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马耀南同志是山东长山人，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他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积极参加张友渔同志领导的学生运动，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后来回到家乡，任长山中学的校长，在学生中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坚持抗日主张，并接纳一些主张抗日的进步人士。当时在长山中学任教的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邓甫臣等都是共产党员。1937年冬，在党的推动下，与徂徕山起义相呼应，以长山中学师生为骨干发动的“黑铁山起义”，响起了唤醒民众的春雷，发出了山东武装抗日的先声。 黑铁山起义成立了一支抗日队伍，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马耀南，副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政治部主任赵明新。这支队伍，在长山、邹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934年，我从太原晋绥军官教导团受训回来，到邹平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担任军事教官，那时对马耀南已经闻名，但不认识。以后为糊口计，我曾到鄄城、巨野、滕县几处学校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滕县的界河、龙冈，听到黑铁山起义的消息后，心情振奋，决心北上参加抗日队伍，1938年初，我从滕县回到了邹平。 到了邹平，住在岳父家里，听到马司令的队伍真枪真刀和鬼子打仗，群众对这支队伍很拥护，很信任，抗日情绪很高涨，我很受感动，很想见见马耀南司令。 这时候，研究院的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救国军。其中有个同事叫怀焕文，在研究院时我教军事，他教武术。怀和马耀南的二弟马晓云是旧交，通过他的介绍，3月初的一个晚上，马司令接见了我。 司令部简单朴素，马司令温文儒雅，内刚外柔，以礼待人。他先了解下我的经历，没有很多客套就转入正题。他问我对当前抗日的看法，我就将从滕县到邹平一路的所见所闻，一路的观感都谈了。我说：“如今都说抗日，可口头抗日的多，真正抗日的少。抗战不应该是时髦，而应该是行动。群众出粮出钱是叫你抗日，不是叫你当官。好多人标榜抗日救国，实际在拉势力、压群众。指望这些人，什么时候也不会取得胜利。”马司令赞许地点点头。说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主张，我表示唯抗日是投，谁抗日，赞成；谁投降，反对。不看虚名，要实打实干。司令笑了：“你要的是抗日，不要偏见。”话谈得很投机，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说：“我们是志同道合，一见如故，能谈到这个程度，真出乎意料之外。既然刘先生有志抗战，到部队里来咱们一块干吧！” 马司令待人这样诚恳热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不久，我就参加了马耀南的队伍，安排在司令部当参谋。从此，我常在马司令身边，经常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 那时候第五军还带有统战性质，军旗有镰刀斧头，也有青天白日。队伍初建，很多人思想不稳定，特别是一些下层干部，顾虑重重。马司令经常叫我了解情况，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有几个队长，一个是研究院的学生，一个是研究院的助教，一个是我的内弟刘树青，都和我很熟，无话不说，我因此知道他们的顾虑是怕局势不定，国民党反共。我就对他们说：“怕什么，抗日还有罪吗？真有变化，我有办法。”我这么给他们一壮胆，还真的起了不少作用。 以后马晓云看我很活跃，心存戒备。说不定他还以为我是共产党人，曾暗地提醒司令注意，马司令却毫不客气地训斥他：“你知道啥？你不就知道酒卖多少钱一斤！”马是长山的大家，马晓云是他家酒店的掌柜。 有一天国民党省党部一个姓李的委员来找马司令，述说了国民党正统的一套消极抗日的观点，还有什么“安内攘外”的所谓“道理”。马司令听不进去，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算了吧，老兄，国难当头，抗日一家，自家不抗日，又反对别人抗日，那一套行不通。”那人走后，马司令就对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把朋友得罪了，可是没有办法，观点不同嘛！” 马耀南同志待同志待部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穿着也很朴素，军装也是灰布做的。那时候队伍很穷，可他家里很有钱，他并不因此闹特殊。身为司令，没有一点官架子，常和一般同志说说笑笑，大家都乐意和他接近。他到部队中，战士们便把他围起来，拉着他的衣襟说：“马司令，被费两个，请请客吧。”他笑着说：“都是同志，大家一样，哪有客呀！” 他在社会上层，常有一些社交活动，但他讨厌那种吃喝拉拢的陈腐作风。有时他出去游说，后勤上给准备些钱让他带着备用，他不带，说：“咱不搞哪一套，省下几个改善战士的生活。他们请我，算白请！” 马耀南同志对生活条件从不计较，对自己对别人的学习却要求很严格。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学习抗日战争战略和策略问题，有些书在他的提包里随身携带，一有空就坐下来翻阅，常常是发愤忘食。有次在行军途中休息的空间，他拿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见我过去，就递给我说：“矫非呀，现在就是得好好学习，不学习眼界就窄。过去我光知道要抗日，不懂得统战，不懂得抗日的战略和策略，分析问题也讲不出很多道理。现在行啦，写文章下笔数千言，作报告也不成问题了。” 记得1938年秋，部队在淄川长仇一带整军时，当时的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去作过一次形势报告，是关于保卫大武汉的。这个报告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深刻而又风趣，马司令激动万分，他兴奋地对我说：“这个报告是马列主义的，讲得很辩证，很有深度，真开眼界。书记的水平就是高，看来就是得多学习。”我虽然觉得洪涛同志的报告鼓舞人心，却说不出好在那里，只有点头称是而已。 1938年6月，杨国夫同志来到这支部队。在此以前，廖容标同志带部分队伍到铁路以南开辟根据地，这就是后来的四支队。1938年7月7日，是抗战一周年的纪念日，在邹平城的城隍庙召开大会，队伍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副司令员杨国夫、政委霍士廉、政治部主任鲍辉。马司令员接受党的领导，政治倾向更加明显，使广大军民很受鼓舞。 当时的第五军，包括长山马耀南和邹平张景南所部的两股势力，名为一体，实属联合。马司令胸怀大局，襟怀坦白，相信共产党，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在改编过程中，积极推动。