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立垣先生早年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一生光明磊落，追求进步，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广饶近代的一位名士。 张立垣，字筱藩，清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乐安（今广饶）县韩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精通诗书的祖父张殿振见他天资聪颖，便常指导他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张立垣幼年时期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好习惯。后来在私塾就读时，他的文章非常出众，常因品学兼优而受到塾师的称赞。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下，他先轻易通过县试，又赴青州参加府试。府试揭晓，一举考中秀才，成为当地引人瞩目的人物。 清朝光绪年间，西方的科学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国内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文化的进步性与科学性，主张洋为中用，兴办新学，“教育救国”论一时颇为盛行。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张立垣放弃科举学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济南省立师范。从闭塞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内忧外患的中国政局认识得更加清楚。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他深受割地赔款的刺激，每每与人议论时政，总是愤形于色。后来，他还专程前往上海拜访了著名的书法家翁同龢先生。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因赞同康有为、梁启超变法，鼓动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派而被慈禧太后所忌恨，遭受贬谪，回家隐居。张立垣到上海结识翁同龢后，与之畅谈国事，所见略同。说到“帝党”失势与“后党”专权，翁同龢不胜惋惜，感慨万分，溢于言表的悲愤之情，使张立垣久久难忘。在这期间，他们还共同切磋了书法艺术，张立垣自觉受益匪浅。翁同龢对张立垣的学识也很赞赏，大有“欣与挚友话天下，喜逢知己两依依”之感。临别时，翁同龢特意题“秀句满水国，芳声腾海隅”条幅相送，这次上海之行，对张立垣后来形成的反清思想有很大影响。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各反清团体，成立了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张立垣在章太炎任主编的《民报》上看到同盟会的宗旨后，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尤其是读了陈天华所写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等书后，更深为书中洋溢着的炽热的爱国情操所感染。在这之前，他耳闻目睹了清廷在慈禧太后专权下，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丑行，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一次，他到省里参加考试，在一篇论文中猛烈抨击了朝廷弊政。他愤然指出：“今天下多冥顽之物也”，致使“祸端交作”。他大声疾呼：“玉帛往来之下，反启桀骜不驯之心，而国危矣！”宗师在阅卷时，对张立垣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才华赞批曰：“五艺均明顺。”但是，他对这位来自乐安的考生在文章中显露的叛逆精神，则不能容忍，大为恼火，联想起乐安历史上多有愤世疾俗之士，提笔斥责道：“舍题作文，借端讥刺，此邦之恶习也。有志上进者，切勿效颦尤！”张立垣早期的这些民主思想的萌芽，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得到了升华，使他很快地接受了三民主义，成为同盟会的一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立垣深受鼓舞，兴奋不已。他立即与延焌三等率学界人士在乐安县城集会。张立垣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三民主义，呼吁民族革命，力主推翻满清统治，提倡民权，与会者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矛头所向，直指封建王朝。 张立垣组织的这次革命行动，触怒了满清王朝在乐安的最后一任知县董大年。这个上台伊始便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酷吏，深知推翻清廷势必危及自己县太爷的宝座，因而又恨又怕，急忙派兵驱散集会的民众，扬言要抓住领头闹事的张立垣严加惩处。张立垣毫不畏惧，决心继续革命。他得知孙中山要取道烟台从日本回国指导革命的消息后，便打定主意，奔赴烟台，意欲面见孙中山，寻找革命真理。 张立垣赶到烟台，闻知孙中山已经到达上海，他深感遗憾。但是，烟台的反清斗争如火如茶，使他大开眼界，1911年11月12日晚，革命党人在烟台发动起义，一夜之间便光复了烟台。第二天一早，烟台大街小巷鼓角齐鸣，万众欢腾，各商号易旗欢迎。满清王朝的标志——黄龙旗，被人们踏在脚下，昔日帝国的权威一扫而光。人们言必称革命，谈必论共和，扬眉吐气，喜笑颜开。这表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都给了张立垣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使他更加坚定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信心。 此时，他又结识了邓天乙、李少卿这两位同盟会员、乐安同乡。辛亥革命时，邓天乙奔走济南、青州、潍县、寿光、诸城等地，组织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冲击清朝地方官吏，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李少卿也是一位全心全意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志士，坚定地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了对抗清廷的青州独立运动。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 1912年4月，张立垣、邓天乙和李少卿经过周密计划，一同回到乐安，在张立垣家场院内的北屋里召集会议，拟定了行动计划和宣传提纲，组织发动革命党人同董大年展开斗争。