少奇同志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斑人，他呕心呖血，为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了一批发展农、林、牧等事业方面的人才。 耀南处事稳健持重，凡事都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深思熟虑，坚持原则。但有时人们也说他“倔”。他的爱人王芳，是抗战初期即参加工作的妇女干部。精兵简政时，耀南以她文化低为由率先将王芳同志精简。抗战胜利后，专署充实定编，同志们一致提出，王芳同志一直坚持工作，应列入编制恢复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以后多次机会，也都因他的坚持而未办理。王芳同志就这样当起了家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凡是他认为不能办的事，坚决不办；凡是认定对党和人民有好处的事，“咬定青山不放松”，再难他也要干到底。在我们今天改革的事业中，不是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吗。 耀南担任领导职务多年，所有接触了解他的人一致认为他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始终是人民的公仆，与人民同甘共苦，从不居功自傲；他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他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他党性强，作风正，从不搞“小圈子”、“一言堂”；他团结同志，宽以待人。“无私功自高”。他就是以这几方面“过得硬”，在群众中树立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受到群众的衷心敬佩和爱戴。 1974年10月5日，耀南因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未给子女们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耀南的精神，将鼓舞激励后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