张景南则由于地区观念、政治立场等原因，一直是心怀鬼胎，迟疑不定，消极观望。改编会他虽然参加了，但他所属的队伍如高竹筠等都没有开进城来。当天晚上一看没有安排他的职务，趁着黑天小雨赶出城外，溜之大吉，以后果然成了抗日的敌对力量。 马耀南同志对张景南进行了很多争取工作，却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这期间我曾向马司令建议说：“此人骨子里反动，实在争取不过来，就不如把他除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马耀南同志不同意那样办。 这之后不久，张景南就作为顽固派的八大司令之一，联合起来围攻三支队，上级派来马保三同志领导的八支队将他们赶跑了。我们在东范庄包围了张景南，因为走漏了风声，又让他跑掉了。这时我又对马司令说：“当时你听我的话就好了，留下这条祸根，以后少不了找麻烦，……”司令员郑重地说：“当时他的行迹还没有暴露，我们那样做，群众不理解，不利于团结抗日；如今他不抗日反人民了，怎么惩罚他都行，群众也不会怨我们。”这么一想，还是马司令以大局为重，从政策策略的高度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 部队拉到淄川时，在佛村，国民党淄川县长去拜访他，县长走后，我问马司令：“这个县长怎么样？”他说：“能和我们主动接触就算不错。他当然还是那些国民党的老调，我可是没放过这个机会，给他讲了不少抗日的道理。我要他抱定团结抗日的宗旨，负起地方抗日的责任。抗日宣传要随时随地，统战工作也要尽量扩大范围。” 他讲统战不仅扩大到国民党上层，还扩大到日本军队。1939年春，一个日本兵带了一把刺刀，化装成农民模样，从鬼子青杨店据点逃出来，被我们的哨兵抓获。经过盘问，他说是日共党员要投奔八路军，问他们的党纲党章时，他却一点答不上来。虽然有疑问，马司令还是把他留下来。经过教育后，积极为我军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马耀南同志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而且他努力学习，对自己严格要求，主动接受党的考验，为使自己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而努力。马司令在这方面对我的教益是很多的。记得1938年8月，击退了邹平一带八大司令的联合进攻以后，三支队、八支队的领导人亲切会见。八支队走了以后，有个小本子掉在桌子上，我好奇地翻看，发现里面尽是部队的组织情况、武器配备等重要机密，那时候我俩还都不是党员，对部队组织情况和作用不大了解，把本子上交后，我曾秘密地对马司令说：“八支队为啥能打仗？人家里面还有组织哩！”他当然知道得比我多，嘱咐我严守秘密，并小声告诉说：“不久咱们要整训，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整训前支队成立了一个干部教导大队，训练排连营干部，任命我当大队长，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兼任教导员，训练期中组织了部分优秀队员学习党的知识，为以后党组织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整训中我调省委驻地（沂水堤岸）总部参谋处学习，同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耀南同志也在整训中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939年春经北方局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 入党以后我回三支队任参谋处第一科科长，和马司令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日子里，我发现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学习更加刻苦。同时，也严格要求部下奉公守法，遵守组织纪律，对工作必须克尽职守，对人民事业必须高度负责任。 1939年春，就在他入党不久，在邹平西我军遭到鬼子的突然袭击，仓促之间，马司令临阵指挥，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表现了高昂的战斗热情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使被动局面得以扭转。战斗结束，当他知道支队参谋长玩忽职守在家打麻将时，非常生气，命令警卫员把参谋长绑起来，定要按军法处理。经过司令部我们几个同志的劝说，给他松了绑，但司令怒气未息，坚持不要他当参谋长了。他说：“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作风，八路军绝不能要！这样的参谋长只能贻误军机，光吃败仗。这样的人别说当参谋长，当战士也不要。”平时他和参谋长并无成见，这次却一点不留余地，事后他承认自己处理方式太粗暴，也很少见他这样激怒过。从中也可看出他嫉恶如仇，对于那些不负责任，拿战士生命当儿戏的人是何等严厉！这个参谋长姓郑，曾在东北地区干过国民党的公安局局长，抗战初在太河一带组织“红枪会”，后参加抗日队伍，从四支队调来不久，由于这次的恶劣表现，受到了马司令的严厉惩罚。 1939年3月“太河惨案”发生后，三支队所属部队在邹平刘家井集中，6月6日在刘家井与日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敌我双方各有兵力三四千人，仗打得很激烈，军民联合，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使鬼子伤亡数百余人。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敌人装备优良并不断增兵，为减少部队损失，司令部决定撤出阵地。撤退时，黑夜里队伍被冲散了，当时的形势对我不利。为分散目标，马司令与杨副司令分兵两处，马司令向周村一带运动，杨副司令向临淄苇子河一带转移。这次战斗中我是作战科长，因走得较晚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几经辗转才到了长山八区根据地。离开了部队以后，我们各自为战，和几个失散的同志一起建立了一支小部队，以后命名为八大队。 1939年7月，马司令员去临淄，途经桓台牛王时遭到鬼子的伏击，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壮烈殉国，同时牺牲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吉泽永藏。马司令的不幸牺牲，使邹、长一带的抗日军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使自己失去了一个敬爱的上级。消息传来，人们无不悲痛万分。每当想起他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亲切教诲，宛然如在，便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我写了一首诗，借以寄托对他的敬佩和思念： 抗日烽火起，黑铁战旗红。 投笔赴国难，救亡作干城。 血肉连长山，兵马起邹平。 肝胆裂血日，千载记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