在此之前，清朝皇帝溥仪已于2月12日宣布退位，这时的董大年，虽还支撑局面，但已成为无根之树。“驱董”战斗打响后，张立垣他们三人率领民众，冲进县衙，直抵大堂，喝令董大年出来答辩。董大年吓得躲在堂后不敢露面，后来终于被愤怒的人群从角落里揪出。张立垣等在大堂前历数了董大年的累累劣迹，激起了民众对清朝统治的更大仇恨。董大年面对众人的舌剑唇枪，欲辩无词，很快败下阵来，被满腔怒火的民众驱逐出县，回浙江会稽老家去了。董大年被驱逐出县时，前往县城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人们都以目睹这个赃官的下场为快。董大年被抬在一无顶小轿上，左右各挑一副大纸牌，上面画着大乌龟。人们为了庆贺胜利，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董大年平日的骄横气焰丧失殆尽。 驱逐董大年后，张立垣、邓天乙和李少卿等人又筹建了同盟会乐安支部，进一步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这时，民国乐安第一任县知事王文琙到县任职。民国初兴，王本当顺应潮流，施使新政，但他受旧传统势力影响，对推行民国新政不无抵触。张立垣等人等候多时，终于急不可待，找到县府，面见王文琙，直陈革新事宜。在他们的一再督促下，这一时期本县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发展教育事业，取缔私塾，倡办学校，派人赴乡村调查办学情况；创办中等教育，建立单级师范养成所，招收学生170多人，以培育师资力量；成立县议会，使各界民众得到参政议政的机会。经过努力，促成了县议会的选举，结果同盟会员在议会中的席位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在同旧势力的斗争中，张立垣的声望越来越高，他被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县教育会成立后，被公众推举为会长。后来，又被委任为县视学所（后改为教育局）所长。不久，他应友人邀请，辞去所长职务，离开本县，到济南从事教学工作。 1913年，袁世凯为了扩充实力，准备日后复辟帝制，责成财政部筹措军饷。于是，财政部规定：凡民间买卖田宅，不论已税未税，一律验呈，重新纳税。王文琙推行民国新政虽然不力，但干起搜刮民脂民膏的行当来，却是得心应手。他接到验契的命令，急于邀功请赏，便雷厉风行，极力催办。百姓被逼迫到县府重新验契，遭受盘剥。一时，民心沸腾，怨声载道。而王文琙却因为办理此事为全省之冠，受到省里的褒奖，名利双收。因此，他横征暴敛，更加有恃无恐。1914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当王文琙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到乐安北部的碑寺口验契时，再立名目，巧取豪夺，民众不服，王文琙恣雎骄横益甚，暴怒的乡民终于忍无可忍，聚众造反，痛打王文琙，使其命归西天。 “乐北民变”震动了袁氏朝廷，袁世凯认为事关重大，亲自批示通报全国。山东都督靳云鹏亲自调集兵力，部署围剿。官兵蜂拥而至，捉拿抗暴乡民。他们将参加暴动者杀害，以辫为绳，将鲜血淋淋的人头悬挂于村头树上。遇害者咬牙切齿，怒目圆睁，悲惨之状，震人心弦。就是这样，统治者仍不罢休，还要组织更大规模的搜捕。这些消息传到济南后，一时满城风雨，皆曰乐安百姓大祸临头。在济南谋事的乐安同乡都很着急，深为乡亲们的命运担忧。经过串连聚会，商、学各界同乡一致公推张立垣到青州面见道尹，诉说原委，为乐安人民请命。张立垣不负众望，从济南驱车赶往青州，晋见道尹，慷慨陈词。他说，此次乐北民变，青州府以“戕官案”上报，把责任一味归罪于民，有失公允。实情是黎民百姓财物已被搜刮一光，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实属官府谋略不当。官逼民反，历来引咎于官，现在官府理应省身自责，安抚百姓，实不该火上浇油，滥杀无辜。此行若不即止，乡民被逼走上绝路，铤而走险，只能以死相拼，别无他路……。 张立垣的诤诤诉词，青州道尹听了虽觉甚为刺耳，但迫于这次农民起义大有蔓延之势，权衡利弊，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责成乐安县府停止验契；除已被杀的14人外，捕去的人也被陆续放回。 张立垣得知家乡生灵免遭再次涂炭，不胜欣慰。高兴之余，决心为父老百姓再作奉献。他回到故乡，见教育状况依然，能念得起书的人寥寥无几。于是，一个为家乡办学的意念在他心头萌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张立垣倾其积蓄，将自己平日节俭下的306块银元（当时一块银元值150斤白面），捐献给村里，在村西北角建成了一所新式学校。这所学校有五间砖基瓦顶的教室，出檐有廊，前面全是大格窗户，宽敞明亮，室内条桌方凳，整齐美观，学校设计独具匠心：厨房、寝室、花圃、鱼塘巧布其间；操场四周，洋槐、松柏挺立；厅前阶下，麦冬长年青翠，迎春、梅花、牡丹、月季、洋桃等随时节竞相开放。整个校园，鸟语花香，书声朗朗。看着韩疃村历史上这第一所学校，百姓无不欢天喜地。 此事传到县里，民众齐声称颂，连县知事李传煦也赞叹不已，自愧不如，亲自率领学界人士向张立垣敬赠题有“为国储材”的匾额，以表感谢之意。山东省公署为表彰张立垣这一义举，特授予他三等银质奖章。 张立垣的高尚品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被誉为社会名流贤达。山东省公署考察了张立垣的业绩，拟请他出任某县县长职务。对于此事，张立垣察前观后，予以拒绝。 辛亥革命以后，张立垣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到反袁、讨袁的“二次革命”；从段祺瑞操纵北京政府到张勋复辟帝制；以致后来形成的各自为政，军阀割据的局面，使他痛苦地感到国民革命早已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演变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数幕闹剧。更使他感到愤慨的是挚友邓天乙的不幸遭遇：这位曾经参加上海“肇和舰”起义，后又策动“海圻舰”反正，组织山东省护国军，武装讨伐袁世凯的前敌司令，曾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胶东招讨使、革命足迹遍布全国的民国功臣，竟因为鄙夷和不满某些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腐化堕落，而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军阀韩复榘以“趋重下层，不择手段，充当晋军别动队”的罪名杀害。他还看到，有名无实的“民主”、“共和”，并没有拯救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丧权辱国的条约在继续，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加强……。这一切，不禁使张立垣对官僚充斥的国民政府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打定主意，不谋仕途，继续执教学界，洁身自好，断然不与新朝权贵们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