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菅菊人（1882—1938），名芳谱，章丘明水镇砚池山村人，清末秀才。他一生几乎全部时间从事舌耕笔耘的教书生涯，性情耿直豪放，待人热情。虽瓮牖绳枢、箪食瓢饮，不以为苦。自幼好学不倦，青灯黄卷，暑来寒往，年复一年，苦学有成。及长，考中秀才后悠游乡里，走访缙绅藏书之家，遍巡县内外名山古刹。所见历代石刻，辄录之藏之行箧，归来题词记之。平时到处搜寻古瓦、异石，装制成盒，书其产年，如获至宝。二十六岁时，受章丘浅井人北厚记酱园经理石绍先之聘，为其教授孙女。自此，得有机会出入省城各大书肆，一时成为古籍、古玩商号的座上客。凡上始三代（夏、商、周），下至五朝（梁、唐、晋、汉、周），钟鼎、彝、尊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隐士之事迹、名家书画之题跋、古刹、名胜之缘由，均在搜集之列，并经常与书画、收藏家一起对历史文物鉴别真伪，品评次第。因此，深得著名文物学家、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赏识。自此先生眼界更开阔，见闻日广。先生对历代篆刻印章收藏甚多。计有田黄石、鸡血石、寿山石、青田石、水晶石、黄杨等多式印章不下一百枚。尤其收藏汉代虎钮铜印，篆文古朴大方，格调别具，笔虽断而意在，形未有而神存，真可谓一洗耳目。对历代碑石拓片收藏亦丰，且对书法尤精于魏碑，有时为至友亲朋题字，多系修身力行之言。 菅菊人素贫俭，平时注意节衣缩食，积洋数十，购得李易安折梅图像一帧（此件，1928年张鸣九祸章丘时被土匪抢走），与同道者舒卷摩玩、欣喜不已。此像端庄凝重，与后人穿凿附合者绝然不同。不数年，几案床头，书石罗列，平时玩赏会意，自得其乐。 辛亥革命前夕，废科举，兴学堂。1910年，营菊人由济南返故里，名家硕儒待之如上宾，先后任职浅井、四营等村学校，讲授经文史学，深得校长学生的信任。不久，与章丘城西关高奇峰相识。高奇峰出身廪生，酷爱书法古玩，与之志趣相投，遂成忘年交。高奇峰见他人品敦厚，学识渊博，对治学教子均具深见灼识，请他在城内自家的南花园洗心养性，从事著述并教授高氏弟子。 著名中医高承之、学者高盘之、吴霭宸，书法家高鼎元、袁德臣、李萼楼，社会名流韩梅臣、王质堂等，经常与他诗书往来。因此，凡西关高氏珍藏的历代文物，他无不过目，品评高下，指点瑕疵，从此眼界更加宽广。 菅菊人治学严谨，倾向民主，赞助革命，因此，他的学生，大都锐意精进。几年间，受其教诲，在诗文、书法、绘画、雕刻诸方面，较有造诣者有高次乾、高为田、耿狂澜诸君。在金石、图书方面直接间接受到其指点、教诲的也大有人在，卓有成绩者有唐鸿川（刁镇尹家）等诸人。 1919年，由友人推荐就任县立一小国文教员，除讲历代文选，兼授音韵、训诂之学外还讲文章、义理、考据、辞章，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深浅适度，娓娓施教。教书法，先介绍历代书法家的流派、渊源，出示多家之笔帖、墨迹，然后据字体的难易，形神兼注，循序渐进，深得师生的好评。1927年，他在明水珍珠泉学校成立了书社，将自己的部分藏书编成目录，挂在墙上，让人借读。还书时要写读书笔记一篇，或诗词各一首，交来后，经他仔细评点，以此提掖后进。 1930年，他再次被邀到县立一小讲课，授课时往往坐无虚席。一日有病，步履艰难，学生煎药送饭，侍侯在侧，未敢稍懈一步。他以学业为重，非坚持上课不可。学生只好背着他进课堂，学生深受感动。他平时还致力于地方考古，如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的里籍问题，是多年来文史界争论不休的悬案。