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苗世循（1903——1966年），字海南，兄弟三人，行居三，是苗星垣的胞弟。九岁入塾，13岁升入桓台县索镇高等小学。他自幼学习刻苦，每次考试，名皆列优。毕业后因胞兄苗星垣任泰华粮栈副理，即带他到济南考入省立第一中学。1923年毕业后，到济南一家私营银行当职员，一年后因兄有创办纱厂的打算，支持他考入南通纺织学院。1928年毕业后，考取英国留学补助费生，赴英国进入皇家第六纺织学院（即曼彻斯特纺织学院）纺织工程科学习。1931年结业后，曾到英国伦敦、利物浦等地考察纺织业，并在伦敦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实习半年。1932年春回国。听胞兄苗星垣讲，青岛日本人办的大康纱厂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超过欧美，就又到青岛托熟人进厂实习，遭到日本经理内海拒绝，只好进中国人办的华新纱厂暂住，与日厂的技术人员交友，达到了学习的目的。6月份回济创办成通纱厂，任经理兼总工程师，聘留英时同学都武扬任总机师。1933年5月开机投产后，连走四年“红运”。“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成通纱厂被军管，苗海南也身遭磨难。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时期仍处逆境。解放后，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苗海南少年时期家庭贫寒，大哥苗世恭在家务农。他从10岁起就帮兄干些零活，下学后常到木器作坊中学木工，深受师傅们的喜爱。家乡二三月间，儿童们有放风筝的习惯，一般都用木板缠线，他看见大财主高家的孩子，从外地买来的线矍子，回家仿制了一个，还真有点以假乱真。他在济南上中学的第二年秋天，同聚长大楼接待室的大挂钟，因王冠东用力过猛上断了弦，他主动把弦卸下来，拿出去焊好又安装进去，当王冠东发现钟又响时，才知道是他修理的。1923年中学毕业后，成丰面粉厂扩大设备，12盘钢磨已经运到，全厂从经理到工人忙于安装，他也动手干起来。看到他那股熟练劲，一位不认识他的师傅，还认为是请来的技术员，休息时还端水让茶称他老师。胞兄苗星垣对王冠东说，老三心灵手巧，还得下决心供他念书，培养自己的人才。 1924年他考入南通纺织学院后，胞兄苗星垣就把办纱厂的意思告诉了他，这无疑成了他学习的动力，每次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后留英学纺织时，每逢星期天，几位中国学生总要邀他外出游览，他总是提出，找教授介绍个纺织厂见见世面。结业后，通过一位教授的关系，进入伦敦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实习，三个月间，他一天也未离开过车间。实习期满，企业主请他到家做客，还特意请人做了几道中国菜，饭后提出高薪留他在本厂工作。他拿出胞兄的来信念给他听，讲明胞兄办厂非回不可。直到告别时，那位厂主还提出多住一年行不行？他笑笑说，想家心切，必须立即回国。 1932年春，苗海南回到济南，休息半个月后即登程去青岛，按照预约，先找到在日厂当技工的宋呈元，开始想通过日本雇用的中方高级职员说情进厂实习。日本大康纱厂的经理内海答复，除来厂谈交易的商人外一律免进。苗海南只好化装成购纱商人，进入了厂部，这样只能进客厅谈生意，仍不好进车间看设备，宋呈元借来一身工作服，到技工办公室给苗海南套在外面，由技工带路，各持维修工具，按纺纱的顺序转了一圈。第二天仍然化装进厂，又重看了几个要害部位，对新进的器械，以维修为名，卸开查看后又装起来。第二天晚上，苗海南托宋呈元，约了他的几位知己，到饭庄请客，要求他们把日厂的管理办法、机械装备、操作规程，分别用图、文记出来。通过他们介绍，苗海南还认识了几位在华新纱厂临时帮工的东北技工，他们是“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当亡国奴，从沈阳、大连等地来到青岛，在华新纱厂干临时工，愿意跟苗海南到成通纱厂干。苗海南在华新纱厂以实习为名，通过几位朋友搜集大康厂的技术资料，还通过宋呈元结识了日商办的钟渊纱厂技工王纪三。在回济之前，对宋、王二人各提出一条要求，分别秘密联系10名熟练工，即清花、钢丝、摇纱、粗纱、细纱各二人，到成通后比日厂的35元工资加发10元，待成通完成基建后把人送到。6月份，成通纱厂开始招工，从新工人中选了20名进华新纱厂代培。