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53年3月，我由中共胶州地委宣传部调入山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开始了我毕生的新闻生涯。期间，既有历史的政治坎坷，又有晚年的“再创辉煌”。这一切，无不与此前我在胶州的工作经历有着深刻的关联。我一直把我在胶州那3年的生活视为人生最惬意、最重要的时期，她奠定了我未来的道路和做人的根基。
  历史上胶州是否设州、何时设州，我无从查考。而1950年由南海与滨北两地区合并为胶州，我却是亲历者之一。那座古老的县城，塞满了机关的办公室。一条南北街道，把地委和行署分在东西各半部，再沿着丁字状的一条东西街道，出西门经电影院、师范，向北可直达胶州火车站，而沿途则是无垠的农田。
  城内青一色的砖瓦房，布局得体，似乎是一座大庄园的所在，有许多不大的院落组成的群体，院院相通，初来乍到，真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当时，正处于机关整编，人员变动频繁之期，不少被精简下来的同志，愉快地返乡为民。由于我具有当时十分紧缺的中学学历，便被从胶州中心医院选调到中共胶州地委宣传部，负责地区广播收音站的筹备、创办工作。地区所辖9县，也分别从文教科抽调1名科员，创办县级站。
  几天以后，由宣传部教育科黄国士同志，带领我们一行10人，到省台进行技术业务培训。不到1个月的学习，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从无线电里传来的各种信息、文艺节目、科学知识，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当时由于交通闭塞，农村三五天才可以看到报纸。而通过广播，几乎在新闻发生的同时，就可以听到，这是旷古以来未曾想到的事；当时，谁也无缘听到的名家演唱，现在不花分文，人人都可一饱耳福；当时，谁也无缘进入的大学，现在都能聆听著名教授的讲座。我们兴奋地感到，自己从事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
  培训班结业时，由中央统一制作、发放给每站一部的5042牌号的直流收音机，被我们视同“情人”般地从济南抱回各收音站。
  我回到地委以后，轰动了整个大院，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从此，改写了胶州没有收音机的历史。大家争相一睹为快，一听为快。地委书记苏继光、副书记林明、秘书长李振等领导同志都赶来了，他们一个个十分稀奇地想伸手一试，但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同志们（那时不兴称官职），不要乱动手，老师交代，只能专人负责，如果谁想听什么，我可以为你选台。”首长们听后哈哈大笑，风趣地说：“好！我们遵守纪律听指挥。”于是，我便对中短波一一调试，让大家听上最美的戏曲和音乐（那时各台的节目十分丰富，不像现在打开收音机，不是卖药看病，就是征婚求职），直到上班钟声敲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此后，我便开始了繁忙又丰富多彩的工作。我每天的工作，大体如下：
  早晨一上班，就要抄收“记录新闻”，接着，便要自刻蜡版、自己油印，并向各单位分发。不要小看这张油印小报，由于它成为人们每天期盼的第一道精神大餐，而对我投以十分感激的目光。
  每天上午11时左右，都有“省政讲座”或“理论学习”节目，我根据不同的内容，去组织不同部门的同志到站收听，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自行车，以步代车已成习惯。由于这些内容对指导大家的业务工作和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都至关重要，久而久之，不用通知，他们都会按照惯例提前赶到。这时，我会特意为他们选听一段文艺节目，使他们十分开心。还由于收音站设在地委大院正冲大门的一座古式建筑里，其中藏有“土改”时从地主那里收缴的大批图书，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阅读，对大家更增加了吸引力，所以，每听完讲座，都满意而归。下午，有“俄语讲座”、“语法讲座”、“历史知识”、“农民节目”、“工人节目”、“妇女节目”、“青年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各部门按各自的专业和需要选择到站收听。
  广播收音站建立和开展工作以后，给机关干部带来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并且通过他们，把这一现代化通讯信息的影响扩展到广大群众中去，这不仅拓展了人们的视野空间，也为社会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播下了第一批种子。
  时任宣传部长的张超是一位极富魅力、颇具眼光、学识渊博而又不足30岁的年轻领导者。据说，当年发动参军比较困难的后进县，只要他到场演讲，便出现“体重不够揣石头、身高不够跷脚走、年龄不够改户口”争相报名的热烈场面。此人升迁也极快，调团中央当领导时，也只30岁出头，不幸惨死于“文革”中。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他对胶州广播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年，他经常过问广播收音工作，亲自阅批工作总结和油印小报。他察觉到这一工作不仅立显时效，且感敏地看到它的广阔前景。为了扩大广播的影响，加快它在广大群众中的普及，在当时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决定购置最好最大的扩大器和大功率的发电机，这样，不仅可以把重要信息广泛及时地传达到群众中去，而且可以利用它举办各种展览和宣传活动。
  我及时到省台服务部完成了采购任务：2只大喇叭各有20至30斤，2只大支架各有50余斤。每当召开群众大会、物资交流会，乃至在小教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两只威风凛凜的大喇叭，以它洪亮的声音，使群众振奋，令敌人胆颤，真正成为胶县城的一大奇观。我作为唯一的操纵者，也倍感精神抖擞。
  20世纪50年代，各种宣传活动和展览活动，十分频繁。每逢重大活动，我便与县文化馆联合组成小车宣传队，下乡巡回宣传。记得当时有1位谷师傅，他负责道具和推车，我负责编写宣讲词并为谷师傅拉套，女同志肖丽负责解说——她是由省吕剧组调来胶州文工团当演员的，后来剧团解散又调到文化馆作专业讲解员。这一支独特的小车宣传队，深受群众欢迎。
  那时的革命豪情极高，对广播宣传尤其热心，即使日以继夜地奔走呼号，也从不觉累，有时冒着大雨，顶着狂风，忍受饥寒，心情也非常愉快。
  在胶州广播收音站3年的紧张工作，不仅强化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更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记得当时我曾为《华东收音业务》、《山东广播》、《胶州通讯》、《大众日报》写了不少稿件，后来，又在《大众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同时，由于日夜与大批图书为伴，为我提供了广泛浏览中外名著的机会，开阔了观察眼界，升华了欣赏品位，提高了文学修养。
  正是在胶州这3年的工作，使我深深爱上了新闻通讯事业，给我日后成为一名光荣记者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就是我同创办胶州广播事业结下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