他依据《章丘县志》、《廉先生碑记》等材料，反复考证，断定李氏父女的里籍是章丘明水。为此，抗战前，他曾联合地方当局（县长冯云和时代）提出在明水百脉泉大殿修建李清照纪念祠的建议。 平时，他仅靠微薄的薪水，已不足用，还要克勤克俭，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收藏，有时甚至以衣易市以购买到手为快事。1931年，在济南小市上买到一个玉扳指，上刻“明月松间照”。他想，必定有另一只与之配对。为此他到天津、南京、上海去寻找过，均无下落。他想赶到端阳节前去青岛，先到家休息几天，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从济南乘车东去，车到龙山（今平陵城车站）时，看见同坐的一位胖子，正摘下一个玉扳指擦汗，一看，正是他找的“清泉石上流”那一只，他不胜欣喜。胖子知道他在明水下车，火车进站后，胖子问道：“明水到了，你为什么不下车？”先生答：“没有什么。”胖子问：“你有事吗？”先生答：“我有一个玉扳指和你的是一对，我到天津找过了……我想给你叫它原物成对，你看好吗？”胖子说：“那……干脆给你吧。看来你是个好玩艺的，我留没用。”先生说：“普集到了，咱们一同下车，到商会会长家坐坐好吗？”胖子同意，随先生下车来到济南商会会长刘兰阁（普集人，乡绅）家中。茶间，他酬以重金50元，送胖子上车东去。可见他为搜求文物已达到竭尽心力的程度。 先生性喜好游，诸如西关高氏诸家的花园，旧军孟氏矜、进两花园，高家庄焦馨的预青园、城内李开先故居、南北大寺（南指磐泉寺，北指醴泉寺）、女郎山、白云湖、绣江寺等名胜古迹，都留下他的足印。诗云：“遍踏名山两屐云。”虽系艺术概括，却很能说明问题。菅菊人写过不少诗文，还有不少书画题跋，然几经战乱，物换星移，无法查寻，甚为可惜。1937年，抗战爆发，蛰居乡里。不久，战火遍起，面对国将不国，民苦不堪的现实，忧心如焚，又不忍置之他所，故不得不困守孤村，静观时变，数十年积历代文献典籍等六千卷，人称“家藏万卷书”。其中多元刻本、尚志堂本、殿本、仿殿本，四书五经大都为清代注家之善本、孤本。明版《西厢记》诸书，以及书法家董其昌、祝枝山的手书，仇英的画轴，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对幅，还有端砚（其中有高风翰所刻）、徽砚，特别是明天启年间制作的墨顶（扁平、呈圆形），更是刮目相看。 1938年，菅菊人身陷敌区，田园荒芜，糠菜糊口，难以为继。迫于生计，以带病之身，受友人之请，在普集天尊院设塾收徒。不出半年，病入膏肓，返回家园，延医诊治。时日寇扫荡日甚，村村萧疏，不见炊烟，医药更是奇缺。且老妻幼子，啼饥号寒，在僵卧长愁中而殁，终年56岁。 菅菊人所藏历代图书，据其后人谈，城关所存，被土匪张鸣九抢掠毁坏。家中所藏（大部分）又遭日寇抢夺、伪顽诈骗，所余由济南古玩商人借势要挟，强行迫卖（一个小名叫“江子”的贩古董的人，以五元法币一小车买走）。自此，毕生所藏，十有之九荡然无存。现家中唯《北魏造像》岿然独存。此石为北魏正光三年所刻。阳面有比丘像，颈上系有念珠一串，并绕于右臂，下垂于地。上端雕有三飞天，阴面有43个残字。这些字的笔画虽残，但直处依然有骨，曲处仍然有筋。两侧各有飞虬。其上各有小比丘像。雍正之“三鱼碗”，外有朵红云，恰似金鱼游翔浅底，跃跃欲动。睹物思人，我们不能不为菅菊人先生为保护古代文物所表现的煞费苦心的精神，而顿生无限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