后来成通投产后，日厂来的20名技工，都成了师傅，到华新培训的20名工人，也成了技术骨干。 1934年，成通纱厂成立了铁工部。为了自己制造纱机平台，从英国怡和洋行购进了12英呎龙门刨床，经使用效果不好。苗海南仔细检查，发现刨床上的英文字码是香港的商标，他决意向英商提出抗议，立即退还机器，追索赔偿费。起初英商不予理睬，苗海南赴上海，在怡和洋行，找到洋行的财东查理·次顿。此人50多岁，是个中国通，传说他是鸦片战争时，侵华军头目查理·义律的孙子。交谈时，他一口咬定，从未出售过香港产品。苗海南拿出怡和洋行的单据，并提出要看一下仓库，结果仓库还有一台同样的刨床，他指着机器说，是给人代存的。苗海南见他狡猾奸诈，蛮横无理，最后提出要求，如能履行合同赔偿损失，别无话谈，否则要诉诸法院，还要登报。在场的几位英商，怕引起大麻烦，嘟噜了几句英语。苗海南听的明白，是愿意如数退还价银，对损失费当面议定赔款2700元。苗在赴上海前，与几位技工，模拟这台刨床，仿制了一台，但没有死搬硬套，并有多处改变。英商从上海来济南，运回刨床时，提出要看看成通设备，发现了这台仿制的刨床，细查了两遍，提出了抗议，说是仿制刨床，侵犯了专利权，要追究法律责任等等。苗海南指着机器说，这台机器是仿制的，但不是仿你们的机器，你们细看你们的底盘是平形，我们的机器为蝙蝠弧线形，再看小件，你们的螺丝是结固方形的，而我们则是易卸的圆形花螺丝，一连讲了八个不一样。最后说：告诉你们吧，这台刨床是结合瑞士和日本的产品性能，由成通铁工部自创的，你们要的哪份专利？英商听罢目瞪口呆，灰溜溜地离开了成通。 1935年，苗氏兄弟开始实施大西北计划，先从西安开始，投资100万银元，先建成丰面粉厂西安分厂，后建成通纱厂西安分厂。从一月份买地建房到八月建成投产，其速度之快，令人叹服，西安城的各界名流，都要认识一下苗星垣。苗海南听说胞兄累病了，急速赶去探望，老兄正爬到锅炉底下检查故障。海南见他满面黑灰，因心疼而笑不出来。在西安住了几日，听副理于乐初讲述了建厂经过，特别是听到胞兄日夜操劳，深受感动。他对于乐初说，二位兄长建成丰分厂，只用八个月就投产，恐怕轮到我上阵，建成通分厂时，如果16个月投产，也该朝天谢福了。从1936年开始，先购置2000基罗的大型发电机，接着让成通铁工部赶制了一万枚纱锭，设备也大体凑齐，先后发车运到了西安。1937年建厂的图纸刚刚绘完还未施工，“七七”事变爆发，玉符河（现名工商河）决口，成通、成丰两厂被淹，苗海南返济抢险救灾。事后，日军已到达黄河北岸，从此，“大西北计划”落空，这才将运往西安的纺织机械和部分原料，廉价卖给了中国银行。 1937年底，日军渡河之前，韩复榘的大军，不去抗战，反而到各企业抢劫财产。成通、成丰的14部卡车，装上了自己的粮食、面粉和棉纱，结果变成韩氏的财产。苗海南找到一位押车的团长，要求他别开车，要找韩主席解释。团长说，别操心了，这是韩主席的命令。日军侵占济南后，1938年2月9日，青岛日商丰田纱厂的代表山田一伙来到成通，声称奉日本军部令来接管成通。苗海南回答：“本厂资本属小商人的集股，不应在军管之列。”次日，日本特务机关长中野召见苗海南说：“山田进厂系军部所派，先查收后交账，违令者处！”强迫苗接受军管。3月1日交账后，驻厂日军宣布：成通由日商丰田管理，将成通的经理、职员全部赶出大门。1938年4月，苗海南与胞兄商议，必须为被赶职员找个落脚之地。于是兄弟分头行动，先后创办了成丰粮栈、尚志兴粮栈、复聚长粮栈等小型企业，以谋生路。随后苗海南与兄苗星垣商议，联合表兄弟孟干初、孟冠美，先在济南创建了崇文印染厂，后改名为文德铁工厂。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苗海南留英时的两位同学，在汪伪政权中任职，一位叫薛典，任司法行政部次长，另一位叫李圣五，任教育部长。通过他们的帮助，苗海南同孟冠美作为发起人，在南京汉中门外新河区二道埂子街，创办了普丰面粉厂。由苗星垣任董事长，苗海南任经理，孟冠美任副理，孟怀山任襄理。开业时还不错，后来日商佐藤办的有恒面粉厂，妄图通过合作吃掉普丰，苗海南坚决反对，佐藤又生一计，声称奉命为日本军部供应酒精，强行将普丰霸占，成为佐藤的企业。1940年就在普丰开业之后，胞兄苗星垣发出急电要苗海南回济，研究成通纱厂，由“军管”变“合办”的事，因董事长苗杏村重病住院，改由侄子苗兰亭出面与经理苗海南代表成通董事会，与日本人浅井洽谈合作事宜。苗海南以有能力自营为由拒绝合作。一直拖到1941年12月21日，日本特务机关矢本中佐出面训话：“你苗海南托词说董事会不愿意，你别忘了你是留过英的，亲英美人物，那你就等着没收吧！”在刀压在脖子上的情况下，办理了“中日合办”事宜。