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们的祖父刘冠三，原籍山东省高密县康家庄，生于1872年2月16日，家里以开大车店为主，还种一点田地。 祖父1900年离开家乡来到济南，先是以抄写为生，后于1902年考入山东大学堂师范馆（后改为山东师范学堂），1906年毕业。这年夏天经谢鸿焘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革命者。这年，他与友人丁耕农等创办了我省第一家通俗文体的《白话报》，报馆设在白雪堂（在趵突泉一带）。后又创办了一所聋哑学校，又集资创办一所中学，因学生不断增加，便将中学迁到北园杨家庄张家花园。学校要扩大，首先要有必需的经费。祖父一向以诚待人，广于交往，又办过《白话报》，故声望较高，他利用这一优势开展了募捐活动。除说服有钱人捐助外，又到各学校宣讲办学的必要性和爱国意义，学生听后很受感动，纷纷认捐，其中有一位师范学校安丘籍的学生张世荣，听后回家动员他父亲捐了1000两银子助学。当时的山东巡抚杨士骧也同意每年给学校500两银子补充经费。这样学校终于得到扩大，并将扩大的学校定名为“山左公学”。 当时祖父与管教育的一位官员方燕年不和，所以报请立案时由刘东候、丁鸿芹（都是同盟会员）具名申请，因提学使（教育厅长）连甲与祖父较好，很快获得批准。1907年2月正式开学。办学的宗旨是教学新文化、新思想，培育革命英才。学校总办（校长）由刘冠三担任，刘东候任监督（教导主任），张士荣任庶务（总务主任）。不久，刘东候辞职，监督由刘冠三兼任。教师多为留日学生，如丁鸿芹、刘一桂、王步云、夏全珍、邓翰文、左汝霖、周树标、鞠思敏（山东著名教育家）等，而且多是同盟会员，“山左公学”一时成为贤士云集之地，各地学生闻名报考的更多了。 学校分师范部和中学部，各部又各分三个班。师范部150人，年龄较大；中学部80人，年龄较小。师范班每年交20元银元（每枚银元含纯银6钱4分8厘，20元银元折合近13两）；中学班每年交20两银子，两者相比师范班交费少些。张家花园只设校部、教室和教职员宿舍，学生都分住在附近村庄内，远的离校2里。学生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不但无半点怨言，反而学习情绪高涨，成绩良好，来校上学者不断增多。 祖父兼任监督，除总的料理学校大事外，还要管教务和督导学生的工作。他特别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思想，对少年学生尤甚。他每晚都要提着灯笼到学生处查看，一方面解决疑难问题，另一方面见机向学生宣传革命。他常将革命刊物如《晨钟》、《民报》、《革命军》等分送给学生看，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他与学生亲如家人，推心置腹交谈，深深打动了学生们的心。学生听他讲课都入迷，对他送来的书刊，更是手不释卷。有的学生说：“过去俄国学生偷着在房子里读禁书，说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我们很象他们。”祖父听后很高兴地说：“革命种子佈矣”。 这所学校不只是教书育人，它还担负着革命的重任。除为武装起义培养骨干外，还承担着同盟会在山东革命的各项任务，实际上又是革命机关。因此它除开设文理课程外，还设有军事课，平时也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为祖国的兴衰而奋斗的精神。一次学校组织了到泰山旅行的活动。泰山距济南50多公里，当时没有火车，只能步行。队伍由军事教员（都是留日学军事的学生，多是盟员）负责带队，一律军事化，背着背包列队而行，教职员随其后。祖父身先士卒，走在前面，边走边讲，忆古论今，侃侃而谈，毫无倦色，师生很受鼓舞，路虽崎岖不平，但无一落伍者。祖父满意地说：“此习行军之野操也，他日赴汤蹈火，举大义者，吾徒也。”果然如此，嗣后公学学生为革命献出生命者极多，其中的佼佼者如刘溥霖、邵麟勋、周希文、钟孝先、林登弟、毛守枢、于沐恩、王凤藻等，都是同盟会员。 祖父为培养学生自治的能力，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由学生选举理事组成，强调民主自治，制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并兼管军事训练。学生会分评议、执行、判理三部，部又分若干科，都有人各司其职，井井有条。会长先由祖父担任，后改由学生担任。学校大事自治会参加研究，遇有问题自治会也为学校分忧。 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际，清政府对“山左公学”办学情况有所觉察。当时山东巡抚杨士骧阴一面、阳一面，先是捐款助学，表面和祖父谈交情，但在私下里却对人说：“冠三是革命党，如果驾驭不好，是一大祸害啊！”于是他派人暗地监视祖父的活动，可监视的人多与祖父要好，且富有正义感，所以没出问题。此时祖父打算买地扩大学校，杨许给5000两银子，地已在关东看好10亩，将要成交，因杨调离山东未成。 当年曾因开除祖父学籍引起学生罢课被撵跑的那个方燕年，在新巡抚的提拔下，升任了提学使（教育厅长）。他恨祖父入骨，一上任先停了杨士骧答应的助学款，继之又提出“山左公学”新开设的政法班停办，理由是“政法学堂照例是官办”，言外之意“山左公学”是私立，不能开设。祖父请教师王廷宾写文章驳斥方的谬论，提出“政法学堂例许民办。”方燕年理屈，恼羞成怒，竟在校门口张贴告示，说“山左公学”内潜伏乱党，欲查封公学。政法班的学生不了解内情，纷纷退学离去。 祖父看得很清楚，方的目的是对着他的，为了保全公学，准备自己离开。但是学生与他感情太深了，他不忍当学生的面宣布辞职，也怕学生年少气盛，不让他走，进而引发学潮，让当局抓住把柄，所以密而不宣，只留下一封信，于1907年冬悄悄地离开学校。 祖父在信中委托安丘周树标负责校务，周是留日学生，有活动能力，故请他出面与方燕年周旋。祖父走后，教务长李松山在学生大会上公布了祖父的信，并且说：“刘监督视公学如生命，数历危难而不去，今竟远行，彼非自爱，爱诸生也！”学生听后都泣不成声。为了保全学校，周将学校迁至大明湖畔，以避“潜伏乱党”之嫌。 1907年冬周树标接管学校，他怕学生不服他的领导，又请诸城的杨镇南为监督，他任副职。学生对杨了解，认为他官气十足，不足为人师表，乃发起驱杨、逐周运动。周愤而离校。数学教师王步云，是基督教徒，待人和气，想从中调解，便对同学们说：“诸君行将卒业，可少安乎？”学生不听，包围了监督室，大呼杨名，令其离校。其实杨早就偷偷跑了，学校从此停课。教师还有留者，但学生纷纷离校归里。第二年（1908年）祖父在青岛与陈干（同盟会员）办起“震旦公学”，“山左公学”入盟的学生到青岛相投。“山左公学”后由安丘王讷接办，虽仍用“山左公学”之名，但已成为一般的中学。 1908年冬，德国人查封了“震旦公学”，祖父遂另寻革命途径，联络了几个同学，推着独轮小车，以小商贩身份，徒步数千里，历经五省200余县，宣传革命，联络同志，为推翻清政府而斗争。 辛亥革命成功后，祖父回到济南，任同盟会山东支部副会长，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在此期间，他仍然关心我省的教育事业，除提议将他创办的“山左公学”改为官办的初级中学外（以后成为省立第一中学），又与鞠思敏、王祝晨等人创办了私立“正谊中学”，还在商埠创办了商埠小学（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前身）。 1913年祖父被选为国会议员，并参加反袁护法斗争，1922年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并到北京定居。1925年5月，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