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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头村的吕安禹、吕安尧昆仲二人因受景琳同志（当时以教书为掩护的早期地下党员）影响，思想进步，很快与吕子仪，胡寅同志联系上了。因平日兄弟二人办事公道，深受群众拥戴，组织上便委任吕安禹同志为土头村村长。后来吕安尧同志被选为土头村党支部书记，土头村在他们兄弟二人带领下，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在抗粮、动参等各方面都很出色，曾多次受到当时章丘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表扬。 当时村长这差使是个两面性角色，搞不好被敌人识破，就要连命搭上。这期间安禹村长饱尝了苦头。有一次敌人无故把他绑走，组织上动员群众将他保释。敌人始终怀疑他，不久又来绑他，当时群众想掩护他出村，谁知敌人在院里认出了他，一个坏家伙手持木棍劈头盖脸的打他，眼看冲脑门的一棍就要落下，幸亏棍子被门上挂的草帘子挡住，他才免遭一死。但他已遍体鳞伤，头上血包如卵，满脸血污，惨不忍睹，他不叫苦，表现了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高尚品格。 村上刘尔海的儿子，参加了革命，鬼子通过汉奸知道了这一情况，第二天进村逼问安禹村长哪是刘尔海的家？安禹村长不慌不忙带领敌人来到一个只有四间破草房的院落，指着说：“看吧！这就是刘尔海的家，他上无老，下无小，光棍一根（其实刘尔海当时一大家人家）鬼子不信，抡起大刀威胁，安禹同志坚持说这就是刘尔海的家，鬼子半信半疑的走了，刘尔海家才得以安然无恙。 安禹村长和安尧同志都注重组织建设，1941年他们已在本村发展党员五名。建立党支部，安禹同志被选为第一任支部书记，积极组织民兵开展武装斗争，起初，到小龙堂去买黑火药供土枪用，后来都有了土枪。在村口修上岗楼，观察敌情。一次，一股杂牌军要闯进土头村，结果被民兵一阵土枪打跑了。家是塔窝的一孟姓士兵受重伤后死了，他的哥哥在伪三团叫了几个弟兄，杀气腾腾来土头找安禹村长报复，当时有朱先孝同志用大洋买通孟家才算了事。 又有一次，敌人要抓安禹村长，因村长已知敌人来意，先躲了起来，结果敌人将朱迪省的老父亲抓去，敌人见他一问三不知就将老人塞进井里了。 吕氏兄弟还以他们的大智大勇帮助同志们脱离险境。有一次县委组织部长赵健同志来土头，敌人尾随而至包围了村子，安禹村长带赵部长东转西绕，从村东走出村去。他的妻子则带领几个人打着小旗佯装欢迎“皇军”，结果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拳脚相加，打了一顿。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日寇力不能拔，这使得敌人闻风即动，气焰甚嚣尘上。一次，县大队二中队丁长忠指导员到土头开展工作，鬼子闻信包围了村子，村上的民兵发现了鬼子连忙告知吕氏兄弟，他们又设法使丁指导员脱离了险境，只有民兵朱某被敌人打伤了手臂。 安禹村长、安尧书记当时年薪只有五斗谷子。他们帐目清楚，定时向十个甲长公布。平时县、区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多在他们家吃饭，而他们从不另派粮于群众。当时常到他们家的有吕子仪、傅生夫妇，傅生同志曾在他们家养病两月有余。还有王孝东等同志也常去他们家吃饭，而他兄弟二人却常枵腹从公。 安禹、安尧二同志工作细致，为抗日开展武装斗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动员群众。本村杨得忠兄弟二人在济南兵工厂为敌人做枪炮子弹。安禹、安尧同志向其晓以利害，并做其家属工作，使二人都弃暗投明参加了我军的兵工厂。 吕氏兄弟指示村情报员朱先道常以假情报欺骗敌人。敌人要粮，村长立即收交，驮粮的驴驮子又在半路上被一伙手持武器“身份不明”的人抢走，而且与此同时枪声大作，敌人得到的消息也是粮食收齐了，只是在路上又不知被什么“杂牌军”抢走了。只有自己人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 战争年代，大家都更惜粮如金，当时吕安尧同志创造了藏粮防潮法，这一经验为别村所效法。还用石头做地雷、拉雷炸敌人。土头的男女老少都积极抗日。 由于安禹村长和安尧同志工作出色，在村里的身分也逐渐暴露，组织决定于1946年提升吕安禹同志为区组织委员，后又提为区长、区委书记。解放后任章丘县民政科长，劳动科长等职。他任职期间曾带领民工参加治黄工作。他身先士卒，挥汗如雨地实干，条件不好宁可寝苦枕草不叫苦不给国家增加负担，直到昏倒在工地上。最后，吕济谦县长派人叫他回来，他才不得已回到家，但终因积劳成疾，久卧病床，治疗无效，于1968年与世长辞。 吕安尧同志在任土头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工作一贯积极、认真。1947年就任乡党支部书记（乡指导员）、区委委员。不幸于1947年底同几位民兵一齐被敌人捕去，敌人虽对他百般折磨，逼他变节，他大义凛然，大骂敌人，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杀害了他。不少人曾亲眼看见他的遗体上有像筛底一样的刺刀眼，每谈及此事人们无不声泪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