合办后仍然是日本人主事，中国人看戏，不过这时已能拿到少量红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山东党政机关组成了“接收”委员会，妄图把日本人掠夺的民族工商业者的企业，变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企业。苗海南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托人说情，到10月4日，才将成通归还了原主。这时的成通纱厂已是满目疮痍，困难重重。苗海南一面整修恢复生产，一面应付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国民党统治济南三年，名目繁多的敲诈摊派，接连不断。何思源一进济南，从省府的住房到睡衣拖鞋，一概向企业摊派。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1945年10月进济南受降，要面粉厂、纱厂，拿一亿元表示心意，几日一次“劳军”，隔月一次“赈灾”，都要企业募捐；到解放区扫荡一次，“国军”死了人要企业拿钱买棺材；几天一次“爱国拥政”包场看戏；修城墙、挖地道、建工事，要企业拿“防御费”。成通、成丰两厂每月都有几张省府“借款”的欠条。济南解放前夕，王耀武要修一条飞机跑道，成通纱厂被派拿60件棉纱，成丰面粉厂派拿2000袋面粉。苗海南对国民党刮骨熬油，深恶痛绝。1948年5月，，苗海南作诗一首：“兆民方苦乱，九锡一何荣。借问行路者，何如袁项城？”他把蒋当总统比作袁世凯的皇帝梦。苗海南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有不满情绪，又对共产党不了解，存有害怕心情，解放前夕他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充分反映出当时的心情： 徙倚江南路，嗟麟识道穷。 三春浑夏日，一雨便秋风。 青鸟书难寄，黄梁梦正中。 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 1948年5月1日，苗海南与夫人崔永和到台湾走了一趟。名曰观光，实则看看风向。回上海后，会见挚友刘敏斋（字仁正），其弟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由刘引见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陆同志，重点了解共产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此后，他下决心回济南，并将此意转告住南京的胞兄苗星垣放弃赴台之意。就在这时，与苗家合伙办企业34年的王、张两家，决意分伙，王冠东（1945年去世）的胞弟王扶九、张仲磐（1933年去世）的儿子张景韩携款带眷先去香港后到台湾。 1948年，济南解放后，成通纱厂第一个开机生产。1949年苗海南一次购买国家胜利折实公债15万份。1951年6月11日，为支援抗美援朝，代表成通捐款购买战斗机两架。1954年1月26日，认购建设公债80亿元（旧人民币）的公债券，支援国家建设。是年4月6日经他申请，成通纱厂第一批被批准公私合营。他积极带头兴办福利事业，投资办教育，捐款修医院为民造福。1959年，党和政府号召全民办电，他亲自动手同工人一起，研制大型发电机1500千瓦，小型发电机55千瓦，研制电动机12马力，被批准大量生产。 苗海南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带头人，也是与我党风雨同舟的爱国人士。建国后几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 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副省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委员，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山东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山东省工委主任等职。“文革”初期，苗海南受到了打击和迫害，1966年10月3日，不幸逝于青岛。1978年7月18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济南英雄山，召开了苗海南追悼大会，公正地评价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