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石刻,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最早为汉代的画像石,其他诸如碑碣、雕像、柱础等种类很多。本文仅就所见述其大概,力求面面俱到而又有所侧重。能使读者对我县的石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汉代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是古代雕刻在墓室、祠堂、石阙或山崖上的一种石刻装饰,产生于西汉中晚期,其实不是“画”而是“刻”,属于雕刻艺术,是那个时代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工匠创作出来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汉代葬俗崇尚厚葬,在木棺的外围四周砌以刻上人或动植物等图像的石板,即石椁,就象现在民间送葬时所烧的纸人纸马一样,是建立在孝和厚葬观念之上的一种满足死者要求,慰籍生者心灵的艺术化表现。2000年5月份在杨集镇小于林墩汉墓群发现的两座汉画像石墓,可为我县汉化像石之典型。墓为双石椁呈南北向并列,出土汉画像石8石。
如东椁室西侧石:长274cm,宽79cm,厚14cm,浅浮雕。画面中央为一猎虎图。虎首前为一人持弓射虎头,箭在弦上,弓已拉满。射者前腿弯曲,呈半蹲状,后腿略直倾前。虎尾后一人前(左)手举斧欲砍,右(后)手举一锤作待击状,人呈躬身曲肢状。外区饰凹线三角纹、菱形纹。
南挡板:宽83cm,高80cm,厚15cm,浅浮雕。画面中心为一铺首衔环,两侧各有一长青树,树梢上各有一鸟,画面较满,几无留白。边饰三角饰、菱形纹。
北挡板:宽85cm,高77cm,厚15cm,浅浮雕。画面中心为一凤鸟,鸟翅振羽欲飞。边饰三角纹、菱形纹。此外,尚有庙山、黄山等地出土的数十石,不再--叙述。
二、石雕像
郯城最早的石雕像是出土于花园涝沟的一对石人,为南北朝时期墓室的一对门柱,青石质,均为圆雕,其一通高1.26米,蟾赊座,座上一人抱似兔小兽。其一通高1.30米,贝屭座,座上一人双手持箫作吹奏状。
郯城最早有刻铭的石雕像,为重坊栗园的孟成雕像,青石质,残高120cm,正面为一将着甲胄持剑,背有阴文刻铭“泰定三年孟成”,为公元1326年所刻。
郯城最有名的石雕像当属重坊栗园元代孟博士林的石雕像群,在“孟氏先茔”墓碑前向南延伸的神道两侧,从北向南依次对立石翁仲、石狮、石羊、华表等石雕。
石翁仲俗称石人,一文臣在东面西,一武将在西面东,文臣体高165cm,双手捧持笏板;武将体高170cm,双手握剑。石翁仲以示守卫墓域,石狮、石羊含有镇墓之意。孟博士林墓前石雕像,均为圆雕,刀法雄健,浑厚有力,形象生动,富于生活气息。
三、碑碣
郯城目前发现包括墓碑、寺庙碑在内的碑刻约40余通。时间跨度自元代至民国。较早的有元代重坊栗园孟博士林墓碑,碑通高约300cm,宽约100cm,厚约20cm,龟跌座,双龙戏珠碑首,碑额为阴文篆书“孟氏先茔之记”。
其他如“重修郯子墓碑”、“问官祠记碑”、“重修倾盖亭记碑”、“兽子祠记碑”、“修葺东海孝妇冢记碑”、“官竹寺碑”、“重修云门寺记碑”、“重修马头清真寺碑”等,因其款式和内容在《郯城县志》和其他文史资料多有记载,在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县文管所收藏的一块“忠魂碑"。该碑为四面长方体形,通高260cm许,边长约60cm,石质青中泛白,细察之,石里面有许多状如鱼子的小圆点,俗呼“鱼子石”,以砖石轻扣碑体则有金属声,连续敲击则余音不绝于耳,仿佛铜钟在风中鸣响,故又叫“风磨铜”。此种石料比较罕见,该碑是1943年郯城县伪政府为被八路军打死的日伪军所立。据已故去的郯城镇前龙门村老人李怀让生前讲述,此碑原先还大,碑文记载的是1915年民军统领张培荣剿灭当时郯城巨匪高大山、吴二和尚的事。据此推测,此碑是当时的日伪政府磨去原碑字后又刻制的。
四、其他石刻
华表,上古名“谤木”,后名“华表木”。相传尧舜为了纳谏,在交通要道上和朝堂上树立木柱,让人在上面书写谏名。现在一般所谓华表,是指古代宫殿、陵墓、城垣和桥梁前面作为标识和装饰用的柱形建筑,用巨石建造,有的周围有围柱、下有柱础,柱身往往雕有蟠龙纹,柱身顶端有蹲兽。设在陵墓前的华表叫“墓表”,如南京的南朝梁萧景墓表。北京故宫天安门前后的两对华表,雕刻精美,是古代宫殿华表中的精品。孟博士林神道上的华表呈八棱形,地面上高250cm, 直径45cm,柱身雕如意纹,柱顶端为一怀抱幼子之蹲兽。
石柱础为古时宫室柱子底部的垫石,类似于现在的走廊柱子底下的水泥墩,此柱础曾收藏于文管所。柱础上部呈覆盆式,刻莲花瓣;下部为八棱形,八面均刻花卉,浅浮雕,通高35cm,直径65cm。,据其造型风格,为明代遗物。
石鼓,为古代用于大门或牌坊的建筑构件,用于大门两侧既作门轴垫石用,又具装饰效果,如清真寺大门两侧的一对石鼓;用于牌坊立柱两侧的石鼓两两夹抱以固定立柱,也起装饰美观作用。石鼓一面或双面一般刻饰鹿、羊等瑞兽和兰、梅等花卉,也有刻福、寿等吉祥文字的。
李建平